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87-我在白宫当记者-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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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三部分奔向热那亚
老实说,去热那亚报道八国首脑会议是让我心里最没谱的一次。这次报道让我负责,但离八国首脑会议开幕还有一个月,会议的安全问题就已经成为外电关注的热点。媒体报道说,来自世界各地的近20万人将前往热那亚示威,许多示威者甚至做好了流血的准备,美国悬赏500万美元捉拿的恐怖主义分子本·拉登也将前往热那亚,扬言要在会议期间刺杀美国总统布什,意大利政府动用了2万军警,配备了各种武器,甚至还部署了地对空导弹,准备迎战。外国媒体报道的焦点已经不是会议,而是可能伴随会议发生的流血冲突。随着会议日期的临近,气氛愈加紧张,再加上多年来对意大利黑手党形成的恐怖印象,让我感觉不是去报道会议,而是报道一场战争。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三部分“9·11”之前的躁动(1)
进入新世纪后,世界处在一个奇怪的转折点上,美国总统选举乱了套,布什总算当上了总统,令世界吃惊不已。新旧世纪的交替仿佛还在酝酿另一条更大的新闻。世界躁动不安,各种国际会议都遇到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人们担心着,担心热那亚会出事。
那是在“9·11”之前的一个月,后来发生的恐怖事件震惊世界,事实上当时已经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本·拉登当时确实是想干点惊天动地的事情出来。
我们人手少,任务重,包括我在内,总社才派了两位记者。罗马分社本来可以全部投入,但是首席记者袁锦林要前往马耳他,参加江泽民主席出访马耳他的报道。这样,新华社只有3人报道八国首脑会议。根据以往的经验,路透、美联等西方通讯社的记者人数至少在10人以上,另外还有不少后勤和技术人员。工作强度也不一样,我们要同时用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发稿,而西方通讯社全部只发一种文字,使用的是英语母语。
离出发前往罗马的时间还有两天,驻罗马记者宋建打来电话,说罗马到热那亚的列车和航班在首脑会议开始前三天全部取消,意大利外交部在7月20日,也就是首脑会议开幕当天,为记者准备了一架专机,然后在7月22门,即会议闭幕后为记者提供返回罗马的班机。
这消息着实令我着急。根据计划,我和另外一名同事李国荣应该提前抵达罗马,报道八国外长会议,然后于18日或19日,即首脑会议开幕前一两天从罗马抵达热那亚,这样能够有时间熟悉地理环境、会议的准备情况和新闻中心的设备等。否则,如果会议当天抵达热那亚,对通讯设备和会场情况一点也不熟悉,肯定会摸不着头脑,工作陷于忙乱,发稿困难,使报道受到影响。
虽然制定了比较详细的报道计划,但前方传来的消息仍然让我心里没谱。路透社、美联社和法新社一直有热那亚的消息,说明人家早在那里安营扎寨。我反复告诉自己,无论如何我们也要提前进入热那亚,完成这次报道任务。既然条条道路通罗马,通往热那亚的路总会有的。
临行前,国际部主任李红旗又再三叮嘱:安全第一,一定要注意安全。
到了罗马,新的情况更让我们担心能否完成这次报道任务。意大利电视台报道,除取消航班和列车外,通往热那亚的高速也被封锁,电视台的主持人反复奉劝人们不要去热那亚。会议在热那亚举行,但我们预定的旅馆却不在热那亚,而是在该城南50多公里外的城市卡墨里。热那亚警察局发生了一起邮件炸弹事件。意大利全国多处公共机构受到炸弹恐吓。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似乎已经不是报道八国会议,而是如何提前顺利抵达热那亚。
在罗马分社宽敞的饭厅里,我们一边吃着香喷喷的意大利通心粉,一边看着电视里一个又一个让人沮丧的新闻,我真想插上一对翅膀。
18日,为首脑会议做准备的八国外长会议在罗马开幕。尽管提前一天看了会场和新闻中心,我们仍然在开幕这天提前3个小时前往。但是会前通畅的交通却全部被隔离墩和黄色警戒线分开了,会议召开地点圣母庄园周围所有的道路都已经封死,我们绕了几个路口,终于得以和警察交涉。警察耐心地告诉我们,除代表团以外的车辆不得进入,记者必须到外交部坐通勤车,前往圣母庄园。罗马的道路十分复杂,单行线、禁行线比较多,等我们绕到外交部,已经快到了会议开幕的时间。外长会议提醒我们,必须在首脑会议开幕前一天抵达热那亚。
经过反复商量,我们决定与意大利外交部联系,希望他们提供有关通行证,确保我们能够顺利通过警方检查哨,安全抵达会议新闻中心。但是意大利外交部的答复是,没有这种先例,外交部不可能专为新华社出照会或者通行证。但是这位官员保证,届时如果遇到困难,我们会得到警方的照顾。这种口头上的承诺仍然让我们心里没底。我们记下这位官员的电话号码,又打了一张写有意大利文“八国峰会新闻车”的牌子,放在车前的玻璃下面。19日早晨,我们顾不了尚未闭幕的八国外长会议,匆匆从罗马出发,驱车前往热那亚。
想知道梨子的味道最好亲口尝一尝
老掉牙的奔驰190在高速公路上向着北方飞驰,快到热那亚时,高速公路上的车辆越来越少。在通往热那亚市的高速公路出口处,我们停下了车,警方在旁边设立了岗哨,几名全副武装的警察拦住了去路。
情况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复杂,他们检查了我们所有行李、车厢和后备箱,看了我们的证件,然后详细告诉了我们去往新闻中心的路线。世界上许多事情大概都是这样,实际情况总是与想像的不同,与别人所说的不同。从哲学的意义上讲,这就是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最好亲口尝一尝。
进入市区的第二个红绿灯,交叉路口上悬挂着一个警示牌,上面写着:从这里开始为“黄色警戒区”。十字路口周围停着不少警车,警察检查着有限的几辆过往车辆,街上同往常繁荣热闹的景象截然不同:行人稀稀落落,穿梭往来的公共汽车上乘客寥寥无几;警察、宪兵的车辆随处可见,荷枪实弹的保安人员在路口盘查过往的车辆和行人,连警车也不例外。滨海大道临海一侧的路旁垒放了厚厚的一堵“集装箱墙”,阻挡了人们眺望意大利最大港口城市的海港风光。
一位警察告诉记者,出于安全考虑和躲避会议带来的种种不便,市民们纷纷逃离热那亚,或探亲访友,或提前休假。当地媒体评论说,热那亚变成了一座“鬼城”。其实“鬼城”一点也不可怕,反而更加安全。
为保障会议顺利进行,意大利政府在热那亚部署了近两万名警察、宪兵、海岸警卫队等各类保安人员,他们配备了高压水龙头、橡皮子弹、冲锋枪等各类武器。政府对热那亚地区的陆海空三线交通实行严格控制,民用机场、两个主要火车站全部关闭,陆地及空中的主要交通被切断;领导人飞机起降的机场地区部署了地对空导弹;会议大楼附近的海湾地带部署了驱逐舰、战斗机,附近的楼顶上部署了百发百中的狙击手。反恐怖行动小组紧急别动队24小时随时待命,会场周围的所有井盖全部焊死,100多艘配备武器弹药的快艇停泊在海湾,蛙人出没于水中。
区域化分的第一种是以首脑聚会所在地公爵府为中心的面积约4平方公里的“红区”,出入这个区域的人,必须持有特许通行证。第二种为“黄区”,即位于红区外的一个较大的缓冲地带,区域内严禁举行任何形式的抗议活动。再往外才是居民正常生活不受限制的“自由区”。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三部分“9·11”之前的躁动(2)
为确保领导人的安全,政府花巨资为与会领导人租了一艘豪华大游轮——“欧洲梦幻”号,大部分首脑在会议休息期间将登船离岸,下榻于此。美国总统布什更是得到“特殊关照”,他将下榻何处仍然是个秘密。
在新闻中心,我们试了发稿线路,临时开通了长途直拨电话,又熟悉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试发稿没问题,我们总算金砖落地了。
让我们更加喜出望外的是,就在海边码头,离新闻中心不远处,意大利政府准备了丰富的自助餐,各种海鲜、各种意大利通心粉、各种奶酪、各种水果等等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在美国,我参加过丹佛八国首脑会议的报道,山姆大叔准备了三明治和罗宋汤,包括啤酒在内的酒水一律收费,不过当时我和我的同事已经感动得不得了,因为在美国吃“免费午餐”不容易。意大利政府比美国大方多了,除了准备十分丰盛的食物,还免费提供意大利最好的葡萄酒、威士忌和白兰地等,这在美国简直是痴心妄想啊。
寻找我们预定的宾馆就不那么顺利了。我们提前预定的旅馆在离热那亚50多公里外的一个小镇。我们出了热那亚,天渐渐地黑了,而且下起了小雨,路很不好走。小镇子和岔路口一个接一个,我们边走边问路,越问越糊涂。意大利人嗦,问一次路,要耽搁半个小时,我们都不耐烦了,意大利人还在不停地解释,不停地指点迷津。最后,我们被一位糊涂的老头指到了一条糊涂路,最后终于走向一条绝路:左边是一条沟壑,右边是悬崖峭壁,前面是“某某公墓”。路面很窄,调头困难,没办法,我们只好开入墓地,调头往回开。
50多公里的路,我们开了4个小时。等我们最后来到位于一座小山顶的宾馆“太阳之门”,我们简直乐开了花,仿佛经过了很久阴沉的天气,终于见到了太阳,尽管此时已经是半夜了。
静静的卡尔加里
2001年6月的八国首脑会议,使热那亚变成了战场。一年之后,我又被派往加拿大,再次报道八国首脑会议。总社只派了我一人,加上布鲁塞尔分社的王星桥、华盛顿分社胡晓明、摄影记者王岩和渥太华首席记者胡光耀。因为这里没有分社,为了熟悉情况,我提前3天抵达。卡尔加里这座城市的安静、热情以及加拿大人的诚实与友好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
从卡尔加里国际机场出来,第一次感到了独自出外没有亲人和朋友迎接的感觉,今晚住哪里,在哪里吃饭,身上带的钱够不够花,会不会受骗上当,会不会被人欺负,能不能完成任务,会不会……陌生的人群,陌生的车辆,陌生的路标,陌生的楼房,连空气中飘浮的味道也是陌生的,你坠入的完全是一个陌生的世界。
或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想问题,来到这座城市,应该是兴奋不已,因为一切都充满着新鲜。那么多人,背着行囊,独身旅游,走遍世界。流浪就是他们的生活,流浪就是他们的快乐。不管是被迫,还是自愿,加入他们的队伍,体验少有的孤独和孤独中无限充裕的时间,这是一种在家里和在单位的繁忙中难以找到的自由,可以尽情地大口大口地畅饮。
我双肩背着两件小行李,拉着一个大箱子,出了机场门,门外就是出租车区域。一位印巴人司机马上从车上走下来,微笑着帮我将行李放进后备箱。他问我去哪里,我说,随便一个旅馆吧。他用十分难懂的英文告诉我可以到市中心去,那里有很多好旅馆。司机和我一样,本来也不属于这座城市。他来自非洲索马里。
大街上几乎看不到行人,连车辆也很少。街上的车颜色多种多样,但很少有红色和黄色,使本来就十分安静的城市更少了一些浮躁,多了几分庄重,而且更让我感觉多了几分冷漠。市中心高楼林立,都是玻璃墙壁,远远地看去确实是一个大都市,但它没有一点大都市的喧闹。早上9点,我在大街上走,仍然行人稀少,只有几个无家可归者懒洋洋地在街道旁凳子上晒太阳,有两个还在守着各自的家当聊天,他们并无一点忧愁的样子,只是衣服有些脏,胡子有些长。他们坦然、幸福地沐浴着阳光。卡尔加里是他们的。
步行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出现两个身穿黑色风衣、头戴黑色礼帽、体态臃肿的老人,一位正凑到另一位的耳旁低语。这是雕塑,几乎可以以假乱真,雕塑的题目叫“对话”。
离我下榻的旅馆不远处是一个简单的街心公园。公园门口有一张石桌,桌上有棋盘和棋子,一位男子坐在石桌旁,右手托着下巴,在沉思,又似乎是在等待对手。路过这里的人,总想停下来,和他对弈。可惜这又是雕塑。
城市轻轨不时在寂静的闹市区穿过,洒下一路叮当叮当的铃声。
卡尔加里盛夏也不热,6月底了,最高气温才25度。天高云淡,微风送爽,空气透明如水。这里绝对像北京的秋天。
这座城市的居民十分热情。我要去买几节电池和电源插头,我不停地打听过往的行人,结果多数是外来旅游者。进了一个商店,商店的店主亲自出来为我引路。
城市轻轨是卡尔加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到了轻轨车站,我看了看购票机,竟然还有免费区域。可是我要去的地方RADIOSHACK不在免费范围。我上了高高的站台,看着陌生的售票机,售票机正好坏了,技术员在修理,门打开了,我问如何买票。那位身着制服的技术员嚼着口香糖,特别客气:“就在这里买,稍等就好,我会帮你的。”我拿了一张5加元的纸币,他问我:“你没有硬币吗?”我摇摇头。他说:“我送你一张票吧,说完从自己腰包里掏出一张,然后又塞到机器里打孔。“好了,快去上车。”我拿着票,他告诉我怎样按按钮,但是门打不开了,他说:“算了,你还是等下一辆吧。”边说边走了。他的表情很随便,很自然,没有丝毫做好事的表情,没有表现出任何让我感到受到帮助的感觉,这种感觉在中国很难找到。我一再道谢,他笑着说:“没什么。”
到了RADIOSHACK,我在架子上看来看去,服务员马上走过来,问我需要帮忙吗。那种热情都是很自然的,不带有任何修饰和做作,不让你感到任何不舒服。我逛完商店又回到狮子公园站。这次我决定购买一张全天票,可全天使用任何公共交通。我按了按钮,塞了5加元硬币,怎么也不出票,旁边坐着的一位老者马上过来帮忙。他说:“你还需要10加分。”我把兜里所有的零钱都掏出来,只有4个1分的。他从兜里掏出了5个加分,还是不够,他转回身,又去旁边坐着的两位老太太那里问道:“太太,你们谁有5个加分吗?这位先生需要5加分。”两个老太太连忙从兜里掏出钱包。
这就是卡尔加里人。
卡尔加里让你感到人们似乎都认识,所有的人似乎都是一家人。这里的商店相互都是连接的,楼与楼之间都有封闭的通道。这也是即使在繁华街道行人也十分稀少的原因。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三部分“9·11”之前的躁动(3)
卡尔加里不是热那亚
雕塑的寂寞、城市轻轨的歌唱和寂寥的秋意,使这座人口不到百万的城市显得格外宁静而安详。然而八国首脑会议的召开,犹如投入这片静水中的一块巨石。6月25日,八国首脑的专机陆续在卡尔加里的国际机场降落。卡尔加里,这座淑女般安静而美丽的城市,开始躁动起来。
上次的会议在“9·11”事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