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 作者:陈扬勇-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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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全军文革”不得不立即起草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稿子起草出来后，林彪看了很不满意。因为稿子的基本精神还是强调要坚持党委的领导。
林彪下令把文件草稿送中央文革小组审改。江青、康生、陈伯达看后，认为草稿有很多地方不行。他们对草稿逐字逐句修改，最后加上了取消军队院校党委领导的条文。
10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紧急指示》称：根据林彪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则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说《紧急指示》适用于一切单位。
自此，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灾难开始了。
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军委《紧急指示》起到了动员作用，但也起了副作用，就是冲击军事机关很厉害。
军队院校的学生四处串联，一次又一次地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
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被揪到国防部大楼前。
成都军区副参谋长被揪到北京来了。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连续冲击国防部大院，并冲入大楼要揪曾任过该校工作组组长的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路扬。
……
当周恩来得知红卫兵冲国防部大院后，当即指示有关方面把国防部列为重点警卫部门，加强警卫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外面的人冲进去。
同时，周恩来还两次接见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八八团”代表，对他们冲击国防部大院、揪斗路扬提出严厉批评，说：国防科委、国家科委在聂荣臻元帅领导下，成绩是主要的，原子弹都上了天。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
然而，就在周恩来劝阻学生不要冲国防部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来到学生中间。
“军队的将军们不敢到你们中间来，不敢来这里，他们怕群众。我就不怕，到你们这里来了。”陈伯达一口难听的福建官话还振振有词。他还写了一张要求军队首长接见的条子交给学生，说：“出了问题，唯我陈伯达是问。”
陈伯达此举，实际上是给军队院校的群众组织开了一张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内老帅和各总部、军兵种首长的“许可证”。
有了中央文革这把“大红伞”做后盾，造反派更是有恃无恐。
11月8日凌晨，发生了更大规模地冲击国防部大楼的事件。张家口电讯工程学院600多名学生冲入国防部办公楼，要揪总参的两位副总参谋长李天佑和王新亭。原因是李、王二人前不久到电讯工程学院讲了一次话，对学院党委的工作作了肯定性的评价。
当时，遵照周恩来加强国防部警卫力量的指示，警卫国防部的战士有两个营，力量已经很强了。尽管警卫战士们手挽手肩并肩地里里外外都搭起了厚厚的人墙，挡住不让学生往里冲，但战士们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动手、不开枪这“四不”规定的约束下也已是无可奈何。这些学生打伤警卫战士、击碎门窗玻璃，找来一块块长木板，一头搭在门窗上，一头搭在战士们的头上，踩着木板跳进了国防部大院。
周恩来是在快要吃午饭的时候得知学生冲入国防部大楼的消息的。他当即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叶剑英、肖华、刘志坚开会，并要中央文革小组也派人参加，研究如何处理。但中央文革小组的要员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对周恩来的通知置若罔闻。
周恩来同叶剑英等开会议出了5条处理意见。大意是重申国防部是重点保护目标，是不允许冲击的；所有冲入国防部大院的学生应立即退出大院，否则以违反军令论处；学生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派代表协商解决；冲进大院的学生要写出书面检讨，保证今后不再重犯这样的错误。
陈伯达、张春桥等又耍了一个花招。就在周恩来正召集会议时，陈伯达写了一张条子，叫戚本禹去念了一下，学生就撤出了国防部大院。对此，中央文革也不告诉周恩来一声。
3天之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6次接见红卫兵。刘志坚不满地对张春桥说：“军队院校学生冲国防部，陈伯达写了一张条子，派戚本禹去叫学生撤出了，对总理也不告诉一声。总理还在人民大会堂为这件事开会，一直开到晚上8点，晚饭都没有吃。”
张春桥回去就向江青告状。
揪出陈毅、叶剑英鉴于军队院校的红卫兵来京串联人数越积越多，而他们又强烈要求军委首长接见，不见不走的情况，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建议，准备召开一次军队院校来京师生大会，请周恩来、陶铸和几位老帅接见一下，讲讲话。这一来是为了让这些学生早点回到原单位去，二是强调一下军队不能乱，讲一讲政策。周恩来表示同意并答应出席接见。
11月13日，北京东郊工人体育场。周恩来、陶铸和贺龙、徐向前、陈毅、叶剑英接见军事院校来京师生10万余人。
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率几位老帅和各总部的负责人绕场一周同广大师生见面后，提前退场去忙别的事去了。
贺龙、徐向前、陈毅、叶剑英等4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分别讲话，批评文化大革命中一些极左做法，强调军队不能乱。
陈毅说：今天来体育场，是要泼泼冷水。泼冷水是不好的，可是有时候有的同志头脑很热，太热了，给他一条冷水的毛巾擦一擦有好处。我们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可现在有人拿对付敌人的一套对付自己的同志，对付人民的军队，搞什么“逐步升级”，似乎是口号提得越高越好，越“左”越好，搞倒几个校长、处长、副处长不过瘾，搞倒几个部长也不过瘾，还要升级。我奉劝大家不要犯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
徐向前说：我们的陆、海、空军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不容有丝毫的松懈。
叶剑英说：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学毛著，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不要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些人，有的干部心脏病都发了，还要抓人家去斗，还不让人家休息。我对这件事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的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
11月29日，还是在工人体育场，周恩来和几位老帅及军队各总部负责人再次接见军事院校来京的师生。周恩来绕场一周和大家见面后提前退场。陈毅、叶剑英等几位老帅又一次对搞乱军队的种种极左的做法进行尖锐的抨击。
陈毅说：我上次的讲话（指13日的讲话）是有意识对准一些人的。我是一个“保守派”。现在我非常担心，主要是目标不明。把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统统说成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黑帮就都是黑帮。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等于否定毛主席的领导，否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否定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叶剑英说：有一些人煽动一部分群众到毛主席办公的地方猛冲、猛打，这行吗？
这些人如果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这样的人不是群众，是废品，要洗刷。有人冲我们的国防部是个大错误，严格讲是反革命！
几位老帅的讲话掷地有声，痛快淋漓。一些老同志听了更是觉得解气，但却遭到了江青等人的强烈反对。
江青气急败坏地说：“军队这些接见，是镇压群众。要反击，反击！”她还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说：“他们讲的不对，是往革命群众头上泼冷水，是对文化大革命横加指责，品头论足。他们要向你们当面认错。”关锋也狂妄地指责陈毅、叶剑英等的讲话是错误的，要到群众中去检讨，接受群众的教育。
造反派立即在街上贴出了大标语，指责军队“执行了一条自上而下的又粗又长又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陈毅、叶剑英的讲话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必须批判。”
在中央文革一伙的支持怂恿下，40多所军事院校部分来京学生成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筹备处”，并发出通知，定于1967年1月5日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指名要陈毅、叶剑英到会“接受教育”。
周恩来得知军队院校学生要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批判陈毅、叶剑英的消息后，在3日、4日两天内三次同军队院校和文艺单位的造反派代表谈话，说服他们取消将在5日召开的批判大会。
周恩来先是耐心细致地听取造反派代表汇报，并说：这两天听了你们很好的意见，对我也是学习。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做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工作的方法和经验，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他经常对下面的干部说，要善于做红卫兵的工作，以避免不必要的对立，一对立，什么都谈不拢。他还常说：对红卫兵做工作，我个人的经验，有4条：一是敢于挺身而出，跟他们接触；二是热情支持他们；三是先当学生，才能当先生，灌输式的没有不碰钉子的；四是站稳立场，解释政策，坚持原则，不能什么都让。
然后，周恩来转入正题，说：谁是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你们看是陈毅、叶剑英，但从全党、全国的斗争来看，他们不是。必须全面看问题，我们承认他们两人的讲话中有错误，但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性质不是犯方向路线性错误，把他们作为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把矛头指向他们两位，是不恰当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十六条》讲了嘛，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不一定就是错误路线的代表。
周恩来又说：明天的大会，我们不赞成。这样的会不宜开，因为对全军不利，矛头攻击错了，所以劝说你们不要开。你们要开，我们中央、军队负责同志不能出席。
造反派提出：我们明天开会的票都发出去了，现在要通知停止召开来不及了。
周恩来说：来得及。去年八九月间，我说服了两个十万人的大会不开，有这个经验，完全来得及。
造反派听从了周恩来的劝说，答应会议延期召开。江青等人打倒陈毅、叶剑英的阴谋未能得逞。
中央文革一伙见打倒陈毅、叶剑英不成，又把矛头对准了时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刘志坚将军。就在周恩来接见军事院校造反派代表的大会上，当周恩来说造反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陈、叶二人是指错了时，康生气势汹汹的插话说：矛头搞错了，责任不在你们（指造反派），责任是刘志坚，刘志坚不是和稀泥，不是折中主义，而是坚决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经康生这么一煽动，造反派当场高呼“打倒刘志坚”的口号，并要求刘志坚停职反省。
周恩来说：一个人的反动路线错误，还是先批判，不要过早停职反省。
然而，尽管周恩来这样明确表示不同意对刘志坚停职反省，但江青、康生等人还是把刘志坚打倒了。
《中央军委命令》周恩来与军队老帅一起制定的旨在稳定军队及批评搞乱军队的讲话引起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强烈不满。
4月初，毛家湾林彪大院。林彪与黄永胜在谈话。
林彪问在一旁的秘书张云生：“当前运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张云生回答说：“部队与地方某些群众组织的关系紧张。”
林彪问黄永胜：“你看怎么办？”
“我看就是要重申军委八条，贯彻八条。”
“靠八条是不能解决问题喽！”林彪耷拉着脑袋，站起来来回踱了几步，说：“现在需要有个新的命令，重新规定几条，不然有些人又会犯赵永夫那样的错误。
”
说完，林彪口授了十条。张云生记录整理后，林彪吩咐送关锋。关锋找到王力和戚本禹，做了一点文字上的修改，内容未动。
4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林彪口授的十条以《中央军委命令》（通称《军委十条》）下发全国。
《军委十条》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是革命的或者是被反动分子控制的，都不准开枪；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等等。
《军委十条》表面上看来是要求军队“正确对待群众”，实质上是对军队在支左中批评并抓了一些冲击军队的造反派头头、解散了一些极左派群众组织表示不满，是支持造反派冲军队。这也就否定了前不久颁发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和中共中央《关于军以上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后的各种场合的讲话中，周恩来总是讲要遵守“军委八条”
，而很少提“军委十条”。
毛泽东对军队的支左工作也有不满，认为军队对左派群众支持不够。
在4月1日由中共中央发出、要求各地参照执行的《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中，有这么一条：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
毛泽东审阅时，在这一条中加写了这样的意思：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学生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都看得太严重了。
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的这种不满，在4月中旬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又批判所谓“带枪的刘、邓路线”，逼迫叶剑英等老帅作检讨。
《军委十条》，再加上批“带枪的刘、邓路线”，使军队局势更趋于混乱。
不久，毛泽东也觉得情况严重，又提出要“拥军爱民”，说：“八条”以后部队神气得不得了，“十条”以后群众组织又神气得不得了，现在“八条”“十条”
都要。“八条”叫拥军，“十条”叫爱民，“八条”与“十条”要结合，“八条”不是不要了。
然而，尽管有“最高指示”，局势已是难以收拾了。
周恩来与林彪、江青一伙展开了新的较量。
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对军队支左工作的不满，企图打倒军内一批高级干部，煽动造反派向军队发起更加肆无忌惮的冲击。有些造反派甚至提出了所谓“摆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面前最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解决枪杆子的问题”，并发展到抢夺解放军的武器弹药。
周恩来在毛泽东对军队支左工作有不满的情况下，承认解放军支左工作有错误，但他认为这仅仅是工作中的错误，不能上纲上线，也不能因此而对军队一大批干部怀疑、打倒。
4月14日、18日周恩来在与广州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时，反复强调对军队在支左工作中的错误不能无限上纲上线，对解放军这个集体要信任，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