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李叔同-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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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在《弘一大师罗汉画集》中有一篇附论，开头是这么写的：“李叔同（弘一大师）以其无上的智慧和卓越的才华创造了现代中国独特而伟大的文化奇观。这奇观像永恒耸立于云天的高山，似无边而深邃的湛蓝大海，诱人琢磨、令人叹为观止！”当时我写这样的句子，自然是为了引出将要解说的那些新发现的、精妙绝伦的弘一大师绘画作品。其实，我以为这些话同样很适合用作本书的“导言”。
世上已有很多关于李叔同（弘一大师）的研究著作和各类评介性读物，我本人也写过不少。在上述各类著作和读物中，研究论著有之，传记有之，书画集有之，文学作品有之，史料文献亦有之，如此等等，世上自从有了李叔同（弘一大师）这样一位极具光彩的人物后，几乎在各个历史时期中，人们都十分乐意对其大加谈论。然而，谈说的话题穷尽了吗？非也！说不尽的李叔同——这是我今天悟出的道理。此正如人们同样可以说“说不尽的鲁迅”、“说不尽的巴尔扎克”、“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一样，李叔同属于世界文化星空上一颗耀眼的巨星，无论从何种角度评说、演绎，他都具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
就人物研究而言，无非有两种途径是最基本的，即实证性的考述与理论性的探讨。我个人既不重实轻理，也不重理轻实，我希望我们的李叔同（弘一大师）研究界能实理并重，相得益彰。然而，我仍要引述我在《弘一大师罗汉画集》附论中的结尾文字：“高山仰止的弘一大师，无论从何种角度讲都是一座丰富多彩的宝库，要想探得其美其真其善，首先需要高度的务实精神，首先须存其真，然后才能求其理。在这样一位极具个性色彩、空前也许是绝后的文化伟人面前，任何脱离实证而自以为是的思辨都是可笑的。我以为面对这样的一座大山前言，弘一大师的研究者们应该更为踏实些才好，先作些艰苦的实证工作，然后再用理论去阐发他，只有这样，‘理论’才不至于‘灰色’，而生命之树自然常青。”我当时写这样一个结尾，主要是针对长期以来研究界无视李叔同（弘一大师）艺术行为的多样性，一味人云亦云叫喊弘一大师出家后所谓的“诸艺皆废，惟书法不辍”而言的。今天，我仍要借此再强调的是，不唯弘一大师“书”与“画”的问题如此，有关大师的生平、行持等许多方面都还有需要研究者用心探究的课题。我希望能通过这部《说不尽的李叔同》，多角度地向读者说一些李叔同（弘一大师）的史（实）、行（持）、事（迹）、性（情）。这是中华书局对我的要求，也是我本人的愿望。
作者
2005年6月30日
第一部分乡关何处（1）
李叔同1880年农历九月二十日生于天津。这毫无疑义。但说到李叔同的祖籍究竟在哪里，就有不同的意见了。
如今大多数有关李叔同的史传文字中均说他的祖籍为浙江平湖。主要的理由是李叔同于1898年奉母携眷客居上海，于1902年在杭州乡试时是以“嘉兴府平湖县监生李广平”的名义参加的，而李叔同赴日留学归来的第二年，即1912年，赴杭州的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后改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仍在履历表上填写浙江平湖。此后，夏丏尊、姜丹书等同事在介绍李叔同的文章中亦沿用此说，以致被普遍采纳，此不赘述。
问题的提出
我对此问题提出过自己的看法，认为李叔同的祖籍不会是浙江平湖。我是浙江人，从感情上讲当然希望李叔同的祖籍就在浙江平湖。然而，浙江平湖居然从未留下任何有关李叔同家族的痕迹，故引起了我的质疑。我当初对此说提出质疑，理由有二：
李叔同家族中人对此说不愿认同。李叔同的侄孙女李孟娟在《弘一法师的俗家》一文中说：“我听郭氏老姨太太对我们家里的晚辈们讲过，说李家的祖上是由山西迁来的，靠串街卖布为生。……我还听家中的老保姆们讲，说我六七岁时有山西人来天津认宗续谱……。”李叔同次子李端先生说：“其实，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说，我们祖上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随燕王归北移民至天津的。”
天津徐广中老人说：他祖父徐耀廷生前为李家账房先生，知道李世珍为建立山西会馆而捐过钱。
此二点见徐星平先生《关于李叔同籍贯》一文。
既然李家人不认同浙江平湖之说，那为什么李叔同要在乡试时以“嘉兴府平湖县监生李广平”的名义参加呢？又为什么来杭州任教后还在履历表上填写浙江平湖呢？这就需要探讨。祖籍山西说基于对浙江平湖说的质疑，我当时以为这是与李叔同为了要在杭州就近应试有关，亦或是他有意久居江南。既然在乡试时以“嘉兴府平湖县监生”资格应试，他到杭州任教后在履历表上又填写浙江平湖，则是一种将错就错的行为。我当时写道：“据考察李叔同虚言家世或虚写地名的情况并不止于一次。例如，1906年10月4日日本《国民新闻》有记者访李叔同的《清国人志于洋画》一文，文中记者问：‘您日本《国民新闻》上刊载的采访李叔同的文章，其中有李叔同
虚言的内容。
的双亲都在吗？’李叔同答曰：‘都在。’问：‘太太呢？’答曰：‘没有，是一个人，26岁还是独身。’其实那时李叔同的双亲皆已故世，他也早在18岁时跟俞氏结婚。再如，李叔同在俗时的学生，音乐家刘质平先生在《弘一上人史略》一文中也说：‘所写地名、山名、寺名、院名，有曾住者，有未曾住者，有寺名院名臆造者，有全部臆造者，均与笔名同时决定。’这种情况的发生，或许跟李叔同的性格有关，这里暂且不论。”我至今仍认为自己的这一段文字没有什么原则上的问题。因为李叔同是人，而不是神。既是人，就应该有他自己的性格。当然，这种虚言虚写的所作所为只能是一种旁证，说明李叔同有可能会在祖籍的问题上虚设，而不是一个确凿的证据。我当时之所以会认为李叔同的祖籍是山西，是基于李家人的陈述。
第一部分乡关何处（2）
李叔同当年在天津县学就读时写的文章此后，有关李叔同祖籍问题的探讨文章就多起来了。有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也有人提出了李叔同的祖籍就是天津的观点，更有人目前正在默默地作着艰苦的考证工作。王勇则先生《山西会馆系列碑的发现与李叔同祖籍研究》一文认为：李家账房先生徐耀廷曾对其孙徐广中所说李叔同的父亲曾为建立山西会馆捐钱之事，无法从新发现的山西会馆系列碑中证实。尽管作者也知道系列碑上没有记载不等于李家就一定没有捐钱，但还是认为：“尽管上述考证无法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至少在缺乏李叔同祖籍山西一说的史料证据之前，单凭李叔同后人的一些回忆是不足以作入史载的依据的。”如果李叔同后人的一些回忆还不能作为依据，那么人们还可以作进一步的研讨。王勇则先生在文中又说：“《弘一法师年谱》的作者林子青先生从40年代就致力于李叔同生平研究。他所做的年谱通篇也见不到支持李叔同祖籍山西洪洞一说的只言片语，倒是有关浙江平湖说的依据比比皆是……”接着，作者就开始分析我在《天心月圆·弘一大师》中的说词，认为“这实在是太牵强，真有点猜想之嫌了”。
林子青先生从40年代就致力于李叔同生平研究，他在弘一大师李叔同研究领域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尊敬林子青先生，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权威在每一个问题方面并不都是正确的，所以林子青先生的一些著述和所编书籍，难免也存在一些错误。我在《弘一大师考论》一书中对此有所涉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这里不一一举例。
至于我在《天心月圆·弘一大师》中说到李叔同有虚言之行为，这是客观事实，并非“猜测”。倘若要说“猜测”，应该先去研究李叔同为何“虚言”，或者先去研究刘质平为何作那样的记述，我只是引用文献而已。所以，若想将问题研究清楚，重要的是证据。我承认当时认为李叔同的祖籍在山西是依据李家后人的回忆。但如今研究者要否定此说，也应该拿出此等回忆无甚意义的理由才是。
问题的深化
李叔同的祖籍是否是天津，或山西，或浙江平湖，这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
况且研究是在不断深化，不断发展的，新的材料也是在不断被发现的。我非常赞同就此问题继续进行深入地研究和探讨。
天津说章用秀先生在《李叔同的籍贯考》一文中，认为李叔同的祖籍既不是山西，也不是浙江，而就是天津。文章说：“学界及李叔同亲属曾以李叔同‘就近应试，权宜之计’来否定其籍贯为浙江平湖之说，自然有它的道理的。而我以为断定李叔同的籍贯不是浙江平湖，还可以从李叔同的家世及其父辈的经历来考察。从天津史志中的有关李叔同父辈李世珍的传记上看，尚无一处标明李家来自浙江平湖或其祖辈是浙江平湖的，而都将其载入天津之列。更为明显的是，李世珍在科举考试的记录中均写着他的籍贯是直隶天津，而且每次应试他都是作为天津籍人出现的。”作者列举了民国年间津人修订的《天津政俗沿革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乙丑科会试题录》、1980年出版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等文献，用以证明其观点。作者也认为：“至于李叔同在南方偶尔称自己是浙江平湖人，很可能是出自便于与江浙人沟通、有利于在江南立足这一点来考虑的，或者是一种将错就错的行为，现在看来，尚不足为凭。”作者又认为：“也有人据李叔同亲属回忆前辈人的说法，说李叔同的祖辈来自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下，我认为这也有可能。不过，若以此断定李叔同的籍贯是山西洪洞亦为不妥。因为在明代山西洪洞一度是移民落脚点和分配点，来自山西洪洞并不能确定他就是洪洞县人。”为此作者的观点是，既然查不出李叔同的祖先来自何方，为什么就要将其定为天津以外的省份呢？我十分欣赏章用秀之文的文风，有理有节，与人探讨——因为这本身就是值得人们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浙江平湖说此外，为了证明李叔同的祖籍是浙江平湖，目前有学者列举了一些“证据”。比如，在《李叔同印存》中有一些涉及地名的闲章，印文有“平湖后生”、“江东少年”、“吴郡子弟”和“家住萧山潘水间”等等。为此，沈继生先生在2000年9月10日的《福州晚报》上曾发表了一篇题为《弘一法师祖籍地辨正》的文章，文章说：“但是，‘家住肖山潘水间’一方的印文，令人产生疑虑。肖山是否浙江的肖山（萧山）县呢？而‘潘水’又是何处呢？2000年4月，浙江‘平湖市弘一法师纪念馆’筹建处的学人陈宰先生到福州访问我，欣喜地告诉我，经过他的实地调查，对此方印文的解读得到了结论，原来大师更具体、更准确的祖籍地应该是‘平湖市乍浦镇李家埭（染店镇）’。而染店镇上有一条200米长的肖山街，附近有一条潘水溪，溪上有一座潘水桥。证据确凿。他还送我一份实地调查报告。说明‘李叔同祖籍山西’之说应予排除。”
第一部分乡关何处（3）
其实，一个人若要说自己家住何方，一般应该用地名而不会用街名。再则，沈继生先生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因为浙江萧山（目前为杭州的一个区）也有一座“潘水桥”，桥在当地的“潘水小区”，潘水小区过去就叫“潘水”。桥下之“水”为南门江的一段，名字就叫潘水。难道人们能据此又说李叔同的祖籍是在萧山吗？《李叔同印存》中的印章有一些是李叔同自己的印，有一些则是李叔同为别人刻的印。故以上所列印存并非全是李叔同自己的印章，有的就是为朋友刻的。比如，印存中有“顾印”、“萧山顾氏”等印文。陈慧剑先生《弘一大师金石学作品初考》一文考证，此系李叔同为顾叔度所刻。顾叔度既为“萧山顾氏”，那么为什么不能认为“家住萧山潘水间”亦是李叔同为其所制的闲章呢？故此，用《李叔同印存》中的印文来说明李叔同的祖籍是没有意义的。
沈继生先生在《弘一法师祖籍地辨正》一文中还讲道，之所以将李叔同的祖籍地定在浙江平湖，其中的一个理由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夏，那年李叔同17岁，天津名士唐静岩为书钟鼎篆隶各体书件24帧贻李，大师刊行成册，封面题签《唐静岩司马真迹》，下作‘当湖李成蹊署’（李叔同别号成蹊）。”王勇则先生在《山西会馆系列碑的发现与李叔同祖籍研究》一文中先引述了林子青《弘一法师年谱》的一段话：“大师在俗世系，其远祖已难详考，原籍为浙江平湖，一说在山西。1964年余在京曾亲问其侄李圣章麟玉，亦云有此一说，但未知确为何处。又谓大师廿三岁在沪时，为应浙江乡试，便于报考，乃预纳监生浙江嘉兴府平湖县籍。浙江平湖，古名当湖，大师17岁时，其师唐育厚为他作书法范本《唐静岩司马真迹》题签时，他已自署‘当湖李成蹊’，故似称原籍浙江‘平湖’为妥。”然后说：“的确，李叔同17岁时，尚未去过南方，如果浙江平湖不是他的祖籍的话，相信他不仅不会知道这么一个小地方，而且也不会知道其古称的。”
唐育厚《唐静岩司马真迹后记》的落款为：“时丙申夏月，湖陵山樵唐育厚抚于颐寿堂。”丙申乃1896年，说明《唐静岩司马真迹后记》作于该年，而该年李叔同确实还没有到江南，从情理上讲，当时他还不会考虑到为在浙江参加乡试而自署为当湖人。但是学者们忘记说明（或曰考证）一个关键的问题，即李叔同究竟何时在该封面上题签？唐育厚的后记作于1896年，就一定认为李叔同将其成册也是这一年吗？2000年10月出版的《李叔同——弘一法师影志》第7页有《唐静岩司马真迹》封面的照片。照片上有收藏者题写的文字。从文字的表述中可知题字者认为此为“光绪丙申”由李叔同印行。至于题字者的这个结论系由何依据得出，则无人详考。倒是这张照片的文字说明提供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1899年，李叔同为津门书法名家唐敬严（又作静岩）刊行《唐静岩司马真迹》，并作题签，落款‘当湖李成蹊署’。”1899年时，李叔同已在上海，自然有可能为在浙江参加乡试作着“舆论”准备了。由于《李叔同——弘一法师影志》一书中的年代系用阿拉伯字表述，所以“1899”有可能系“1896”之误。即便如此，还是没有提供李叔同于1896年题签的证据。再即便将来有学者提出了关于这方面的证据，也同样不能解决问题。因为，研究李叔同祖籍问题，还有另外的思路。
以母亲的籍贯为祖籍说我认为，有可能李叔同母亲的籍贯为浙江平湖。我之所以这么设想，也是有依据的。
第一，李叔同的孙女李莉娟曾从前辈口中知道其曾祖母来自南方（具体是何地不明）；
第二，李叔同在加入杭州西泠印社时写的小传中说：“哀公传：当湖王布衣，旧姓李，入世三十四年，凡易其名字四十余，其最著者曰叔同，曰息霜，曰圹庐老人，富于雅趣，工书嗜篆刻。少年纨绔子，中年丧母，病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