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36-中国足球梦难圆-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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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什么赢它？它的另一面是，大连的不败大连的夺冠真的那么伟大吗？它不应该对中国足球的整体落后担负更大的责任吗？让我们从最简单的分解开始，这或许能让大连人自己也从兴奋中解放一回。
大连市总人口五百多万，其中市区人口两百五十多万，这个城市相当于科威特、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人口总和，相当于丹麦的总人口，比瑞典少比挪威多。大连的足球人口据大连人自己统计达到28万，从事足球训练的人有4000多人。也就是说，大连是真实的足球城，它甚至相当于一个或几个以足球为主要运动项目的国家。如果大连的足球水平确实很高，它完全有条件组成一支国家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至少可以成为一支在亚洲所向无敌的强队。大连足球虽然为国家队输送了七十名以上的球员，而且仅从八十年代以来就达到六十名上下，但大连国脚照旧没能改变中国足球失败的命运，几乎每一次失败都能看见大连籍国脚的泪水。
大连球迷肯定已经愤怒了：难道大连足球反倒成了中国足球的罪人了？
大连足球对中国足球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谁看不到这个或者故意歪曲只是说明谁的心术不正。就如同当年有人说“十连冠累不累”一样，如今大连万达的不败是靠自己的实力打出来的，不能因为不败就降低自己的水平，“十连冠不累”，“万达还要不败”。万达如果败了，必须败在强大的对手脚下，只是这种对手还没有产生。时下的大连队，只有自己才是敌手，打败它的只有它自己。就像亚洲区十强赛中的韩国和伊朗，车范根说：“韩国队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
古汉说：“只要不输给自己，别人就打不败我们。”
差别只在于韩国和伊朗面对的是亚洲诸强，大连万达面对的是中国甲A的球队。以中国国家队在亚洲的实力，我们就不难得出这个结论：大连万达的老大只是低水平竞争中的产物，也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意思。
建国将近五十年，还没有哪一个城市像大连这样占据着中国足坛霸主地位，“十连冠”的辽宁队其实也就是大连队，只不过旧体制把大连足球戴上了辽宁省队的帽子罢了。广东曾经和辽宁对抗过，如今江河日下已经沦落成二流球队；上海也曾得过冠军，但属昙花一现；北京、山东、天津都曾经爆过冷门，但终归不成大气；解放军队一直在甲级驻足，但他们主要依靠的还是大连球员。完全可以让大连球迷骄傲也完全可以让大连球迷心酸，就看你是如何看待大连足球和中国足球的关系了。
当我们把大连足球重新放在中国足球的大环境中去考察的时候，我们便不能让大连足球承担不应承担的责任，大连只是中国的一个普通城市，大连足球毕竟是中国足球的一部分，它的水平不可能超出中国足球的整体水平。足球人口的多寡，入选国家队人员的多少，都不能证明大连足球凌驾于中国足球之上，它既代表了中国足球最高水准，就同时表明了中国足球的整体水准还相当低下。
我谈到了教练水平整体低下的因由，也涉及了现行体制下人的思想是如何落后于时代，那么，在足球自身的发展中肯定还有相当多的问题拖住了中国足球的滚动的速度，要逐一分析清楚的确是太困难了，我只希望抓住我认为最重要的部分。
《中国足球梦难圆》 第一部分民族情结阻塞有效交流
先说中国足球最要命的一个问题：缺少与足球强国的有效交流，足球的闭关自守在各项运动中表现得尤其顽劣。
这其实是一种很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在做怪，是近代中国盲目排外在现代中国足球上的延续。我很想把它和民族的东西分割开来，但看样子要分割它如同挖出心脏去检查病因一样荒唐。足球毕竟是人类文明的一种特殊产品，它没办法挣脱国家、民族和历史的制约，踢球时大家都遵守相同的规则，但规则之外的东西就带着各自的印记，它们甚至制约了一个国家足球的走向和进步的速度。我们也在试图向足球发达国家学习，学巴西，学德国又学英国，但都不能学到真谛，这中间有—个人们不曾注意但却非常重要的因素阻碍了学习——我们内心深处并没有真正放下架子，并没有真的想从头学起，我们只是“洋为中用”，这种典型的“洋为中用”适用于很多领域，但却很难适用于体育。竞技体育是硬碰硬的东西，它往往简单到“行就行，不行就是不行”的地步。它不是哲学不是宗教也不是党派纲领，它是人的精神和技能的结合，而学习的东西从根本上讲是技能，这种学习稍有虚伪便会一无所成。而妨碍中国足球学到技能的深层原因恰恰是精神，这种精神恰恰又不是体育精神，它源于中国的独特历史。这种历史决定了我们对外的心态总是不能平衡和达观，学习时就难免先人为主有了某种拒绝，有了这种潜意识的拒绝，任何学习都只能是事倍功半。
中华民族曾经是文明发达的地域，我们曾经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过非常伟大的贡献，可以说古代中国一直走在人类文明的前列。但不知什么原因中华民族在近代就演变成一个落后的民族，曾经是祖先的辉煌使后代过分相信自己的强大，一种有理由的自信妨碍了我们的进取精神，我们用轻蔑的眼光看待同类，把别人都看成“蛮夷”和“奴”，而别人正是利用了中国人的这种心理，他们对中国的皇帝礼拜有加，学去了中国人创造和发明的所有东西，洋人真正领会了“中为洋用”的核心，他们很快便迎头赶上并且超过了东方的文明古国。中国近代史的屈辱正是在这种彼长此消的背景下开始的，而这个时期的中国人还停留在“世界中心”的梦想里不能苏醒。当洋人要求和中国平等对话时，中国人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们的辞典中没有平等这个条目，洋人却在自己的发展中确立了“平等、自由”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看上去是掠夺和反掠夺的斗争，实际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的冲突，双方在这种时候都已经视对方为野蛮和愚昧，胜负只能决定于武器的批判。
战争使中华民族遭受了巨大的创伤，血肉之躯和英勇献身并不能抵抗洋枪大炮和铁甲战船。中国仿佛一夜之间就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无论哪一个中国人都不会接受这个事实。他们对洋人的仇视转化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中，但很少有人能意识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直到毛泽东，也还在宣传“原子弹是纸老虎”，“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普通中国人并不渴望落后，只是封建时代的当权者推行的“愚民政策”坑害了自己的民族。世界发展史也都表明了相同的情形，腐败的统治得以维持的最好方法便是实行“愚民政策”，“愚民”最有效的方法是隔绝人们与外部的往来，隔绝的唯一手段是制造出虚假繁荣和没有参照系的强大。清政府在这一点上登峰造极，它一方面割地赔款，一方面还要保持天朝权威。只是由于中国民众身受洋人之害，民族矛盾才从此深植内心，在此后的百十年里始终对洋人持仇恨、怀疑和排斥态度。在这种民族情绪后面，是我们对洋人的畏惧和害怕。问题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肯承认这一点，我们自说自话欺骗自己，而一旦真刀真枪打了，就难免溃不成军。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在近百年来落到了最低点，而当代中国尚未把这种民族自卑情结完全解开；改革开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这种情结，但中国人终于懂得“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懂得了要振兴自己就要虚心学习进而大步追赶，国富民强之时中华民族才有可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改革开放十几年中国的大门真正向世界敞开，我们用一些损失换来了更多的进步。足球当然也是开放的受益者，只是它的进步更多的受到了人为的阻碍，说人为的阻碍，绝不是说足球人都是一些坏人恶人，这只是一批满脑子“自力更生”支配下的爱国者，不幸的是这些人对爱国主义的理解太过单纯，往往反倒阻碍了自身的进步和强大。
《中国足球梦难圆》 第一部分新时期的叶公好龙和夜郎自大（1）
徐根宝兵败之后，中国足球引进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洋教练。虽然中国足协和足球界对这种举措分歧不小，但屡战屡败的局面也确实推动了聘请外籍教练的进程，施拉普纳在中国所受到的欢迎也表明中国球迷对本土教练失去了信心，在那段时间，施拉普纳成为中国足球之神就没有奇怪之处了。随着国家队在伊尔彼德的失利，我们对施拉普纳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同样正常，比赛的结果最能说明问题，施拉普纳即便真的有水平，但我们确实没看到他如何显示。接下去就换上了本土教练戚务生。这是一个转折点，而这个转折点我一直怀疑它的真实性。我想到的是中国足协在请洋教练的时候并没有发自内心的诚意，稍懂足球的人都知道国家队教练的首选条件是这个人是否有率队参加过大赛的经历，而且必须是很成功的经历。比如说来中国的南斯拉夫人拉德和前苏联的内波姆尼亚奇，他们都有把弱队带进世界杯赛场的历史，后者还创造了“非洲雄狮”的奇迹。施拉普纳虽然来自足球强国，但他只是德国足坛上昙花一现式的人物，他的曼海姆队的确打上了甲级并且当年就取得了好名次，但接下去施拉普纳就去做生意了。车范根知道施拉普纳，他只是告诉中国同行，曼海姆队的战术简单但狠实用，这支球队靠凶狠和身体踢球，一旦强队了解了这种打法，曼海姆队就无法在德甲立足了。据说马克坚一行到德国进行了考察，但我有理由怀疑考察的认真程度和可靠程度。德国的好教练多如牛毛，偏偏选中施拉普纳不能不让人感到疑惑。不管怎么说，施拉普纳的水平显得太业余了些，战术没有，队型没有，只剩下一群小伙子在足球场上瞎冲乱撞。眼界还不那么开阔的中国球迷也不免要问，洋教练怎么这样差？中国教练也不会是这种水平吧？花钱请洋人不合算吧？
中国足协放下了所有的权力，把一切都交给了施拉普纳去管，这是他们第二个让人怀疑的地方，这种做法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先例，但我们干了。
我的想法是：请洋教练是足球决策层为缓解国奥队失败的压力而采取的一种方式，是为了平息中国球迷对本土教练的不满而不得不为之，在他的的真实方针策略中，从未打算让外国人占据中国国家队主帅的位子；这也是他们为了表明新的领导机构是开放性和革命性的一种姿态。我想拖拉普纳的命运早就在这层人士的预料之中，他们只是想由此证明外国的月亮不比中国的圆，洋教练并不比土教练强，中国教练在施拉普纳闹剧之后登上舞台就顺理成章。施拉普纳也没有实质性的损失，他原本就是一个商人。在足球上失意并没有影响德国老头的生意，他甚至在中国扩大了他的商业地盘，开始推销施拉普纳啤酒。中国足球却因此受到了格外巨大的损失：开放性收缩了，请外教的呼声减弱了，低水平的本土教练重新领导了国家足球，一切又都恢复了过去的模样。
正是从这个角度看。我才更加怀疑这个转折是人为造成的，它并没有真实地反映出中国足球的现实和世界足球的现实，它只表明了“洋务”派的失败和“本土”派的胜利，最终是一种保守势力重新掌握了中国足球的生杀大权。我说的保守势力并不是一群十恶不赦的坏人，他们也真心地希望中国足球腾飞，但他们不愿让这种腾飞假他人之手完成，他们更想由自己去完成。问题仅仅在于，这些人不知道足球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能是孤立的，它必须融入这个传统才有可能取得成功。世界的总趋势是和平与发展，它的核心是相互间的对话和交流。足球并不能有所例外，我们落后就要学习，这里不涉及民族和国家的尊严，体育有自己特别的精神，我们必须尊重这个精神。
我们的乒乓球、羽毛球、体操、跳水等项目在世界上领先，外国人就想方设法请我们的人执教和参赛，所谓的“海外兵团”正是由外国人的礼聘才形成的，没听到有谁讲过洋人不要脸。洋人在这些方面比我们更有世界性目光，我们也应该把自己看成是全球大家庭中的普通分子，不要还抱着旧有的“世界之中心”的玄想过日子，更不该把体育的正常交流看成关于国家民族尊严甚至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十几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最基本的也是最显著特点就是和外界的交流、向先进国家学习，也就是这个问题才格外受到非议。说穿了依旧是几千年文明形成的历史包袱压迫着我们，使我们一旦面对了开放就想到“八国联军”的入侵，就想到了屈辱的殖民史和洋人对中国的虎视耽耽。“自力更生”的提出有它特殊的历史背景，如今世界已经有了很大改变，并不是由一两个国家就可以主宰世界，中国的处境也有了变化。
我们迫不得已才进行了“自力更生”，如今可以用更便捷更省力的方式得到更大的实惠，为什么不让人庆幸呢？中国的经济近年来的飞速发展，开放和搞活是首要的策略，体育的腾飞同样得益于这个策略。
《中国足球梦难圆》 第一部分新时期的叶公好龙和夜郎自大（2）
足球是个例外，它并没能很好地使用这个策略，它还停滞在相对愚昧的时代。只有重新调整头脑中的思想观念，我们才会老老实实真心诚意向足球发达国家学习，才会不再演出施拉普纳式的闹剧。在新的时代下重新理解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重新理解引进和自立，应该是中国足球界最迫不及待的问题，这个东西解决不了，我们依旧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和外部世界，我们依然还会在黑暗里摸索许久。
对外国人的仇视和不信任不仅仅存在于高层人士之中，开始的阶段中国球员也有类似的过敏反应。职业联赛第一年，郝海东和广东外援大打出手其实也是同样情绪在起作用；降组后的辽宁队引进了乌拉圭外援、我们的球员在训练中甚至故意踢人而且双脚飞踹，恨不得把人家的腿踢断。情绪中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外国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教练员同样这样反问：“洋教练有什么了不起的？”徐根宝就是顶不服施拉普纳的人，肖笃寅也是，陈亦明也是，这怪不得他们，谁让你没能引进真正高水平的外援来呢？问题是这些人不应该由此就认定自己行，你只是面对外国的三流才会有此信心，真正遇见大师仍旧什么都不是。
9月中旬去中央电视台参加他们的《实话实说》，主题是关于甲A是否要引进外援。我有些吃惊，都什么时候了，居然还要讨论这种虚晃晃的问题。后来才知道，有一批人大委员联名写信，状告足球引进外援妨碍了本土球员的生长，还有一个理由是凭什么把钱都让洋人挣了？节目搞了很长时间，播出时就删得差不多了，但基本上反映了讨论的面貌。别说，还真有反对引进外援的，理由恰恰也是那两条。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一种大中国的民族情绪起作用，许多人就是从感情上不肯接受引进的现实。这都是一些很好的人，但他们的爱国热情用错了地方，他们本可以去大连的金州体育场为中国队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