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9-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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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
湘军战法，极为重视扎营：
“每到一处安营。无论风雨寒暑，队伍一到，立刻修挖墙濠，一时成功。未成之先，不许休息，亦不许与贼搦战” ；
此即曾国藩所谓“结硬寨，打呆战” ，也是湘军陆战的基本大法。名将蔡锷对这条规定赞不绝口，称为“近世兵家所不及道者” 。
但是，李元度此行就违反这条最重要的营规。八月十六日，平江军到达徽州城外，在界河边草草搭了一些棚子，便算扎定营盘，诸凡修墙、挖濠、筑篱之事，一概未做。当日援守，曾国藩怕李元度兵力不足，在他启程后，又调了四个营过去。此四营二十日到，李元度仍未命令扎营，而任其“散乱于河洲之上”。三天时间就这么白白浪费，既不在城外扎营，也不进城布防，李元度到底干什么去了？原来，他是要以攻为守。目光长远、气魄非凡的李将军，根本不想被动的防守徽州，而要在二十公里以外的绩溪进行拦截。很可惜，胡林翼那句“战事本不长，守事本可信”说得太准了；他派出的两营刚一接战，就被“缓进急战”的太平军候个正着，在丛山关、楼下两个战场大败而归。语云：兵败如山倒。这边是压不住阵脚的“书生好大言者”，那边却是与陈玉成、李秀成鼎足而三的天国名将，加之徽州城外未扎营盘，无险可守；李元度此次溃败，直是无药可医。于是，二十三日，全军退入城中。明日，太平军“直扑徽城，更番诱战”。
警报传到祁门大营，人心惶恐。曾国藩毕竟久经战阵，立时想出了补救的办法，他指示李元度：“贼若围城，坚守六日，霆营援兵必到” 。霆营，即驻守太平的鲍超一军，为湘军后期最精锐的部队。攻难守易，是军事常识；“坚守六日”，亦非“不可能的任务”，那么，李元度怎么还是失败了？伯牛以为，李元度终归于败的原因，乃是应验了一句湘谚：“烈女怕缠夫”。“烈女”，即曾国藩所谓“坚守六日”，就是实行龟不出头的战法，绝不轻举妄动；“缠夫”，自然指“更番诱战”的李世贤。敌诱我不动，是“烈女”不为“缠夫”所诳，保全了清白；敌诱我即出，则是“烈女”捱不过“缠夫”，一失足成千古恨。失节全节与否，战胜战败与否，俱在一念之间而已。不幸的是，“烈女”李元度在面对“缠夫”李世贤“更番”挑逗的时候，一念之差，把持不住，乃“亲督各营出城接战”。结局可想而知，城破人亡而已 。恰如当日最高法院对“强奸”案例的司法解释，所谓：“始强（奸）终和（奸）者，仍以和（奸）论” 。
六、相期无负平生（下）道旁苦李的蒂儿
曾国事后总结李元度失败的教训，说：“必待战（败）之后，始入城而分守之。分布未定，贼已来扑，士气已馁，军械已失，岂复能坚守哉！” 与上引司法解释有异曲同工之妙。暂且抛开“烈女”之喻。李元度援徽，十天不到的时间，丧师失地，动摇大局，其罪不小；但是，李元度这次犯错，尚不止此。千不该万不该，他最不该在偾事之后还要“怙过饰非”，毫无悔意。城破次日，逃亡途中，李元度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强词夺理，推卸责任；在外游荡了大半个月，他才满不在乎的回到祁门大营，而在面见曾国藩时，他依旧不做自我批
评，一味避责。尤为过分的是，在曾国藩面责后，他竟不“留营听勘，径自归去”。曾国藩不得不慨叹：倘若“人心并无悔祻之意”，则“难以挽回天意”；遂奏劾李元度，请旨“将其革职拿问” 。
此时，于私于公，曾国藩都“深恶”李元度，而且，这股“恶”意一直延续了两年。咸丰十一年末，不甘寂寞的李元度接受浙江巡抚王有龄的邀请，募勇援浙。但是，李秀成先期攻破杭州，王有龄自杀；他便逗留在赣、浙交界的广信、衢州一带。前此，从湖南出发，经过义宁、奉新、瑞州等地，驻防太平军自行撤退，李元度一概奏报“克复”，因此开复上次革职的处分，并赏加布政使衔。身为两江总督、统辖江西的曾国藩对这种行为极为不满，旧恶新恨，涌上心头，遂于同治元年的春天再次参劾李元度，说他“前既负臣，后又负王有龄。法有难宽，情亦难恕”，请求将“该员”开复、赏加的职衔“注销”，“仍行革职”，并将其所募勇营“全行遣撤”。奉旨：“李元度著即行革职，并加恩免其治罪，仍交左宗棠差遣” 。左宗棠当时受命督办全浙军务，故将打着援浙旗号的“革员”李元度交由差遣。
孰知曾国藩尤未解恨。三个月后，在参劾陈由立、郑魁士的摺子里，又让李元度陪绑一次。陈由立是鲍超部将，本是“偏裨之才”，却“不安本分”，在个人待遇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跑到河南投奔巡抚郑元善，“巧言耸动”，谋得重权。曾国藩怒其“轻去其上”，“朝秦暮楚”，破坏湘军家法，犯了见利忘义、欺师悖祖的大罪，请旨处罚。郑魁士相继在安徽、浙江和江南大营服役，平日则悍然犯上，不遵节制，偾事则“托病偃蹇”，弃军而逃；“前既与皖、浙抚臣为仇，后亦不报和春之恩，臣尝代为不平”。本来，参奏这两人跟李元度扯不上关系，但是，一个背叛师门，正如李元度应王有龄之邀援浙，“轻于去就”，视湘军的集体领导为无物；一个偾事犯上，恰如李元度守徽州时所作所为，故曾国藩连类及之，将他顺手拈来，追骂一通 。
曾国藩三次参劾，李元度的政治生命，算是彻底毁掉了。表面上看，不过革职，还可以继续“效力”，前途并非一片黑暗；但是，读者诸君务必警惕：吾国政坛历来奉行“追涨杀跌”的散户哲学，庄家咳嗽一声，其股非红即黑，不上则下，并无喘息的机会。曾国藩当日负东南重望，俨然“东山不出奈苍生何”的晋人谢安，一言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他既然声讨李元度，跟风承旨的中外“曾迷”岂不心领神会，对已被打倒的李元度踩上一支脚？尤其是各位访查舆论、维持风纪的御史大人们，本就靠言语轻重讨生活，无端生出如此佳题，岂不大做文章？新账旧账一起算：失守徽州，独自逃生，拒绝勘审，虚报战绩，这些罪名加在一起，至少也是流放远边，最重则脑袋不保。然则，遑论断送政治生命，李元度的物理生命也有断送的危险。从这个层面检讨曾国藩此份参摺，是不是过分了一点？当日有一幅集句兼嵌字的对联，将李元度所处的危困之境揭示无遗，其词曰：
“士不忘丧其元；公胡为改其度”。横批：“道旁苦李” ；
纵观曾国藩生平，对湘军同事、湖南老乡、婚姻之戚或文学之友，主动施以如此辣手，仅此一见；何况李元度在咸丰五、六年间还舍生忘死的保护过他。三参之后，他不能不有所悔疚，不能不思有以补救。知道平江军即将裁撤、李元度将要黯然回湘的消息后，他立即致函奉命“差遣”李元度、并有资格对之进行品行鉴定的左宗棠：
“次青既将全撤，可否免其一劾？弟既据公义以参之，而尚不能忘昔日之私好。告苍天留点蒂儿，好与朋友看；请为台端诵之” ；
适逢浙江战事正酣，左宗棠无暇考究此桩官司的来龙去脉。而且，早在咸丰四年，二人便已认识，左宗棠对李元度印象不错；因此，左宗棠此次回奏，但说李元度“性情肫笃”，虽“两被吏议”，而“报国之志未衰”，“在时流中亦为难得之选” ，遂将此事搁下，不予深究。这个“蒂儿”没有留给“苍天”，而是留给了曾、左这对老哥俩用作他日争讼的题材。同治三年冬，曾、左哥俩合演一出担夫争道（关于“伪幼主”的下落），阴差阳错，绊动了这根“蒂儿”，顺便将牵连这根“蒂儿”的“道旁苦李”给揪了下来。
七、曾九暴富传说天京的圣库
湘军攻克南京，曾国藩奏报搜查“贼赃”的情况，说除了二方“伪玉玺”和一方“金印”，别无所获。顿时，物议沸腾，多以其奏为谎言；王辏г怂健霸罟ぷ髯啵郧章朴Z”，所谓曾国荃一掷千金买笺纸，即示怀疑。在深入调查曾国荃是否因此暴富之前，我们先看看曾国藩当日的报告：
“历年以来，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臣亦尝与曾国荃论及：城破之
日，查封贼库，所得财物，多则进奉户部，少则留充军饷，酌济难民。乃十六日克复后搜杀三日 ，不遑他顾，伪宫贼馆，一炬成灰。逮二十日查询，则并无所谓贼库者。讯问李秀成，据称：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伪朝官兵向无俸饷，而王长兄、次兄且用穷刑峻法搜括各馆之银米。苏州存银稍多于金陵，亦无公帑积贮一处。惟秀成所得银物，尽数散给部下，众情翕然。此外则各私其财，而公家贫困；等语。臣弟国荃以谓贼馆必有窖藏，贼身必有囊金，勒令各营按名缴出，以抵欠饷。臣则谓勇丁所得贼赃，多寡不齐；按名勒缴，弱者刑求而不得，强者抗令而遁逃，所抵之饷无几，徒损政体而失士心。因晓喻军中：凡剥取贼身囊金者，概置不问；凡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公，违者治罪。所以悯其贫而奖其功，差为得体。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 ；
要确定湘军及曾国荃入南京后是否大发横财，关键之点在于调查太平天国“圣库”（即摺称“伪都之公帑”者）的有无丰绌。请先论有无。曾国藩说：“并无所谓贼库者”；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天朝田亩制度》云：
“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矣”；
这就是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从金田起义以迄天国覆亡，“圣库”制度就一直存在，并为此立下严格的法律，违者议罪乃至斩首。咸丰元年洪秀全诏云：
“各宜为公莫为私，总要一条草对紧天父天兄及朕也。继自今，其令众兵将：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
“一条草对紧”，是粤地方言，若谓“一心向着”。明年，诏云：
“倘再私藏私带，一经察出，斩首示众”；
具体执行标准，则以五两银子为限，凡藏银过此数不缴者，按律治罪 。入南京后，“圣库”设在水西门灯笼巷，有六名专职人员负责日常管理。严厉执行“圣库”制度，将全体民众的财富集中管理，乃是太平天国能够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前提和保障，也是中外传言南京城内“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根据。
但是，“圣库”制度，在太平天国后期——亦即咸丰六年发生内部相杀的“天京事变”后——遭到严重破坏，业已名存实亡。曾国藩转述李秀成语，说：“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伪朝官兵向无俸饷，而王长兄、次兄且用穷刑峻法搜括各馆之银米”；就说明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政权由洪氏嫡系掌管，“圣库”的性质已经由“公帑”变为“私藏”。而洪派以下人众，也纷纷效法，于“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物等项”中，仅向“圣库”缴纳谷米牛羊等食物，而隐瞒了银钱衣物等硬通货。李秀成在湘军围困南京时，与“合朝文武”商议，苦劝各位“王兄王弟”“切勿存留银两”，而应“概行要买米粮”；就不但证明了天国官员不再上缴而是私藏银两，也证明了“圣库”空虚，连基本的粮食储备也得不到保障，远非咸丰初期“粮米丰足，件件有馀”的盛况。同治二年苏州告急，李秀成欲离开南京前去赴援，洪系人物以“国库无存银米”为由，令他“助饷银十万”，否则不许离京。李“不得已，将合家首饰以及银两交十万”，才换得四十天的自由活动时间。亦可见“圣库”空虚、人各私财的景况 。李秀成是天国中“万古忠义”（洪秀全语）的忠王，家财尚有十万之富；其他二千多个“王兄王弟”的私人财产之多，可想而知，“圣库”财务之有出无纳的困绌情况，亦可想而知。因此，“圣库”之有，毋庸置疑，而“圣库”之绌，亦毋庸置疑 。
由此可知，湘军当日入城，未能发掘出巨大“窖藏”，是实在情形，曾国藩并非“工”于“作奏”，不过实话实说而已。当然，“圣库”之不足掠夺，只说明湘军作为接管南京的军事组织，在对公业务方面成效不彰，并不说明作为个体的湘军兵将都空手而归。曾氏兄弟进城之后，发现“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失望之馀，不免生出几分恐惧。根据历史记载以及实战经验，敌国都城的金银宝藏，只是多少问题，而非有无问题；孰料南京城竟出现了有无问题，明显于理不合，与史不符。然则，实话实说，必难取信于人。旁人不信，也倒罢了，人主、朝臣不信，则问题大了，所谓傍议丛生，所谓忧谗畏讥，就是这种背黑锅的尴尬境况的真实写照。故曾氏兄弟初则失望，继则恐惧，故曾国荃要建议“勒令各营按名缴出”三日弛禁期内掳获的“贼赃”，“以抵欠饷”，多多少少凑个数儿，平息舆论。曾国藩则老谋深算，知道众将士固有愚智强弱之别，所得资财则有多寡不均之实，“按名勒缴”的话，所得甚少的“弱者”一定“刑求而不得”，而所得较多的“强者”必会“抗令而遁逃”。如此，则不但无补于实际收入，甚且“损政体而失士心”。遂不采纳“按名勒缴”的建议，而设立不问“贼身囊金”（降卒或敌尸随身携带的财物）只查缴“贼馆窖金”（公私大小库存财物）的法令。当然，此法只是一纸具文；三日弛禁期内，不论囊金、窖金，十之八九已被将士们搜刮一空，事后再怎么严格执行此条法令，也是所得甚微，聊胜于无。
找不到大笔“贼赃”，必然遭致讥议；为免讥议，总不能倒贴银钱，做赔本买卖。处此两难之境，曾国藩只有实行“挺经”之法，抱着“此心耿耿可对君父”的赤诚，据实“覼缕”，尽量争取中朝人士的谅解；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中枢也许和曾国藩心心相印，用人不疑；也许收到实地谍报，两造俱符；也许格于情势，无可奈何；总之，曾摺奏闻七日后，便迅速下达了一道“理解万岁”的批谕：
“逆掳金银，朝廷本不必利其所有。前据御史贾铎具奏，故令该大臣查明奏闻。今据奏称：城内并无贼库；自系实在情形”；
七、曾九暴富传说曾国荃在富豪榜上的排位
就官方层面而言，此事已经了结。只是，普通群众觉悟比较低，怎么也不相信“城内并无贼库”，几乎众口一词，说曾家老九因此一役，骤成巨富。我们看几则有代表性的传言。
“（曾国荃）入天王府，见殿上悬圆灯四，大于五石瓠，黑柱内撑如儿臂，而以红纱饰其外。某提督在旁，诧曰：‘此元时宝物也’；盖以风磨铜鼓铸而成，后遂为忠襄（国荃谥号）所得”；这是说他侵吞了四个元代制造的大顶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