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 作者:陈扬勇-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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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人民起来反对本国的反动派。当时柬国内的柬中友协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还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当政的西哈努克政府。

　　这些极左行动引起了柬埔寨政府的不满，曾几次与我驻柬使馆交涉，均未得到满意的答复和解决。

　　为此，西哈努克下令解散柬中友协，把该友协的工作合并到柬埔寨对外友协。

　　然而，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有关方面还继续承认柬中友协，并在柬中友协成立3周年的时候发去了贺电。柬埔寨的新闻媒介还对此作了报道。

　　西哈努克一怒之下，宣布要撤回柬埔寨驻华使馆全部人员。

　　一些别有用心的外电甚至报道说，柬埔寨和中国要断交。

　　周恩来在得知事情的原委后，一方面批评中国有关方面的“左”的做法，强调保持中柬友好关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亲自约见柬埔寨驻华大使，进行解释和挽留。

　　1967年9月14日晚11时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老北京厅约见柬埔寨驻华大使张岗。

　　简单的寒暄之后，周恩来直入正题：“这次发生的事情，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所以我约见大使谈一谈。从我们两国建交以来将近10年了，从来没有发生彼此不愉快的事件。这次事件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我们只能表示遗憾。从我们国家和政府的愿望出发，我们还是希望大使及使馆人员留在中国，继续为增进中柬两国友谊而作出努力。”

　　10月20日，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达达赫来我国访问，周恩来同他举行了几次会谈。24日，达达赫离开中国前往朝鲜等国访问，周恩来在送达达赫去机场的路上，请达达赫帮忙给朝鲜金日成首相、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埃及纳赛尔总统捎转他的口信。周恩来说：自从我国文化大革命以来，有时出现一点误会。华侨在一些亚非国家有不少，他们向往祖国，我们不能阻止他们。我们一直是教育华侨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但对于他们的行动我们并不能掌握，使馆也不能全管得了。另外，我们的使馆在工作中也有一些偏差，我们并不掩饰这些偏差，随时可以改正。最近，毛主席在同刚果（布）总理谈话时，就说刚果（布）总统做得对，我们的使馆在工作中有偏差。帝国主义诬蔑我们，而实际上我们对朝鲜、柬埔寨的政策没有改变，我们一贯支持他们的反帝斗争。

　　这里顺带交代一下，周恩来之所以请达达赫总统把这样的口信捎给金日成，是因为极左思潮把中朝之间同志加兄弟的关系也搅得不是那么愉快。在极左思潮的驱使下，一些红卫兵在街上公然贴出了攻击金日成的大字报；一些从朝鲜回来的华侨还到朝鲜驻华使馆搞游行，散发批判朝鲜劳动党和金日成的传单；在中朝边境，还发生了几名中学生红卫兵偷越边境，把“朝鲜必须顺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朝鲜必须跟着中国闹革命”的大字报贴到了朝鲜境内；我国当时驻朝鲜大使馆也搞了许多极左的宣传，引起朝鲜的不满和防范。对这些极左做法，周恩来作过多次批评，还下令把驻朝使馆中的个别极左分子调回国内。他还通过有关渠道带信给金日成，说不管红卫兵、造反派怎么说，这都不是我们党和政府的意思，请金日成谅解。

　　送走达达赫两天之后，周恩来再次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柬埔寨驻华大使张岗。

　　周恩来说：“现在西方世界舆论和一些国家都在挑拨中国与柬埔寨王国的关系，特别希望我与西哈努克亲王搞笔战舌战，他们幸灾乐祸。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和政府从毛主席起都很清楚。我们不会上敌人的当。我们认为，中柬两国之间有共同的敌人，他们是想利用我们之间的任何一点误会来进行夸大，以便各个击破。我们要做使敌人不高兴的事，而不做任何一点使敌人高兴的事。即使我们之间有一些误会和意想不到的批评，但我们想到共同的敌人，我们是把误会放在次要地位的。当然，这些事情不是没有分歧的。但是，我们认为现在争论这些事情不是时机。我们宁可把这些意见保留起来，不做公开争论，不让敌人利用。这点意见请大使阁下转告西哈努克亲王。”

　　周恩来还就中柬两国在政策上、工作中的一些误会作了解释，并坦率地承认了中方在一些工作中的错误做法：

　　第一，柬埔寨取消柬中友协，成立全国统一的友协，这是你们主权国家权力内的事，我们无权过问，根本不能发生我们反对这件事的事。至于我友协给原柬中友协发贺电的问题，是民间团体的事情，是个错误，但我们政府和党不知道。

　　第二件事，关于中国在柬埔寨的侨民问题。我们一向遵守这样的原则：侨民应当遵守主权国家的法令，但他们的正当权益应受到保护。我们一向用这个政策来教育我们的侨民。但侨民的情况是不同的。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们往往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这是他们本身的事，中国政府很难干涉。柬埔寨王国政府对中国侨民的态度一向是宽大的，这点我是了解的。侨民有一些活动使西哈努克亲王不高兴，或者他们违法了，亲王批评了他们，这是元首有权这样做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侨民的一些做法也是不同意的。

　　10月27日上午，达达赫总统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后前往柬埔寨，途中路过北京首都机场。周恩来特意来到首都机场迎送达达赫。

　　达达赫对周恩来说：金日成首相让我捎来四点口信给总理先生，作为对总理先生所捎口信的回答：

　　第一，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

　　第二，我同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有着深厚的友谊，并非常珍视这种在共同斗争中建立的友谊。

　　第三，双方存在某些分歧，但目前这些分歧并不严重。如果分歧变得更大的话，双方可以通过见面讨论寻求解决办法。

　　第四，我相信，如果朝鲜遭到进攻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同过去多次所做的那样，来帮助朝鲜。

　　金日成还是通情达理的，充分理解了周恩来的艰难处境。

　　周恩来很感谢达达赫的传话，并再次托他把口信捎给西哈努克亲王。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西哈努克亲王愉快地接受了周恩来的解释和建议，立即撤销了撤回柬埔寨驻华使馆人员的计划。

　　西哈努克亲王晚年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我结识的世界领袖中，周恩来是我视为最杰出的两位人物之一。另一位是法国的戴高乐。”

　　西哈努克还说：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巨大的动乱中，如果中国没有周恩来，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和文明民族的地位也将因此而告衰落。

周恩来声色俱厉

　　1967年9月，周恩来虽已通过对王力、关锋等人的果断处置，斩断了中央文革这一极左怪胎的一条膀子，而且也已明确提出批判外交领域的极左思潮，但是，根深蒂固的极左思潮仍以其强劲的惯性，着了魔似地向前猛窜。

　　9月初，与巴基斯坦政府持不同政见的巴基斯坦报纸先后刊登了两条对中国不大友好的消息：

　　一条是报道了来源于苏联塔斯社的消息，内容是勃列日涅夫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篇攻击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反华讲话。

　　另一条是报道了台湾国民党对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飞行员的策反，说开一架飞机到台湾，可以奖励多少万美元。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看到这两条消息后，非常气愤，认为这是巴基斯坦政府对中国的极不友好。于是，立即将巴基斯坦报纸刊登的这两条新闻报回国内外交部，并提出使馆拟向巴基斯坦政府进行紧急交涉，抗议这种行为。

　　外交部当时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比较深，也未报告周恩来，就同意了驻巴基斯坦使馆的请示。

　　我驻巴基斯坦使馆立即约见了巴基斯坦政府外交秘书，就巴基斯坦报纸刊登反华消息事提出紧急交涉，说：巴基斯坦报纸刊登的这些消息是代表了巴基斯坦政府的看法，巴基斯坦政府应当对此负责。还说如果巴基斯坦参加帝、修、反掀起的大合唱不会有好处。

　　巴基斯坦方面解释说：报纸刊登的这两条消息并不代表巴基斯坦政府的看法。巴基斯坦的报纸与中国的不一样，不是所有的报纸都与政府的观点相一致，巴基斯坦政府管不住反对派的报纸，这些报纸还常常刊登一些攻击和谩骂巴政府的文章，巴基斯坦政府也难以阻止。希望中国政府对此能予以谅解。

　　巴基斯坦政府方面的解释是真实的。巴基斯坦全国当时有40多家报纸，10多家杂志刊物。其中绝大多数是与政府一致的，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是友好的，但也确有一些是与巴政府观点不一致，甚至是反政府的。这些报纸杂志非但不听从巴政府的命令，而且常常批评和攻击巴基斯坦政府及其高级官员，根据巴基斯坦的法律，巴基斯坦政府对此也难以干涉。既然巴基斯坦政府对这些报纸批评和攻击政府都难以阻止，当然也就很难阻止它们批评政府的国际朋友。

　　况且，文化大革命中，在我周边国家中，巴基斯坦对我国的关系已是相当客气了。1967年，中国有关方面在巴基斯坦搞了不少极左宣传，巴基斯坦政府都采取了谅解态度，未加干涉。

　　应当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周恩来长期致力于中巴友好关系的结果。

　　中巴两国山水相连。巴基斯坦是南亚地区第二大国，在地缘政治上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发展中巴友好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利益，而且有助于稳定南亚局势，有利于巩固亚非团结。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是从战略意义上来争取巴基斯坦成为中国的友好邻邦的。在中巴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再加上周恩来在其中的远见卓识和正确指导，中巴两国的友好关系自1951年建交以来，一直持续稳定地发展。当时，由于中美两国关系的紧张对峙，巴基斯坦还主动地承担了中美外交斡旋的桥梁角色。

　　然而，我驻巴使馆的有关负责人对巴基斯坦方面的解释听不进去，坚持认为巴政府应对巴报纸刊登反华消息的事负责，扔下一句“一切后果由巴基斯坦方面负责”的话，走了。

　　巴基斯坦政府急了，连忙电告巴驻华大使苏尔坦，要他约见周恩来，报告此事。

　　9月17日下午4时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老北京厅会见苏尔坦。

　　苏尔坦说：非常感谢阁下在百忙中还抽空这么快接见我，我知道你很忙，我很快地谈谈。

　　苏尔坦在叙说了事情的经过之后，诚恳地说：阿尤布总统、巴基斯坦政府、绝大多数巴基斯坦人民和报纸是十分珍惜巴中友谊的，一小部分报纸登了一些外国发来的消息，这些报道并不代表巴基斯坦官方，是不代表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的。说这些不负责任的报道是代表巴基斯坦政府的观点是不公平的。对此，我感到吃惊和痛心。如果我说错了，你可以纠正。中巴两国关系总的来说是很友好、很和睦的，我们两国之间没有任何问题不可以通过友好讨论来澄清。我向阁下解释，是申明我国政府和人民十分重视巴中两国的友谊，要做一切可能做的事情促进两国友谊，我见阁下就是为的这个理由。

　周恩来静静地听完后，非常坦诚地对苏尔坦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情况。大使阁下所谈的巴基斯坦报界情况我了解一些，的确不是巴基斯坦政府能完全控制的。我说一句公道话，在报道中巴友好消息方面，巴基斯坦报纸报道的要比我们报纸报道得多。在这一点上说，你们有理由解释巴基斯坦政府和报纸的立场，支持中巴友好的报纸还是多数嘛。我相信，中巴两国友好关系不但会继续下去，还会发展。

　　苏尔坦最后建议：如果将来中巴两国之间出现任何严重的事情，希望都用友好交谈的方式来解决，不用正式抗议和提正式要求的方式。因为用这种方式容易把问题搞僵。

　　周恩来表示非常赞同苏尔坦的意见。

　　在接见苏尔坦之前，周恩来已经通过有关方面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他是压着对极左思潮的怒气见完苏尔坦的，在外宾面前，不好发火。

　　送走苏尔坦后，周恩来同外交部有关负责人谈话，发出了他少有的震怒：

　　“你们又给我捅了个乱子。（抗议巴报的事）经我批了没有？”

　　“没有。”

　　“为什么不送给我看？你们把一切关系都破坏了。这样一件事就值得抗议吗？你们天天学语录，要区别对待，掌握政策，这么一件事就值得抗议？经过谈话就可以解决嘛！这是谁提的意见？”

　　“司里提的。”在场的人还没见过周恩来发这么大的脾气，连吓带后悔，大气都不敢喘。

　　“你们这样就把事情做出来了，要我背了黑锅。刚发生了一个柬埔寨的事情，现在又来了一个巴基斯坦，你们把原来所有的关系都破坏了！我怀疑你们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周恩来气得在座椅前面直转圈。

　　“一个礼拜连续两件事。7月20日事情（指1967年7月20日武汉七二○事件──作者注）以后，外交部不听话了。把关系搞坏了，你们就高兴了？这是极左的行动。这样的事情，你们可以到外交部去提请人家注意就行嘛。你们管业务的都是年轻的吗？”

　　“有年纪大的，有处长。”

　　“这样重大的事为什么不送我看一看？抗议是严重的步骤，可是你们随便提抗议，现在提抗议就像喝杯茶似的。像这样的事也抗议，那就不胜抗议了。”

　　最后，周恩来责成外交部有关领导回去要就此事好好检查，吸取教训。

后记　血肉之躯做“刹车”

　为了尽量减少洪水般的运动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损失，为了维系国计民生最基本的运转，周恩来夜以继日，苦撑危局。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忙远不是一般的忙。哪一天的事先工作日程安排都是十几项。以致于周恩来自己也说，过去真正打仗时也没这么忙。

　　由于长期过度劳累，周恩来的身体自1967年起，明显垮下来了。

　　1967年2月2日，周恩来身体突感异常不适，经医生会诊，发现有心脏病。周恩来还嘱咐秘书，不要把他患心脏病的消息告诉别人。

　　1967年9月24日，周恩来对邓颖超说：我一到早晨8时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发抖。

　　国庆节前夕，有关部门请周恩来题写国庆横幅。周恩来两次试写“热烈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八周年”，但都由于手抖得厉害，没有写成。

　　除了身体上的劳累外，还有一个使周恩来身体急速下垮的重要因素是精神上的劳累与郁闷。周恩来的心累。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战术是“双管齐下”，整不倒也要把他累垮，经常找茬整周恩来。

　　1967年，是周恩来总理生涯中最不平静的一年，也是周恩来最苦最累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