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9-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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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抚之功名。彼则置身事外，饱橐而去。殊为可恨！夫今之幕客，即古之参谋、记室；凡节度、观察等使赴任之时，皆征辟幕僚，功绩果著，即拜表荐引。彼爱惜功名，自不敢任意苟且。嗣后督抚所延幕宾，须择历练老成、深信不疑之人，将姓名具题，如效力有年，果称厥职，行文咨部议叙，授之职任，以示砥砺”
这可算是清朝关于幕客使用的基本大法。幕客如果一心求财，则不免在办理人事（“黜陟属员”）、刑事（“中理刑狱”）这些重要公务时上下其手，一味贪索。倘若悬以功令，在科举以外，给这些编外知识分子（很多幕客出身秀才乃至举人，并非一般“愚氓”）指明一条升迁之途，或许能减少乃至杜绝幕客们“任意苟且”的现象。因此，“效力有年，果称厥职”的幕客，可以绕过科举这道坎，经吏部“议叙”后，“授之职任”。然则，学而优则仕以外，还有一道幕而优则官的后门，幕客们名心一动，官瘾一发，未尝不会检讨自己的行为，以便博取功名。反之，也可见出朝廷早已认识“勾通内外，肆行作弊”的“劣幕”的危害性，一旦发现，绝不会姑息。因此，左宗棠被官文、樊燮这两位一、二品大员以“著名劣幕”、“以图陷害”的罪名告上朝廷，文宗势必要严肃处理。
左宗棠在湖南一地，固然极为威风；但是，京城、湖南相隔千里，而与之为敌的又是总督、总兵，下情不能上达，命官亲于幕客，这是自然的道理。因此，此案一开始被钦命严查，左宗棠就注定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骆秉章倒是讲义气，立即复奏为其辨冤；但是，骆、左二人是雇佣关系，不能逃脱包庇的嫌疑，故批谕有“劣幕把持”一语，严加申饬。骆秉章只能噤口不言，再不敢放半个屁。最搞笑的是，“劣幕把持”四字传开以后，左公馆大门左侧就被好事者刷了一道标语：“钦加劣幕衔帮办湖南巡抚左公馆” 。搞笑归搞笑，左宗棠还真不敢抹去这道标语。为什么？我先讲段杭世骏的逸事：
“乙酉岁（伯牛案乾隆三十年），纯皇帝南巡。大宗（世骏字）迎驾。召见，问：‘汝何以为活？’对曰：‘臣世骏开旧货摊。’上曰：‘何谓开旧货摊？’对曰：‘买破铜烂铁，陈于地，卖之。’上大笑，手书‘买卖破铜烂铁’六大字赐之” ；
这六个大字，立即被裱起来，悬挂于杭世骏的破铜烂铁店（伯牛按其实则古董店也，在西湖边）。除了“本朝”典故，还有一个更著名的前朝案例，即所谓“奉旨填词柳三变（永）”，都能体现出天音御笔的可贵。因此，左公馆门侧的标语，在案情水落石出以前，是不能随便抹去的。
五、相期无负平生（上）有忍乃有济
不过，当日的左宗棠，是绝对笑不出来的。罪名查实，判他“陷害”樊燮的话，他就免不了逐出幕府、充军新疆的处罚 。那么，如何化解这道灾厄呢？如前所述，官司已经到了御前，要斡旋的话，不去北京是不成的。去北京，也有讲究。一则三人对六面，去刑部辩论一番；一则委托能通天的主，在御前美言一番。左宗棠不是曾国藩，他没在京城各部混过，更没有穆彰阿、倭仁那样的奥援；加之天性倔强，不肯钻营，故致书胡林翼，说得甚为悲壮：
“‘萧育、杜陵男子，何云诣簿’；乃汉人尚气语，农人不愿学。国人陈天一先人＇生＇ 潢佐靳文襄治河，曾蒙特恩赏国子监祭酒，后以蜚语上闻，愿就刑部对质，一夕暴死；乃吾师也。不负特达之知，不与党人之祸，不挫丈夫之气，其自处较有道理” ；
萧育事，见《汉书》卷七十八《萧望之传》，原话是：“萧育、杜陵男子，何诣曹也”。诣簿、诣曹，皆是前往纪委接受调查的意思。萧育此语，若谓：大不了不当官，洒家哪有闲心跟部吏调情？制度、法律，与时俱密；清朝不是汉代，不把问题交代清楚，一走了之是不行的。左宗棠身为名幕，岂不知其中道理？故云：这是汉代人的气话，我不学他的坏样。“农人”，其时左自称“湘上农人” 。陈潢，康熙时著名水利专家，是河道总督靳辅的高参，“凡辅所建白，多自潢发之”。后来，靳辅因水利问题与于成龙 辨难；按照吾国传统，学术争端往往演变为政治斗争。旋即靳辅失势，陈潢跟着倒霉，“逮京师，未入狱，以病卒”。 即左宗棠所谓“一夕暴死”。陈潢敢于“对质”，却又勇于“暴死”的精神，才是左宗棠所欲效法的榜样。敢于对质，表示问心无愧；勇于暴死，则是士大夫不愿受狱吏摧折的传统风骨。所以，他最后说，只有这样，才对得起皇帝（“特达之知”）、朋友（不会因审讯引发“党人之祸”，牵连胡、曾等人 ）和自己（“丈夫之气”）。
胡林翼是左宗棠最好的朋友，也是他的姻亲 。道光十七年，二人在北京订交，迄今已有二十多年的交情。二十几年中，胡林翼自进士（道光十六年）而知府（道光廿七年）而巡抚（咸丰五年），不能说一帆风顺，但比起三试不第、由塾师（道光廿九）而幕客（咸丰二年入张亮基幕）的左宗棠，自是顺利得多。二人的才识学术，固在伯仲之间；然基于个人家世、经历、交际的不同，在眼界、气质上允有差别，对官场政治，尤其是与地方政治明显不同的京城政治，胡林翼的认识比左宗棠要深刻成熟得多。因此，胡林翼应付处理此事，自有另外一种套路。八、九月间，左宗棠连着给胡林翼写了五封信；字数越来越多，语气越来越激烈，情绪越来越激动。胡林翼则寥寥数语，轻描淡写：
“奉书皆愤懑之词，不能以口舌与公争论。惟觉公因此等人事而自损太过，则尚非爱身之道也。刘庆到长沙，当知大概。惟有忍乃能有济，公其念之哉” ；
自左宗棠视之，眼前再无比这更严迫、危险的的事；出诸胡林翼之口，却不过“口舌”、“争论”而已。固可视为安慰之辞，但所以因应之策俱付阙如，是否太不近人情？不过，末云“刘庆到长沙，当知大概”；则透露出其中机栝。刘庆，是胡林翼的亲兵；刘赴长沙，必经胡林翼指示一过，然后将机宜、方略向左宗棠转达。然则，胡林翼早已计划好对策，只是害怕文书不慎遗失，泄露天机，因此在信中不提一字，故作迂远淡然之辞。如此慎重，反能见出此事之非同小可，决不是“有忍乃有济”那么简单。然则胡林翼是怎么通过勾通京城僚友，斡旋化解此事呢？要讲清楚这桩“保左”事件，不能不略为介绍肃顺以及他的幕府。
五、相期无负平生（上）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此时主持朝政者，是户部尚书宗室肃顺。肃顺幕府，则有所谓“五君子”者，为其中翘楚。“五君子”中，又以高心夔最受赏识 。高心夔自始自终参与了此次“保左”事件，多年以后，乃将内情告知薛福成，薛福成则记录在《庸庵笔记》。其文略谓：樊燮控状、官文参摺抵京后，文宗批谕：令官文密查，“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然则，左宗棠自忖最重不过充军新疆，尚未能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肃顺听闻此语，转告高心夔，高则转告王辏г耍踉蜃婀造狻Ｎ裁葱纬烧饷匆桓龃锎涡蚰兀克嗨骋还嵬品⒑ⅰ �
左等“楚贤”，而“楚贤”们则常通过“五君子”以及“肃党”杜翰等人，与肃顺交流中外信息。左宗棠有难，肃顺必思有以救之；但是，此事已谕令官文专办，他不好直接插手，故告知心腹幕客，商量对策。对策需要里应外合，上下通气，而高是江西人，在地域上与湖南帮稍有隔阂，故告知湖南人王辏г恕Ｍ蹶＇运此时与胡、左并不熟悉，便找到左宗棠的亲家、时任翰林院编修的郭嵩焘。郭嵩焘闻讯大惊，遂又通过王…高这条信息通道，向肃顺求救。肃顺这才指示应对之法：
“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 ；
一往一复，如此麻烦，后世读者不得不批评这种拖泥带水的作风。但是，如此麻烦，实在又是一种必然。中央集权制度中，位于权力金字塔顶尖的皇帝，最希望朝廷内外形成一种扁平化的政治局面，四方听命于一人，万民皆知有皇上。最深恶痛绝的，则是中外勾结，形成政治集团；虽说这种集团不一定就是篡权夺位的反革命团体，但是，或多或少，都会削弱中央集权。因此，臣子最害怕被目为“朋党”；反之，攻击政敌，最狠的招数就是将其罗织为“朋党”。历朝历代，都不乏党锢之祸，就是这种政治警惕性的现实反应。当然，历朝历代，又都不乏朋党。政治本就是一项人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益智体操，单枪匹马必定斗不过人多势众，不参与由师生、籍贯乃至学问、性情等元素组成的各类“朋党”，在政治生活中必然无所施展，甚至会受到排挤倾轧。朋党实在是先求自保、缓图发展的政治学入门功课。故我们可从史书中看到：不分清流浊流，不论忠臣奸佞，人各有朋，朋必成党；孰是孰非，固然要就事论事，但是朋党之不可避免，则无疑义。然则，理想主义者追求的不群不党，根本就违反了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乃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政治幼稚病。孤家寡人的皇帝极不愿看到朋比成奸的党团，身单势孤的臣下却不得不投靠组织，这种矛盾，实在是时势使然，无法解决。但是，正如厚黑学理论家李宗吾所谓：世间固多做得说不得之事；朋党也是只可意会，不便言传，尤其不敢让皇帝看出丝毫破绽。“保左”固然是为国家惜取人才，但由肃顺首倡的话，文宗必定要怀疑一品大员和区区幕客之间的关系，必定要追究这种关系背后是否存在一个更为庞大的人际网络，稍一不慎，涉事者就会落个结党营私的罪名。因此，肃顺极为小心，“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方能启齿”。
这句话，就是“保左”运动的指导性方针。“内外臣工”，包括京官和疆吏；只有这两类人中出来几个代表先行发言，肃顺才好顺水推舟，进行总结性陈辞。郭嵩焘于去年召对时为左宗棠美言，那是举贤不避亲，问题不大；这次却是参劾要案，故应避嫌回避。胡林翼境况与此相同。那么，此事势必要假手于人，找一个传声筒。郭嵩焘和胡林翼，一内一外，不约而同，都找到了潘祖荫。
潘祖荫，江苏吴县人，咸丰二年的“探花”，此时的南书房侍读学士。他毕生有两个爱好，一则书画古玩，一则才人名士；其癖与翁同龢同，故后人合称“翁、潘”。有一个故事，颇能说明他对人才、玩物的品评和取舍：
“文勤（祖荫谥号）偶在朝房与众闲谈，提及某日陛见之某提督，谓此人真是忠肝义胆。李文田问曰：‘其战绩如何？’文勤曰：‘不甚清楚。’李曰：‘然则状貌如何？’文勤曰：‘没有会过。’李曰：‘然则中堂何所见而云然？’文勤曰：‘他送我的鼻烟壶狠好，我就知道此人不错’” ；
当日，郭、潘俱在南书房上班，有同事之谊；但是，冒然请潘祖荫奏保素不相识的左宗棠，也非全无顾虑。郭嵩焘思来想去，定下一条“计赚”之策。郭嵩焘先将保摺写好，再带上三百两银票，径去潘家。见面就说：“伯寅（祖荫字），何久不宴我于莲芬家也？”伯牛案：莲芬姓朱，当时名旦，为潘所眷。潘祖荫说：“近者所入甚窘，何暇及此。”郭嵩焘一听，正中下怀，赶紧表示作东请客。于是，二人同赴莲芬家喝酒。席间，郭云：“今者具奏保举人，肯为之乎？”潘问保何人。郭曰：“姑勿问。摺已代撰且缮就，第能具奏者，当以三百金为寿”。言毕，即掏出银票，连问：“如何？如何？”潘、郭固为素交，多金恰又应急，故“不能无动”，乃纳金入怀。但是，不告知所保者谁，毕竟心里不踏实，因此，潘云：“事已至此，必无悔理。惟所保何人，摺中所言云何，必先令我知，否则万一叫起（叫起即召见），将何词以对？”此自实在情形，郭乃出摺与观。潘祖荫一看，被保者左宗棠虽不认识，但在湖南巡抚幕中赞画军事，早已名动京华；且平日与郭嵩焘闲谈，也略能知道左宗棠的才学品质。依他爱惜人才的一贯作风，固应进言；目下拿人手软，则更应进言，遂将此摺递了上去 。
郭、胡不能出面保左，否则有庇护同乡、戚友的嫌疑。潘祖荫出面保左，则是大公无私，“有不得不为国家惜者”。此摺略云：
“楚军之得力，由于骆秉璋之调度有方，实由于左宗棠之运筹决胜。宗棠之为人，负性刚直，嫉恶如仇；官文惑于浮言，未免有引绳批根之处，致其洁身而退。夫以一在籍举人，去留似无足轻重；而于楚军事势关系甚大，有不得不为国家惜者。请饬下曾国藩等酌量任用，尽其所长，襄理军务，毋为群议所挠”；
其中有一警句，甚为后世称颂：
“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五、相期无负平生（上）出幕
一个师爷被抬举到如此高的战略高度，确不多见。但是，早在咸丰五年，御史宗稷辰荐举人才，首列左宗棠，就说：“若使独当一面，必不下于（胡）林翼、（罗）泽南” ；同时，曾国藩奏叙左宗棠“保卫两湖，大有裨益” ，奉旨“以郎中分发兵部行走，并赏戴花翎” ；六年七月，胡林翼专摺陈明左郎中才略，说他“才学过人”，除帮办湖南军务外，还“能兼及江西、湖北之军” 。八年末，郭嵩焘召对时称赞左宗棠：“才极大，料事明白，无不了之事，人品尤极端正”。这些赞誉，无疑都被文宗记在心里，因此，潘祖荫的警句不但
不显得突兀夸张，反而有画龙点睛的作用。
于是，与肃顺讨论此案，文宗便说：“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长军旅，自当弃瑕录用”；言语间，已不再愤愤于“劣幕”。这一切都出于肃顺的安排，他正等着这句话，遂对曰：“闻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查酌情形办理”；旨允。官文收到最新指示，发现附件里面有一叠保荐材料，自然明白了朝廷的用意，于是偃旗息鼓，草草结案。
由此可知，保左一案，主持其事者为肃顺及其幕客高、王等人；在京奔走者为郭嵩焘；临门一脚，则发自潘祖荫。那么，胡林翼起了什么作用呢？遍查全集，除了上引数语外，找不到他参与谋划的直接证据。而揆之情事，他又不可能置身事外，然则，所有暗箱操作的证据竟未收入全集？胡林翼死后，门生汪士铎为其编订全集，向曾国藩请教编辑规范，曾复书云：
“胡宫保著述闳富，现在编集，闻专取其奏议、批答、尺牍诸种，自应急为刊刻，以餍海内景庆云先睹之情。……然吾辈爱人以德，要贵精选，不贵多取；尝一勺而江水可知，睹片毛而凤德已具，似无庸求益而取盈也” ；
原来，今日看到的《胡林翼全集》，并非全集，乃是选集，所谓“贵精选，不贵多取”也。而曾国藩的用心，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