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城根儿,胡同从这里出发-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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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第131节：米市胡同2
说到康有为，自然会想到戊戌变法，想到维新运动。1858年，康有为出生于广东南海。1888年，他进京应试未能得中，后在广州办学，即后来著名的“万木草堂”。1895年，清政府甲午战败，与日本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时，正好是科举会试，康有为、梁启超领导学子们集体上书清帝，史称“公车上书”。在上上个世纪末，一批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走上了维新图强的道路，其中重要的领导者就是康有为。 南海会馆的大院里有十多个小院子，其中有个名为“七树堂”的地方就是康有为住过的，对面有个中式的二层小楼，那里曾经就是著名的便宜坊烤鸭店旧址。 现在，一提到便宜坊，人们不由得就会想到与全聚德齐名的烤鸭，全聚德是挂炉烤鸭，而便宜坊是焖炉。现在，便宜坊在北京有很多家店面，比如在崇文门哈德门饭店旁边气派的大楼。如今，可能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便宜坊老店的具体位置了。 当站在米市胡同康有为故居门前的时候，头脑中仍然会努力找寻历史的痕迹，虽然往事已经远去，但物态依然。米市胡同现在住着的都是普通的百姓了，即便是曾经的那些大宅门。南海会馆里，充满了生活的气息，一切都是那样的寻常。
第五部分第132节：上斜街1
上斜街在明朝时称为西斜街，所谓斜街是由于这里过去是河流故道而得名的。斜街过去是河流的故道，后来河水消失后便成为了道路，和一般那些斜街不同的是，这里应该是先有宅子后有的路，因为每一个院落都高出了路面很多，需要拾级而上。 如今的上斜街，东口的部分建筑已经开始了拆迁步伐，历史被埋藏在了地层深处，留得的只是空空的名词。据说东口曾是北京大学四院的旧址，那是很远以前的事情，而现在被埋藏下来的，也是经年以后的传说。
第五部分第133节：上斜街2
上斜街50号是龚自珍故居，从院内的建筑上看，过去的规模是很大的，但现在只剩下窄窄的过道，作为院子的大门。“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这首流传于世的诗陪伴了一代一代中国学子。 龚自珍，出生于1792年，浙江仁和人，那里是今天的杭州。他出身于世代官僚文士家庭，二十七岁中举，三十八岁中进士。他是清朝著名的诗人，也是改革运动的先驱。 上斜街，昔日的河流故道已满是现代的车流，老宅依然，虽然历经了岁月的风蚀，但仍然昂首注目着生活的继续。龚自珍和康有为的足迹也已成了历史的尘埃，但是胡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相伴现代的富丽与豪华，讲述着逝去的年代。 每个人的少年时代，都是跟随着龚自珍的诗文长大的。当年的孩童长大了，重温儿时的记忆，品读历史带给人的思考。历史就像是水乡一隅的上斜街，早已变得模糊，只留下了残片点点，述说着一个又一个朝代的兴衰。 过去的流水人家早就是今天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景，只有一级一级的石阶记录了往日的风格。
第五部分第134节：贾家胡同1
贾家胡同在明朝时，称为贾哥胡同，清时称贾家胡同。贾家胡同是典型的宣南胡同代表，里面各式的门楼基本上都有，靠近北端的地方，有广亮式的大宅院，中部则有蛮子门和如意门，而普通市民的墙垣式门楼也随时插入其中。他们各自连接着，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仍然在彼此依靠。 胡同里比较安静，寻常朴素的色调充满了所有的空间。即便是历史里的荣华富贵，也早变成了普通老百姓的风格。
第五部分第135节：贾家胡同2
据说胡同35号是林则徐故居。林则徐，1785年生于福建侯官，即今天的福州。他于嘉庆年间中进士，担任过很多官职。1839年，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广州禁烟。同年6月3日，在虎门海滩，开始了销烟行动。今天，“虎门销烟”已经被称为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伟大起点。 今天，林则徐给我们留下的最大记忆，就是著名的虎门销烟，很多年前，看过影片《鸦片战争》。对于太平天国起义，历史已经有了充分的定位，毕竟林则徐是一位封建制度下的大臣，履行圣命就是他的职责之本。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去谈什么如果，历史行进到现在，往事已经固定无疑。 不止是对外抗争的无畏，他在百姓民生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比如新疆著名的“坎儿井”，就是经他大力推广的，直到今天，坎儿井仍然在生产和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被当地的老百姓亲切的称为“林公井”。坎儿井是新疆大漠荒野中的一道奇观，纵使地面温度再高，里面也会是凉爽如春。 今天，当我们回望过去那段风风雨雨的年月，注目于百多年中华大地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代代人的努力终于使我们有了重新昂首的机会。在那些为之奋斗的人当中，林则徐是不能被忘记的。
第五部分第136节：达智桥胡同１
达智桥胡同最早称鞑子桥，后以谐音命名为达智桥。所谓鞑子，是旧时对蒙古人的蔑称，此地相传为以前蒙古军队驻扎练兵的场所。宣武门外，地处外城，是过去寻常百姓主要居住所在。 顺胡同向西走去，是著名的松筠庵，也就是杨椒山祠，祠堂的山门被改成了一个卖日杂用品的商铺。在祠堂西边，是一条南北方向的小巷，远远的就能看到一个精美的古亭，那便是谏草亭。
第五部分第137节：达智桥胡同2
松筠庵以前为杨椒山故居，清朝乾隆年间，正式设立祠堂供后人凭吊。 杨椒山生于1516年，保定容城人，此地在今天的河北省容城县，他于明朝嘉靖年间中进士。当年，鞑靼族来犯，京城被围，皇帝派咸宁侯仇鸾领兵抵抗，但仇鸾却主张退让妥协，遭到了坚决主张抵抗的杨椒山的强烈反对，后来，在仇鸾的诬告下，杨椒山被捕入狱，继而贬职。仇鸾死后，严嵩把持朝政，杨椒山冒死直言上书嘉靖皇帝，历数严嵩十大罪状，然而，由于皇帝对严嵩宠信有加，所以最终的结果却是以自己再次入狱告终，三年后，杨椒山被杀害于位于今天西四的西市刑场。 与松筠庵联系在一起的还有近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1895年，清朝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以康有为等应考举人为首的各地考生极为愤慨，他们集会抗议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895年4月30日，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一千多名举人在谏草亭旁集会，众举人联名上书清帝。 由于封建社会进京参考实行的是公家车马递送的规制，所以，“公车”二字便成为了进京应考举人的代称，所以，那次以举人发起的群体谏言便被称作了“公车上书”。
第五部分第138节：金井胡同1
金井胡同与上斜街和达智桥胡同相接。胡同里有沈家本故居，过去宅院前有名为“金井”的一口水井，后来，这条胡同便由此得名。胡同非常窄也非常短，在胡同北端，有一座二层的中式小楼，周围则是低矮的普通民居。胡同虽然不长，但从一头向另一头望去，仍然会有种幽深的感觉。
第五部分第139节：金井胡同2
金井胡同1号是沈家本故居，院落北面是座二层小楼，名为“枕碧楼”。沈家本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法学界的第一人，他融会中西方思想，修改清朝律例，并且制订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部刑法和第一部商法。然而，虽然沈家本努力改革探索，但由于历史时代的局限，很多方案并没有成为现实。 沈家本，生于1840年，浙江省吴兴人。他于光绪年间中进士，历任过知府、刑部侍郎、法部侍郎等职务，辛亥革命以后，曾出任内阁法部大臣。他也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法学家，清朝末年法制改革的倡导者。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清朝逐渐走向没落，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使清政府的封建统治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此时，清政府被迫修订法律，而沈家本就成为了参与修订法律的大臣之一。 然而，沈家本的修法实践并没有使清王朝获得重生，毕竟日渐腐朽的封建统治已经走上了末路。 在寻常生活之中，知道沈家本的已经不再多见，即便是时常路过于此的胡同居民，大多也只是知道文物保护的标志。至于历史，注定已经远去。 据说，近些年来，在法律专业的课程中，沈家本和他的法律基础理论是不可或缺的内容，虽然，已经过去了近百年的时间，但历史的公正仍然给了沈家本一个人生的坐标。
第五部分第140节：法源寺前街1
法源寺前街因胡同在法源寺之前而得名。清朝时，称为白帽胡同，悯忠寺街，清末始称法源寺前街。 在法源寺前街集聚了历史和现实的种种组合，在法源寺门前的高大影壁下面，卖香火的小贩正在悠闲等待着生意的到来，在这样的环境里，一切都很平静。在法源寺的正前方，有一座硕大的影壁，非常壮观。
第五部分第141节：法源寺前街2
说到法源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唐太宗御驾亲征高丽，其中主要兵力在幽州城内集结，然后由辽东至高丽，但是，却无功而返。太宗为了安抚军心，特意在幽州的东南角建筑寺庙，当时称悯忠寺。寺庙后来在明朝的时候改称崇福寺，清雍正年间改为了现在的法源寺。 1923年，印度诗人泰戈尔应梁启超等人创立的中国讲学社的邀请，来华讲学。4月的一天，他在徐志摩和林徽音的陪同下，来到法源寺游览。 徐志摩，浙江省海宁县人，1896年出生，15岁时入杭州府中学，毕业后，先后就读于沪江大学、北洋大学、北京大学，深受梁启超器重。他1918年赴美留学，攻读社会学，此后赴英国剑桥大学读政治，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后来不幸遭遇空难去世。 在徐志摩短暂的一生当中，他留下的《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的一夜》、《志摩的诗》以朦朦的情感，书写于现代文学史上。 数年前，李敖的一本《北京法源寺》被出版商冠以了“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后来，古老的法源寺因这一本小说成为了知名，其实这也是在反映了我们的生活状态与环境。不过，我还是希望另外的那些历史痕迹能够自然的焕发出生机。以前，很多次从法源寺前街穿过，路过寺院的大门，总可以看到三三两两卖香火的小贩，闲坐在那里等待着香客的到来。
第五部分第142节：珠朝街1
珠朝街在清朝时，称为珠巢街，建国以后改为珠朝街。珠朝街是一条不算长的胡同，以普通的四合院为主，胡同的5号是中山会馆，一座很气派的广亮式大门。珠朝街的南端是一个折弯，由此而西就是官菜园上街了。胡同西面的官菜园上街现在已经基本不存，只留下一段短短的建筑，过去的胡同，而今已成为菜市口大街的组成。
第五部分第143节：珠朝街2
过去，珠朝街曾经集聚过很多名人，历史上著名的《京报》就创刊于此。今天“铁肩辣手”的《京报》已经远去，留得的只是往事如烟，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鲁迅先生主编的《莽原》陪伴了《京报》的行程。聂耳在中山会馆这里住过，他的名字和《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在一代一代国人中传递。 聂耳，1912生，云南玉溪人。他初中毕业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曾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后前往上海，20世纪30年代初先后到联华、百代等影片、唱片公司工作。他在创作的作品在中华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唱出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的时代最强音。 当时没有注目的东西，可能在失去之后才会发现它的珍贵，然而却为时已晚。总在说建筑是诗是见证，一点不假，因为这标志之于人来说，就是一种叙述的表达。珠朝街仍然残留在菜市口大街的一侧，但已经失去了往日的伙伴，只有那些历史的痕迹依然伴随着它的生命行程。聂耳的不朽乐章回荡在中华大地上，虽然他曾经的足迹已经不能觉察；邵飘萍的听命百姓、铁肩辣笔至今仍然是新闻人追求的方向，虽然京报创刊的地点已经不可寻找。珠朝街仍然有自己的影像，比如那远逝的几百年的青石板。伤感，充斥在心头。
第五部分第144节：北半截胡同1
北半截胡同现已基本不存，只留下残段寥寥。胡同形成于明代，由于胡同长度为全部街巷之半而得名。今天的菜市口，和几年以前已经有了太大的差异，过去的菜市口胡同、官菜园上街、儒福里、自新路、育新街都不见了，代之的是现在宽阔的菜市口大街。 谭嗣同故居所在的浏阳会馆是北半截胡同的41号，也是现在胡同里仅存的一座建筑，院子现在已经是普通的民居，不过从那些饱经风雨侵蚀的屋檐和残存的几片窗棂，仍然可以看出往昔的痕迹。
第五部分第145节：北半截胡同2
谭嗣同，1865年出生于湖南浏阳。1895年，清政府和日本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发起“公车上书”后，谭嗣同来到了北京，加入维新派。 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相继逃离虎口，而谭嗣同则坐等官兵前来，随后与其他五人被杀于菜市口刑场，同时被杀害的维新派人士还有杨深秀、林旭、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史称“戊戌六君子”。 作为戊戌变法的见证人，谭嗣同那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永远的写在了中国人的心中。 当年的刑场都应该在今天两广大街的道路中央了，所谓的场景早已经灰飞烟灭。历史注定与菜市口紧紧联系在一起，老砖老瓦虽然早就破旧不堪，但它们毕竟见证了百多年前的风雨年代。 北半截胡同只留下了一个片段，而且这片段每天都在注目着宽阔的菜市口大街，菜市口早已不是融合了历史的所在，一切都是新的，只是不知道历史的尘埃能在哪里找寻。 戊戌维新已是百多年前的事情，今天，走在菜市口的时候，总是希望去寻找一些依稀的痕迹，哪怕只是一点点。
第五部分第146节：海柏胡同1
海柏胡同位于宣武门外大街东侧，目前胡同已经部分被拆除，只有少数几个院子还没有拆迁。相传在辽金时期，胡同里有海波寺，明朝时，胡同称为海波寺街，清朝时称为海北寺街，建国以后整顿地名时改为海柏胡同。 海柏胡同在庄胜崇光百货的后面，和周围很多条胡同一样，这里也已经开始了拆迁，据说是要建筑新式的住宅区。历史的宅院化为了尘土，然而我却看不出这更迭里面最大的价值是什么。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朱彝尊故居是海柏胡同16号，已经开始了整修，但新鲜的砖石墙壁和周围的残砖断瓦在一起，总让人有种莫名的滋味。
第五部分第147节：海柏胡同2
朱彝尊故居所在的院子也是后来的顺德会馆，院里曾经的格局已经不见了，除了院门，到处是重新搭建的痕迹。现在，从那些已经露出来的地基来看，应该还是几百年前的老屋。 朱彝尊的古藤书屋就在这院子里，当年他就是在这儿读书写诗的，这里曾经有小亭，有花草，现在都可以想象出当时那种柔情画意来。然而，所有这些，已经是荡然无存，无论是古槐还是小亭，即便是当年他住过的那间南房，也完全没有了踪影。 朱彝尊生于1629年，浙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