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李叔同-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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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水陆经忏及其他佛事等，终日忙迫，罕有余暇。受戒不须多日，所最要者，和尚于受前受后应负教导之责任……。”　　　　
　　　　弘一大师在写了“清凉歌”后曾接到厦门广洽法师的来信，邀请他到闽南去。这时候大师也念及在闽的诸位法侣，就决定由上海乘海轮南下。但在上海的时候，弘一大师的朋友们都觉得目前时局不定，日本人的动作，大小都是有可能的，于是再三劝阻，建议静观一些时日。弘一大师赴闽不成，来到宁波白衣寺。这时，五磊寺主又找上门来。岫庐在《南山律学院昙花一现记》中说：“栖莲和尚见事情弄糟，情急智生，又往宁波白衣寺恳求法师。果然……欲到厦门去过冬的法师，在上海住了一星期，又只身回五磊寺来了。他大概是想到：既不能从心办学，不免对不起良心和素志，徒然拘束，不如走回来与栖莲和尚作彻底的解决。”这便有了一份契约的诞生。这份契约由弘一大师提出口头问话，栖莲和尚根据自己的答复写成，并请亦幻、永睿两法师作见证人。　　　　
　　　　他们的约定有十项：　　　　
　　　　一、于五磊寺团结僧伽，恭请弘一法师讲毗尼，不立律学院名目；　　　　
　　　　二、造出僧材之后，任彼等分方说法，建立道场，以弘法为宗旨；　　　　
　　　　三、暂结律团，在法师讲律期内，无有院长、院董名称；　　　　
　　　　四、大约几年可以造出讲律僧材，随法师自为斟酌；　　　　
　　　　五、倘法师告假出外者，任法师自由；　　　　
　　　　六、一旦造出讲律僧材之后，任法师远往他方，随处自在，并与律学院一切事务脱离关系，不闻不问；　　　　
　　　　七、凡在学期内一切大小事务，总任法师设法布置，听师指挥，无不承顺；　　　　
　　　　八、凡在学期内，倘有与法师不如意之处，任法师随时自由辞职，决不挽留；　　　　
　　　　九、以上所定各条件，完全出于栖莲本意，绝无法师意见；倘以后于以上条件有一件不能遵守时，任法师自由辞职，决不挽留；　　　　
　　　　十、聘请律师二人，担保以上各条件，各不负约。　　　　
　　　　民国二十年十一月十九日五磊寺住持栖莲　　　　
　　　　见证人亦幻、永睿　　　　
　　　　缘已尽，立约又有何用？栖莲要在众人面前保住一点面子，弘一大师成全他便是。他在五磊寺小住后，即下山而去。　　　　
　　　　大约是为了弥补五磊寺讲律未成的缺憾，弘一大师于1932年春从伏龙寺又至白湖。在那里，他发心讲律。亦幻法师欣喜得居然手舞足蹈。他以为机会难得，就召集了寺僧雪亮、良定、华云、惠知、崇德、纪源、显真等人在寺里听讲半月。


第二部分慈溪之行（4）

　　　　弘一大师讲律是谈话式的。他把诸法师邀请至房中，大家散坐在椅子上，他自己坐在床沿上。他先讲律学传至中国的盛衰派支状况，再讲他自己学律的经过。然后，大师提出问题来考核大家学律的志愿：谁愿学旧律（南山律）、谁愿学新律（一切有部律）、谁愿学新旧融贯通律？结果有三人愿学旧律，大师认为他们的根性可学南山律，就满意地录取他们为正式学生，其他人则作为旁听。　　　　
　　　　有多少人愿学旧律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弘一大师作为现代研究南山律的一代高僧，他的行为、精神已感染了一些同道人。哪怕薪尽，亦能火传。对于这次讲律，亦幻法师说：“听说只讲到‘四波罗夷、十三僧伽娑尸沙、二不定’就中辍了，时间计共十五日。中辍的原因是什么？和他为什么要自动发心讲律？原因我一点不明白。据我的推测，他是为一时的热情所冲动，在还他的宿愿而已。”后来，弘一大师曾给亦幻法师写过一封长信。此信未被收入《弘一大师全集八·杂著卷、书信卷》，只是亦幻法师在《弘一大师在白湖》中有所透露：“弘一法师究竟为什么又来一次退心律学教育呢？不久的后来，他寄给我一封很长的信，大意是要我彻底地来谅解他的过犯，他现在已感到无尽的惭愧和冒失云。并且说他在白湖讲律未穿大袖的海青，完全荒谬举动，违反习惯，承炳瑞长老慈悲纠正，甚感戴之。”看来，弘一大师还是一个时时反省自己的人。　　　　
　　　　有关弘一大师研律治律的因缘，具体地说，他由“新律家”转为“旧律家”的因缘，这在前述中已有阐述。那么，弘一大师对《南山律》的理解，亦或称大师的“南山律”思想和行持又是怎样的呢？就其思想而论，弘一大师在《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中说：“所云《南山律》者，唐道宣律师居终南山，后世称其撰述曰《南山律》。《南山》以《法华》《涅槃》诸义而释通《四分律》，贯摄两乘，囊包三藏，遗编杂集，攒聚成宗……”《南山律》融入大乘佛法思想，是一种中国式的律学思想体系。当弘一大师明了此意义之后，即知即行，这又直接导致了他在白马湖畔于佛前发下大誓愿。弘一大师早年是学贯中西的大艺术家大学者，出家后又一心研佛，如今五磊寺以谛闲大师和弘一大师为荣，此为殿内并　　　　
　　　　陈之谛闲大师和弘一大师像。　　　　
　　　　他自己无论是著述还是行持，无不表现着一种高僧的形象。　　　　
　　　　就弘一大师的总体佛学思想而论，他的佛学体系是以《华严》为境——体现了他研究佛法、探索佛境的品位，以《四分律》为行——形成了他佛学思想的特色，导归净土为果——表现出他把握教理的悟性。既以《四分律》为行，那么他认为正法能否久住，全在于《四分律》能否实践，故大师修持弘扬律学。为了修持弘扬律学，他自然就有了诸多的律学著作，诸如：《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南山律在家备览》《含注戒本随讲别录》《删补随机羯磨疏略科》《行事钞略科》《南山律苑杂录》等等，这些都成了如今研究大师律学思想和律学的重要文献。　　　　
　　　　弘一大师毕竟是生活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客观的环境和当时佛教在中国的状况，使得他在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也针对客观情形有过具体的见地。这种见地主要表现在所谓的“随分量力受持”上面。对随分受持的理解可以是：虽身处佛门风气陵夷的末世，但佛教仍需要出家人严持戒律才得以复兴。就当下的出家人或在家居士而言，只要有持戒之心，可随分量力受持；出家人或居士受戒，不必贪多，须明了每一戒条的精神实质，能持几戒便受几戒；当下社会，虽难觅真正的比丘，但还是要努力持戒，尽最大的可能维护佛门道统，以自己的庄严行持担负一个佛门之人的责任。至于弘一大师自己，他不但深入研究律学，而且实践躬行。诚如马一浮所言：“高行头陀重，遗风艺苑思。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　　　　
　　　　弘一大师与伏龙寺　　　　
　　　　弘一大师在伏龙寺亦留下了诸多的佳话。弘一大师第一次到伏龙寺是在1931年底。当时他刚在五磊寺与栖莲和尚签订了那份没有实际意义的契约。由于五磊寺的遭遇，弘一大师的身心都十分疲惫。伏龙寺的诚一法师这时请弘一大师到伏龙寺静养。身体稍有复元，即又于次年春赴金仙寺讲律。1932年初夏，弘一大师第二次来到伏龙寺。他这次在伏龙寺，与学生刘质平共处的时间较长，并写下了他平生最重要的一些书法作品。刘质平曾著文曰：“壬申（1932年），在镇海龙山伏龙寺，先师曾对余言：‘每次写对都是被动，应酬作品，似少兴　　　　
　　　　慈溪伏龙山（旧属镇海）趣。此次写佛说阿弥陀经功德圆满以后，还有余兴，愿自动计划写一批字对送给你与弥陀经一起保存。’命余预作草稿，以便照样书写，共一百副。写毕又言：‘为写对而写对，对字常难写好；有兴时而写对，那作者的精神、艺术、品格，自会流露在字里行间。此次写对，不知为何，愈写愈有兴趣，想是与这批对联有缘，故有如此情境。从来艺术家有名的作品，每于兴趣横溢时，在无意中作成。凡文词、诗歌、字画、乐曲、剧本，都是如此。’”据刘质平自己说，他在伏龙寺住了二月有余，可知当时弘一大师所写的书法作品实在是很多的。在这些作品中，有一件如刘质平所记述的“佛说阿弥陀经”是弘一大师为亡父百二十龄诞辰而作，共十六大幅。如今这幅作品由刘质平的长子刘雪阳先生捐给了浙江省平湖市李叔同纪念馆。弘一大师在伏龙寺作书后，曾赴上虞。到了秋天，他第三次来到了该寺。


第二部分慈溪之行（5）

　　　　慈溪行踪考述　　　　
　　　　有关弘一大师到慈溪诸寺的次数和时间，研究者有许多不同的表述。亦幻法师《弘一大师在白湖》应该是一篇记述较详的文章，可惜在时间的表述上也有令人疑惑之处。由于长期以来，研究者对此课题的研究不够，以致到目前为止也难有定论。仅以弘一大师到金仙寺的时间为例，秦启明在《弘一大师与胡宅梵》一文说：“弘一大师在三下南闽前的二年间，曾先后四次移居慈溪鸣鹤场金仙寺，总计历时约一年左右。第一次是1930年11月至1931年1月。此行目的是：大师在金仙寺聆听天台静权法师宣讲《地藏菩萨本愿经》与《弥陀要解》。第二次是1931年6月至1932年1月。此行目的是：大师经金仙寺住持亦幻介绍，转赴慈溪五磊山灵山寺参与筹建‘五磊寺南山律学院’。第三次是1932年3月至1932年4月。此行目的是：弘一大师为金仙寺僧众讲授律学。第四次是1932年9月至1932年11月。此行目的是：大师在金仙寺整理书物，托运行李，准备三下南闽。”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第一版《弘一大师全集十·附录卷》中“慈溪金仙寺”与秦文所说弘一大师四次到金仙寺的时间则又不同：“1930年10月，在寺听天台静权法师讲《地藏经》……1931年3月再度莅寺……9月再次莅寺……1932年春莅寺……。”《弘一大师全集十·附录卷》虽采用农历记年，但记载显然有误。因为弘一大师在《地藏菩萨圣德大观序》中说：“后二十一年岁次壬申九月，余居峙山……后二月，云游南闽，住万寿岩……”。慈溪鸣鹤镇背靠峙山，此当指金仙寺。这说明弘一大师于1932年农历九月在金仙寺，二个月后离开到福建。那么这又算是第几次到该寺呢？秦启明《弘一大师与胡宅梵》一文中的记载亦令人费解。比如他说弘一大师第二次到金仙寺是在1931年6月至1932年1月。而实际的情况是，1931年的秋天，弘一大师正经历着五磊寺里“风波”。如此混乱的记载给人们了解弘一大师行踪造成了不便。其实，因史料不详的原因，欲十分清楚地了解弘一大师在慈溪的行踪是一件较为困难的事。为此，我在上文中尽可能以事件为线索，以当事人如亦幻法师、刘质平等人的记述文章来辨析弘一大师在慈溪的行踪，并提出以往史料中记载混淆的实例供今后的研究者作进一步的研究。　　　　
　　　　


第二部分闽南弘法（1）

　　　　初到闽南1928年底，弘一大师在上海见到了尤昔阴居士，两人相约一起到暹罗去。从上海到暹罗，需要经过厦门。船在厦门停靠的期间，弘一大师受到了陈敬贤居士的热情接待。陈敬贤居士乃著名侨领陈嘉庚之弟。1927年早春，弘一大师在杭州常寂光寺的时候，陈敬贤曾前往拜望，言谈之中尽是禅理。这次弘一大师路经厦门，并在城中停留，陈敬贤居士即表示要介绍他到南普陀寺去。弘一大师当然知道南普陀寺，也乐意去看一看。可这一去，便被几位热情的南普陀寺法师留下，而中止了暹罗之行。　　　　
　　　　1929年春节，弘一大师应性愿老法师的安排到南安小雪峰度岁。正月半过后，他又回到了厦门。这次他住在闽南佛学院的小楼上。　　　　
　　　　闽南佛学院创办于1927年，由太虚大师任院长，教员多为太虚大师在武昌佛学院时的高足。弘一大师看到院里的学僧虽然只有二十几位，但他们的态度却很文雅，而且很有礼貌，与教职员之间的感情也不错。他以为，这种气象在别的地方是较难看到的。　　　　
　　　　这是弘一大师第一次到闽南。住了三个多月后，他要回浙江。4月间，弘一大师由苏慧纯居士陪同离开厦门。道经福州的时候，他在鼓山涌泉寺的藏经楼里看到了许多古老而又精致的刻本，而且还有清初刊《华严经》及《华严经疏论纂要》等。当时他就埋下了重印《华严经疏论纂要》的心愿。　　　　
　　　　1929年10月，弘一大师第二次到厦门。岁底与太虚大师在南安小雪峰寺度岁并合作创作《三宝歌》。度过了1930年的春节，弘一大师于正月半来到了泉州承天寺。承天寺始建于南唐时代，号称“闽南甲刹”。那个时候，性愿老法师正在承天寺创办月台佛学研究社。研究社里的景象很好，可谓人才济济。弘一大师在承天寺里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给学人上写字课，讲授写字的方法；二是整理古版佛经，而且还编成了目录。到了春末，他准备回浙江，临行前，他手书一书赠给闽南名宿会泉长老，联曰：“会心当处即是；泉水在山清凉。”　　　　
　　　　闽南弘法　　　　
　　　　弘一大师第一次到闽南是在1928年底；第二次是1929年底。1932年10月，因缘决定他要到闽南去久住了。他把自己的晚年交与闽南，除了他自己所说“厦门气候四季如春，又有热带之奇花异草甚多，几不知世间尚有严冬风雪之苦矣”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他觉得此地佛教界内部较为纯洁，佛教教育的风气也十分浓厚，有益于弘法的大事业。　　　　
　　　　闽南初弘法弘一大师抵厦门后，由性愿法师介绍，他就住在万寿岩。对于佛教的教育，大师始终抱以极大的热情。他有自己的弘法方式，诚如他在初讲《四分戒本》时所说：“以后即决定弘律办法，不立名目，不收经费，不集多众，不固定地址等。此次在本寺讲律，实可谓第一步也。余业重福轻，断不敢再希望大规模之事业。惟冀诸师奋力兴起，肩荷南山一宗，广传世间，高树律幢，此则余所祝祷者矣。”　　　　
　　　　这一年里，弘一大师无论走到哪里，都接连不断地弘律。或是在泉州开元寺率学僧专攻圈点《南山钞记》，或是在承天寺为幼年学僧讲《常随佛学》……　　　　
　　　　欲办佛教养正院弘一大师54岁时，他仿佛意识到这正是他弘律的大好时光。　　　　
　　　　1934年2月，弘一大师又来到厦门。他原来是应南普陀住持常惺、退居会泉二法师之请来整顿闽南佛学院教育的。但大师到厦门后，观察到那里的学僧不听约束已成风气，遂觉得因缘尚未成熟，整顿起来不易入手。为此，他主张另办学院，并在心里积极地酝酿着此事。　　　　
　　　　弘一大师以为，这个佛学院的名称可以取《易经》“蒙以养正”之义，叫“佛教养正院”。他设想，佛教养正院的教育宗旨应该是深信佛菩萨灵感之事，深信善恶报应，深知为何出家与出家后应作何事等等。学员必须品行端方，知见纯正，精勤耐苦，朴素无华。这里的教学，除训话、读书、讲书、国语、习字之外，还要加一个习劳。教员的训话尤为重要，每天至少二小时以上，就连僧中威仪，行坐进退，言语饮食礼拜，乃至课诵等，皆由教员在训话时随宜授之。　　　　
　　　　对于佛教养正院的开办，弘一大师心中已经有谱，只是开办的时间迟早而已。　　　　
　　　　编撰年谱、眉注《一梦漫言》这一年的夏天，弘一大师又做了一件重要的工作：编撰见月律师的年谱、眉注《一梦漫言》等。　　　　
　　　　对于《一梦漫言》，弘一大师初见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