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9-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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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干扰，轻装上阵，陈国瑞入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训练神机营的旗兵。神机营创设于咸丰末年，抽调在京八旗精锐组成，僧格林沁曾任指挥官，现在由醇王奕譞领衔。神机营固为“八旗精锐”，但依然保留了养鸟、斗蝈蝈、酗酒、私斗等“日操”项目，所以比较湘、淮各军以及陈国瑞原来统领的部队，差距有如天壤。奕譞带陈国瑞去各营视察，熟悉工作环境，几天后，问他：“是可用耶？”他直话直说：“以国瑞言，无一用”。随后，就是整风改造。他的方法很简单，旗兵懒散已久，改造之法，无非“习劳”。“习劳”之法，就是每天带领旗兵“荷戈环寻外城”，按今天的说法就是“拉练”，就是“跑圈”。体能训练天天搞，“旗人疲欲死”，怨声载道，从将领到士兵，“人人恐惧国瑞即真统旗兵”。奕譞一看，兵帅不合，汰练旧军是行不通了，只有募练新军。于是让他在神机营士兵以外招募数千人，陈国瑞正有此意，两人一拍即合。但是，直隶地方，士民疲玩，几乎没有合格的兵源，就地取材行不通；回乡招募，加以训练，再带到北京，时间上来不及。怎么办？今日商业社会，新公司要在短期内获取业绩，在人事政策上最快捷有效的办法就是高薪挖人；陈国瑞虽不做生意，生意经还是门清，他也搞了一套优饷挖兵的办法。当日华北平原，左宗棠部队最多，陈国瑞便宜行事，先对老左开挖。
左宗棠的楚军沿袭湘军的薪酬制度，普通士兵每月工资四两多银子；陈国瑞则开出七两五钱的“天价”，派出“猎头”，跑到楚军各营“勾引勇丁”，甚至连左宗棠的亲兵营也有“猎头”们的踪迹。除了工资高，陈国瑞的“募章”还规定：“赌博、洋烟不禁，抢夺不禁”。不论湘军、淮军，其基层士兵诚如王辏г怂担骸耙岳濉保涣骄鲇帕有馊绱耍勘媒磐镀币簿褪呛苷５氖虑椤Ｓ谑牵潭碳柑欤鹿鹁痛映诹巳俣嗳恕２坏谌耍疤佑隆泵撬呈智Ｑ颍勾呔底氨敢约奥饴砻琢福戮颖嗽辈⒂谐没蓝嶂隆Ｗ笞谔奈胖缶獠皇浅嗦懵闫苹稻鸵凳谐≈刃蛎矗咳沃还埽钦蕉芳踉北亟萦遥览？坝荩谑牵辖羯献喔孀矗朐鸪赊茸X“妥为驾驭” 。
当日，军机处领班大臣是恭亲王，大概觉得因陈国瑞之事，得罪奕譞或左宗棠任何一方，都不明智，还是居中作老好人比较恰当。于是，有了这么两条处理意见：首先，不追究陈国瑞的过错。虽然“该侍卫谬妄至此”，本应惩处，但是“剿贼吃紧”，还是“姑示包容”。其次，给左宗棠一个面子。将陈国瑞及其军队调离神机营，交由左宗棠节制。表面上作了处理，实际上什么也没处理。不予处罚，固然是没有处理；将他调到左宗棠麾下，好像是将处理之权交给了左宗棠，其实，是堵他的口。“嗣后该侍卫营中军饷军械，即由左宗棠随时拨给。此中轻重机宜，谅该大臣自能斟酌办理也” 。
统帅之所以为统帅，就是要做到两句话，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以外”。其实，“决胜”之事，多有赖于前线将领的现场指挥，主帅身处“千里以外”，是不能“遥制”的。主帅在“帷幄之中”，除了制定整体战略，真正要竭尽心力“运筹”的乃是饷需问题。湘淮诸帅，自起兵到裁兵，从东南到西北，大部分时间、精力都用在筹饷上。甚至可以说，主帅威信之所以能够建立，领导能力、人格魅力固然重要，筹饷的本事才是实实在在的功夫。否则，书生带兵，仅靠道德文章，没有银钱粮草，武将们是万万不会服气的。“筹饷难于筹兵”，是曾、胡、李、左的共识；无饷不可添兵，则是具体操作的常识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想象，左宗棠必对突然增的三千陈军（谕旨限额之数），深感棘手。但是，陈国瑞既然开得出七两五钱的高价，不言而喻，他的饷源早有着落，并不需要左宗棠“随时拨给”（至少短期内如此）。不需要经济支持的话，名义上归不归左宗棠节制，对陈国瑞来说，有什么本质区别？陈军的早期投资，必然来自奕譞的拨款，花了神机营的钱，不听神机营的令，怎么可能？所以，实际上的控制权，左宗棠并没有得到；当然，他也不希罕得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名义上场面上大家得过且过，私底下实践中大家该干嘛干嘛。所以，“此中轻重机宜”，“该大臣”心中有数，必定能“斟酌办理”。“该侍卫”心中也很亮堂，高薪挖兵、抢夺装备的“既得利益”不被剥夺，以后收敛一点，还是能做一支自由自在驰骋在华北大地的“游击之师”。
当日剿捻，大部队有三支，分别由左宗棠、李鸿章、都兴阿统率，重大战役，也由此三路大军应付。陈国瑞游玩其中，打仗的机会不多，闲得发慌，甚为无聊。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无聊之日？要文斗，不要武斗（汲取与刘铭传争斗大败的教训），那就只好骂人。他写信给左宗棠，“历数其短”，如排挤曾国藩，是为“背恩”；压制鲍超、蒋益澧等人，是为“攘功” 。陈国瑞并非言官，所言之事，跟他本人没有一点关系，而且都是诛心之论，辨无可辨。左宗棠收信后只有摇头苦笑，他不能也不屑于回信对骂，所以只有憋下这口怨气。陈国瑞还不罢休，将信稿交给奕譞，嘱为代奏，俨然把自己当作维持风纪的御史。下级如此猖狂，但又不能“节制”，再被他骂上几回，笑话必然越闹越大。因此，左宗棠借口所部与陈军相隔遥远，不利指挥，请求将陈国瑞交由山西巡抚节制 。但是，军机处既然把皮球踢过来了，再要踢回去是不对的，所以谕旨云：“仍着左宗棠随时调度，不必有所顾忌……该大臣身为统帅，不得诿诸他认为自全之计” ；左宗棠都管不了，别人怎么管得了？而且调离神机营本就是你左宗棠的建议，好事要做到底，这时候想卸肩，恭亲王自然不答应了。
但是，没过多久，陈国瑞“游击”到山东境内，左宗棠奉命专防直隶运河两岸，调度实有不及；恰逢李鸿章督师北上，进入山东境内。于是，朝旨俞允前请，将陈国瑞调归李鸿章指挥。李鸿章是刘铭传的上级，按照陈国瑞的作派，不和他为难是万万不能的，但是，不过两月，清军就取得了剿捻的全面胜利，陈、李之间也就来不及发生不得不说的故事。事后封官进爵，陈国瑞战功虽不卓著，但也开复以前处分，并赏给云骑尉世职。诸军旋即裁撤；左宗棠楚军入西北，李鸿章淮军变成防军，陈国瑞两不相与，无所事事，遂往来江苏、直隶间，终日游玩。九年，发生天津教案，他并未参与动乱，前已说及，略去不表。综观同治七、八、九年间，陈国瑞优游疆场，交结王公，无功而受禄，有事则开骂，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如前所谓，正是一段“事机最顺、意气最盛”的黄金岁月。但是，祸福相倚，动静相生，陈国瑞这种人注定不能过上平淡无奇的生活，不是他自己无事生非，就有别人要借题发挥。在扬州邂逅李世忠，就打破了陈国瑞的幸福生活。
五、相期无负平生（上）导言
据说，同治三年某月某日，湘阴文庙生出一株灵芝。郭崑焘写信给他哥哥嵩焘，开玩笑说：“文庙灵芝，殆吾家之祥”；去年，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崑焘此语，恰说此事。但是，另外一个湘阴人不乐意了；这年十月，他因肃清全浙之功锡封一等伯爵。较之五等封爵，区区署抚算个什么事？哪里配得上灵芝瑞应？所以，他说：“湘阴果有祥瑞，亦为吾封爵故。何预郭家事乎！”遂致书郭嵩焘，争此吉兆归属。二人互不相下，“以兹小故，寖成大郄”。这个湘阴人，便是郭嵩焘的亲家大人左宗棠 。
左、郭因此构衅。不出二年，便发生了令郭嵩焘抱恨终生的“大郄”：受命节制闽、赣、粤三省军务的左宗棠参奏粤抚筹饷不力，郭嵩焘因此去职。在详述这件因灵芝引发的“倾轧”事件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此前发生在左宗棠身上的一件大厄事，以便更深切的体会郭嵩焘抱屈怀辱的辛酸 。
五、相期无负平生（上）忘八蛋，滚出去
咸丰八年十二月初三日，养心殿西暖阁，和郭嵩焘谈毕公事，文宗话锋一转，问起了左宗棠：“汝寄左宗棠信，可以吾意谕之：当出为我办事。左宗棠所以不肯出，系何原故？想系功名心淡？”郭嵩焘说：“左宗棠自度赋性刚直，不能与世相合；在湖南办事，与抚臣骆秉章性情契合，彼此亦不肯相离。”问：“左宗棠才干是怎样？”答：“左宗棠才极大，料事明白，无不了之事，人品尤极端正。”问：“闻他意思想会试？”答：“有此语。”问：“左宗棠何必以进士为荣？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所得孰多？他有如许才，也需一出办事方
好”；
二十年前，亦即道光十八年，左宗棠在第三次名落孙山后，黯然神伤，给老婆写信：“从此款段出都，不复再踏软红与群儿争道旁苦李矣” ；伯牛案：此所谓苦李，盖即酸葡萄也。二十年后，他已经是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鼎鼎有名的左师爷，不但名闻湘、鄂，甚且“简在帝心”；但是，未中进士的遗憾，并不曾因此稍减。郭嵩焘据实回答，文宗“何必以进士为荣”之语，似乎对左宗棠这个“进士情结”很不以为然。然而，此次君臣对话，并非专门讨论左宗棠的“进士情结”，其背景乃是一桩参案：湖南巡抚参劾永州总兵樊燮案。
湖北恩施人樊燮能留名史册，一是因为此件参案，一是因为他儿子樊增祥是清末民初的大诗人。先说此件参案。樊燮在永州总兵任上，官声极坏，其主要劣迹，一在贪，一在纵。贪者，贪污也。永州地区防兵共二千馀人，常驻城内约三百人；日常在总兵官署当差的，却有一百六十人。樊家的厨夫、水夫、花匠、点心匠、剃头匠等额，都由兵丁充任，薪水则从军费中支取。不仅此也，举凡日用绸缎、房屋装修，也都挪用军费。因此，樊总兵排场虽大，用费却极俭省，全拜贪污所赐。纵者，纵肆也。樊总兵治军甚严，有违犯军令者，一概军棍从事；而部下多在其家当差，不免偶触家法，也是军棍从事。樊家演戏，某千总迟到，违反了参加音乐会不应中途进场的社交礼仪，棍责数十；管理厨房的某外委千总烧煤过多，不能厉行节约，棍责数十；管理轿务的兵丁，因轿房灯具失修，棍责数十；樊总兵下基层视察，负责沿途招待的某把总因故迟到，即在船边扒了裤子打屁股。这些情况都被反映到省里，“总管”一省军务吏事的左师爷闻之大怒，立即建议骆秉章参劾樊燮。自咸丰四年入幕以来，骆秉章对左宗棠是言听计从；按左宗棠自己的话说：“所计画无不立从。一切公文，画诺而已，绝不检校” ；因此，骆秉章迅即上奏参劾樊燮 。
但是，樊燮是个有背景的人，他和时任湖广总督的官文关系非同一般。骆秉章参他之前，官文却已上摺保奏他为湖南提督。看到两份内容完全相反的奏摺，文宗不免有些困惑，因此见到来自湖南、湖北的官员就要问一声左宗棠何许人也。这就是郭嵩焘召对的背景。
总督要保，巡抚要参，官文心里自是极不舒服。更令他不舒服的，乃是明知樊燮是“官”人以后，左宗棠不但不化刚为柔，反而变本加厉的侮辱了樊燮一次。咸丰九年四月，樊燮到省，接受“双规”，赴抚署请训，骆秉章让他径去左公馆听候发落。樊燮至左公馆，作揖行礼，而未下跪请安，左宗棠厉声喝曰：“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快请安！”樊燮答曰：“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二品官也。”左被依礼驳斥，不由恼羞成怒，大骂一句：“忘八蛋，滚出去！”随即再次奏劾樊燮。
五、相期无负平生（上）“著名劣幕”
实话实说，左师爷这次做得确实有点过。樊燮堂堂正二品，怎么能向无品无级的师爷下跪呢？武官“无论大小皆要请安”，则是大言欺人，纯属吓唬参案在身的樊燮而已。最后那句“忘八蛋”，更是仗势欺人，毫无风度可言。当然，左文襄公一生善骂，这次不过是初试啼声；此是后话，先且搁下。樊燮当然咽不下这口气，兼且再次被参，不进行反击，势必摘去顶戴，于是，立即向官文诉冤、求救。官文一听，那还了得：区区一个师爷，一再不给我面子，不灭他一道，以后还怎么在湖南、湖北混？旋即兵分两路：樊燮向武汉督署、北京都
察院递禀诉冤，反控“左某以图陷害”；官文亲自具摺，参劾“著名劣幕”。
“劣幕”这两个字，很犯忌讳。在政府架构中，幕客是没有位置的，但是，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幕客又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象。清朝以前，幕客就已出现，不过，历朝历代的幕制都没有像清朝这样发达：
“清代幕制至为发达，其原因是圣祖、世祖＇宗＇ 责备臣下异常酷苛，屡兴大狱，稍一不慎，即有陨越。所以，臣下奏章文字都是兢兢业业，不敢作一越分语，而自蹈不测之祸。……仁宗 犹深名、法之言，明察刑狱，穷极豪芒，条例滋多，处分益密。而督、抚、司、道、州、县，大都以制义（伯牛案即八股文）起家，法令章程非所素习，不能不另请明习律令的人员辅佐为治” ；
在上者“明察刑狱，穷极豪芒”，在下者俱非法律、经济专科毕业，而“大都以制义起家”，故不得不聘请幕客，帮助处理“非所素习”的刑名、钱谷等诸般公务。政府为控制公务员规模，节省办公经费，故不愿为各级行政长官设立帮办、顾问的职位；而各级长官为了应付职、差，不辱使命，不得不“自费”养一批幕客。表面上看，国家确实节约了开支，可是，这个“自费”既然打了引号，其实非自费，又不待赘言。我们听到的名目繁多的“陋规”、“虚冒”、“苛捐”、“杂税”等等“灰色收入”，其大部分就用来负担幕客的开支。然则，国库虽不因此而虚减，人民实因此而加重负担。当然，民生问题历来不是吾国政治的重点；“肉食者”虽然明知幕客制度乃是一种畸形制度，但在国家开支得以节约的前提下，也就掩耳盗铃，并不严命废除。甚而有才高能显的著名幕客，可以上达天听；例如，被雍正称为“巡抚中第一人”的田文镜，其幕友邬先生就获此殊荣。田上请安摺，雍正批曰：“朕安。邬先生安否？”
但是，凡事皆有利弊。幕客固然是朝廷命官的好帮手，但为善为恶，存乎其心而已；倘若把持官府，枉刑纳贿，有官之权而无官之责，那也令人头疼。故同样是雍正皇帝，就曾下过一道这样的谕旨：
“各省督抚衙门事繁，非一手一足所能办，势必延请幕宾相助，其来久矣。但幕宾贤否不等，每有不肖之徒勾通内外，肆行作弊。黜陟属员，则清浊混淆；中理刑狱，则曲直倒置。败督抚之清节，误督抚之功名。彼则置身事外，饱橐而去。殊为可恨！夫今之幕客，即古之参谋、记室；凡节度、观察等使赴任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