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87-我在白宫当记者-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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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萨拉从密苏里新闻学院毕业后，开始在家乡泰勒市的《泰勒信使时报》当记者，一干就是10年，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萨拉应征入伍，被分配到首都华盛顿“妇女兵团”总部，负责公关事务，协助招募女兵，安置伤残军人等。
1943年，萨拉结婚了，但就在萨拉怀孕后不久，丈夫去世，她只好退伍，孩子出生后就从来没有见过爸爸。为了工作，萨拉从此也没有再嫁，将她的一生献给了她挚爱的新闻事业。
1944年6月，《费城每日新闻》聘用她为驻华盛顿记者，她拿到了第一个白宫记者证，从此开始了她的白宫记者生涯。萨拉一边工作，一边要照顾孩子，料理家务。1946年，为了更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时间，照顾好孩子，萨拉辞去了《费城每日新闻》的工作，成立了“麦克伦敦新闻服务社”，为全美各地，尤其是家乡得克萨斯的报纸提供白宫和国会的特稿。至今，虽然有时也有个别新闻专业的学生到她这里实习，但“麦克伦敦新闻服务社”的正式职员仍然只有她自己。
在白宫开始当记者后，萨拉首先遇到的是轮椅上的总统罗斯福。提出高质量的问题，是记者必备的一个重要素质。萨拉回忆说，罗斯福知识渊博，智慧超人，也许二次世界大战造就了他特殊的领袖风范，他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而且对记者毫不留情面，回答问题特别尖刻。那时她刚到白宫，对一些国际、国内大事又半懂不懂，生怕露怯，因此不敢问问题。她第一次提问题是在杜鲁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萨拉说，杜鲁门使记者的日子好过多了，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房间十分拥挤，记者们经常在彼此的脊背上做笔记，杜鲁门发现后就和大家一起到一个空间大的地方去，“他很直率，容易接近，也了解我们记者。我特别佩服他诚实的性格和勇气。”
萨拉告诉我，肯尼迪具有一股特殊的魅力，是她报道过的所有总统中最叫人喜欢的一个。“我和他关系也不错，他很熟悉我。我喜欢他的勇气，他的智慧，他的领导才能。”肯尼迪遇刺身亡后，约翰逊继任总统，萨拉与约翰逊的关系就不那么顺利了，萨拉至今仍然对约翰逊的火爆脾气耿耿于怀。约翰逊任众议员的时候，萨拉已经进入白宫做记者，但同时也经常跑国会，那时他们就已经有了争执。当时萨拉写了一篇关于石油的稿子，约翰逊看到后对她大发雷霆，在国会的走廊上，约翰逊愤怒得像头狮子一样，握着拳头对着萨拉的脸说：“你必须收回那篇报道。纯属捏造。”萨拉也不客气：“我决不收回。这篇报道事实无误。”萨拉这次被气哭了，她含着眼泪离开了办公室。后来，约翰逊又进入参议院，成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萨拉与约翰逊打交道的机会更多了，两人更是经常发生摩擦。约翰逊甚至还告到过萨拉的老板那里。
萨拉的风格独一无二，是比较有个性的记者，她底气十足，嗓门很高，经常与别的记者争着问问题，给人以咄咄逼人的感觉，因此经常招人烦。第41任总统布什曾经批评萨拉嗓门太高，而且语言也够尖刻的，布什说：“吱吱叫的轮子在生活当中不一定总是能够得到润滑油，声音高的人不一定总是被认可，因为这对别的人不公平。”一本杂志曾经将她描述为“白宫记者中最粗鲁的人”，美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布里特·休莫骂她是“老傻帽”。萨拉说：“过去他们都骂我想出风头，说我声音太高，精力太旺盛。可是，我是在干我的工作，如果我不这样争强好胜，我就完不成任务。”萨拉对别人的挖苦和讽刺从来没有在意过，她干自己的事，走自己的路。“我就是我，我没有必要去改变，也改变不了。”她说。
随着岁月的流逝，萨拉的敬业精神不仅得到了白宫内各界人士的理解，而且上至总统，下至一般职员也开始尊重她、敬佩她。1990年9月，她80岁生日时，当时的总统老布什夫妇亲自写信向她表示祝贺，前总统福特夫妇也写信给她，称赞她对新闻事业的不懈追求，前总统尼克松夫妇也给她写来亲笔信。萨拉将这些信件装进镜框，挂在家里的墙上。墙上还挂着她与克林顿一家的合影。萨拉指着另一张她与克林顿的合影对我说：“我最喜欢这一张。瞧，总统多像我的儿子。”照片上，克林顿弯腰微笑着和坐在轮椅上的萨拉握手。
那位曾经说她是“老傻帽”的记者休莫，后来经常主动要求为她推轮椅，他已经成为萨拉的好友。
萨拉对新闻媒介和美国政治怨言颇多，对前白宫发言人麦柯里特别不满。但她认为克林顿与记者的关系比较和善，与记者处得还算不错。
她说：“美国目前的悲哀是，美国人民只能知道几件事。他们不知道社会福利，他们不知道我们向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销售武器，他们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这主要从新闻媒体的活动就可以看出。记者们整天泡在一起，围绕一个主题转圈子，你去白宫参加记者招待会，有55个问题，但除了一两个问题外，其他都是关于同一个问题的。他们用不同的方式翻来覆去地问，问来问去还是同一个问题。当然，我觉得不应单单责怪记者，政府也有责任。”
萨拉说，政府每周都花数十亿美元用于公众事务和公共信息，但他们不告诉公众任何事情。这些钱都用在了吹捧他们的老板，使老板看起来伟大、了不起。他们不告诉公众他们是如何花这些钱的，因为说出来，公众会反对的。
克林顿政府在教育公众、告诉公众信息方面就十分弱。记者要直接与联邦政府官员说话，困难重重。你打电话到白宫，接电话的往往是个实习生。克林顿有他自己的实习生体系，他认为这将能够帮助许多大学生成长，这是对的，但在这些实习生坐在电话前工作之前，政府却没有教他们任何事情。你打电话要求找哪个部门，这些实习生总是说：“可是现在他们不能接你的电话。我们只能记下你的要求，然后告诉他们。”
“白宫的许多新闻活动都采取特别记者组的形式，事实上总统的许多礼仪性活动根本用不着这种形式，这样做等于限制了许多记者，使他们根本进不去。白宫以前那个发言人麦柯里是经过国务院训练过的，国务院是人民与政府的缓冲区，它从来不愿意透露许多秘密。麦柯里的口齿也不太清楚，他好像没张开嘴巴话就出来了。记者招待会完了，他还在麦克风前停留一会儿，开始一个“低语记者招待会”——第二个记者招待会。这是他从国务院带来的作风。被认为重要的通讯社的记者、电视台记者，都围住他，其他记者则挤不进去，听不见一个字。如果他说什么话，应该让大家都听清。现在的发言人洛克哈特比麦柯里好多了，他口齿清楚，而且比较直接、坦率，不回避问题。”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一部分萨拉请我吃晚饭
采访萨拉后的第二天，我又打电话给她，问她在忙些什么。她说这些日子是新闻淡季，实在没事可做，闷得难受。她告诉我：“我给海伦·汤玛斯打电话，她也没什么可写的，她说她喜欢华盛顿平静下来，我说我可不喜欢。”大名鼎鼎的海伦·汤玛斯是合众国际社驻白宫记者。
这就是萨拉，不甘寂寞的“工作狂”。她时时刻刻想着工作，新闻对她的诱惑胜过一切。衰老使她行动不便，但她并没有停止采集新闻和写稿。她靠朋友帮忙经常出席白宫的一些活动。她订阅了许多报刊，每天起床后就是阅读，将有用的文章剪下来，然后打电话给白宫各部门，寻找新闻线索。从开始记者生涯那一天起，她就喜欢夜间写稿，成了“夜猫子”，通常每天晚上工作到凌晨两三点。她直到现在还一直保持这种工作习惯，所以她白天容易犯困。她向我解释，这是她在记者招待会上容易打盹的主要原因。
采访时我曾问她有无业余爱好。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没有。我的业余爱好就是工作、工作、工作、再工作。”萨拉一口气说了几个“工作”。她几十年如一日，从没有想过换个职业，她甚至放弃了一次次重组家庭的机会。新闻不是赚钱的职业，萨拉到现在仍然不算富裕。常年的伏案工作使她患上了严重的颈椎病，她生活起居都要依靠别人的帮忙，更不用说工作。她雇不起零工，更雇不起长工。因此，去年她从华盛顿市中心一个公寓楼里搬到了目前的这个带有慈善性质的公寓楼。
然而，新闻这项特殊的事业使她的晚年生活与别的老人相比，显得无比充实，使孤寂的人生残年显得绚丽灿烂，萨拉为此感到无比的自豪与骄傲。
又一个星期天，我打电话给萨拉，告诉她我收集了不少关于她的材料，她在电话里马上兴奋起来，表示随时欢迎我的光临。当天，吃过午饭我就来到了巴塞洛缪公寓。
这次去萨拉家里我已经是她的一位老朋友了，萨拉的门大敞着，她正坐在床上，等待我的到来。我把从因特网上调阅到的一些材料送给她，她将材料摊在床上，贪婪地阅读着，不时还啧啧称赞：“这文章写得真棒。”一会儿又高兴地对我说，“这些材料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太感谢你了。”这时公寓的服务员送来了一大堆邮件，我接过来，放在椅子上。萨拉连头都没有抬，仍然在阅读我给她提供的资料。
“我是电脑盲，我为此感到羞愧，看来有机会我得学学因特网。”她感慨地说。她自己也想不到因特网上竟然还有介绍她的文章。她一边颤颤巍巍地看那些文章，一边发誓要学习电脑和因特网，活到老，学到老啊。
看完这些材料，接下来就是拆阅邮件。她不仅挪动不方便，而且手也抖动，很不灵活，使用剪刀都有困难。她侧着身子坐在床上，让我帮她拆开一个又一个信封，然后仔细浏览信件和报纸的内容，读到有用的东西时，她就让我用剪刀剪下来。有时读到提供信息源的信件时，她还给发信人打电话，约定电话采访的时间。处理完邮件，她又让我帮她找信封和文件夹。我在桌子上、书架上翻了半天，也没有找到空余的信封和文件夹。她以乞求的眼光看着我说：“你可否帮我出去买些信封和文件夹？”我立即满口答应了。
当我买回崭新的信封和文件夹时，她高兴得不知所措，嘴里连连说着：“太棒了，我真得感谢你。我今晚一定请你吃晚饭。”说着，她打电话给公寓管理处，说今晚她有一位客人在这里吃饭。
下午5点半，开饭时间到了。萨拉临出门前特地又抹了抹口红，然后启动残疾人三轮车，我则跟在她身后。楼道里人多起来，老人们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残疾人三轮车，也有的相互搀扶着向餐厅挪动。我和萨拉还有另外一位叫玛丽的老人坐在同一个餐桌上。这里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见到我这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分外欣喜。大家都以特殊的眼光朝我们这边看，萨拉尽量昂着脖子和我说话。玛丽和萨拉互不认识，我对玛丽说萨拉是驻白宫记者，总统都敬她三分。玛丽听了很吃惊。
旁边桌上的人都在偷听我们聊天。玛丽连饭也不吃了，和我拉起家常，没完没了地问我各种各样的话题。玛丽今年85岁了，原来是一个小学教师，有一儿一女，他们都很忙，无暇照顾她，把她送到了这里。我问玛丽，这里的老人平时都怎么度过的，吃完饭干什么。玛丽说没什么可干，有时玩玩简单的扑克，来这里的人都在等待死神的来临。玛丽的心境看起来十分凄凉。她以恳求的语气望着我：“我能握握你的手吗？”我说当然可以。她的手冰凉、无力。风烛残年的老人，握一握年轻人的手就是莫大的幸福。
晚饭很简单，只有一小碗罗宋汤和一份三明治，然后是一杯冰淇淋，味道实在是一般。特别是那个可怜的三明治，两片青菜，一片西红柿，再加上一点色拉浆，实在难以下咽。但是萨拉却吃得如此认真，而且津津有味。她用刀叉将面包片和三明治里的蔬菜切得碎碎的，一点点咀嚼。我和玛丽聊天时，她好像装作没听见，但当我向玛丽介绍她时，我看得出她那自豪的神态。
饭后，玛丽依然对我恋恋不舍，央求我搀扶她，还欢迎我到她房间聊天。萨拉却匆匆地驾着她的三轮车返回自己的房间，继续她的工作。
新闻，每天带给萨拉新的事情，新的感觉，为她的生命注入新的活力。她使萨拉永远觉得充实，远离衰老，青春常在。这大概是新闻事业回报给萨拉一生最宝贵的财富吧。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二部分美国总统的女邻居
宾夕法尼亚大道的人行道上，矮小的她站在两幅标语牌之间。每次去白宫参加记者招待会，我都要经过那里，都要遇见她。在暴雨中，在炎炎烈日中，在冰天雪地里，她永远坚守在那里。有人说她是白宫的“守望者”，有人说她是美国总统的邻居。
最初，我觉得她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无家可归者，一个落魄的人，失去了亲人的爱，失去了温馨的家，流落到这里，在这个游人如织的地方乞讨为生，也许是由于忽略或者偏见，也许是因为担心她会像别的乞讨者一样追着要零钱，每次经过那里，我总是试图避开她。
后来，偶尔走近她的“阵地”，她拿了一份《人民日报》刊登的一张关于她的照片复印件送给我。报纸的日期是1993年3月9日，照片是我的同事、原新华社驻华盛顿摄影记者樊如钧拍摄的。照片说明上写道：“美国妇女康塞普赛昂·皮奇奥托，从1981年8月1日至今一直在白宫对面的草坪上宿营，以宣传和平，反对战争。”
看了这份复印件，我倍感亲切，而且对这位矮小的女人顿生敬意。屈指算来，她已经在这里度过了数十个春秋。
此后，我再路过那里时，总是主动和她打招呼，顺便也聊几句，有时将身边的硬币递给她。当我踏上白宫东厅大门外的台阶，参加总统记者招待会时，我总是情不自禁地回头看看她和她的“家”，心情酸涩而凄凉。这么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有多少酸甜苦辣？她是否有过亲人？她从哪里来？为什么来到这里？是什么力量使这么一个孱弱的女子不惜生命，与美国最大的权力机构作对？是什么力量使这个一无所有的流浪者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在恃强凌弱、崇尚暴力的超级大国为和平呐喊？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二部分我不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盛夏的一个中午，气温接近摄氏40度，华盛顿好像在下火。我来到宾夕法尼亚大道，远远地看见她站在热浪中，依然带着厚厚的假发套，身穿浅黄色短袖衫和长裤。由于天太热，参观白宫的游客很少。她孤零零地站在那里，默默地看着标语牌，好像在思索什么。我走近她，她马上和我打招呼。
她拿着一条手绢，不停地擦汗。常年在户外风吹日晒，她像多年从事农业劳动的中国农民，一张古铜色的脸，布满皱纹，记录着人世间的风风雨雨；她双目混浊，仿佛可以看到岁月的沧桑与悲凉；她的声音沙哑而低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