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87-我在白宫当记者-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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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参加这些活动还需要白宫印发的特殊记者证“POOLPASS”，或者叫“联合采访证”。一些活动甚至只允许美联社的记者参加。记得有一次以色列前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我和摄影记者刘宇到白宫新闻处去索要这种记者证，新闻官却告诉我们去找以色列的新闻官要。我们找到以色列的新闻官，死缠硬磨，刘宇同志像跟屁虫似的，新闻官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但这位新闻官到最后仍然不予理睬。我们最终没能参加玫瑰园的活动。
对于白宫使用特殊记者证的这种做法，美国记者也怨言颇多。一位电视台的技术员自己印制了一种记者证，上面写着：“白宫内完全有效，可以进入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参加任何记者会”。这位先生还在白宫新闻厅里以8美元的价格向其他人兜售。乍一看，有的人还信以为真，上面印着白宫的图案，比真的白宫记者证的印刷质量还要好，让人以为真是一张“万能记者证”。刚开始我也被唬住了，但事实上它完全是一个玩笑而已。不过，这张无用的“万能记者证”还挺热销。我后来很想买一个，但已经脱销了。美国广播公司的一位朋友看我特别喜欢，便“忍痛割爱”把他的送给了我。出入白宫和一些场合，我就带上它唬人。后来，当时的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看见了，对这张特殊证件也同样爱不释手，说什么也让我帮他再整一张，后来我也 “忍痛割爱”，干脆就送给他作为留念。
白宫记者真是生财有道，新闻厅有时供大学生、外国新闻团和一些特殊的团体参观，一些记者经常搞些带有白宫新闻厅字样的小东西在这里兜售，有时是小徽章，有时是证件链。对这种非法活动，白宫官员只是当成“玩家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本不去管，反正也不会赚什么大钱。
白宫新闻厅是“可以移动的”，总统走到哪里，新闻厅就搬到哪里。每天总统发言人都会在临时新闻厅发布新闻，回答记者提问。临时新闻厅与白宫的新闻厅没有什么两样，各家新闻单位都有自己的电话和电脑，还有闭路电视。不过，出入这样的临时新闻厅单有白宫记者证还不行，还要有随团记者证。1997年3月克林顿和叶利钦在赫尔辛基举行会晤，白宫临时新闻厅设在美国代表团下榻的饭店里。我从美国外交官那里搞到了一张随团记者证，我凭这张证混进了白宫临时新闻厅。
临时新闻厅比华盛顿的白宫新闻厅大多了，条件也比那里好得多，有闭路电视，每个工作桌上都有电话、电源和供发稿用的电脑插口。新闻厅正前方摆放着印有“白宫”标志的发言桌，它代表着美国总统，代表着美国总统的嘴巴。新闻厅左侧是食品区，各种食品和饮料应有尽有。
1点多钟，当时的白宫发言人麦柯里举行了每天例行的新闻吹风会，我提问：两国总统最后发表的声明会涉及哪些内容？麦柯里在回答了我的问题之后，吃惊地看着我，大概在纳闷，我是怎么混进来的。
我十分珍惜我的白宫记者证，因为得到一张十分不容易。这张记者证与别的证件还真不一样。记者证上有本人的即时照片，后面是一个磁卡，每次出入白宫，都需要刷卡，门口的栏杆才会自动抬起放行。记者证的背面用英文写着：“假如你拣到此卡，请迅速交给警察，或直接寄到宾夕法尼亚大道1700号。”
白宫记者证有着特殊的用途，去财政部、国务院、国防部，有了它都要方便很多。在出席华盛顿地区以外的其他一些活动时，美国警方，尤其是负责美国领导人安全的特工，特别认这张特殊的证件，亮出它，基本上可以畅通无阻。
我拿到白宫记者证以后，又继续申请国防部五角大楼的记者证。五角大楼新闻处的一位女士给了我一张表格，填完后，她说：“等着吧，等我们审查完之后，再通知你办理临时记者证。你有别的记者证吗？”于是，我向她出示了我的白宫记者证。她笑了：“好，有它就可以马上办理国防部的记者证了。”说完就领我去拍照。
拍照的时候，她让我再填一张表。但是在填写外国人登记号码的时候，我确实不知道该如何填写。这时她打电话给国防部的有关部门，查询我的号码。接完电话，她的脸晴转多云，一脸严肃地说：“对不起，我的上司说，我们不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发放国防部记者证，因为你们也不给我们发类似的记者证，我们是对等的。”
“可是，我的前任和其他中国记者都办过这里的记者证。”
“那是我们的失误。”
就这样，国防部的记者证没有办成。因此，我更加珍惜我的白宫记者证了。
有白宫记者证并不可以到白宫的任何地方，除了白宫后院、白宫新闻厅外，出入白宫其他任何场所都要有专人带领。参加在老行政楼、白宫东厅、白宫玫瑰园、椭圆型办公室以及南草坪的活动时，进去时要有人带领，出来时也不能乱跑。记得有一次，在老行政楼参加戈尔和外国来宾的一次记者招待会，由于记者招待会没有多少新闻价值，还要忙于发别的稿件，我便提前退场，自己下了楼梯到了一层，被一名全副武装的特工拦住了去路，要求我出示证件，并问我是谁带我来的，还威胁说要没收我的白宫记者证，因为我“犯规”了，不该自己在白宫办公区域乱走动。最后在我的再三解释下，他才放行，并警告我：“下不为例。”
白宫记者证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好处，就是用它可以不需要门票，带领5个游客参观白宫。白宫的东厅、兰厅、红厅、国宴厅以及图书馆等等，在不使用的时候是供游人参观的，但是由于参观的游客比较多，每天天不亮就要到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一个发证点去排队。而有了白宫记者证就用不着领证了。
后来接替我的记者一直没有领到白宫记者证，每次去白宫采访，都需要提前一天打电话报名，报护照号码，然后凭护照进入白宫，十分麻烦。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一部分轮椅上的白宫记者
2003年1月8日，美联社报道：白宫最老的记者萨拉·麦克伦敦走了，享年92岁。
她在生前说：新闻提供了服务国家、人民和公众利益的最好机会。
克林顿对她的逝世发表声明说：“我们所有人在记者招待会上都对她怀有敬畏之情，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她可能要说什么。我钦佩她的精神。”
她大概是当今世界年龄最大的记者。每次参加克林顿总统的记者招待会，我都注意到记者席中有一位坐轮椅的老太太。她头发稀疏，脸上布满皱纹，松弛的皮肤在下巴那里下垂；她浓妆艳抹，戴着一对圆形绿宝石耳环，染着鲜红的指甲，总喜欢穿红色或者杏黄色的鲜艳上衣。有时在闭目养神之后，她会突然睁大眼睛，不举手就声如洪钟地直接提问令人叫绝的问题，如神仙一般。克林顿回答问题时经常直呼记者的名字，所以我知道这位老人叫萨拉，但不知道她姓什么，更不知道她是哪个新闻单位的。
夏日的一天，我又来到白宫东厅参加克林顿的记者招待会，萨拉坐着轮椅在两排椅子的过道上，我正好坐在她后边。克林顿又迟到了，记者们都在闲聊。我走到那位老人身边，弯下腰来轻声问：“您贵姓呀？”“萨拉·麦克伦敦。”她说。老人口齿不很清楚，她说“麦克伦敦”的英文时，说得很快，我感觉像在听外星人说话。看我满脸疑惑，她干脆拿来一张白纸，在上面写了出来。我又问：“您是否可以接受我的采访？”她说：“可以，我有许多话和你谈。”说着她又在那张白纸上留下了电话号码。
克林顿到了，我连忙回到自己的椅子上，然后和大家一起起立，克林顿说：“请坐下！”——这是所有总统活动千篇一律的例行仪式。克林顿在讲台上翻看着准备好的讲稿，正欲抬头讲话，萨拉那洪亮的声音突然响遍整个大厅：“总统先生，您后面的灯光太亮，照得我什么也看不见，能不能关掉？”克林顿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他抬起头，看了看萨拉，似乎有点生气，欲言又止，终于还是没有开口，记者席中一片哄笑。
这就是萨拉，白宫年纪最大、资历最深的记者，从罗斯福、杜鲁门到布什、克林顿，她报道过11位美国总统，已经是白宫的“十五朝元老”（美国总统四年一个任期），可谓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史的见证人。岁月如沙，世事如烟，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白宫的主人不断更换，萨拉的同事也换了一茬又一茬，惟有萨拉的声音和身影在白宫常留。但是时年89岁的她却仍然和其他白宫记者一样，经常参加白宫的各种新闻活动，风格也依然如昨——干脆、直接、大嗓门，经常问一些非常尖锐的问题，甚至给总统提意见，嗓门比有线新闻网（CNN）的记者沃尔夫的声音还要高8度。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一部分巴塞洛缪公寓的黄昏
我拨通了萨拉给我的电话，但是对方是留言机。我只好留下我的电话号码和姓名，毫无希望地等待回音。美国有位专栏作家曾经说过，本世纪最糟糕的发明莫过于电话留言机。我也有同感，在美国我曾多次通过打电话联系采访，最害怕的就是与留言机对话，因为只要它一出现，采访的事十有八九要泡汤，电话留言经常是美国人逃避麻烦，对付陌生人，尤其是躲避爱挑毛病的记者的工具。所以经验告诉我，采访萨拉没戏。也难怪，这么有名的记者，又这么大年纪，哪会轻易接受一个陌生中国记者的采访。
然而第二天我的同事告诉我，一位叫萨拉的人接连两次打电话找我，口音特别不清楚，要重复两遍才能听清。我一听有门儿，连忙打电话给萨拉，她当即答应我第二天即可接受我的采访，地点在她的寓所。
萨拉住在一所名叫“巴塞洛缪公寓”、只有两层高的楼里。这里住着30位平均年龄在85岁的老人，公寓管理部门提供一日三餐、住宿等服务，老人们在这里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服务员就是自己的儿女，他们负责帮助老人洗澡、收拾房间等。每位老人每月的费用为2800美元，但政府有数量不等的补贴，平均每位老人只需缴纳1100美元。
萨拉住在一间约15平方米的房间里，里面有卫生间，一张床、一张老式的梳妆台和一个书架。靠窗户的一面墙上放着一张书桌，桌上放着一台电动打字机、一部电话、一台传真机、一台极不起眼的10英寸电视机；桌子两端堆满了各种剪报、信封、文件夹和纸张，书架上的书也并不多。室内的摆设再简陋不过了，看起来像一间普通的学生宿舍。
萨拉正在吃午饭。她坐在一辆小型残疾人三轮车上，胸前围着餐巾，面前一张类似电视柜的小桌上放着一杯水、一杯咖啡和快要吃完的西餐，盘子里只剩下一点西红柿、几小片生菜和一点点面包。看得出她的午饭很简单，大概已经吃了很久。她的牙全部掉光了，全靠假牙帮忙，吃饭很不方便。
她让我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一边问我：“我还没吃完饭，我边吃，咱们边聊，你不介意吧？”
“当然不介意。”我说。她用叉子将一点西红柿送入嘴里，一边咀嚼，一边认真回答我的问题。如此高龄的她，思路仍然十分清晰，对往事记忆如初。和这么一位经历了半个世纪沧桑的老人聊天，我心中感觉十分平静，一切都显得那么平平淡淡。她当了一辈子记者，经历过无数轰轰烈烈的事件，而现在我感觉她与外面的世界，与那些不同寻常的历史事件是如此遥远，青松翠柏伫立于窗外，更衬托出这房间的宁静和老人的安详。在采访过程中，有几次我们正聊着天，她却一个句子刚刚说完，就静静地低头睡去，我不忍心叫醒她，自己便像个傻子一样默默地看着，在沉寂的房间里等待她醒来，这时我想，或许哪一天她会这样永远地睡去。
我对她的了解太少太少，问完几个问题，我要求她提供一些关于她个人的情况介绍。她决定从三轮车上下来，坐到沙发上去，让我帮她查阅资料。三轮车是充电的，轮子极小，前后轮中间有个平台，可以放双腿。小车有两个把手，把手中间有个按钮，可以选择倒退、前进和停止，简直是个地道的儿童玩具车。她揿动电钮，向后倒，三轮车轻轻退了几厘米。然后她向左扭动把手，又按动按钮，小车向前又移动了几厘米。就这样，她用了10分钟的时间，向前向后挪动了好几次，总算把小车停在了仅有几步之遥的墙边。她让我把电源插上，然后又让我将一个四轮扶手车推过来。我搀着她，她吃力地从小三轮车上弓腰站起来，扶着四轮扶手车又艰难地像婴儿学步一样挪了几厘米，终于喘吁着在沙发上落座。她让我把书桌上一堆乱七八糟的信封、一些印刷品和剪报递给她，然后用皮肤松弛、布满老年斑、像老树根一样的双手，颤巍巍地分拣资料。
此时，我真有些后悔提出那个看起来并不过分，然而对于她却残酷得近乎夺命的要求。
她终于没有找到介绍她的材料。她将从报纸上撕下来的、边缘参差不齐的剪报、朋友来信、美国一些政府机构寄来的资料等一一看一遍，然后让我帮她分别装进不同的文件夹，同时她还在回答我的一些提问。直到下午5点，我才想起来该告辞了。这时她抬起头，握着我的手，眼神里充满感激地说：“非常感谢你帮我整理这些材料，非常高兴你今天来这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一定告诉我。”
离开时正是黄昏，掩映在绿树丛中的巴塞洛缪公寓静静地沐浴在金色的夕阳中。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一部分从罗斯福到克林顿
回来后，我仔细在因特网上寻找关于萨拉的资料，发现并不多。她没有报道过战争，没有报道过骚乱，没有经历过任何危险，没有出版过惊世骇俗的长篇巨著，没有问津过这样那样的新闻奖项，直到前年，她才出版了一本回忆录《总统先生，总统先生》，记述了她的白宫记者生涯。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记者，然而今天她是白宫最令人尊敬的记者。她坚忍不拔的毅力，她对新闻事业的挚爱，她几十年如一日的敬业精神，感染了同行和白宫的主人们，总统与她合影，媒体将她作为炒作的对象，华盛顿的一个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甚至以她的名字命名。萨拉成为华府政治圈内的明星。
萨拉出生于得克萨斯州一个普通的英格兰移民家庭。父亲悉尼·麦克伦敦是个农场主，对政治和公共事务有着浓厚的兴趣，笃信民主党。悉尼结婚时曾经与妻子达成协议，两人婚后要共同为那些下层和受压迫的人们服务，多做社区服务工作。父母这种兼济天下的思想影响了萨拉的一生。萨拉说，她对新闻感兴趣完全是受父母的影响。从她记事时起，就经常听到父母俩在饭桌旁讨论政治；萨拉长大后也经常参与争论。她回忆说，经常是十几个人，包括一些亲朋好友，围坐在饭桌旁指点江山，争论不休。
父母都希望萨拉长大后成为律师，少女时代的她对未来充满幻想，她读过不少关于间谍的书，因此那时她的愿望是当一名间谍，为国效力。但是萨拉的老师一天对她说：“你能成为一个很好的记者，到密苏里新闻学院去学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