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 作者:陈扬勇-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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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周恩来进行轮番围攻、起哄。

　　以下是根据当时红卫兵整理的谈话记录节选的周恩来与造反派们的部分对话：外交部联络站代表沾沾自喜地说：今天上午的游行是我们联络站发起的，他们其他9个组织都支持我们。

　　周恩来问：是你们发起的？

　　联络站代表气狠狠地说：是的。我们发起游行主要是要求陈毅到群众中来。还有外交部其他两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姬鹏飞、乔冠华。姬鹏飞不能再担任常务副部长的职务。另外，我们提出，陈毅、姬鹏飞、乔冠华不能参加对外活动。主要一点是陈毅必须马上到群众中来。根据揭发材料，陈毅是外交部和外事口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要他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但是，从他1月24日检查以后，他没有到群众中去，这是逃避群众的批判揭发。所以，我们要搞示威游行。

　　周恩来气愤地说：我说过，还要商量具体的方式，还要创造条件。你们在这里不要给我施加压力……

　　由于周恩来在原则问题上毫不退让，造反派试图从周恩来身上打开揪斗陈毅的突破口的想法难以得逞。这时外国语学院的一造反派用卑劣的手法向周恩来发起突然袭击，妄图捏造既成事实逼周恩来就范。他说：总理，你刚才说把三反分子陈毅交给我们？

　　周恩来听后气愤至极，愤怒的目光盯住这个造反派，大声责问：什么？我没有讲“三反分子”，你们强加于我，我要抗议。

　　说着，周恩来转向联络站代表：你们证明，我说了“三反分子”啦？你们提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

　　在批斗陈毅的问题上，由于周恩来坚持要等条件成熟并商量好后再开批判会，实际上是采取拖的办法，并且态度非常坚决，这样，揪斗陈毅的狂潮暂时得到遏止。

贺龙的“问题”

　　1967年1月11日凌晨，一辆轿车悄然驶出中南海西北门。

　　轿车在市区兜了几圈，确认后面没有跟踪的车辆后，突然拐进了万寿路新六所，在周恩来为贺龙元帅夫妇安排的临时住处前停了下来。

　　这是周恩来精心安排的行动。

　　新六所贺龙的住处已被造反派发现，贺龙的安全难以保证，周恩来决定在西花厅前厅腾出一块地方，把贺龙夫妇接到西花厅来住。白天目标太大，只能凌晨夜深人静时行动。

　　用生死与共、情同手足来概括周恩来与贺龙之间的个人关系，一点也没有夸张的成分。从八一南昌起义的血与火中铸成的情谊，到建国后工作和生活中的密切来往，周恩来与贺龙的个人私交非同一般。建国后，周恩来常常到贺龙家去走动，并常在一起聚餐休闲。这对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来说是很特殊的。据贺龙的夫人薛明说：每次总理来，贺总一听见他的汽车响，就一边大喊：“总理来了！总理来了！”一边呼呼地穿过长长的走廊去迎接恩来同志。只要是我在家，贺龙就大声喊：“薛明，薛明，来给总理倒茶。”总理是喜欢喝茶的，家里有几种茶叶，我总是倒两杯，放在总理面前，让他尝一尝，哪杯好喝。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生死与共、情同手足的战友，周恩来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林彪、江青一伙迫害，周恩来内心的痛苦谁人又知晓？！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林彪、康生等人就把黑手伸向了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

　　贺龙的存在，对林彪来说是一块沉重的心病。一是贺龙知道林彪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底细，包括林彪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毛泽东的不满和反对，以及对蒋介石的讨好，林彪害怕贺龙会随时揭他的老底。二是贺龙的能力和魄力。建国后贺龙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成绩斐然，深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许。林彪担心毛泽东会不断委以贺龙重任，威胁自己的地位。因此，“文化大革命”一爆发，林彪欲借机除掉贺龙而后快。

　　1966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把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找去谈空军党委一次全会的情况，劈头就定调：“你们这次会议贺龙插手了。贺龙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

　　林彪还“提醒”吴法宪：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贺龙派人要夺你的权，你要警惕和防备。

　　吴法宪对林彪的谈话心领神会，马上亲笔写信诬陷贺龙在空军内部搞地下活动、罢官夺权。

　　与此同时，林彪又打电话给时任海军第一政委的李作鹏，说：“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采取种种手段，拉了一批人来反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同吴法宪一样，李作鹏按照林彪的授意给林彪写信，诬陷贺龙。

　　叶群还指使军委办公厅警卫处的一负责人写信诬陷贺龙，其中写道：“贺龙亲自保管一支精制的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

　　“这支枪最近两个月又每天放在枕头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带在身上。”

　　后来，又有人传得更没谱，说贺龙要用小手枪“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暗杀毛主席”。

　　康生、江青等人也从背后向贺龙捅了“一刀”，制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二月兵变”事件。

　　事情的本原是这样的。

　　1966年春，经中央军委批准，北京卫戍区组建一个团，平时担负民兵训练、维持社会治安等任务。卫戍区为此派人曾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地商借房子。

　　后考虑到部队住学校不合适，这个团就住到了郊区的一个靶场。不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大学有人追求“惊心动魄”，贴出了大字报，怀疑部队向学校借房子是要搞兵变。

　　这时，正值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诬陷贺龙“搞颠覆活动”。康生为呼应林彪，抓住这张本来是捕风捉影的大字报，不经任何调查就宣称：“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这个善于经营诬陷勾当的造谣专家后来还说：贺龙“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

　　于是，在林彪一伙的唆使下，造反派把矛头对准了贺龙，街上出现了“打倒贺龙”的标语，贺龙被造反派纠缠得有家难回。

　　对贺龙，周恩来是最了解不过了，也深知林彪极力要打击、排除贺龙的原因。因此，周恩来对贺龙的保护更加细心、周到。

　　1966年12月24日，国家体委造反派批斗体委副主任荣高棠，周恩来去“陪斗”（实际上是以陪斗的形式保护），贺龙也去了。

　　贺龙的性格也刚烈。为了使贺龙免遭造反派的纠缠，周恩来对贺龙说：“你血压高，我看你还是暂时休息一段时间。”

　　贺龙从周恩来的话中猜想出自己处境的不妙，但还是说：“我干了一辈子革命了，是不会怕群众的，我还是想工作。”

　　周恩来忧虑地说：“工作我替你顶着，不要紧。你还是去休息一段时间，保重身体第一。”

　　鉴于贺龙的家已不安全，周恩来指示身边工作人员把贺龙和薛明安排在军队控制下的钓鱼台住下。

　　但刚住了一个晚上，周恩来又想到江青、康生也都住在钓鱼台。如果让他们知道贺龙住在钓鱼台，造反派就会接踵而来，哪还有贺龙的安宁！

　　周恩来赶紧又把贺龙夫妇转移到了新六所。

　　不料，造反派探到了消息，很快跟踪到了新六所，闹着要揪斗贺龙。与此同时，造反派还占据了贺龙在东交民巷的家，在那儿闹腾。

　　贺龙气愤不过，打算回家去把事情向群众讲清楚，群众应当是了解自己的。

　　1967年1月9日下午4时30分，贺龙来到西花厅，向周恩来讲了造反派进驻他家的情况，说：“我要回去一趟，我不怕。难道群众还不了解我贺龙吗？我也了解群众。”

　　在那人妖颠倒的时代，我们的元帅仍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却不相信阴谋家可以一手遮天。

　　然而，事情远不止贺龙所想像的那样简单。历史并不是每一步都是踩着真理的脚印前进的。

　　周恩来对整个局势的严峻性看得更清楚些。他担心贺龙去跟造反派正面接触，矛盾可能会更加激化，弄得不好，还有被造反派揪走的危险。

　　就在前两天，军队院校的造反派和北京一些高等院校的红卫兵组成了“彻底打倒贺龙反党篡军集团联络委员会”，准备在7日召开批斗大会，并要把贺龙揪出来示众。周恩来得知后，及时劝阻了这次大会。

　　“你不要回去，我来顶着。”说着，周恩来转身拿起电话打到了贺龙的家里：“我是周恩来，你们那里谁负责，要他接电话。”

　　造反派头头赶紧过来接过了话筒。

　　“你们到贺龙同志家里去，呆在那里，太不像样子嘛！你们要赶快搬出来！有什么事，跟我说，今天晚上，我在大会堂见你们！”

　　在贺龙家闹腾的造反派立马撤走了。晚上11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中的6个代表。

　　轿车悄然从新六所开出，照样又在市区兜了几个圈，确认后面没有跟踪的车辆后，突然拐进了中南海西北门，停在了周恩来的住处西花厅前。

　　警卫人员打开车门，神情忧郁的贺龙和薛明从车上下来，步入西花厅。

　　就在周恩来把贺龙安排在西花厅住下的当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毛泽东委托林彪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李富春、徐向前、陈伯达、叶剑英等在京的部分政治局委员，江青、王力、关锋等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列席会议。贺龙没能参加会议。

　　会上，康生提出贺龙的问题，企图把贺龙的所谓“问题”在党内公开化。

　　周恩来立即当着林彪、江青等人的面，特意强调说：“主席说了，只是要贺龙去登门拜访，听取大家的批评，不公开的，不在集体会上讨论，也不公开点名。”

　　1966年9月9日，毛泽东看了林彪交来的吴法宪等人诬陷贺龙的信后，没放在心上，曾让秘书徐业夫打电话给贺龙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街上关于他的大字报已经很多了。”康生还不甘心。

　　“昨天我们的红卫兵小将就去捉他这个人嘛！”江青也在旁边呼应。

　　周恩来严肃地说：“群众点贺龙的名，我们不负责。我们政治局的同志，我们常委的同志，不要在公开场合点他的名。主席说了嘛，政治局不公开点名，当然也不让红卫兵揪了。”

　　康生、江青脸红耳热。主持会议的林彪脸色也很难看。

　　周恩来不管，有毛泽东的指示在手就好办。

　　希望遥遥无期“一月夺权”的风暴，穿过中南海高厚的围墙，也在里面肆虐着。

　　在中央文革一伙的挑唆下，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也闹起了两派。许多在中南海居住的中央负责同志受到了冲击。

　　中南海外头的造反派连续好几次对中南海的几个出入口发起冲击，要揪斗在里头的中央负责人和被周恩来保护在里头的国务院各部的部长。

　　往往是周恩来到西门来劝阻群众不要冲击，那边江青等人却跑到北门去给造反派煽风点火。

　　8日凌晨，几百名农林口的造反派翻墙冲进了中南海。

　　对于贺龙来说，中南海西花厅也非安全之处了。

　　当然，贺龙住在西花厅，是瞒不过林彪和江青的。长期这样住着，且不说林彪、江青因此攻击周恩来，对周恩来长远的斗争策略也不利。因为这就等于表明周恩来是公开和林彪、江青一伙唱对台戏。

　　1月19日，周恩来和李富春一起找贺龙谈话。

　　周恩来告诉贺龙：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以后他不放心。还有，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

　　贺龙几次起来想申辩，没有插话的空隙。

　　周恩来对贺龙说：你不要说什么了。主席不是说过要保你吗？我也要保你。对于你的安全我负责。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个地方也闹两派，不安全，连朱老总家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休息，缺什么东西，你告诉我。

　　贺龙从周恩来的谈话中觉察到了形势的险恶。但他也知道周恩来的处境也非常困难。想到周恩来能在如此艰难的处境中悉心关照他，贺龙已经是感激不尽了。

　　谈话结束后，周恩来握住贺龙的手，说：你先走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家里的事我顶着。一会儿由杨德中同志送你们，夜间再走。

　　1月20日凌晨，杨德中护送贺龙夫妇到了北京西郊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这里有中央警卫团的一部分部队守卫。

　　贺龙离开西花厅后，林彪、江青一伙到处打探贺龙的去向，并唆使造反派多次闹着要“揪斗贺龙”。周恩来都严词回绝。2月18日，周恩来嘱咐秘书告国家体委造反派：总理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这是中央的决定。

　　2月22日，周恩来继续嘱告秘书向体委传达：“总理不同意召开大会批斗贺龙同志，因为中央至今未批准此事。”

　　周恩来的这句话的“中央”，实际上是指毛泽东。这表明，此时毛泽东对贺龙的态度还是明确的，要保。只要毛泽东明确保贺龙，不管林彪、江青一伙怎样步步进逼，周恩来就有余地可以斡旋。

　　4月28日，周恩来、李富春、康生一起接见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代表。谈话间，有学生问及诬陷贺龙的“二月兵变”问题，周恩来当着康生的面，严肃地说：据我知道，没有这回事。“备战、备荒、为人民”是主席在杭州会议上提出的方针嘛！是执行主席的命令嘛！

　　一旁的康生低着头，一声不吭。

　　地处山区的象鼻子沟冬天来得特别早。虽然还是金秋10月，但早晚却有点寒意了。国庆节过后，贺龙发高烧，吃饭总吐。周恩来得知后，提出送三0一医院治疗，但遭到江青一伙的反对。

　　忍看亲朋成冤魂秋天到了，天气凉了，树叶黄了。

　　周恩来曾对贺龙说，秋天我去接你。这是基于寄希望文化大革命局势的缓解。当时，中央曾有这样的考虑：二三月间见眉目，四五月间见分晓。

　　然而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气候并没有因为秋凉而缓解，相反，继续向“左”的方向滑去。在林彪、叶群、江青、康生等人的串谋下，贺龙又被诬陷为“叛变投敌”，列为专案审查对象，9月13日，贺龙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康生、叶群等人把持了贺龙专案组。从医院回到象鼻子沟后不久，贺龙完全落入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魔掌，与周恩来的联系也断了，原来负责贺龙医疗的医生也失踪了，换上了他们授意的医生。失去保护的贺龙元帅受到更为残酷的迫害。1969年6月9日，贺龙元帅被林彪、江青一伙迫害致死。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绞尽脑汁，保护遭林彪、江青一伙打击、迫害的老干部，保下来了大多数，但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周恩来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有些干部努力保了，还是没能保下来。贺龙就是其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