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的学习-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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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在纸上绘制灿烂的乌托邦，美丽的新世界；然而，为了一个未知的未来而牺牲了现在，必然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在“现在”和“未来”之间存在着许多的因素，无人能够知道未来将是如何。如果我们真诚的话，则我们所能做到的，而且必须做的，是即刻处理我们的问题，而非将它们搁延到未来。“永恒”不存在于未来，“永恒”是现在。我们的问题存在于现在，而惟有现在，它们才能获得解决。
我们之中严肃的人必须让自己革新；然而要获得更新，惟有从那些因自我保护以及侵略性欲望所制造出来的价值观中脱离出来。自我认识是自由的开端，惟有当我们认识自己，才能带来秩序与和平。
有人也许会问：“个人能够做出什么，足以改变历史呢？他能借着他的生活方式而有所作为吗？”当然可以的。你和我显然无法阻止迫在眉睫的战争，或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制造即时的了解，然而，至少在我们日常生活有所关联的世界中，我们能带来一种基本上的改变，这改变将会产生它应有的效果。
个人的醒悟，只要是不汲汲求取结果的话，确实会影响众人，如果一个人所想的是利益与效果，那么正确的转变便不可能了。
人的问题并不单纯，而是非常复杂的。要了解这些问题需要有耐心和洞察力，而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个人，我们要亲身了解这些问题，而且亲自去解决它们。我们无法经由简单的公式或口号去了解它们，也不能将这些问题在它们的各层次上，依据某些埋首于某个特定方针的专家而加以解决——这样只会导致更进一步的混乱和不幸。只有当我们觉察到自己是一项完整的过程，也就是了解整个的心理过程，我们的许多问题才能获得了解与解决；而任何宗教上或政治上的领袖都无法使我们达到这项了解。
要了解自己，我们必须对我们的关系——不只是和他人的关系，而且 是对所有事物、对观念、对大自然的关系——有所觉察。如果我们要在人与人的关系——这是一切社会的基础——中产生真正的革命，那么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观点必须有基本上的改变；然而，我们却回避这种不可或缺的根本自我改变，而想在世界上制造政治上的革命——此种革命永远导致流血和灾难。
以感觉为基础的关系，永远不是一项使人自我解脱的方法，然而，我们大部分人的关系却是以感觉为基础，这些关系都是我们渴望私人的利益、舒适、心理安全的结果。虽然这些关系可能使我们暂时逃避了自我，然而，它们却以其种种禁锢与束缚的活动增强了自我 。关系是一面镜子，自我以及一切自我的活动均可在其中得以窥见。只有当自我的存在方式在关系的种种反应里获得了解，才能由自我之中产生创造性的解脱。
要改变世界，我们内心则要有新生。借着暴力，借着轻而易举的互相清算，是不会有所收获的。我们可能借着依附党派、研究社会和经济的改革方法，制定法律，或借着祷告，而获得暂时的解救；然而无论我们如何做，如果缺乏自我认识以及自我认识中所有的爱，则我们的问题将会继续扩展，不断增加。可是，如果我们全心致力于自我认识的工作，无疑我们将会解决许多冲突和悲哀。
现在的教育将我们塑造成一个个毫无思虑的人，对于我们的天赋的发掘，现代教育甚少助益。我们通过某些考试，如果幸运的话，便获得了一项工作——这通常意味着，在此后的一生，干着无尽的例行公事。我们可能不喜欢我们的工作，然而我们不得不继续做下去，因为我们没有其他的谋生能力。我们可能想做一些完全迥异的事，然而，义务和责任逮住了我们，而我们被自己的忧虑和恐惧所围堵。由于受到挫折，我们便在性、酗酒、政治，或是空想的宗教中寻求逃避。
一旦野心受到阻碍，我们便会对某种平常的事物给予过分的重视，而在心里产生了扭曲 。除非我们对于自己的生活和爱，对于政治上、宗教上、社会上的欲望以及由这些欲望而来的渴求和障碍，有深入的了解，否则，在我们的种种关系中，问题将会逐日增多，导致我们的不幸与毁灭。
无知，是对于自我的存在方式缺乏认识，此项无知无法借着肤浅的活动和改革而加以消除，而只能借着一个人对于自我在其一切关系中的运行和反应，加以时时地觉察。
应该明白的是，我们不仅受到环境条件的限制，而且我们即是“环境 ”——我们并非是环境外的东西。我们的思想和反应，被社会——而我们是社会中的一部分——加诸我们身上的价值观局限了。
我们一直不曾明白，我们即是环境，因为在我们心中存在着无数个实体，每个实体都以自我为中心。自我便是由这些实体所组成——这些实体只是各种形式的欲望而已。由这些众集着的欲望出现了一个中心体——思想者，“我”和“属于我的”的意志；而在自我和非自我，在“我”和环境或社会之间，便由此产生了区分。这项分离，是内在或外在冲突的根源。
对整个意识里的过程或潜藏着的过程的觉察，即冥想（meditation）；而经由这种冥想，自我及其种种欲望和冲突便得以超越。如果一个人要从自我藏身其间的种种影响和价值之中解脱，则必须要有自我认识，惟有在此种自由中，创造、真理、上帝，或随便你称为它什么，才能存在。
从我们幼年起，舆论和传统便塑造了我们的思想和情感。直接而瞬时的种种影响和印象产生了一种强力且持续的效果，在我们的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整个生活中留下了痕迹。在孩童时期，由于教育和社会的压力，顺从附和的行为便开始了。
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仅是在表面的层次里，而且在深入的层次里，模仿的欲望是个强而有力的因素。我们几乎难得有任何独立的思维和情感。一旦有这种独立的思维和情感产生，它们也只是一种反作用而已，因此无法从既存的模式中解脱出来，因为在反作用中，绝对没有自由。
哲学和宗教定下某些方法，使我们得以达到真理或上帝的体现；然而仅遵循一项方法，这是处于不加思虑、不完整的状态，虽然，这项方法在我们日常社会生活中可能有利。顺从附和的需要——这是渴求安全感的欲望——制造恐惧，而且推出了政治上和宗教上的种种权威、领导人和英雄人物，这些人鼓励人们奴颜卑膝，并且以狡诈或粗野的方法控制着人们。然而“不”顺从附和，却仅仅是一种抵抗权威的反作用，它绝对无法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反作用是没有止境的，它只能再产生其他的反作用。
顺从附和以及潜伏其中的恐惧是一项障碍，然而，对于这件事实仅有智力上的认识，无法消除这项障碍。我们惟有以整个身心觉察到这项障碍时，才能由其中解脱，而不再制造其他更艰深的阻碍。
一旦我们的内心有所依赖，那么我们便被传统紧紧地控制住了；依照传统方式思考的心灵，无法发现新的事物。由于附和顺从，我们便成了凡庸的模仿者，成了这残酷的社会机器中的齿轮。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思想，而非别人所冀望于我们的思想。一旦我们附和了传统，我们便只会想到我们应该变成什么模样，而加以模仿。
对于我们应该达到的模样加以模仿，会使人滋生恐惧，而恐惧则扼杀了创造性的思想。恐惧使我们的内心迟钝，以致于我们对生活的整个意义毫无觉察；对我们自己的悲哀、飞鸟的翱翔、别人的微笑和不幸，我们变得麻木，毫无感觉。
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恐惧，都有许多不同的原因，必须加以灵敏的留意才能铲除它们。恐惧无法借着戒律、升华或任何意志的行为而加以驱除，而必须找出恐惧的原因，加以了解。这需要耐心以及一种毫无任何批判意味的觉察力。
要了解意识上的恐惧，且加以解决，是比较简单的。然而无意识的恐惧，大部分人甚至还不曾发现它们，因为我们不让它们浮升到表面来；而一旦它们浮到表面上时，我们却赶紧将它们加以掩盖，逃避它们。潜藏的恐惧常常借着梦和其他的暗示，来显示它们的存在，它们比表面的恐惧，更能引起冲突和堕落。
我们的生活不只是存在于表面的，它的绝大部分都隐藏于深处，难以观察。如果我们要使潜藏的恐惧显露出来，获得解决，那么人的意识部分必须稍微缓和下来，不可持续不断地繁忙。当这些恐惧浮上表面时，必须毫无阻碍地对它们加以观察，因为任何形式的责难或辩解都只会增强恐惧。要从一切的恐惧解脱出来，我们必须对它使人混乱的影响有所觉悟，而惟有持续不断地警觉留意，才能揭露出它的种种原因。
由恐惧所产生的诸种结果之一，便是在与人有关的事物中接受了权威。这种渴望有理、安全、舒适、免除意识上的冲突或干扰的欲望制造出了权威，但任何出自恐惧的事物，都无法帮助我们了解自身的问题，即使恐惧可能以对所谓智者的尊敬或服从的形式出现。智者并不使用权威，而掌握权威的人绝非智者。任何形式的恐惧，都阻止了我们对于自身以及和一切事物之间关系的了解。
顺从权威，乃是摒弃了智慧。接受权威，则是甘受控制，使自己受制于宗教上或政治上的某一个人、某一个集体或某一种意识形态；而此种使自己受制于权威的行为不仅摒弃了智慧，而且摒弃了个人的自由。屈从于一种教条，或一套思想体系，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反应。接受权威可能暂时有助于隐饰我们的种种的困难和问题，然而避开一项问题，却只能强化了这项问题，而在此过程中，自我认识和自由便被舍弃了。
自由与接受权威之间，如何能有妥协的余地呢？如果有所谓妥协，则那些自称寻求自我认识和自由的人，即在他们的努力之中缺乏真诚。我们似乎认为自由是一项最终的目的、一个目标，而为了自由，必须先使自己屈从于各种压制和恐惧。我们希望经由附和顺从的途径而达到自由，然而，手段和目的，不是同样地重要吗？目的，不是由手段所形成的吗？
要和平，一个人必须使用和平的手段，因为如果手段是残暴的，怎会有和平的结构呢？如果目标是自由，则开始就必须自由，因为终点和起点是一体的。惟有在开端便有自由，自我认识和智慧才能存在；而接受权威，便是摒弃了自由。
我们以种种的形式崇尚着权威：知识、成功、权力等等。我们在年轻人身上行使权威，同时却害怕更高的权威。当一个人没有内在的审视能力，则外在的权威和地位便显得重要了，于是他越来越受制于权威和压制，变成了别人的工具。我们可以在四周看到这种过程随时在进行着，比如在危急时期，民主国家采取集权主义的做法，忘却了民主，逼迫人民顺从。
如果了解存在于我们渴望支配他人或被他人支配的欲望背后的强制性，则也许可以从权威的使人瘫痪的恶果中解脱。我们渴望能确定、无疑虑、不做错、能成功、能知道；而这种渴望确定，渴望恒久不变的欲望，在我们心中筑起以个人经验为主的权威，制造了社会上、家庭上、宗教上等等的外在权威。不过，如果仅仅对权威不闻不问，只抖掉它外在的象征，这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冲出一项传统而附和另一项传统；离开一个领袖而跟随另一个领袖，这都是一种肤浅的行为。如果要觉察出权威的整个过程，看出权威所以存在的心理因素；如果要了解欲望而超越它，则我们需要有广泛的觉察力和领悟力，我们必须在开端——而非在结尾——争取自由。
渴求确定，渴求安全，是自我的种种主要活动之一，这种逼人的驱力必须随时加以注意，而不仅仅将它歪曲或强行进入另一个方向，或使它符合某种我们所希望的模式。我们大部分人的自我——“我”以及“属于我的”——都非常强烈，不论在睡眠或行走时，它总是十分机敏，随时在增强自己。然而，如果对自我加以觉察，并且觉悟到，自我的一切活动，不论如何巧妙，必会造成冲突和痛苦，那么对确定的渴望，对自我延续的渴望便会终止。一个人必须随时注意自我，揭露它种种存在的方式以及种种诡计。然而，当我们开始了解它们，并且了解权威所含的错综复杂的内容，以及我们在接受权威或否认权威的行为中所隐含的意义，则我们已经将自己从权威的牢笼中解脱出来了。
一旦心灵被渴求安全的欲望所控制与支配，那么它便无法从自我以及自我的种种问题中获得解脱，这也是为何无法经由教条和组织的信仰——我们称之为宗教——而获得自我的解脱。教条和信仰，只是我们内心的外在投射而已。仪式、礼拜、被人尊奉的形式、不断重复的字句，虽然这些可能产生某些使人满足的反应，却无法将心灵从自我以及自我的种种活动中解脱出来，因为自我在基本上，是由感觉而产生的结果。
在悲哀的时候，我们转向所谓的上帝——这只是我们内心的意象而已；或者去寻求一些使人心满意足的解释，使自己获得暂时的安慰。我们所遵循的宗教，是由我们种种的希望和恐惧，由我们渴求内心安全与保证的的欲望所制造出来的。随着对权威的崇拜——不管它是救世主、神父或教士的权威——便产生了服从、接受和模仿。因此，我们被人以上帝之名所利用，只能使我们继续地受苦过日子。
不论用什么名字称呼自己，我们都是人，而受苦成了我们的命运。悲哀，是我们大家所共有的，不论是理想主义者或是唯物论者，都是一样。理想主义，是对现存事物的一种逃避，而唯物论，却是否定了深邃莫测的“现在”的另一种逃避方式。理想主义者和唯物论者都有他们自己逃避这一复杂问题的方法；他们两者都被自己种种的渴望、野心和冲突，弄得心劳神疲，而他们的生活方式并无助于安宁。对于世界上的混乱和不幸，他们都难辞其咎。
当处于冲突、受苦的状态时，我们是不会有所了解的。在这种状态下，不管我们如何机灵、如何谨慎地设计出我们的行动，这行动只会产生更大的混乱和悲哀。要了解冲突，并且从中解脱的话，则对于意识的或非意识的心灵的种种存在方式，须加以留意警觉。
任何理想主义、任何制度或任何模式，都无法帮助我们解开深奥的心灵作用；相反的，任何公式或结论，都会阻碍我们对于心灵作用的发掘。对于“应该如何”的追求，对于原则、理想的执着，对于目标的设置，这一切都造成诸多的迷惘。如果我们要认识自己，则必须自动自发，能自由地观察；而如果心灵局限于理想主义或唯物论的价值观，局限于一些肤浅的东西，则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生活，意指存在于关系之中。不论我们是否属于某种有组织的宗教，是否生活在俗世，或陷于理想的追求，我们的痛苦要获得解决，惟有借着了解存在于关系中的我们自己。惟有自我认识，才可以为人带来宁静与快乐，因为自我认识是智慧与人格完整的开端。智慧，并非是指从事于表面上的适应，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