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9-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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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有限，全力支持了王錱，曾国藩所得必然减少。军饷不再按时发给，领取武器弹药也备受刁难，曾国藩及其所部渐渐被边缘化，眼看就要处于若存若亡的困境。日复一日，土匪越剿越少，曾军在全省防务上的重要性也就越来越低。额外的军饷没有来源，则扩军之说等于空谈。扩军倘不果行，则届时代表湖南出境讨贼，必然是人多钱足的王錱，而不会是兵单饷绌的曾国藩了。曾国藩探知此中关节后，大为恼怒。可是，无名火终归是无名火，只能自己憋着。唯一可行的，无非希望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把王錱从敌对阵营中争取过来。
他给王錱写信，说一贯爱重他“驭士有方”、“忠勇奋发”，就像古代的刘琨、祖逖，自己则到处说项，毫无嫉妒猜疑之情。这是以情动人。然后笔锋一转，说以前说好的是成立“义师”，现在取给于官府，居然变成了“官勇”；既然改为官勇，就应当“通盘筹划”，不该在“官项支绌”的时候，不为公家“省财、省力”，反而“多此一番周折”（言外之意，就是君所新得，即我之旧有，王錱你太不仗义也）。这是想要以理服人。最后，还加上几句危言恐吓：“足下志气满溢，语气夸大，恐持之不固，发之不慎，将来或至偾事”。 这种虚弱无力的言语当然起不到任何作用。王錱也是一心为国，只求效果，能够获得官府的支持，总比东家讨几两、西邻劝几串的自筹资金要好得多。至于是否因此损害曾国藩的利权，他或者没有体会曾国藩的隐衷，不能产生理解之同情；或者觉得交情不够（至少比不上阵亡江西的那几个同学），不必加以维护。所以，对曾国藩的意见，他视若不见，连回信都省掉了。
此路不通。曾国藩无奈之下，分别给巡抚、布政使、长沙知府写信，力辩扩军之议：只是订好让王錱统带两千人，作为先锋，而不是统带万人，全盘负责。并汲汲申言，应该让王錱裁撤超出计划的勇丁 。同时，也在给其他乡绅的信中阐述这层意思，甚至不惜措辞贬低“真可爱也”的王錱，以博取同情 。但是，大多数的官绅并不同情他，反而说他心胸狭窄，妒贤嫉能。事儿看着就要黄了，曾国藩却一筹莫展，只有干瞪眼的份。
这年夏天，郭嵩焘在江西江忠源幕中建议兴办水师，江将此意转达给曾国藩。九月，太平军水陆并进，第二次进攻武汉。靠着水师的威力，数日之间，就到达武昌城下，湖北形势岌岌可危。朝廷急令湖南派兵援助。其时，湖南只有驻扎长沙的王錱新募三千多人和驻扎衡阳的曾国藩所带二千馀人可以一战，骆秉章接令，即调王军。但是北援湖北，光有陆军不行，过了岳阳，就是洞庭、长江，水陆不能并举，别说剿匪，就是太平军的毛都摸不着。操办水师，成了当务之急。
目光如电的曾国藩在郁郁不得志中消磨了两个月的光阴，当此良机，哪能放过，于是，十月二十四日上奏 ，请练水师。咸丰皇帝早以长江之上没有水师抗扼太平军为忧，见奏大喜，立即表扬：“所虑俱是。汝能斟酌缓急，甚属可嘉”。靠着这份敏锐，曾国藩发掘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开始在衡阳、湘潭两处造船募勇，规划未来。此前募集六千人支援江忠源的计划，也因时局而改变。十月后，太平军从湖北撤军，转攻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李鸿章当时是他的助手）、安徽巡抚江忠源（刚由江西到任）相继死事。于是，最新的战略演变为：湖北解严，湖南援兵不用北上，留驻省城待命。而长江上游亟待组建一支水陆大军，在加固岳阳、武昌防守的基础上，沿江东下，与驻扎在南京、扬州城外的江南、江北两大营遥相呼应，逐次扫荡江面及沿岸，最终形成对太平军根据地的大包围。计划中，出湖南下长江的水师，其高屋建瓴、改变全局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所以请旨成功、督办水师的曾国藩，一夜之间，反客为主，将资金使用、人事控制等权利握于一手。尤为关键的是获得了绝对优先的经济支持，不但省库有义务供应造船募勇（水师勇丁）的军费；广东解往江南大营、湖北防军的经费也可以截留提取 ；军队的粮食供应则直接提用漕米 ；办起民间捐输来，也更加振振有词 。相形之下，王錱的部队反而成了鸡肋，唯一的任务就是出兵攻剿周边零碎匪徒，再要求添兵加饷，已经不可能了。曾国藩打仗极为讲究主客之辨，每每能反客为主；此次化解人事纷争，落笔极为辽远，得益却在眼前，无疑是反客为主的绝佳案例。
既然重做主人，异日统带水陆出省攻剿，决定权都落在曾国藩一人之手，带谁不带谁，就都凭他一句话了。他如果将王錱列入名单，王錱所部才会有资金、军备方面的支持；他不带王錱出省，王錱就会沦落为一般的团练主管，生活全靠自理了 。一切的关键，在于曾国藩记不记仇。很可惜，咸丰三年，四十三岁的曾国藩，修养还没到这份上。对于王錱中途投靠其私敌的“叛徒”行为，他不能忘怀，而王錱能征善战的本领，他却有意淡忘。
当然，这种泄一己私愤的行为，必将遭受来自官绅各界的质疑，不给出一个合情合理的借口，悍然不顾舆论，一意孤行，那是莽夫手段，曾国藩所不取也。他对王錱约法十条，其中“必不可改者五条”，王錱可以“自为主张者三条”，曾国藩“自办而不以书告者三条”。我们来逐条审议这十条的内容：
“必从鄙意而不可改者五”：
一、汰选勇丁，合格者训练两月以上，方可出征。——粗看问题不大，其实为以下裁减王部，由三千变为两千，埋下了伏笔。
二、王錱三千人应该划分成数营，每营由营官一人、帮办四五人统带，“不必由足下一手经理”。——这条最要命。按照曾国藩刚刚定下的湘军营制，每营定员五百，设营官一名。各营官互不统摄，全都直接听命于曾国藩。曾和各营官之间并不设立统带数营之“分统”职位，行政架构完全扁平化。若依此办理，王錱所部则当分为六营，他不过统领一营而已。从方面大帅降格为偏裨小将，势所必争；昔日帐下属员，居然并肩同事，情何以堪？
三、军备方面，“如有一械未精，不可轻出”。——军械及费用，曾国藩不会按照王錱现有三千人的规模配拨，而只按照二千人的限额制订预算（见“自为主张者”第二条），超出部分，经费自筹。筹集不及，必然出现“一械未精”的情况，那么就“不可轻出”了。
四、需雇用船只，作为随军的后勤中心。——关键还是在于经费预算。人多，要雇的船也多，超出部分，又得自筹。
五、日常消费，“以船为市”。——此条的意思在于推行集团采购制度，降低行军成本，控制现金流动。食品和日用品都先期由粮台采办，储备在随军仓船。兵勇入营，须用饷银兑换“吾船之钱”，然后购买“吾船之货”（颇类似于某些企业之内部银行、内部商店）。如此，则“银钱总不外散，而兵勇无米盐断缺之患，无数倍昂贵之患”。这是“必不可改者”中唯一不针对王錱的一条。
“不必从仆，听足下自为屈伸主张者三”：
一、出征陆军规模限定为十营 ，王錱所部应该缩减为四营。“如足下能设法劝捐，多留一营亦可”。——这条其实是变相的“必不可改者”。劈空落笔，已经汰减了至少五百人，毫无商量馀地。至于大军齐出，五百人自筹薪水，区别于其他四千五百人，岂不是明显的“歧视”？
二、训练兵勇，在衡阳或在长沙，可以自定。
三、每营、每队（一般十人为一队）需要操演阵法。
“自为密办而不遽以书奉告者二”：
一、“有人愿带五百人随同远征，已许之矣”；——故作神秘，无非候补有人，不受要挟之意。
二、询问是否能自办雇船、雇水手事宜 。
综观以上十条，纯乎强硬压制，其中裁额、降职两条，尤为蛮横。裁额与否，自当在全军进行校阅、考评以后，酌情处理，但以数额限制，岂能服人？王錱统带三千人，自定军制在前，曾国藩归并各营、制订营制在后，明里是统一制度，实则无端降职，血性男儿如王璞山者，岂能就范？此后曾国藩修改营制，增设统带数营之“分统” ，已经证明互不统摄、完全扁平化的管理架构有其不切实际之处；王錱的一人可统数营的营制则一直应用于“老湘营” 和“楚军” ，在湖南、江西、浙江和西北等地的战事中发挥效用。王錱之不接受此种规范，不能简单说成意气之争，而有理论之辨的意义。
骆秉章、罗泽南、郭嵩焘、刘蓉等人从中调解 ，二人都不愿意委曲求全 ，终成决裂之局。勉强折衷的结果：骆秉章全额保留王錱的军队，专司防省之用。曾国藩另行委派林源恩、邹吉琦等人募勇，补足十营之数。罗泽南因此退出东征大军，驻留衡阳剿匪 。
创立湘军的三个湘乡人，合作不到一年，就此分手。
一、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猪子出得湖
“出得湖”是湖南土话。湖，指洞庭湖。湖南是个内陆省份，向外四个方向，只有北面的洞庭湖交通最为便利。过了洞庭湖，进入长江：顺流而下，是秀丽的江南；逆流而上，是富庶的四川。渡江而北，无数读书人、野心家就此踏上功名之路，去实现那些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光荣与梦想。这些可能性，只有渡过洞庭，才会呈现。所以，说某人出得湖，就意味着他已经有所蓄积，可以大展身手、拳打脚踢一番了。咸丰四年二月，曾国藩率领湘军水陆兵勇及长夫等共计一万七千人北上，这次的路线是度过洞庭湖，进入长江，直奔太平天国的
首都——金陵。他能“出得湖”么？
起兵前夜，曾国藩写了一篇《讨粤匪檄》，沿路贴发，大造声势。檄文墨迹未干，“粤匪”的西征军已于正月间攻克汉口、汉阳，分兵南下，破岳阳，扫荡湘阴、宁乡，夺据乔口、靖港，挡住了曾国藩出湖的必经之路。入侵的太平军，就像一个考官，专程前来测验曾国藩的“出湖指数”，以及刚刚组建的湘军水师。
靖港距长沙不到三十公里，在湘江西岸，尽得水陆进兵之便：西则益阳、宁乡，北则湘阴，南则长沙、湘潭，俱可瞬息而至。但是此时太平军的“水师”，都是用抢来的民船草草改造而成，兵勇未经训练，亦无战术可言，实在比不上湘军的水师 。所以，三月二十六日，湘军水师驶赴靖港，“上下往复，周而复始” ，打了第一个小胜仗。太平军败退，随即分兵从陆路绕道宁乡，转攻湘潭，为上下夹攻长沙之计。曾国藩召集诸人定计：塔齐布率陆军八营，褚汝航、彭玉麟率水师五营，南下追剿。曾国藩亲统剩馀水师五营及亲兵二营，第二日跟进 。褚、彭水师出发后，长沙城中人心惶惶，生怕曾国藩明日跟去，城防空虚，靖港之敌即来进攻。于是，四月一日夜，有人向曾国藩建议：靖港太平军人数不多，不如明天先把他们赶走，再去湘潭。并承诺派遣长沙团练随军助剿。曾国藩也怕湘潭久攻不下，靖港之敌危及省城，所以临时变计，明日改攻靖港。当时靖港太平军只有几百人，曾国藩手下水陆兵勇合计有三千多人，实力对比明显占优。唯一不足，就是没有人临阵指挥；曾国藩仗着船坚兵众，认为几百匪类不值一剿，师船一至，必定望风而溃。所以，他决定实战指挥，享受一次书生杀敌的快感。很不幸，他的处女作以完败收场，以少胜多的快感奉献给了太平军。
四月二日清晨，率队出发。中午，船队逼近“贼屯”。立脚未稳，布置未定，突然刮起一阵猛烈的南风，吹得战船顺流急下，直奔敌营而去。敌军岸炮齐发。风猛水急，战船失控，不能后退，多被击中。趁着慌乱，敌军划出二百多艘小舢板，绕战船四周，火烧枪击。水勇纷纷弃船逃跑，或将战船凿沉，“恐以资贼”，有幸逃回的残部退守到对岸铜官渚。见水师不利，曾国藩亲率陆军往攻，以团练为前锋。刚过浮桥，敌军出队截击。团练勉强可以守碉堡、护城墙，执抢互射、挥刀对砍，实非所长，于是，见敌即“反奔”。兵败如山倒；看见团练“反奔”，湘军士兵也扯起脚就跑，争抢浮桥。浮桥用门板、床板搭建，勇丁一拥而上，浮桥立即踏坏，淹毙踩死一百多。曾国藩短衣仗剑，在岸边竖起令旗，大喝：“过旗者斩”。估计噪音太大，众勇听不真切，“皆绕从旗旁过”。曾国藩羞愤难当，仰天长叹，“愤而投水者两次”，都被亲兵章寿麟救起。事不过三，湘江不能再跳，只好收拾残众，回泊南湖港。
回船以后，曾国藩“其志仍在必死” ，乃召集幕友李元度、陈士杰，吩咐后事：代作遗摺，与《讨粤匪檄》一起“进呈御览” ；“赶紧送灵柩回家”，所得丧仪，除棺材成本、运费外，全部移交粮台 。交待完毕，就要自裁（伯牛案：死法如何，文献不足征，未能确定）。李、陈拼命阻止，拉拉扯扯，僵持许久。恰在此时，收到克服湘潭的捷报，向死之志才稍微摇动。左宗棠“缒城出视之”，到船上一看，曾国藩还穿着湿衣湿裤，“污泥满身”，“气息奄然”，不禁哈哈大笑，赞道：“好像猪子” 。突兀之下，很难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试着阐释一下。往雅里入手，则怀疑他谐音“朱子”。不过在下固陋，实在想不起朱文公什么时候出现在相似的场景中。不能入雅，只好入俗。大概“猪子”是比较文雅的说法，记述者已经失真。根据湖南人的口语习惯，左宗棠当天说的应该是：“好像个猪崽子”。乡俗：单说“猪”字，纯属骂人，而在较为熟悉的人之间，称呼为“猪崽子”，则往往糅合怪责、怜悯两重意思。曾国藩私自变计，自取其辱，应该责怪；但是全局未坏，斯人憔悴，实属可怜。再加上一身尽湿，泥渍斑斑，形状上也有几分神似，所以左宗棠脱口而出“猪崽子”，试图藉此缓和气氛，让灰心丧气的曾国藩能够“破涕成笑”，重振精神。
随后的几天，曾国藩移驾南门外妙高峰寺，杜门思过。作为统帅，此役收复湘潭，敌军北逃，“毙贼近万”（主要指宁乡和湘潭两个战场），“所获旗帜器械无算”，解散被挟持的百姓“约以万计” ，无疑是大功一件。但是，作为实际参战人员，指挥失当，号令不行，战船损失三分之一，士兵伤亡逃跑大半，实在又是大罪一条。于是，在和提督、巡抚会衔合奏以外，独上一摺，“请旨将臣交部从重治罪”，并请另派大臣总统此军 。而长沙城内传来消息，藩司、臬司等人向骆秉章建议“罢遣曾军”，“语倨妄甚”，骆表态：“且待之” 。所“待”者，无非是奏折递上后皇帝的批谕；如果中央有意追究，则无妨落井下石；如果“天恩浩荡”，不予穷责，也不妨作个顺水人情。省城官吏可以两待，曾国藩却是度日如年，一天不下旨，就一天不安生。从四月十二日拜发奏摺到五月八日接奉谕旨，二十多天里，曾国藩思想斗争极为激烈，甚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