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弄垮巴林银行的--尼克·-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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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抬头看萤幕，观察着期权的价格。上面显示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由于我一年以来总在抛售期权，它们的价格已被压得很低了。
期权的价格因素受市场反复无常性变化的影响。如果市场上的买方和卖方都很多，价格变化反复无常，那么期权将变得非常诱人。这是因为人们不愿意透过买进期货来限死自己的资金：他们希望价格的变化大以赚取大量的利润，或者套做有价证券以避免大的风险。因此，市场的变化组成了期权价格的一部份。数学家们依据以往市场的变化性想出了一个估计变化性价值的办法，他们用一个百分数来表示：在日经二百二十五种指数的市场上，变化性的价值一般高达百分之四十或百分之五十左右，尽管在有些波动性很大的市场上，它的价值高达百分之九十。
一九九三年年底我第一次开始销售期权的时候，市场变化性的价值为百分之四十。那时候我大量地买进期权——主要是从菲利浦·波尼弗伊和乔治·索罗斯那儿购买，这使得市场非常活跃。但是后来，我不得不抛售越来越多的期权，这种做法降低了市场的变化性，因为任何时候只要存在买方，我总是与他成交。不久我便成了市场上主要的卖主，期权也被迫降低到市场的最低记录，当然巴林会认为抛售期权的人还有菲利浦·波尼弗伊，但巴林绝没有想到菲利浦曾经购进期权以新的资金投放市常对我来讲这是个很巧妙的伪装，而我也总是透过说菲利浦如何如何神秘来分散别人对我抛售期权的注意力。但是期权的价格下降得越来越低，我只得抛出更大数量的期权来换取现金以平衡八八八八八帐户。
我又坐回到了办公室的座椅上，感觉到衬衫上的汗已经干了。在刚刚过去的一天里人们简直发疯了：乔治用尽全力一头撞向大厅里的另一位交易员，这是他觉得那家伙骗了他时所能作出的反应。毫无疑问，我们当时都觉得格外紧张。我们费力地挤进交易大厅，将乔治和那个美国人分开，当时，那个老美意识到乔治要用头将他撞碎时，脸上显示出异常惊愕的神情。当我回想起这一幕时，总忍俊不住但我又得再给sIMEX写封信以求得谅解，这一年已经是第三次或是第四次出这种事了。sIMEX总是吓唬要我们停业，但我每次总能设法度过难关。
这时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由于这儿没有第二个人，故电话的铃声在空荡的房间里回荡。我抓起电话。
“这里是巴林。”我说。
“尼克吗？”
“是的，你是谁？”
“鲁特斯处的亚罗伊·西尔斯，”对方答道，“你想去品尝我们上周谈到的那种啤酒吗？”
我已忘掉了那次闲谈，不过今天是星期四，丽莎要和一些朋友上体操馆，我可以有时间去喝几杯。
“好哇！”我答道，“但我得先去和我的一位交易员谈点事。”
“伙计，没关系，带他一块去好了。咱们在船员酒吧见。”
“那咱们五点见。”
酒吧设在二楼，整个楼房正好建在新加坡河的上空。这是一家新酒吧，是用涂有清漆的发光硬木建造成的，看上去就像一艘二十年代的远洋货轮。亚罗伊·西尔斯，人们更愿意叫他罗伊，已经先到了。在他身边还有一位也替鲁特斯工作、长相十分呆板的美国人。他们中间已有几瓶杰克丹尼尔斯，看样子今晚不会大有意思。
“来点杰克丹尼尔斯？”罗伊提议道。
“不，我还是喝啤酒，谢谢！”
正说着，乔治到了。我本以为他会一个人来，这样我可以私下对他说几句，然后告别罗伊他们，头脑清醒地回家。但事实上他却带了一大帮人，而且这帮人中的大多数已喝得相当醉了，还想在这儿喝得更醉。他们之中有好几个人都在我手下干活。
亚罗伊·西尔斯似乎并不介意，他给在座的每一位都要了酒，而乔治这帮人也都在默默地计算自己还能喝多少。就像是在估计市场的底价。这时酒吧里原先那种由光亮红棕木造成的气氛渐渐地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帮趼掮喝酒时所发出的大喊大叫，这种噪音颇类似于SIMEX交易大厅的声音。
啤酒不断地喝，又不断地有人掺，众人的酒杯总是半杯满。我不大喜欢这种喝酒的方式，因为它不让人知道自己已喝了多少。
我们围成一圈，谈论着乔治在大厅里头撞美国人之事。这时我想到自己应该惩戒乔治一下——因为毕竟第二天早上我会挨sIMEX和西蒙·琼斯的责备——不过我内心是同情他的。那个美国佬真不是个东西。我边想边大口地喝着啤酒，感到自己也应该用拳头去揍那家伙的脸，揍他个稀巴烂。我想老乔治这样做是为了我们大家。那个美国混蛋，他脸上每天都应该挨上一拳头。就在啤酒四处横流的时候，乔治又开始表演他头撞美国佬的情景——他甚至没有让人作好准备就开始了。
对此我理解地笑了笑。
从我旁边的那群客人中传来欢呼声，只见罗伊从人群中走了出来，走向坐在角落里的吉他手，他从吉他手手中接过吉他。使我惊奇的是，他唱了一曲美妙动听的《坐在港湾旁的码头上》。我放下手中的杯子，观察在他要醉酒的当头是怎么站起来，而且能唱出一首如此美妙的歌曲。他一唱完，四周响起狂热的掌声。之后我们喝得比刚才更凶了。
在我们周围形成了一处无人之境——一条别的酒客不敢近边的壕沟。我们是一大群人，没有人愿意给自己找麻烦。我们互相欢呼、划拳、开玩笑，闹得乱洪洪的一片，而其他酒客站得远远的，看着我们，只能小声抱怨。突然来了一群漂亮的姑娘，她们站在门外透过玻璃门朝里看，不知道是否应该进来。
我们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过去。她们全都十八岁左右，像是一群名声远扬的新加坡空姐，据说她们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
“过来，亲爱的！”我们之中的一位交易员一边向她们喊话，一边在一面镜子面前装着整理自己的头发。
那群姑娘向我们投来鄙夷的目光，然后朝楼下走去。我们回转身又喝了一轮酒。这时候我们发现那群姑娘还没有走，仍透过窗户朝里面看。
“她们到底想干什么？”亚罗伊·西尔斯大声地问我。
“她们似乎在下定决心到底是否应该进来。”我说。
“让我们帮她们一把，玩个裸露游戏，她们就会下定决心了。”
“好的。”我说着便放下酒杯。
然后我们俩背对着那群姑娘，同时褪下裤子，一个新加坡印度种的深色屁股和一个英国种的白面粉屁股在她们的眼皮底下暴露无遗。这只是一次嬉耍，一次劣质的裸露游戏，因为我们很快又拉上了裤子。在沃特福这只是一种游戏，透过这个游戏我想让她们之中的聪明人明白我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她们做出的反应只需喊一声“流氓”，然后这事就算过去了。
但这儿不是沃特福而是新加坡，最糟糕的是我们对付的是一群非常自负的新加坡空姐。我们又喝了一会儿酒，这时候那群姑娘们上楼来了。我们正在嬉笑，门突然开了，她们一齐涌了进来，这一次她们由那帮骨瘦如柴的男朋友保驾，来到我们面前大声叫喊。我只好一边阻止乔治用头去撞对方那个领头的，一边竭力使每个人冷静下来，我很高兴地道了歉，但是那帮人并不善罢干休，他们强烈要求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道歉以取得原谅。
当双方的争吵转入白热化而改用语言争吵时，我不再理会了。我独自一人走到柜台旁，观察着紧张的气氛升级，同时嘲笑在裸露游戏这么小的事情上，每个人都想表现出自己是多么的自傲自大，力量是多么的强大，这真是可笑。
“好，就这么说，”这时我听见一位空姐的声音，“我要叫警察。”
这简直是发疯。我们暴露屁股的时间只不过一秒钟，而她们现在想夸大事实。我大步走向人群，同时拿出自己的行动电话。
“给你电话，”我说着将电话递给她，“我受够了这种无聊，现在就请你叫警察。”
那位姑娘吓了跳，刚才的气焰一下子熄了，她回转身下楼，她的同伴也跟随着下了楼，我们又自由了，大伙儿开始嘲笑刚才的情景是多么的荒谬，接着又喝开了酒。门再次突然被打开，这一次走进来一群警察，在他们的后面跟着那群空姐。
警察一进来便想搜我们的身，但我们每个人的火气正旺，都大声替自己争辩。警察抵挡不住了，他们决定离开酒吧并将犯人带走。先前的那位空姐立刻用手指着我和罗伊，尽管我不明白她们是怎么透过屁股就能辨认出我们长相的。我们被揪了出来并被带着向警车走去。刚才在酒吧里有空调我们并不觉得怎么酒醉，现在被警察带出酒吧，一股暖流袭来，我们顿感醉意大增。当警车载着我们来到比其路的中央警察局时，我开始感到害怕。他们搜走了我们所有的随身物件，然后将我们关进一问候审室。一小时后我们又被带回接待室，在那儿我和亚罗伊·西尔斯被铐锁在一起。在被警察把手铐上锁的那一刹那，我的头顿感一阵晕眩，同时意识到今天下午四点自己就会忘了谁是亚罗伊·西尔斯，也会忘了我们曾在一起喝过酒。现在我本应待在家里，一边与丽莎闲聊她的健身操，一边享用着晚餐，而事实是我和罗伊被带进医院进行抽血检查。现在是凌晨一点钟，丽莎一定非常着急。接着我们被命令脱光衣服检查身体上是否有伤痕。我知道验血结果不会有问题，因为自己干过泥匠活，身体非常健康。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等验血结果达一个小时，之后又被带回警察局。这一次我们分开了，我和一位浑身上下都刺有纹身的矮个子中国入关在一起。这种纹身可以防止警察在他身上找到任何伤痕。牢房里的床是两块厚木板，我只好穿着自己那件漂亮的双袖扣衬衫和“CERRUTRI”牌长裤躺在木板上，竭力使自己入睡。
第二天早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醒了，但是没有人来看我们。我着急地在牢房里踱来踱去，我得给丽莎打电话，还得了解一下现在的市场行情。最后警察终于来了。
“你是否能告诉我一下现在的时间？”
“十点，”
我返回木板床坐了下来，没法理清自己的思绪。因宿醉我感到身体格外的不适，现在特别想喝水，同时，觉得身上很脏，整张脸就像块橡皮面罩，只需一伸手就能撕下来。最后我的思想集中到了一点上——自己买了三千份期权，急需知道市场现在的行情。今天的市场已开张了三个小时，在这期间，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想见丽莎的念头现在已不是那么重要了。
下午二点的时候我终于被带出了牢房。警察允许亚罗伊·西尔斯和我在一间很小的白屋里打电话。小白屋的环境令人患偏头痛，我们每人只能打一个电话。罗伊打给她妻子而我没有打给丽莎，因为只有新加坡人才能进行保释。我打电话给自己的办公室，要他们赶紧找到乔治或费，告诉他们尽快到我这儿来一趟。
“日经斯货收盘是多少？”我最后问了一句。
“一万九千二百五十。”
我放下电话。市场又降了一百点，我得设法将今天的损失追回来。三千份合同的日经期货下降了一百点意味着我损失了一百五十万美元，而且我必须将这种亏损头寸维持过整个周末。费来后交了保释金——名义是三千美元——之后我乘费的宾士小汽车离开警察局。在车上我打电话给丽莎。
“你到底上哪儿去了？”她大声叫喊起来，“我给你们办公室打了一整天的电话，而那帮人给你找了一箩筐的藉口。”
“我在警察局待了一晚上，”我向她坦白道，“现在我坐在费的车上，五分钟后到家。”
“好，我倒要听一听你会有什么解释。”
一到家我就去洗澡，想借此冲洗掉宿醉的不适以及从监牢里带来的肮脏。然后我坐在丽莎身旁，告诉她整个晚上发生的事情，只是没有提到那场裸露游戏，只说到了双方发生了争执。我不想让她担心，因为不文明的裸露行为在新加坡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罪行。但我告诉她四个星期后我还要回警察局。在这段时间里警察和那帮空姐还要进行讨论，还要问她们是否放弃对我们的指控。
四周后的情况并未发生变化。警察又来传讯我们，并说指控并未撤销，于是罗伊和我又得去警察局照相，并留下指纹。
我们又被关进监狱达六个小时，之后我们被带了出来，回到审讯室时我们发现费和罗伊的妻子都在木凳上睡着了。
“怎样才能给我找个律师？”我问费，“我明天就要上法庭了。”
“我跟我哥哥说一说，他认识一个律师。”费说。
第二天拂晓时分我就起床了，刚穿好衣服丽莎就醒了。她穿上一件T恤衫立刻过来拥抱我，这时我因害怕离开丽莎而想哭，但我强忍住眼泪。我安慰她说这只不过是走一下过场，马上就会回来。从结婚的那一天起我还没有哭过一回，但现在却因害怕要上法庭而流了泪。
我驱车来到法院，在停车场的一辆汽车里我看见了亚罗伊·西尔斯，他对我几个问题的回答都很简捷。我不知道他在法庭上是否会改变陈述，从而使我多承担一些罪名。虽然不清楚我的律师会是什么样子，但我意识到他会很容易找到我，因为我是在场的唯一的一个欧洲人。我在二十三法庭的门外等候，九点差五分钟时一个小个子男人出现在我身旁，并告诉我他就是我的律师。
我的律师向法庭提出了休庭请求，法官同意休庭，但要求我出示护照。当我说护照得让人去拿时，警察又把我的手拷了起来，并把我锁进一只大铁笼里，然后关进法庭地底下的监牢，这种走过场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那天我是一个走进地下监牢的人，但不一会儿监牢的人开始多了起来，到我的护照被送来时，监牢里只有站的地方了。
接下去的八个星期我一直在恐慌的心绪中度过。我不能将注意力集中在已经开始增加的亏损上面，对市场的反应也变得十分迟钝。我的律师上诉总检察长办公室，请求减少指控，但我们在四星期里未听到任何消息。就在我又一次要出庭的头天晚上，律师打来电话：“我刚刚听说他们要增加对你的指控而不是减免。”杰逊说，“对不文明的裸露行为最多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一年！”我怒吼道，“天啦！就因为我酒醉并且玩了一次裸露游戏？这个鬼地方到底怎么啦？”
“对不起，但这是本地的法律。”
“对不起，”我说，“我不是在诅咒谁。但这也大可笑了吧！
这完全是对人权的亵渎，不是吗？”
“我们明天早上再请求一次暂停。”律师说道。
迄今为止，除了那几位知道此事的交易员外，我将此事隐瞒了办公室里所有的人。但是到了现在，我只好硬着头皮去见西蒙·琼斯。
“你得找个好律师，”他听后气愤地说，“谁是你现在的律师？”
本地一位弟兄的朋友。
“让他走，我要让简·伊托基今天就接替此案，”他说，“不过有件事我得提醒你——在此案了结之前你必须待在家里，要是让我再看见你去船员酒吧或是其他一些鬼地方的话，我就不管你的事了。”
“我懂。”说完后我便低声下气地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