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李叔同-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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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人走路，脚步甚重；当为杭州第一师范同事时，与余同住东楼，每走过余堂时，不必见其人，只须远闻其脚步声，而知其人姗姗来矣。　　　　
　　　　上人平日早睡早起，每日于黎明时必以冷水擦身，故其体格虽清癯，而精力颇凝练，极少生病。


第一部分西湖出家（2）

　　　　姜丹书小李叔同五岁，无论是在人品上还是在学问上他都对李叔同非常敬重。他俩为多年之同事，且敬礼叔同，交谊在师友之间。　　　　
　　　　姜丹书原籍江苏溧阳，1885年生，曾在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就读图画手工科，毕业后即赴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他与李叔同是当时校内仅有的两名专任艺术教师。1962年6月8日，姜丹书因突发心肌梗塞逝世，享年78岁。　　　　
　　　　在李叔同出家之前，并没有忘记把出家的决定通知自己在留学日本时的母校——东京美术学校。《东京美术学校校友会月报》第17卷第1号（1918年7月7日）刊载了一封李叔同寄自杭州的信：　　　　
　　　　拜启：　　　　
　　　　仲夏绿荫，惟校友诸君动静安豫为颂。不慧近有所感，定于七月一日入杭州大慈山定慧寺（俗称虎跑寺）为沙弥。寺为临济宗，但不慧所修者净土。以末法众生障重，非专一念佛，恐难有成就也。寺在深山之中，邮便不通。今系通信处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内李增荣方。　　　　
　　　　草草。　　　　
　　　　六月廿五日李岸法名演音号弘一　　　　
　　　　校友会诸君博鉴　　　　
　　　　此信用中文书写，只是在整体上表现出日本书信的格式。如果没有新的发现，这应该是李叔同给日本母校的最后一封信了。写此信时，李叔同预计自己将在农历七月一日出家，而最终决定出家的时间则是农历七月十三日。　　　　
　　　　别妻疑案　　　　
　　　　在李叔同初出家时，有一段公案至今还困扰着研究者，即李叔同出家后与日妻告别之问题。　　　　
　　　　杨白民（坐者）与家人合影黄炎培是李叔同在上海南洋公学时的同学。有感于徐半梅于1957年1月7日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李叔同先生的一个特点》一文，黄炎培也于当年的3月7日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的文章。黄炎培的这篇文章引来了一个争议。文章说：“叔同出家首先在杭州的西湖，经过了几年，叔同的夫人到上海，要求城东女学杨白民夫人詹练一和我当时的夫人王糺思伴她去杭州找叔同，走了几个庙，找到了，要求叔同到岳庙前临湖素食店共餐。三人有问，叔同才答，终席，叔同从不自动发一言，也从不抬头睁眼向三人注视。饭罢，叔同即告辞归庙，雇一小舟，三人送到船边，叔同一人上船了。船开行了，叔同从不一回头。但见一浆一浆荡向湖心，直到连人带船一齐埋没湖云深处，什么都不见，叔同最后依然不一顾，叔同夫人大哭而归。”　　　　
　　　　从情理上讲，黄炎培先生的这段叙述也是可信的，因为当事人中就有黄炎培当时的夫人王糺思女士。然而，这一段史记却被李叔同的侄孙女李孟娟在《弘一法师的俗家》一文否定了，认为此事不确。这就令人想起了李叔同的另一位日本夫人。黄炎培所说会不会指的是日本夫人呢？如果是的话，则又涉及到弘一大师另一位好友杨白民了。　　　　
　　　　李叔同出家以后，曾托友人将其日妻送回日本。其日妻不能接受，并找到李叔同在上海的老朋友杨白民。她向杨白民表示：日本的和尚是允许有妻室的，为什么李叔同要送她回日本呢？杨白民只好以中国佛教界的情况向她解释。最后她提出，要到杭州去见一见李叔同，并请求杨白民立即带她到杭州去。　　　　
　　　　杨白民无奈，只好带着李叔同的日妻来到杭州，安顿下来后，他只身先到虎跑寺去通报。李叔同见日妻已经来了，也就不好回避，于是同意会面。会面的地点在杭州西湖边上的某家旅馆里。杨白民自管去散步，留下了这一对平日相爱的夫妻。交谈过程中，李叔同送给日妻一块手表，以此作为离别的纪念，并安慰说：　　　　
　　　　“你有技术，回日本去不会失业。”　　　　
　　　　会面结束后，李叔同就雇了一叶轻舟，离岸而去，连头也没有再回顾一下。日妻见丈夫决心坚定，知道再无挽回的可能，便望着渐渐远去的小船失声痛哭。此后她就回日本去了，从此再无任何消息。　　　　
　　　　以上这段往事的述说者恰是杨白民之女杨雪玖。丰子恺之女丰一吟在《我所了解的弘一法师》一文中转述了这则故事。黄炎培是李叔同在南洋公学时的同学，而杨白民则又是李叔同的挚友。源于他们二人的故事想必应该是有可信性的。对于人物的生平事迹，在没有更充分确凿的证据发现之前，最好不要轻易否定，当然，存疑是可以的。


第一部分西湖出家（3）

　　　　杨白民在近代中国的教育史上是有建树的人物。1902年，他自费赴日本考察教育，尤其对日本的女子教育感触颇深。次年，他回到上海，开始筹划自办女子教育的方案，并在自己的家里辟出一地充作学校，自任校长。这所学校就是后来颇有小名气的城东女学。李叔同刚从天津迁到上海居住的时候就结识了杨白民。李叔同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杨白民也曾利用再度赴日考察的机会与他相聚过，交谈中似乎很有一点将来一起共事的设想。此后，他俩的交往逐渐增多。杨白民在自己的学校里办有游艺会，有时还出版游艺会的会报等资料。他经常把这些材料寄给远在日本的李叔同，而李叔同也将自己的作品寄给城东女学的游艺会，参加艺术作品展览。1911年，李叔同从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后回国。他回国后不久就应杨白民之请，一边在《太平洋报》作编辑，一边就在城东女学任教国文。而在此前夕，李叔同就已为城东女学的校刊设计了封面，并把自己的一篇谈艺术的文章寄交杨白民，并在校刊上刊登。　　　　
　　　　李叔同也在《太平洋报》上经常报道城东女学的消息，短短四个多月，就发表了有关城东女学的消息22篇。李叔同到杭州任教后，仍经常与杨白民有书信往来，杨白民也曾来到杭州看望过李叔同。他俩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可知李叔同出家后，其日妻找到杨白民，并要求一起到杭州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事诚可敬，行不可法”　　　　
　　　　对于李叔同的出家，当时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的内心也是十分矛盾的。经亨颐（1877～1938），字子渊，号石禅，晚号颐渊。1900年，他因参与通电反对慈禧太后废光绪帝，被通缉避居澳门。1903年，他赴日本留学，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数学物理科。1925年后，他投身国民革命，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代理中山大学校长、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等职。他的一生很有特点，即早期参与政治，留日归国至1925年这段时间投身教育；然后又参与政务，晚年再回复教育。　　　　
　　　　李叔同是经亨颐从上海请来的。李叔同任教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他俩彼此之间关系亦十分密切。后来，经亨颐去上虞任春晖中学校长，1928年他又与夏丏尊、丰子恺、刘质平等人募款在白马湖畔筑一精舍供弘一大师李叔同常住。从他撰写的《华严集联三百跋》里可以看出，经亨颐对弘一大师确是很尊敬的。他是这么写的：　　　　
　　　　……余曩任浙江师范于民国元年，聘上人掌音乐图画，教有特契。艺术之交，亦性理之交也……迨七年秋，毅然入山剃度，身外物尽俾各友，余亦得画一帧，永为纪念……　　　　
　　　　然而，这只是经亨颐作为弘一大师朋友的一面。李叔同出家时，他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一校之长。教师中出现李叔同皈依、出家之事，他不能不在学校里有所表示。好在浙江古籍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了浙江图书馆藏稿本《经亨颐日记》，而日记起迄时间又恰好是在李叔同出家前后，其中所记有关李叔同的部分，值得作一介绍。　　　　
　　　　1917年2月4日记：　　　　
　　　　晴而有云，太阳时现，又甚寒。上午赴校，与李叔同论画。近得萧俊贤写梅花一帧，余谓天资尚不及朽道人。但时人之举，如萧君已列上乘，此外，如吴待秋亦尚可……　　　　
　　　　从这段日记中可以看出经亨颐与李叔同相处十分融洽和谐，但还体味不出李叔同的出世思想。其实此时的李叔同已经常去杭州虎跑寺习静了。日记中所讲的“朽道人”即李叔同的好朋友，著名画家陈师曾。　　　　
　　　　1918年4月7日记：　　　　
　　　　阴，晴。八时，李叔同偕上海城东女学校长杨君来谈，携有学生书画成绩，索余题署，稍坐即去……　　　　
　　　　这里提到的“杨君”即杨白民先生。他是李叔同的上海好友。李叔同出家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把他自己留在上海的日籍妻子托给杨白民照顾的。此时李叔同即将出家。杨白民此时来杭州，除了经亨颐日记中所透露的信息外，恐怕总也与李叔同的信佛、出家有关系。　　　　
　　　　1918年6月30日记：　　　　
　　　　……下午五时又至校，校友会为毕业生开送别会，余述开会辞，隐寓李叔同入山，断绝之送别，非人生观之本义……


第一部分西湖出家（4）

　　　　1918年7月8日记：　　　　
　　　　……晚间与金甥稚（此次毕业后寓余处已数日）谈李叔同入山事……　　　　
　　　　这两则日记写于李叔同离校出家前夕，日记所述内容正是李叔同决意出家披剃后校园中的气氛写照。而在7月10日的日记中，经亨颐记录了他自己对此事的态度：　　　　
　　　　晴。九时赴校行终业式。反省此一年间，校务无所起色。细察学生心理，尚无自律精神，宜稍加干涉。示范训谕之功，固不易见，以空洞人格之尊，转为躐等放任之弊。漫倡佛说，流毒亦非无因。故特于训辞表出李叔同入山之事，可敬而不可学，嗣后宜禁绝此风，以图积极整顿……　　　　
　　　　看得出来，李叔同的信佛、出家，在学校里是引起很大反响的，以致使经亨颐也为“漫倡佛说”而决心“嗣后宜禁绝此风”了。据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8年秋季新生沈本千先生回忆说，他当时在学校时经亨颐校长也在全校大会上训话，并以“李先生事诚可敬，行不可法”为辞来告诫学生。沈本千入校时李叔同已经出家，可见经亨颐这个决心是很大的，以致他不断地在告诫学生。平心而论，作为一校之长，经亨颐的态度无疑是可以理解的。所谓“可敬而不可学”，这本身也表明了他自己对李叔同出家的同情。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7月11日是学校放暑假的的第一天，经亨颐在记完这一天的日记后便没有续记下去，直到10月17日他才重新开始写日记。人们现在对李叔同出家时学校里的情况不得而知，若经亨颐当时在学校里，并继续写日记的话，那就一定能为后人留下更多的宝贵史料了。比如，现在人们对李叔同出家当天是谁送行的有两种说法。这两种说法来自两种不同的资料。一是啸月在《弘一大师永怀录·传三》中所说，李叔同离校那天谢绝了其他人的送行，只带着替他挑行李的校工闻玉同往；二是丰子恺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一文中说当时是由他和叶天底、李增庸三个学生送行的。　　　　
　　　　人格圆满说　　　　
　　　　至于李叔同的出家原因，这是许多人都想了解的。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研究界也有过一些不同的观点。其实，就李叔同的出家而言，不仅仅现今是人们探讨的问题，就是在当时也是社会上议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李叔同本人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中讲述了他出家的客观经过，可谓十分详尽。但他并没有道明其在主观上的原因。这就引得众人诸说频出，可谓竭尽钻研之能事。我个人认为，除非发现李叔同本人的“供词”，否则其“研究”结果不是徒劳的，就是不完整的。反之，若不对李叔同的出家作出较为可信的解释，就像对待历史上许多高僧一样——人们并未要求一定要回答他们是为何出家的——这似乎也不行。因为李叔同毕竟是李叔同，他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今人有对他出家作出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的要求。就我的本意而言，李叔同是一个个体，　　　　
　　　　沈本千作《弘一大师云游图》他出家的真正原因也只有他这个“个体”才最清楚。我们可以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论对一个时代中出现的某种社会思潮作出解释，可以就近代中国历史上某一类知识分子的信仰作出历史的诠释。但这都是针对某一种思潮、某一个群体而言的，并不能完全适合某一个个体，更况且人除了社会性外，还有其自然性。所以，我们只要弄清楚他出家的客观经过就可以了。但我若果真如此处理问题，读者或许不会同意。这样说来，我只能就自己的一种倾向性的认识作一阐述，并与读者商讨。　　　　
　　　　我倾向于丰子恺的“三层楼说”，也可以叫作“人格圆满说”。1948年11月28日，丰子恺为厦门佛学会作过一次题为《我与弘一法师》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丰子恺说：“我认为他的出家是当然！”为何这样说呢？丰子恺接着发表了他的见解：　　　　
　　　　……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这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


第一部分西湖出家（5）

　　　　丰子恺认为：“……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的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亲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做人好比喝酒：酒量小的，喝一杯花雕已经醉了，酒量大的，喝花雕嫌淡，必须喝高粱酒才能过瘾。文艺好比花雕，宗教好比是高粱。弘一法师酒量大，喝花雕不能过瘾，必须喝高粱。我酒量很小，只能喝花雕，难得喝一口高粱而已。但喝花雕的人，颇能理解喝高粱者的心。故我对于弘一法师的由艺术升华到宗教，一向认为当然，毫不足怪。”按照丰子恺的认识，李叔同的出家，完全出于“脚力大”者对人生追求的自然渐进，是一种人格的完满和升华。丰子恺还认为：“艺术的最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