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9-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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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以外，竟然还有这么一段文字：　　　　
　　　　　　“办贼必须得人，用兵必须选将，古云：‘天下危，注意将’；即今督、抚之任也。督、抚虽不必亲履行阵，要必精于选将委任而责成功，庶以守则固、以战则克而贼无不灭矣。瑞麟所奏粤东三大将，以臣所闻，骄怯有馀，朴勇不足，宜其不能战也。……慨自金田逆匪作乱以来，天下受其荼毒，而贼首皆广东人，即杨秀清、萧朝贵虽籍广西，而亦广东流民之占籍者。广东民俗，类多狡猾凶顽，出人意表，此次从贼归来者又多以投诚幸免，恐两广兵事尚无已时。若得治军之才如李鸿章、蒋益澧其人，祸乱庶有豸（伯牛案：解也）乎？”　；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是汉人陆贾的名言　。当此之时，总督、巡抚最重要的职责就是“选将委任而责成功”；但是，广州将军兼署两广总督瑞麟推举郑绍忠、方耀、卓兴“三大将”，“骄怯有馀，朴勇不足”，并未做到“注意将”的本分。然后笔锋一转，从“贼首”皆出身粤籍说到广东民俗的“狡猾凶顽，出人意表”，运用“地域歧视”作为理论工具，强调在两广地区用兵的特殊困难，同时暗示广东现任领导人的能力不足以控制局面。“此次从贼归来者又多以投诚幸免”，则指责广东官吏在战术上犯了“以抚代剿”的错误，苟安于目前，遗患于未来。最后一句话，则不但建议广东应该换人，甚且提供了具体的候补人选。这个候补名单，却又主要针对郭嵩焘而言。李鸿章当时以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配合曾国藩剿捻，事急任重，不可能调任广东；瑞麟则是根正（正蓝旗）苗红（叶赫那拉氏）的三朝老臣，此前抗英、剿捻，苦劳亦夥，不可能仅因用人不当而被夺职。因此，两广总督是不可能换人的。蒋益澧刚刚结束护理浙江巡抚，归任布政使本职　，他在浙江期间主要负责左宗棠大军的饷需后勤工作，办事干练，左宗棠极为欣赏，故要推举他来广东任职。郭嵩焘自同治二年受命署理广东巡抚，迄今未行转正（即实授），地位本不稳固，而广东军事饷政被左宗棠贬斥得一塌糊涂，则更加不妙；现在又出来个候补蒋益澧，他的位置已经岌岌可危，随时都有下台的可能。因此，左宗棠提出督、抚候补名单，表面上要换两个人，实际上的效果却只会换掉郭嵩焘。　　　　
　　　　　　此摺以恳辞三省节制之命开头，却以建议广东进行高层任免结尾，不问而知：辞钦命是假，报私怨是真。郭嵩焘自能深切领会其中的凶险，而也在这时，他才恍然大悟：“不能为邻省代固藩篱”、奏调淮军回苏、“驱贼入粤”、提供候补人选，竟是一套驱逐自己的组合拳，争功云云，根本不是左宗棠的真实意图。咸丰末年，郭嵩焘不仅在皇帝召对时为左宗棠大力揄扬，其后更不惜为陷入冤案的左宗棠向潘祖荫行贿，虽说自己不是市恩望报的小人，但怎么也想不到会有恩将仇报的今日。回忆往事则触绪纷来，感念身世则百感交并，“自揣既熟”，却“不达于时轨”，二十年前曾国藩的赠言终于变成了谶语。除了辞职，还能有别的选择么？　　　　
　　　　　　当然，郭嵩焘决定辞职，除了来自福建的攻讦，同城督、抚不和这个传统痼疾也是重要原因。总督，其实是一个很尴尬的位置。胡思敬说：　　　　
　　　　　　“总督名实不称，载之国史，徒滋后世之疑。云贵总督驻云南，未尝问贵州事；两湖（伯牛案即湖广）总督驻武昌，未尝问湖南事；推之两广、闽浙、陕甘，莫不皆然。江苏幅员不及四川四分之一，总督驻江宁；巡抚驻苏州；提督驻清江浦，兼兵部侍郎，专典制淮南，同于督、抚。江督名节制三省，其实号令不出一城，遑问皖、赣”　；　　　　
　　　　　　总督名义上管二至三省，实际上只管得了驻在省的事情，而驻在省又有个巡抚，本省大政也是他的分内事。然则，督、抚同城，为了争夺本省控制权，不得不有一番斗争。不论督、抚，其中一人或后台更硬，或才能更强，必能压制另一人；若势均力敌，则整日厮斗，任内俱都不得安宁。同治九年，张文祥刺杀两江总督马新贻，案情扑朔迷离，众说纷纭，其中一种说法，就用督抚不和来解释，说幕后主使是江苏巡抚丁日昌。虽未敢确信，但也见出督、抚不和所引发的争端能够到达多么激烈的程度。就拿郭嵩焘所在的广东来说：嘉庆年间，总督那彦成与巡抚百龄明争暗斗，百龄遂因失察家丁，拟遣戌。孙玉庭继任巡抚，也继承了斗志，终以“滥赏盗魁”的罪名劾罢那彦成；后百龄再来，任总督，以怨报德，用“葸懦”的罪名劾罢孙玉庭。职位之间不解的世仇，自然也传染了瑞麟和郭嵩焘，他在《奏请开缺另简能员接任广东巡抚疏》中披露了督、抚不和的实况，略谓：　　　　
　　　　　　“李福泰粉饰军情；方耀闻贼至而先期避去，致令全军溃散；卓兴驻省两月，索饷二十万，由老隆调赴兴宁，径报率勇归家，已而复称各勇均经招回。瑞麟概不查问。长乐失守，惠州戒严，郭嵩焘欲驻扎惠州，瑞麟将会商之司、道面斥，且对众宣言：巡抚欲加整顿，卓兴、方耀将反”　；　　　　
　　　　　　方耀、卓兴，名在瑞麟推举的“粤东三大将”中，而疲玩塞责如此；参以左宗棠“骄怯有馀，朴勇不足”的考语，应属可信。瑞麟“概不查问”，让尽心王事的郭巡抚在一边干着急。郭嵩焘作为守土之臣，有“城在臣在”　的勇气，要求率军进驻惠州。瑞麟却加以指斥，并称要“整顿”巡抚，否则会激反武将。然则，郭嵩焘徒有谋国之忠，而缺乏胡林翼那种调和督、抚关系的权变之术；碰到事态激化，无力转圜，恼怒之下，遂只能托病求去。但是，中枢竟不批准他的辞呈，说：“览其所奏，语多负气，本日已明降谕旨，将郭嵩焘严行申饬”，并命左宗棠“就近将郭嵩焘所参各节确切访查，该督抚因何不协，究竟为公为私？据实复奏，请旨遵行”　。　　　　
　　　　　　辞职要受“申饬”，藏拙要被“访查”，当官当成这样，真不如回家烤红薯来得自在。而奉命调查之人恰是“假公济私”的左宗棠，公牍私函之间，二人何以为情？　　　　
　　　　


五、相期无负平生（上）纯刚与至柔

　　　　　　左宗棠和曾国藩对待天子　赐予“极权”时的态度大相径庭。所谓“极权”，即在非常时期授予地区长官超乎本职事权的权限，一般表现形式为节制数省军务、吏事。咸丰十一年，谕令曾国藩节制赣、皖、苏、浙四省，曾国藩再辞不获。同治四年，又让他节制直、鲁、豫三省，他四次固辞，终于蒙混过去。第三、四次辞命时还有个小故事。他在第三封辞摺中说，倘不蒙批准，“更当累疏渎陈，虽上干严谴，所不敢辞”　；随后，又耍了个消极怠工（即久不奏事）的小把戏，惹得“圣慈”哭笑不得，说：　　　　
　　　　　　　　　
　　　　　　“该大臣日久迄无奏报。于近来皖、豫军情及各路如何布置情形，均未陈奏；历次所奉谕旨，亦未答复。实属疲玩因循。若欲藉此获咎，冀卸节制三省仔肩，何以仰副朝廷倚任之重！谅该大臣公忠体国之心，何忍出此？”　　　　
　　　　　　慈禧眼明心细，一下就看出曾国藩“藉此获咎”、不想承担“朝廷”的“倚任”。五十老翁，作弄狡狯，行迹如薄情男子；谕旨措辞，则逼肖怨妇口吻。两厢对照，令人忍俊不禁。当然，这次辞任，曾国藩实有调度不灵的苦衷；随同“剿捻”者几乎都是淮军人马，更愿接受李鸿章的统率，而不听奉他的号令。不过，与咸丰末那次辞任一样，曾国藩对待权力的态度非常谨慎，秉承“临事而惧，好谋而成”　的圣训，追求一种不居其名、能行其实的境界。咸丰七年，他向天子要求事权专一的“实任”，不果，回家反省年馀；再度出山后，汲取教训，一心讲求敬慎畏惧之学，终于修到不求名而名至、不希功而功成的善果。左宗棠则一反其道而行之，却也能立德、立功；殊途同归，异曲同工，其中奥妙，不可不参详一番。而且，不将这个道理说分明，继续讲述左、郭情事，才疏笔拙如伯牛者，竟有不知从何著手的困惑。　　　　
　　　　　　道不可知，其在迹乎？我们先看一封作于咸丰四年闰七月间的信，看能否辨认出左宗棠纯以至刚之道，作人行事的心路：　　　　
　　　　　　“来示谓涤公拟以蓝顶花翎尊武侯；大非相处之道。长沙、浏阳、湘潭，兄颇有劳，受之尚可无怍。至此次克复岳州，则相距三百馀里，未尝有一日汗马之劳，又未尝偶参帷幄之议，何以处己？何以服人？方望溪与友论出处：‘天不欲废吾道，自有堂堂正正登进之阶，何必假史局以起？’此言良是。吾欲做官，则同知直隶州亦官矣，必知府而后为官耶？且鄙人二十年来所尝留心、自信必可称职者，惟知县一官。同知较知县，则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实非宿愿；知府则近民而民不之亲，近官而官不禀畏，官职愈大，责任愈重，而报称为难，不可为也。此上惟督、抚握一省大权，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所能得者。以蓝顶尊武侯而夺其纶巾，以花翎尊武侯而褫其羽扇，既不当武侯之意，而令此武侯为世讪笑，进退均无所可，非积怨深仇，断不至是。涤公质厚，必不解出此，大约必润之从中怂恿，两诸葛又从而媒孽之，遂有此论。润之喜任术，善牢笼，吾向谓其不及我者以此；今竟以此加诸我，尤非所堪。两诸葛懵焉为其颠倒，一何可笑。幸此议中辍，可以不提；否则必乞详为涤公陈之，吾自此不敢即萌退志，俟大局勘定，再议安置此身之策。若真以蓝顶加于纶巾之上者，吾当批髮入山，誓不复出矣”　；　　　　
　　　　　　左宗棠于是年三月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四月，来犯之太平军败于湘潭。七月，湘军在岳阳大胜。随后，湘军出湖南援湖北，开始了十年的东征　。曾国藩汇保两次战役有功人员，准备列上左宗棠的名字。“拟以蓝顶花翎尊武侯”；“武侯”，诸葛亮也，左宗棠素以诸葛亮自我期许，故自称“武侯”。“蓝顶”，四品官帽顶以蓝宝石为饰；“花翎”，有功者蒙恩特赏之孔雀翎，也是官帽饰物。然则，曾国藩原计划保举左宗棠为知府（从四品），并求赏戴花翎。去年五月，左宗棠在湖南巡抚张亮基幕，以“防守湖南”功（即信中所谓长沙防守、浏阳剿匪之功），得旨以同知直隶州（正五品）用。湘军克复岳阳，抚署并未与谋，此时，左宗棠个人也未直接介入湘军的后勤事务，曾国藩却替左宗棠申请晋级，可谓是贿恩市德的不正之风。此前，曾国藩因不通人情、不晓时务兼且不明战事，被他嘲笑为“猪子”　、“书憨”　（书面语则为“质厚”），怎么一胜以后，立即就学会了这些歪门邪道？因此，他猜测这个歪点子必出自“喜任术，善牢笼”的胡林翼，而煽风点火者则为郭家嵩焘、崑焘两兄弟（即信中“两诸葛”）。左宗棠既自称“武侯”，则不仅在经济之学上向诸葛亮看齐，行藏用舍这些人生大关节必也以诸葛亮为榜样。早年，他深受陶澍、林则徐的赏识，皆许之为“绝世奇才”，但科场三次败北，令他官兴阑珊，遂退归家山，以务农、教读为事，俨然“躬耕于南阳”的“卧龙”。张亮基、骆秉章先后抚湘，慕左先生大名，数次“遣使持币入山敦促”，他才出山入幕，又俨然是三顾茅庐以后方出山任事的“臣亮”。然则，半品之加，一翎之赏，本非他此行的目的，何况来路不正，迹近交易，正所谓“以蓝顶尊武侯而夺其纶巾，以花翎尊武侯而褫其羽扇，既不当武侯之意，而令此武侯为世讪笑，进退均无所可”。所以，他一开始就要严词拒绝，说“大非（朋友）相处之道”了。　　　　
　　　　　　但是，此信的重点，尚不在此。不苟取、不妄得，不过区区一介之廉，不足以说明他的志向和原则。“鄙人二十年来所尝留心、自信必可称职者，惟知县一官”；这句话，必出于实干家之口，亦只会出于真能办事者之口。知县为亲民之官，即今日所谓基层党（政）组织也；位置卑下，作用巨大。对百姓来说，知县就是可以触知的具体而微的中央政府，“帝力于我何有哉”？即在是也。对中央来说，知县就是可以量化的对政策效果进行评估的统计样本，黄仁宇所谓“数目字管理”的国家，即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然则，政治是否清明，行政是否通畅，知县之为用大矣哉！然则，知县之得人与否，关于国计民生者，岂可忽哉！了解一下清代在举人中“大挑知县”的程序，即知其时政府对知县人选的重视：　　　　
　　　　　　“每届大挑，钦派王大臣在内阁举行。每二十人为一班。既序立，先唱三人名，盖用知县者三人。（三人）既出，继唱八人名，乃不用者，俗谓之‘八仙’，亦皆出。其馀九人不唱名，皆以教职用”　；　　　　
　　　　　　举人，在科举制国家中，绝对是“精英”人物，而在其中挑选知县，中签率竟只有15％（二十选三）。由此可知，清代知县的平均素质非常高。冒昧一点说，今日吾国公务员，就平均素质而言，不可能比得上当日的举人　，然则分别从两个候选团体里挑选出来的亲民官，其素质也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清代中后期捐纳之风大开，阿猫阿狗都可以做官，甚至道、府之类职位也能合法购得，遑论知县；由此，清朝政府基层组织的有效性受到极大破坏。像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那种程度严重到动摇国本的起义接连发生，不能不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政治结构的基本单元——知县——的选拔制度受到极大破坏的恶果。今日报章不屡云某处买官某处卖官么？较之清代捐纳，其合法非法则异，其害民误国则同，为政者亟当凛之戒之。当然，这是题外话，点到即止。　　　　
　　　　　　正因为认识到知县才能的难得，正因为认识到知县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性，左宗棠才会说“二十年来所尝留心、自信必可称职者，惟知县一官”。当然，真能胜任知县者，其能力必不限于一县；若一为知县，终身知县，那整个国家的政治必有其制度性缺陷。在一个设计合理、运行顺畅的文官制度中，称职的县官必能通过正常渠道逐级晋升，由县府而道司而督抚部院乃至“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调鼎”之臣，故左宗棠要说“此上惟督、抚握一省大权，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所能得者”。意思就是，做知县最见功力也堪称握有实权，知县做好了，尚须经过州府道司等职位的历练，用来熟悉行政程序，才能为“展布”自己的谋国治民之策。所谓“非一蹴所能得”，并非说他只能走极端，不作牛头，就做鸡头；而是说他也承认伯牛前述的升级阶梯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　　　　
　　　　　　那么，回到最开始引用这封信的原意；所以引用，目的在于通过人微言轻（其时彼刚入幕，尚未如后来数年能呼风唤雨、权倾一时也）时的表现，探求左宗棠行事作人的风格，是否始终偏于刚直一路。他不希罕苟得的利禄，是为刚。他的政治追求，以能具体办事为标的，无所介意于官阶之高卑，是为直。他直言二十年交情的胡林翼心术不正，“不及我者以此”，他直言同乡兼亲家郭氏兄弟“懵焉为其颠倒，一何可笑”，是亦为刚为直。身处半品闲职、几根鸟毛之际，毫不苟且，不惜为微咎小眚破坏友朋间的和衷之道，当彼兵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