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 作者:陈扬勇-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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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2月28日，以上海市的老工人、党团员、劳动生产模范为基础组成的，拥护上海市委、对“工总司”强烈不满的“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
（简称“赤卫队”）一万余人到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办公地点要求上海市市长曹荻秋接见，要求上海市委承认拥有几十万人的“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
在此之前，曹荻秋迫于压力，不得不撤销了“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的承诺。
张春桥得到“赤卫队”到康平路的消息后，诡计爬上心头。他连夜打电话给他老婆和王洪文，捏造“赤卫队”要抄张春桥的家、“炮打中央文革”的莫须有罪名，由王洪文调来十几万造反队员于12月30日凌晨对康平路的“赤卫队”发起冲击。制造了上海的第一场大武斗。
12月31日，“工总司”发布特急令，要所属各级造反队把“赤卫队”的负责人统统抓起来，把各工厂企业的“赤卫队”的负责人也抓起来。
康平路事件后，上海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秩序陷入混乱。“赤卫队”是一个有数十万工人的群众组织，其中不乏一些生产劳动模范和大量的老工人。他们不能忍受如此不公正的待遇，纷纷离开工作岗位，进京上访。上海铁路局调度所80多人中就有70几个人是“赤卫队”员。这样就造成生产无人指挥、铁路交通中断的混乱局面。据统计，从30日凌晨到31日的26小时中，上海站停开客车26列，5000多旅客滞留上海，5000多乘客被阻于途中；停开货车38列，有22列货车不能进入上海站而阻于途中，货物积压数万吨。
面对上海这种混乱的局势，周恩来积极采取措施，尽力把局面稳定下来。
然而，此时的周恩来万万没想到，一伙阴谋家在上海策划更大的动作。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摆着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架子回到上海，找徐景贤和“工总司”的几个造反派头头谈话，策划夺权。
同日，上海《文汇报》夺权。
次日，上海《解放日报》夺权。
张春桥1月5日在“工总司”造反派头头会议上鼓动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来，打倒。”
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导演下，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揪斗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还把全市几百名干部揪到会场陪斗。
大会发出三项通令。
《第一号通令》说：“从1967年1月6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第二号通令》说：“陈丕显必须在7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进行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彻底坦白交代。”
《第三号通令》说：“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
1月6日以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相继建立了“火线指挥部”、“保卫委员会”、“造反派联络站”，全面夺取了上海市党政财文的领导权。
在对待上海市委和处理上海局势的态度上，周恩来与张春桥一伙是截然相反的。
然而，在这次较量中，张春桥一伙成了“胜利者”。
1月8日，人民大会堂118室。毛泽东在此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肯定了上海的夺权活动。
散会后，周恩来步履沉重地走出118室。他在思考着新的对策。
1月16日，毛泽东召集小范围的常委扩大会，说：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
同日，《红旗》杂志发表王力、关锋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人民日报》同日转载。文章提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文章还高度赞扬上海的夺权，号召“坚决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我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最根本的，就是夺他们的权。只有夺了他们的权，对他们实行专政，才能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
文章说的“夺权”包括夺党权、政权、财权、文权。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明白无误地号召全国全面夺权。
此后，全国范围的夺权狂潮如疯似癫，席卷而来。
周恩来据理力争对于这场全国自下而上的夺权运动，周恩来本来是不赞同的。这从前面他在对待上海问题上同张春桥一伙的分歧与较量就可以看出。
无奈，毛泽东支持夺权。
对于这场夺权运动，周恩来也是缺乏思想准备的。《红旗》杂志号召全国夺权的评论员文章事先也没给周恩来阅看。周恩来压根就不知道这件事。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多次说过：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搞全国自下而上的夺权，恐怕也要算是周恩来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
然而，既然夺权运动已成为难以改变的事实，而且汹涌而来，挡是挡不住的，也不可能挡住。
周恩来说：大势所趋，万马奔腾来了，你根本挡不住，要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
因此，周恩来挺身而出，迎接这股汹涌而来的浪潮，并设法驾驭它。
周恩来很清楚：毛泽东支持夺权并不是像中央文革一伙所要求的那样。但中央文革一伙又利用毛泽东支持夺权来实现他们打倒一大批领导干部、夺取党和国家更多领导权的阴谋。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一方面表示支持夺权，但同时又强调：夺权，只是夺各单位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生产业务权、党委领导权不能夺。而且明确规定了有些部门不能夺权。
而中央文革一伙则主张全面夺权，夺一切领导权。
对待在夺权中的“当权派”，周恩来认为要一分为二的分析，而且绝大多数领导干部是好的，不能一概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加以打倒。即使有些干部有“错误”，要打倒一下，也应当是“烧而不焦”。
中央文革一伙却希望把老干部打倒得越多越好，而且要“烧而焦”，要置于死地。
这就是在夺权狂潮中周恩来和中央文革一伙所持态度的本质区别，也是斗争的焦点。
还在夺权狂潮初始，周恩来在毛泽东召集的常委扩大会议上就提出：我是支持左派夺权的，但夺权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各部的夺权不要搞得青黄不接，工作不能停顿。
周恩来这是从维系国计民生的工作角度对夺权提出了某些限制。
毛泽东表示赞同周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还说，对当权派，对领导干部要有分析。绝大多数是犯个别性、一般性的错误。犯严重错误要撤职查办的极少。即使是要撤职查办的，也要让他们工作，不要让只睡觉、扫大街。这样左派队伍才能扩大，工作才能搞得好。这并不妨碍他们抓大事，抓革命。
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说：对待干部不能只用一种办法，要有5种办法。一是全部改组，二是监督留用，三是停职留用，四是撤职留用，五是撤职查办。第五种要极少。
之后，周恩来又根据毛泽东同意夺权不能影响工作的意思，提出：对中央各部可以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业务权还是监督为好。 毛泽东也同意了。
因此，在与各群众组织代表的日夜谈话中，周恩来反复向他们阐明这些思想。
1月16日，周恩来在接见石油系统职工造反联络总站和北京石油学院的代表时说：夺权问题很复杂，现在多数单位的夺权是准备不足。夺权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生产领导权还是监督为好。
周恩来不赞成夺生产业务的领导权，固然是怕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但也包含了他保护干部的良苦用意。因为生产业务权不能夺，就意味着一大批干部还必须在领导岗位上。
因此，周恩来特意对在场的康世恩等人说：生产还是你们管。生产任务出了问题，我还是找你们。
1月18日，周恩来与江青等参加“左派”学生、机关干部“文化大革命”形势座谈会。
周恩来说：夺权，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业务领导权，还是监督为好。
然而，江青却当着周恩来的面公然说：业务权不懂也要夺，业务可以慢慢学嘛！
1月21日，周恩来接见二机部造反派代表和该部的副部长。他对副部长们说：夺部的文化大革命领导权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对生产、财政只能行使监督权。你们要好好工作，不能松懈。
周恩来又告诫造反派代表，说：对领导干部不能揪来揪去。
1月22日，周恩来在全国各地来京群众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有些单位不能采取夺权的形式，如军队、战备工作部门等。
1月25日，周恩来接见财贸系统的造反派代表。周恩来重申：你们夺权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于业务主要是监督权。不能把“长”字号的领导干部都排斥，要留一些“长”字号的，保证业务畅通。
有代表提出：要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印章和牌子。
周恩来火了，批评说：你们怎么对印这么关心？你们以为有印我就能批准你们吗？你们夺了牌子有什么用？牌子可以当柴烧。你们怎么把夺权看得这么简单呢？
要抓政治嘛。夺权是件严肃的事情。你们可能说，我在这个问题上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口径不一致，你们不能要求一切都一致。你们给我贴大字报没有关系，我不会计较这一点。
1月26日，周恩来接见工交口各单位造反派代表，说：夺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前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总要有最高领导，总要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嘛！
周恩来又批评造反派把部长们揪来揪去，说：余秋里进行了6次检讨，心脏病发了，至今还没恢复，你们总要有一点阶级感情嘛！余秋里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
大庆油田建设他有功；这两年计划，他把三线建设抓出来了，这些成绩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们需要他，党中央需要他。这不是为余秋里辩护，他是经过长期的考验，是从“红小鬼”上来的，他身上的伤疤就是证明，他不是全靠吃老本的那种人。我说过，余秋里是部长级里的标兵。主席讲过几次，余秋里要保。
一个造反派代表从下面递上一张条子问周恩来：中央保余秋里，还能不能夺权？
周恩来说：这是两回事。哪一个机关都不会是百分之百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现在是连锁反应。不能把所有当权派都看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你们想一想，如果全国的党政领导机关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哪还有一小撮？还有什么区别对待？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讲不过去嘛！
毛泽东的预言失灵。
号召夺权后，毛泽东曾说过：今年2、3、4月看出眉目，明年这个时候看出结果，或者更长一点时间。
毛泽东说的“看出眉目”，就是设想在1967年2、3、4月间建立各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
当时，毛泽东预计在1967年底可以结束“文化大革命”。
然而，夺权后的局面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预计和设想发展。由于造反派之间在夺权过程中争权夺利，派性急剧发展，“大联合”、“三结合”迟迟实现不了。实际上，到1967年底，全国才成立了9个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
夺权后，非但没有迅速实现“大联合”、“三结合”，而且社会秩序更加趋于混乱。
对周恩来来说，他忧心的首先是国家的经济工作怎么办？
一年之计在于春。对于中国这个农业国来说尤为如此。
夺权后首先面临的经济工作就是广大农村的春耕春播。而当时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地、县被夺权后，处于领导干部被打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不起来，工作无人抓的状态。那些掌权后的造反派不熟悉经济工作，也不顾经济工作。
工业、交通等经济领域也是如此。
怎么办？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下令对一些局势混乱的部委和省、市、自治区及重要的企事业单位由军队来实行军事管制。人民解放军是当时全国唯一保持组织系统并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重要的力量。
1月25日，针对民航系统的混乱，周恩来嘱秘书告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应以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名义起草命令，宣布由军队接管民航系统（包括整个民航系统所有机场、港站）。接管后，业务工作仍由原领导班子来掌管。1月2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
2月18日，周恩来在接见财贸口司局长以上干部时说：如果造反派在夺权中把监督业务变成管理业务，争论不休，中央就要考虑采取别的办法。
这是周恩来对造反派的警告。“别的办法”就是军管。
2月27日，周恩来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广东问题。
广东省在一月份由“省革联”夺权。广东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不负责任，自动向造反派“让权”。广东地处边防，局势堪忧。
鉴此，周恩来建议对广东省实行军管。
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认为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向造反派“让权”是错误的。目前又正当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的关键时刻，广东局势不宜久拖，建议立即对广东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此外，周恩来还建议对同广东情况类似的云南拟亦先实行军管。
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做。
次日，周恩来接见广州军区及广东省党、政、军负责人，宣布由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军区组织对广东省实行军管，下设两个班子，一个抓文化大革命，一个抓生产。
3月10日，周恩来阅批中共中央就江苏问题复南京军区、江苏省军区及张春桥、姚文元的电报。电报指出：鉴于江苏省的群众组织之争一时统一不起来，三结合条件还未成熟，中央决定由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军区负责建立军管会，对江苏省实行军管。军管会下设两个班子，一个抓革命，一个管生产，把工农业生产和财贸工作管起来。对重要工厂、轮渡、火车站、邮电等部门可派军代表。
修改时，周恩来将原稿中“江苏的问题由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和许世友同志商量决定”改为：“江苏的一般问题，由许世友同志和江苏省军管会同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商量解决。”
同日，李富春转来昆明钢铁公司要求军管的来电。来电说：昆明钢铁公司在夺权斗争中，矛盾尖锐。昆钢的生产、建设正面临瘫痪和半瘫痪状态。
周恩来当即批示同意对昆明钢铁公司实行军管，并要叶剑英电话告昆明军区。
对于军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