429-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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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诏之日促也，铭、盛诸将咸跃跃欲试。或曰：‘湘军百战之绩，垂成之功，岂甘为人夺？若往，鲍（超）军遇于东坝，必战。’刘壮肃曰：‘湘军之中疾疫大作，鲍军十病六七，岂能当我巨炮！’文忠（李鸿章）存心忠厚，终不许。将卒皆知其事” ；
“铭”及“刘壮肃”，指刘铭传；“盛”，周盛波，都是淮军名将。淮军将领攘功争利，不惜与湘军内战，似乎不可思议。但是，分析一下淮军诸将当时的军功簿，却又觉得合乎情理。克服苏州是淮军当日第一大功，但排在奏保前列的，乃是程学启、戈登、李朝斌、黄翼升四人，刘、潘诸人无与焉。嗣后克复常州，刘铭传虽记头功，但终不可与苏州之功相提并论。军人博命疆场，无不希图克名城、歼首酋、膺懋赏；眼前再无比攻克南京、歼灭洪李更大的目标，而湘军久攻不下，朝旨适令助剿，正是百年不遇的机缘。众将士“跃跃欲试”，至曰“当我巨炮”，实在情理之中，不得尽谓流言。“将卒皆知其事”，曾国荃自然也有所闻，嘴上不说，心中能不猜疑？因此，李鸿章屡屡致意，喋喋不休，固然为了表明本心，也不无辟谣避谤的意思。
然则，李鸿章终究要回复这道谕旨，如何措辞呢？单说“指日即可得手”、毋庸协剿当然行不通，能说的，就只有列举客观困难了：
“于攻克常州后，未敢遽议协剿金陵；一以臣部兵将苦战经年，伤病疲乏，未得休养，若遽令远出，诚恐再衰三竭，无裨大局。一以曾国荃全军两年围攻，一篑未竟，屡接来书，谓：‘金陵所少者，不在兵而在饷；现开地道十馀处，约有数处，五六月间可成’；如能及早轰开，自必无须协助。又、叠准曾国藩咨缄，属令派兵接防句容、东坝、溧水、高淳各处。又、叠准左宗棠咨商，拨兵进规长兴，以掣湖州贼势。臣因湖郡贼氛尚炽，实为苏省切近之忧，应先派劲旅进规长兴，协取湖郡。俟湖州克复，门户稳固，然后分兵会图金陵，方无后顾之虑。是以拣派郭松林、刘士奇、王永胜、杨鼎勋等军会攻长兴，现已进逼城根，势难遽行撤动。而苏、常新复，各郡县内防湖州窜匪，外堵金陵窜路，节节设防，未可一处空虚。常胜军裁撤后，英酋巴夏礼等方以松、沪腹地无备，日与饶舌，臣固未可远离，臣之兵力亦仅勉支堵剿” ；
种种理由，不过两个字：“没人”。其时，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用围魏救赵之计，猛攻江西，曾国藩派鲍超往援，空出来的防地由李鸿章派兵接守；淮军“进规长兴，协取湖郡”，如前所述，乃是不惜得罪左宗棠，将兵力调至浙江，扎定后，“势难遽行撤动”；常胜军解散后，松江、上海也需要派兵驻守；因此之故，江苏兵力只够在省内“堵剿”，不能出省“协剿”。而画龙点睛的一句话，则是：“屡接（曾国荃）来书，谓：‘金陵所少者，不在兵而在饷；现开地道十馀处，约有数处，五六月间可成’；如能及早轰开，自必无须协助”；隐然在给曾国荃递条陈，申请展期。俗云：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谓对策，其精髓无非是个“拖”字。公然抗命，那是莽夫蠢才；智者黠者从不说不能遵命的废话，只会“沥陈下情”，告以不可遽行的苦衷。攻城歼敌，固有别于妇人生产，不可能推算出大致不错的准期，故中枢诸公并不能明确设定克服的限期，只能根据前敌报告日加催促而已。当然，同治七年间，庙算如神的慈禧太后下达终极追杀令，限令左宗棠、李鸿章等在一个月内消灭“捻逆”，否则“严加议处” ；算是“女中尧舜”别出心裁的特例，难以奉为实事求是的常规。
如此一来，谕旨所谓“一面奏闻，一面迅速办理”，李鸿章仅做到“奏闻”，而根本没有“迅速办理”。这是奉命援剿一方的托词，那么，奉命接待援剿部队的曾国藩做了怎样的复奏呢？我对照曾、李的复奏，发现他们联手制造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局面，其中妙处，难以言表。但我尽量尝试解说一二，不致完全埋没这呕心沥血的绝妙好文，先看曾国藩的复奏（伯牛案：其文甚长，不便全录，乃择要逐段分析）：
“自苏、常攻克之后，臣本拟咨请李鸿章亲来金陵会剿，特以该抚系封疆将帅之臣，又值苦战积劳之际，非臣所敢奏调，是以未及具疏上陈。函询臣弟曾国荃，亦以师久无功，愧悚无地，不敢更求助于人，近于畏难卸责、始勤终怠者之所为”；
说话也好，做事也好，最重要的是先占地步；或者说，要掐架，先得扎定马步。这两句话，就好似一个稳稳当当的马步。第一句，是所谓“礼”，即尊重行政体制之意。曾国藩固然是钦差大臣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衔）两江总督（伯牛案：此廿一字即其官衔），但是，江苏巡抚李鸿章也是“封疆将帅之臣”，非比一般属吏，可以呼来换去。各省之长，全都唯朝命是从，方能体现中央集权的制度威严；甚言之，一市一县一居委会，也都唯朝命是从，则更符合令行禁止的“政体”。行政架构确实有层级等差，但是，其所以有层级等差，立法本意及最终目的，不就是为了政令畅通么？总督归朝廷直管，巡抚又何尝不是；总督固可调遣巡抚，终竟不直接调遣，而将此调遣之权拱让朝廷，不就是尊重中央集权之意么？所以，这一句“本拟咨请……（又）非臣所敢奏调”，既说明小臣荩谋与大王宸断不谋而合于前，又表示圣谟广远能知缓急、微臣固陋不敢自专于后，在助剿问题上高度体现了对中央的尊重。第二句，是所谓“情”，即尊重前敌将士之意。曾国藩论事应务，不违礼制，不悖人情，且常能以堂堂正正之言，表曲折微妙之情。例如，李泰国兵船之议，他体谅总署谈判的难处，赞成继续购进，同时，明示华裔之别、缓急之辨，建议分赠各国，破财求安；即是佳例。“不敢更求助于人”云云，表面是说“师久无功，愧悚无地”，实则是在代替三军将士表述不“畏难”、不“卸责”、“始勤”且不“终怠”的决心。世间情事，每每有不宜正说、只宜反说甚而非反语不能表达的时候。湘军经营南京已久，不愿他人分功，天下尽知，中央未尝不知；这固然只是患得患失的人之常情，不足与语公忠体国的大义。可是，这种人情，却又建立在征战十年、伤亡数万的基础上，代表了全部湘军乃至全体湘人的士气民心，孰又能轻言公义重于私情，而完全置之不顾？于是，私情与公义，在此胶着缠绕，不论是中枢还是前敌指挥部，单就任何一方立言，都不免失之偏颇。那么，只有正话反说，方能做到句单而意复，言此而意彼。自承“师久无功，愧悚无地”，却反衬出浴血坚城的艰苦卓绝，自责“畏难卸责，始勤终怠”，却谴责了遣援助剿的不近人情。曾国藩就此在道德制高点立定一个马步，预先消解掉所有针对曾国荃贪功的批评。
接下来，则是更高明的以守为攻、以退为进：
“前接李鸿章来函，言苏军将士太劳，宜少休息，待会克长兴、湖州，再行选将拔兵助攻金陵等语。然使仅请派将前来，其知者以为怜该抚之过劳，信苏将之可恃；不知者以为臣弟贪独得之美名，忌同列之分功，犹非臣兄弟平日报国区区之意。合无吁恳天恩，饬催李鸿章速赴金陵，不必待七月暑退以后，亦不必待攻克湖州之时” ；
毫无疑问，李鸿章的奏稿，曾国藩已经先看过一遍。李摺详述人少不敷调派、先克湖州再助金陵等情，是临时退避，绝无可疑。曾国藩若据此进言，请缓其援，未免落入俗套，太露痕迹。然则所以应对之法，无过于反客为主。不是都在猜疑曾国荃“贪独得之美名，忌同列之分功”么？那好，只要能洗清嫌疑，还我兄弟清白，请朝廷千万不要体谅淮军“将士太劳”，也千万别管江苏“门户”是否“稳固”，立即下令李鸿章亲自率领淮军赴援。李鸿章列举不能遽行赴援的三条理由，都能言之有据，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困难。如果一味诛心，不讲道理，认定李鸿章推诿避让、曾国藩包揽把持，遂不顾一切，强令淮军东来；倘若劳师远征，不慎受挫，兼且扰乱南京围局，谁负得起这个责任？军事最忌遥制，从古至今，莫不如此；曾国藩笔锋所至，就是要凭虚发力，点中军机诸公此处要穴。单论文字，每句话都揭示了军机诸人心中所想而不便昌言的隐衷，可是出自曾国藩之口，并辅以李鸿章的军情通报，军机诸公又不得不三复斯言，再度评估派兵助剿的可行性。譬如欠债者逢债主上门追讨，先布置一套家徒四壁、久不举炊的窘况，然后不待债主开口，抢先倾泻汲汲还债的一腔诚意；债主倘有天良，观此境况，审其言态，除了自认倒霉，还能更置一词否？曾国藩的一番抢白，颇得赖账之妙。
细读曾、李二摺，我们发现：本应肩担大任、顾盼自雄的李鸿章，表现得扭扭捏捏；师久无功且被贪忌之讥的曾氏兄弟，却俨然以全局为重，毫无私心。一则谦近于伪，一则直近于矫。分而论之，俱都不符常理；合而观之，又似时势使然，非如此不可。
考察至此，读者未免产生疑问。前引曾国藩五月十六日致曾国荃书，委婉讽喻，说“何必占天下第一之美名哉？”显然表明兄弟二人对助剿一事有不同的看法。然则曾国藩在奏折中又何必弄此狡狯？伯牛是不是深文周纳，厚诬古人？确实，坊间印行的曾氏文献（包括搜集最称齐备的岳麓书社版全集）之家书部分，读者只见兄弟二人在讨论淮军助剿问题时，曾国藩自始至终劝其弟以大局为重，多穷理尽性之谈，无患得患失之态；俨然公而忘私，不可能如上述分析所言，明示公义，暗藏机心。但是，我们又必须知道，历史文献，往往有极不可靠的地方。就拿曾氏文献来说，其家藏手稿中某些函牍，页眉有曾国藩亲笔“不钞”字样，意即不许编进全集 。湘潭人袁树勋曾入曾幕，亦云：
“昔岁从文正金陵督署，常见其将家书底稿躬自删改发钞，已有必传之意” ；
可知公开发布的家书已经曾国藩亲自“删改”，不再是事实原貌，而是发生了“选择性失忆”。但是，胡适博士告诫我们：“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然则，在没有扎实证据的情况下，纯靠诛心之学，臆断曾国藩在助剿问题上的立场偏于否定，并因此在奏折中大玩花样，实在是不负责任的态度。然则，伯牛必须拿出证据来；否则，前此分析，都不过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纯为造谣诽谤。幸好，民国间，长沙方表从曾国荃后裔手中购得曾国藩手书数通，其中三封，作于同治三年四、五月间，专门讨论淮军援剿问题。此三信，其二收入曾氏全集，但已经“删改” ；其一，则迄今未曾收入。而这封未曾收入的，最能表现曾国藩对援剿问题持何种态度，可作为前此立论的依据。此信甚为关键，故全文抄录：
“沅弟左右。廿夜接十七夜来书，不忍卒读。心血亏损如此，愈持久则病愈久愈深（原注：幸每信字迹到底不懈，每次占六壬 皆好）。余意欲奏请少荃前来金陵会剿，而可者两端、不可者两端。可者：一则渠处炸炮最多而熟，可望速克；一则渠占一半汛地，弟省一半心血。不可者：少荃近日气焰颇大，恐言语意态，以无礼加之于弟，愈增肝气，一也；淮勇骚扰骄傲，平日恐欺侮湘勇，克城时恐抢夺不堪，二也。有此二者，故。然弟心、肝两处之病已深，能早息肩一日，乃可早痊一日；非得一强有力之人前来相助，则此后军事恐有变症，病情亦虑变症也。特此飞商：弟愿请少荃来共事否？少荃之季弟幼荃 ，气宇极好，拟请之日内至弟营一叙。弟若情愿一人苦挣苦支，不愿外人来搅乱局面，则飞速复函。余不得弟复信，断不轻奏先报。余俟详复，即问近好。国藩手草。四月廿日夜” ；
信中有两句话，可视作曾国藩对助剿一事的处理原则。一是“余不愿请来与弟共事”，二是“余不得弟复信，断不轻奏先报”。前者，是曾国藩的建议，后者，则表示此事之决定权终由曾国荃掌握，他不同意，曾国藩绝不会主动申请乃至同意助剿。曾国藩不愿意淮军助剿的两个原因，简言之即“兵将不和”四个字。曾国荃、陈士杰相继拒绝赴援江苏，李鸿章才得到一展身手的机会，虽说两年间建功立业，声名鹊起，但无疑有一股不能释怀的怨气；黄翼升事件，也让他觉得曾国藩并不谅解他的苦衷。曾国藩自能明白这层心意，因此，担心李鸿章会借机洗刷过往在曾门受到的屈辱，对曾国荃有倨傲“无礼”之举。淮军此行，不但带来攻城利器，也将带来肃清江苏的“骄傲”，相对于困敝惫乏、一筹莫展的湘军，他们是“强有力”的外援，不敢保证不发生恶客欺主的事情。加之已有刘铭传“岂能当我巨炮”的传闻，对于届时能否调和、弹压客军，曾国藩更是缺乏信心。曾国荃也说：不畏少荃占我之名，而颇畏季泉（鸿章弟鹤章）之勇不受约束 。由此可见，不愿淮军助剿，最根本的原因固然是湘军不愿分功（不便出之于口），实际的困难则是湘、淮两军共事易酿内讧（适可引为藉口）。
通过此信，我们可以了解到曾国荃的态度，即不论好说歹说，“情愿一人苦挣苦支，不愿外人来搅乱局面”。信首所谓“来书不忍卒读”，无非就是曾国荃在病重战苦的情况下，犹欲独力“苦支”，不愿外人搅局。兵事固然苦不堪言，然观乎大势，终必有成功之日；淮军来援，兵事稍得缓解，而功名利禄俱须分去大半，其苦又更甚于前矣。譬如公司创业，理念、技术、产品俱佳，独于流动资金稍感缺乏，然自忖只需咬紧牙关勒紧裤带，似亦能度此难关，此后必是苦尽甘来，前程似锦。忽有人焉，愿意投资入股，而条件苛刻，要占权利之大半，创业者稍有骨气、志气，必不肯苟且答应。曾国荃之志，即此创业者之志；其表现固为贪恋功名，其本质却是艰苦卓绝，较之全无实际、沽名钓誉者，不啻霄壤。正因为这份理解，曾国藩才不得不尊重曾国荃的意见。此时此地，尊重曾国荃的意见，就是尊重五万湘军将士的意愿，更是尊重那一种虽九死而未悔、历百折而不挠的精神。所以，我们要正确理解“不得弟复信，断不轻奏先报”这句话，此决非仅仅照顾家门之内的兄弟私情；倘若当日战天京者不是曾国荃，而是其他湘军将领，我相信，曾国藩也会如此表态，也只能如此表态。最早披露此三通书信的黄濬，无疑也同意我的看法，他说：
“清与太平天国之争，至甲子（同治三年）春大势早定，金陵之摧，计时以俟而已。然在当时，局中之焦虑，局外之谤讥，正不知如何沸腾。文正欲令李文忠援其弟，而又惧分功生隙，其心事曲折，此三书和盘托出。吾人与其嘲为天人交战，毋宁佩其谋国之至忠。盖其家庭骨肉之间，私书谆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