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 作者:陈扬勇-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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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周恩来日理万机、心力交瘁的样子，陈毅不忍心眼看周恩来一人在苦撑危局，深感自己应该尽早解脱出来，协助周恩来分担部分工作，特别是外事工作。
再说，陈毅也理解周恩来这样做是为了给他一把保护伞，保护他过关。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以各种方式方法保护了大批干部，这也是其中的方式之一。
在那个时候，过了关就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造反派的纠缠，就可以不被打倒，就可以出来工作。虽然这种“过关”需要个人受点委屈，但从整个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着眼，个人受的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多次对老干部们说：当年打仗的时候都过来了，都可以上刀山，下火海，坐牢、下地狱都不怕，现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
换句话说，过去革命战争年代，为了革命可以牺牲生命。现在为了工作，个人受点委屈有什么要紧？！
因此，陈毅最后答应了周恩来的要求，准备在国务院带头作检查。
周恩来还叮嘱陈毅：检查不必写得太长，写好后先送给我看一看。
违心的检查真难写，对于陈老总来说，为此死掉的脑细胞绝不亚于过去指挥淮海战役。检查稿总共3000来字，经周恩来再三修改后定稿。
1月24日，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和精心安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外事口各群众组织参加的万人大会。参加会议的还有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陈伯达、江青也不情愿地来了。
会上，陈毅照着经周恩来再三推敲定稿的检查稿，向群众作公开检讨，大意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我对这场运动是很不理解的。当时群众运动来势迅猛，没有思想准备，担心群众运动过猛会打乱正常工作秩序，影响外事工作，所以，对派工作组和规定一些条条框框的做法觉得合乎自己的口味，于是，运动一开始就向外事系统各单位派出了15个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后来，部分群众要求批判工作组的错误，我又过多地强调保护干部，原谅工作组的错误；强调群众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要避免冲突，在少数派和多数派之间搞调和。在各单位的几次讲话，主观愿望是出于好意，想把运动搞好，但这些讲话给群众运动泼了冷水，“起了阻碍作用”。今后，要广泛征求意见，诚恳接受监督，决心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
陈毅作完检查后，周恩来又特意讲了一段很长的话，肯定了陈毅的检查。
周恩来说：陈毅同志的检查我认为是好的。陈毅同志的检讨是经过了一个痛苦的认识过程。这样一个老同志，奋斗了40多年，战斗了40多年，为党做过许多工作，当然也犯了不少错误，但现在晚年还在努力工作，努力改造，努力紧跟主席。
这样的同志我们应该帮助他，尤其是我们外事系统方面要帮助他，因为他在你们中间工作。我希望大家以同志的态度、兄弟的态度，以阶级兄弟的态度来帮助他。我相信群众的帮助、大家的帮助比我一个人提醒甚至警告要好得多。现在，陈毅同志已经作了检讨，今后外事口的工作由陈老总出面，减少我在这方面的工作，我就可以把力量转移到别的口子上去，你们大家看好不好呀！
群众鼓掌表示欢迎。
但江青却拉长着脸，很不高兴。
周恩来注意到了。他强调说：外交、外事口的一切重大方针、政策、路线，确实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毛主席关心国内外大事，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情，都逃不过毛主席的眼睛，有时候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毛主席看到了，提醒我们。极其重要的事情，我忙不过来，主席提醒我们。所以说，外交上的重大方针、政策都是毛主席亲自过问的。
周恩来之所以当着江青、陈伯达的面说这番话，是因为他们曾歪曲、攻击建国17年来的外交路线，否定17年的外交成绩，以此来把矛头引向陈毅，最终指向周恩来。
尽管江青不高兴，但她和陈伯达是代表中央文革来的，周恩来讲完后还是请他们两个给大家讲几句，实际上是要他们中央文革表个态。
陈伯达草草地应付了几句，他那本来就难听懂的福建腔此时更加含混难听，大家只听到他喉咙里发出了声音，但听不清他说了些什么。
江青是避而不讲，顾左右而言他，说：“我来指挥，大家唱《国际歌》吧！”
尽管有江青、陈伯达的刁难，但在周恩来的保护下，陈毅毕竟还是顺利地通过万人大会检查，过了关，成为国务院系统第一位被“解放”的副总理。
陈老总“压不住火” 陈老总“过关”后，按国务院分工，除主管外交工作，抓外事口运动外，还分管西北几省区的运动。
然而，陈老总毕竟是陈老总。
尽管深知陈毅秉性的周恩来劝他少说点话，言多必失，陈老总也认真地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但是，面对种种错误行径，陈老总有时还是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加之在2月初，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对陈伯达、江青等人的一些做法有所批评，陈老总更是想对准倒行逆施的阴谋家们痛快地放上几“炮”。
2月9日，陈毅接见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的造反派，给他们讲政策，劝阻他们的一些过火行为。谈着谈着，陈老总就压不住火了：“去年7、8月份，我讲了许多话，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今天讲话可能被说成新反扑，我不怕，还是要讲。我知道，只要我讲话，就会有人说陈毅又跳出来了。对！全国大乱，快要亡党亡国了，此时不跳出来讲话，更待何时？批判和斗争，要分清敌我。搞路线斗争我愿意参加，但动不动就下跪，搞喷气式，发泄私愤，发泄感情，这样的斗争方式我不同意。……我在这里大胆地对你们说，这样的斗争方法要犯方向、路线错误的。”
“在中央会议上我也讲过这样的话。斗争搞左了，伤了很多人，你们怎么能掌好权？对同志，不能动不动就说他是反革命，有证据是反革命，可以报公安部门逮捕法办嘛！”
……
两天之后，陈毅去首都机场欢迎由外交、计划部长比拉尼·马马杜·瓦尼率领的毛里塔尼亚政府代表团。外交部的造反派头头也去了。
在机场休息室等候时，造反派头头向陈毅提出，在新闻报道中，造反派头头的名字也要见报。
陈毅一听，联想到最近的新闻报道中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的名字竟然排在了政治局常委李富春的前面这样一种野心毕露的做法，火就往脑门上撞，当即毫不客气地表示：“我坚决不同意。”
“现在是向你请示。”造反派头头说。
“请示？请示不敢当，不斗我就感谢你们了。”陈毅没好气地说，“革命革了40几年，没想到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了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前几天，我到外交部去参加大会，要我低头认罪。我有什么罪？有罪还当外交部长？不要太猖狂了，太狂了没有好下场！”
陈老总一发不可收：“现在把外交部搞成什么样子了，动不动就斗，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早晨还不知道晚上怎么样？无组织，无纪律，把外交机密都捅出去了。我就不相信龚澎（龚澎时任外交部长助理兼新闻司司长）会是三反分子，你们还要开除她的党籍。非党员居然要开除党员的党籍，我还没有听说过。”
“章文晋大使一下飞机就抓去批斗，戴高帽子。先让他睡个觉嘛！”
“对外经委斗方毅（方毅时任对外经委主任）斗了7天，还不放出来，工作不能做。”
……
最后，陈老总对坐在一旁的对外文委副主任楚图南说：“楚老啊，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我们交班不能交给赫鲁晓夫式的人啊！”
陈毅的最后一句话是话里有话。
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碰头会，陈老总与谭震林、李先念等老同志一起，当着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张春桥的面，再次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打击迫害老干部的阴谋。
而且，陈毅脱口而出，无意中把林彪、江青一伙打击迫害老干部与延安整风期间康生等人大搞整人连在了一块：“这些家伙上台，就要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的时候，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
也许是觉得在怀仁堂碰头会上还没有“放”个痛快，会议结束后，陈老总又来到国务院会议室，接见“归国留学生革命造反联络站”的20几名代表和外交部群众组织代表。
陈老总滔滔不绝，慷慨陈词，向文化大革命的种种错误做法打出了一排“重炮”
，“放”了个痛快淋漓：“你们要革命，我不反对。但现在一斗争就是祖宗三代，挖祖坟，动不动就‘炮轰’，戴高帽子游街，把一场严肃的斗争当成儿戏，这不是瞎胡闹吗？”
“我一开始就不同意大字报上街，现在刘少奇的大字报在王府井贴了一百多张，所谓罪状，有的是无中生有，有的是泄密，这是给我们伟大的党脸上抹黑！”
“朱老总今年81岁了，历史上就是朱毛。现在说朱老总是军阀，要打倒大军阀朱德，人家会说你们共产党怎么连81岁的老人也容不下，人家会骂共产党过河拆桥呀！”
“贺龙是政治局委员、元帅、副总理，怎么一下子成了大土匪？！这能服人吗？
这不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吗？”
“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嘛，不要踩着别人上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来染红自己的顶子！中央的事，现在动不动就捅出来，煽动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
“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五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11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11个人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
“今天，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依我看，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10年、20年不治！我们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绝不能交给野心家、两面派。我还要看，还要斗争！大不了罢官嘛！我这个外交部长不当了，我还可以去看大门、扫大街，我还会做担担面嘛！”
……
陈老总的这一排“重炮”所招惹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陈毅在怀仁堂碰头会上联系到延安整风，本意是想提醒要以延安整风期间康生等人大搞整人的那套极左做法为鉴。但毛泽东听了张春桥、王力添油加醋的汇报后，误认为陈毅有否定延安整风之意，因此对陈毅的发言大为震怒。
从2月25日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先后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批评会。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对陈毅、谭震林等几位老同志进行批斗和围攻。陈老总的言行以及谭震林等其他老同志的抗争被林彪、江青一伙诬为“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自上而下地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二月逆流”。
3月18日政治生活批评会结束后，陈老总回到中南海庆云堂的家，感叹地说：“三·一八真是个黑暗的日子。40年前的3月18日，我参加游行反对北洋军阀，差点被打死，没想到参加革命40年后的今天又挨批斗。”
在政治生活批评会上，细心的周恩来曾宣布会议的内容要保密，并要求与会者作为一条纪律来遵守。周恩来知道，陈毅等老同志受批评的内容一旦传到社会上，对几位副总理和老帅的处境更为不利。
然而，中央文革一伙却通过他们的爪牙，将政治生活批评会内容捅给造反派，借机在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恶浪中再次煽起揪斗陈毅的狂潮。
应当说，陈毅射向林彪、江青一伙的这一排排“重炮”，表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大义凛然、刚直不阿的革命品质，可钦可佩。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也使周恩来对陈毅的保护陷入了更加艰难的境地。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周恩来对一大批老干部的保护举措，在许多地方遏止了林彪、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阴谋。为此，他们对周恩来极为不满。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曾肆无忌惮地指责周恩来：“保这个，保那个，这个不让批，那个也不让斗，你的确打击了群众和红卫兵的积极性，不相信群众。”
二月抗争失利后，街上已经出现了“周恩来绝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炮打周恩来绝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等一些大字报和标语，周恩来自己也处于随时可能被打倒的危险境地。
更关键的是，毛泽东对陈毅的有些话产生了误会，有明显怒意，这就更加给了要打倒陈毅的阴谋家们以可乘之机。
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保护了相当一批人”。但是，周恩来对老干部的保护，如果没有取得毛泽东的支持，那也是很困难，有些甚至是不可能的。
要保护陈毅，首先要争得毛泽东的认可，以此来压中央文革一伙。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五一节晚上，陈毅和所有因“二月逆流”受批判的老同志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同毛泽东一起观看了焰火晚会。
毛泽东还与陈毅一起合影留念，并说：“我是保你的。”
虽然毛泽东没有公开对中央文革和群众组织说这句话，但是，对周恩来来说，有毛泽东这句话就够了。它至少表明毛泽东对陈毅一时的说话“走火”表示了谅解。
但中央文革一伙岂肯罢休！他们继续煽动造反派揪斗陈毅，并向周恩来施加压力，要求交出陈毅。造反派们的口号也由原来的“批判”“火烧”上升到“打倒陈毅”、“誓与陈毅血战到底”、“陈毅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在陈毅的名字上打上××还不过瘾，还要倒着写。4月，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成立“批陈联络站”，宣称要彻底批判陈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关键时刻，周恩来挺身而出，顶住了揪斗陈毅的恶浪。
5月11日，外事口的一些造反派和北京高校的红卫兵组织冲击外交部，并在天安门及北京主要街道搞游行示威，公然打出“打倒陈毅”的大标语。
当天晚上至次日凌晨，周恩来把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外事口的“红旗造反团”、“六·一六”、“井冈山”等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召集到国务院会议室，与他们连续进行了5个多小时的谈话，严厉批评他们的极端行为。而造反派仗着有中央文革的支持，有恃无恐，对周恩来进行轮番围攻、起哄。
以下是根据当时红卫兵整理的谈话记录节选的周恩来与造反派们的部分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