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87-我在白宫当记者-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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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点半左右，波黑总统伊泽特贝戈维奇和他的随从人员从楼梯上缓缓走下来，看起来样子很疲惫。记者们喊破了天，希望他吹风。伊氏向记者们挥着手，用英语重复他经常说的话“无可奉告”，然后拧着脖子出了门。
晚上10时，波黑塞族领导人卡拉季奇在一帮人的簇拥下出现在楼梯口。他身穿黑呢大衣，系着白花蓝底的领带，脸上略带倦意。卡拉季奇一米八的个头，身材魁梧，花白的头发向后拢去，显示出他桀骜不驯的性格，同时看上去又风度翩翩。
那天是他与其主要对手波黑总统伊泽特贝戈维奇首次举行直接谈判，卡拉季奇说：“在和他谈判时，我没有感到憎恨，我只感到我们都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我感到我们像猫，他们（波黑穆族和克族）像狗，猫狗不能同笼，同笼就要打架，我们必须分开。”卡拉季奇风趣形象的比喻和他干净、干脆的语气，引得记者们大笑不止。
又有记者问：“联合国战犯法庭说要以战争罪审判你，你对此有何评论？”他瞪了那位记者一眼，但并没有被激怒，而是面无表情地说：“应该审判的是德国，德国首先承认了波黑，德国是这场战争的元凶。”
卡拉季奇走了，记者们还要等米洛舍维奇、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等人。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等那么长的时间，直到午夜，我才吃上晚饭。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三部分手记：没有硝烟的战斗（4）
寻找卡拉季奇
波黑和谈都是秘密谈判，个别时候允许电视台和摄影记者进去，谈判地点是公开的，多在万国宫内，而且联合国新闻部还提前在等待地点4号门或6号门装上麦克风和扩音喇叭，参加和谈的代表有什么新闻要宣布就走到麦克风前，记者只要在扩音喇叭周围“守株待兔”。但也有一次例外，谈判地点秘而不宣，记者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那是1993年6月的一天，由于万斯和欧文提出的万斯…欧文计划划分的波黑版图没有满足波黑塞族的要求，塞族拒绝了这一计划，谈判各方有可能重新就万斯…欧文协议进行谈判，前南问题国际会议两主席之一的万斯辞职回国，由瑞典前外交国务秘书斯托尔滕贝格接替他的位置。波黑有关各方领导人再次来到日内瓦，重开和谈。一大早，万国宫4号门和6号门都聚集了不少记者，大家都在互相打听谈判的地点。
这次谈判相当重要，新闻媒介纷纷传言万斯…欧文计划已经破产，欧文和斯托尔滕贝格正酝酿新的和平方案，这标志着波黑和平进程出现了转折。如果新的方案出现，那将是一大新闻。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找到谈判地点，不能在万国宫“等待戈多”。我决定先找到卡拉季奇下榻的饭店，只要知道他的去向，就能找到谈判地点。
上午10点，我打通了卡拉季奇的新闻联络官、我的好友斯威托的电话。他说谈判还没开始，地点也没敲定，并强调即使定了他也不知道，这次决定避开好事的记者，找一个僻静的地方谈。他告诉我卡拉季奇住在一个别墅里，不在旅馆住了，还给了我卡拉季奇别墅的电话。电话又打到卡拉季奇的别墅，仍然一无所获，惟一线索是卡拉季奇根本没住在那里，下榻在里奇曼饭店。
上午11时，我终于打通了卡拉季奇在里奇曼饭店的电话。一位女士说：“对不起，卡拉季奇先生刚刚走开。”“您能告诉我他去了哪里吗？”“他只说去见欧文先生，没说去什么地方。我是他太太，您有什么事，请留言好了。”卡拉季奇夫人十分客气，声音有点沙哑。
我知道留言也没用，于是道了谢。这时走廊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跑步声，我抄起本子、笔和录音机，一个箭步冲出去：只见一位扛着摄像机的人正朝停车场那边奔跑。我顿时兴奋起来，他肯定是去谈判地点。
我紧紧跟在那辆标致车后面，出了日内瓦城，来到一个名叫冉多的小村子。村子很小，大约只有十几户人家。果然，这儿就是谈判地点，我们赶到时，CNN记者以及另外两个技术人员已经到了院子的门口。
记者越来越多，BBC以及法国电视一台等电视台都在冬青树墙上搭起了梯子。文字记者都聚集在上了大锁的铁门外，不少人拿着移动电话和饮料，警察牵着狼狗站在门里。
已是下午两点，太阳火辣辣的，从早晨到这会儿我连口水都没喝，肚子里咕里咕噜地直叫。我正犹豫是去买点吃的还是继续等下去时，卡拉季奇从院子里的一栋房子里出来了，坐进奔驰轿车。汽车开到门口时被记者们团团围住，无论记者怎样死皮赖脸地纠缠，车窗就是不开，最后警察拨开人群，汽车奔驰而去。
从冉多回来，我再次拨通了卡拉季奇房间的电话，又是他夫人接的电话，她一边咳嗽，一边告诉我卡拉季奇就在房里，正在吃饭，让我稍等。大约过了5分钟，卡拉季奇说话了，嘴里好像还吃着东西。他说，各方同意修改万斯…欧文计划，克族和塞族将提出联合倡议，将波黑变成一个由3个共和国组成的松散的“邦联”或者“联邦”。根据电话采访，我连忙发了英文快讯。当天晚上8时，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在克罗地亚驻日内瓦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了类似内容。我的消息早了5个小时，而且还是独家的。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三部分采访波黑和谈的记者们（1）
在日内瓦，我感觉我和西方记者的地位是等同的。我们拥有同样的竞争条件。语言不如他们，但这不是大障碍，因为一些活动是非英语国家的人讲英语，他们的英语听起来更容易懂。人力不如别人，手段不如别人。人力没有办法，但手段总有办法，他们都有手机，我们却没有，有时为了抢时效，我只好借他们的手机向总社口授发稿。
我比他们干的活要多得多，常常“以一当三”，路透社有三个人，一个人负责波黑和谈，一个人负责关贸总协定，一个人负责其他谈判或会议，美联社也是这样，法新社人手则更多。如果有更大的事情发生，它们还会从别的地方调来记者。新华社在日内瓦只有我一个英文记者，万金油，什么都要管，而且要用两种文字发稿，要发中文稿，还要发英文稿，如果关贸总协定那边有什么事或者有别的活动，我还要去对付。尤其是波黑和谈，多亏我们的办公室离谈判各方出入的大门距离很近，所以经常是抢发一条后继续回来接着听吹风。三大通讯社永远只用英语发稿，有时好羡慕他们。
我们的办公室不比路透、美联和法新社的大，但在万国宫能拥有这么一个房间已经不错了。办公室里有喇叭，联合国驻日内瓦各大机构就是通过喇叭宣布召开记者招待会和吹风会。有时他们也将有关材料直接塞到办公室。这么一间办公室是地位的象征，一般的报社只能在新闻一厅和二厅里有一张桌子。这间办公室也是国家地位的象征，南斯拉夫通讯社（TANJUG）曾经在我们隔壁有过一间办公室，但是南斯拉夫解体后，南通社的办公室被联合国没收了，然后又租给了德国的一家报社。
南斯拉夫的一位老记者愤愤不平地说：“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首先承认波黑，为什么要挑起战争。”
波黑和谈开始不久，南通社又派来了一位女记者。她有一个漂亮的名字——娜达莎，她只能在新闻2号厅找一张桌子，作为自己办公的地方。
国破民受欺。娜达莎和另外一个南斯拉夫的自由撰稿人，经常和我们一样参加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他们经常问一些国际组织的发言人，为什么你们光注意塞族人杀了穆斯林，而不去关心塞族人的命运？但是他们的问题不仅得不到答案，有时还要被反唇相讥。尤其是那个口齿不清、问问题时总是怒火万丈的自由撰稿人，经常遭到新闻发言人的蔑视和西方记者们的嘲笑。他是一位老记者，头发都白了，每次参加记者招待会提问问题都十分激动。后来他走了，灰溜溜地走了，记协没有按规矩为他开送行会。
娜达莎英文比较好，问问题也清楚一些。血浓于水，她是塞尔维亚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经常提出具有好斗和挑战性的问题，咄咄逼人，让新闻发言人下不了台。
娜达莎知道我是新华社的记者，所以经常找我聊天，说中国是南斯拉夫的好朋友，只有中国同情南斯拉夫的处境。在她眼里，新华社是最公正、最客观的。她请我在新闻中心的酒吧喝咖啡，我也请她吃快餐。她对德国恨之入骨，说都是德国挑起了南斯拉夫的解体和波黑的内战。
烽火燃遍波黑，贝尔格莱德也开始备战。娜达莎对她家人的安全和命运十分担忧。“我女儿今年上高中，已经很久没有和她联系上了。由于西方国家的封锁，我们的经济越来越糟糕，家里经常停水、停电。不知道这战争能到何时？”她说着哽咽起来，掏出手绢擦拭眼泪。
虽然她是塞尔维亚人，但她对波黑塞族领导人卡拉季奇并没有太高的评价。“他是傀儡，他听米洛舍维奇的。我今天看到他们采购了很多东西，他们要回去过年了。我讨厌这些政客。”
娜达莎经常透露给我一些谈判的内幕情况，最早的万斯…欧文计划就是她提前透露给我的。
我的记者朋友们
办公室的喇叭传来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会议主席发言人埃克哈德的声音：“波黑外交部长西拉伊季奇从4号门前往会议室。”西拉伊季奇是第一次到日内瓦，也是当时来日内瓦的波黑最高官员。波黑方面一直以波黑塞族是叛乱分子为由，不派高级别的领导人与塞族谈判。
我连忙跑出办公室，只见4号门铁栏杆后的记者们正翘首观望门口，另外又有一些记者在走廊里跑步前往。但是却有一名记者往相反方向跑去，我迅速问了一句：“发生什么事？”“西拉伊季奇。”那名慌张的记者只说了一个单词，我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便跟着他向6号门跑去。原来西拉伊季奇在汽车上改变了主意，司机把车开到了6号门。
到了6号门门口，我气喘吁吁地问身边一位陌生人：“WhoisSilajidzic（谁是西拉伊季奇）？”旁边这位脸色苍白、说话略微有点激动、大约40岁左右的人说：“Iam。（我就是。）”说完他从另一个人手里接过一个小牌牌，别在了胸前，上面写着SILAJIDZIC的字样。这时我连忙按动录音机的按钮，开始问问题，而刚才跑过来的记者则开始拍照。
西拉伊季奇很谨慎，不回答问题，只是搪塞道：“等会见结束后再谈吧。”我和另外刚跑来的记者一起紧紧围住他，他边走，我边问，录音机的话筒就在他嘴下面。跑来的记者越来越多，西拉伊季奇上了楼梯，我们依然紧紧围住不放。他看实在逃不掉了，就在楼梯上站了下来，回答问题。我问他将谈什么，他面对我开始侃侃而谈。其他记者都在竖起耳朵听我们俩对话，美联社和路透社的记者们都在楼梯下，挤不上来。
采访完西拉伊季奇我回到办公室，路透社的社长鲍布和法新社的让·米歇尔都敲门来找我，让我把录音放一遍。虽然西拉伊季奇的话不多，但很重要，因为这天卡拉季奇已经吹过风，新闻讲的是平衡，波黑穆族的立场十分重要。过了一会儿，意大利安莎社和另外几个西方记者也跑到办公室来，让我放录音。望着这帮殷勤而又诚惶诚恐的蓝眼睛高鼻梁的老外们，我心里高兴地想：“你们这帮老外还是求到我们了。”
我刚来不久，发现这里阵营特别明显，有些西方记者很讲政治，知道我是新华社记者，他们根本看不上，没有人在乎我，没有人把我放在眼里，西方人对东方人，尤其是对中国记者的歧视能够明显地感觉得到。像老鲍布，骨子里有股大不列颠帝国的傲劲。他们西方记者扎堆聊天。如果求到他们时，得把所有的微笑堆到脸上。要和他们交朋友也不太容易。在西方记者眼里，新华社连波黑谈判都不应该报道，有一次我和一个英国记者聊天，这位老兄对我发了那么多关于波黑谈判的英文稿感到十分吃惊，说：“中国还关心这事？你竟然用英文写稿？”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三部分采访波黑和谈的记者们（2）
这件事后，路透、美联、法新等西方记者改变了对我的态度。他们聚会时也喜欢拉上我了。他们发现我和他们一样，甚至比他们更能干，更有闯劲和拼劲。换句话说，是我的敬业精神赢得了他们的尊重。
万国宫记者有个主流，那就是以美联社、路透社和法新社几个年轻人为主，渐渐地我和他们的关系越来越好，克莱尔生日晚会请我，让·米歇尔请我到他家做客，菲利普的生日晚会在英国代表团团长、英国驻日内瓦大使的家里举行，他没有邀请其他东方记者，没有邀请法新社和安莎社的，却特地给了我一个请柬。
后来我要回国了，美联社和路透社的记者专门为我组织了一次告别晚会。晚会在菲利普的家举行。那天晚上，我和我的同事来到菲利普家。到他家门口，为我们开门的是菲利普的夫人盖蒂。我问：“菲利普呢？”
盖蒂边开门，边对我说：“他加班，还没有回来。你们进来吧。”
我正有些失望，突然房间里所有的灯全部亮了，菲利普、美联社的克莱尔、瑞通社的让·皮埃尔等一下从桌下、洗手间里呼叫着、大笑着冒了出来。他们精心设计的这场告别晚会着实让我感动万分。
我们尽情地跳舞，聊天，大笑，喝酒，吃东西。晚会很热闹，在嘈杂的音乐中，我和每一位朋友干杯、道别。
日内瓦法律规定，晚上10时以后，如果邻居家再有吵闹的声音，可以报警。到了10点，有人敲门，结果是警察。警察告诉我们不要太闹了，邻居有人已经打电话告状，这是警告。菲利普将音响声音放低了些，但大家仍然尽情地说笑。大家谈各自国家的风土人情、在日内瓦的工作体会、语言差异、玩笑等等，自得其乐。澳大利亚的自由撰稿人约翰总是不时地哈哈大笑，笑声的冲击波简直能把房顶掀掉。
11点，警察又来敲门，这次警察有些生气，说如果再不控制，他将拘留主人。菲利普与警察还发生了口角，盖蒂总在劝说菲利普少说点。
我们不得不缩短了晚会的时间，午夜12点，我将分别的礼物一件一件地打开。《朝日新闻》的二村先生送的是一辆奔驰模型车，二村先生告诉我：“希望你早日实现买一辆奔驰的愿望。”菲利普送了我一把功能最全的军刀，这是大家集体买的礼物。日内瓦的记者们工资收入都不高，送别好朋友时，大家都是凑份子。有一张精美的贺卡，日内瓦的记者们在上面签名留念。一些平时交往很少的记者也在上面写下了十分真诚的祝福。
菲利普让我难舍难分。我们谈得来，关系相当好。他满口伦敦土音，吞音吞得厉害，刚开始简直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但是后来我们聊得很多。他很调皮，教了我许多英语坏话。他还告诉我，他和盖蒂在做试管婴儿，想一次来个双胞胎，免去两次生产的痛苦。盖蒂总是像个大姐姐一样。她没有工作，但她有一张很有意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