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弄垮巴林银行的--尼克·-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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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为怎么样？”我问史蒂夫，“这是否有助于我的引渡呢？”　
　　“很难说，”他告诉我，“不过报界认为如此，”他很快看了一遍那天《每日电讯报》的一则编者评论：“报告对于英格兰银行、对于李森先生，最主要的是对于巴林银行的高级管理层次人士来说，都极端不负责任的。它忽略任何一个局外人的想法，某一个人怎么可能在几乎三年的时间里不被人察觉地引起如此巨大的损失。李森先生既不是受害人，也不是英雄，只不过是一系列年轻人里由来已久的传统中最近一个极端例子，这些年轻人被委任于他们并不适合的职位与责任。这个事件里表现出那些巴林银行董事会的成员们几乎是极端无能的人，他们在宽敞的甲板上开心地数着自己的战利品，却全然不知吃水线之下的洪水早已涌进舱内……假如李森先生坐了监狱而上述董事会成员仍旧没有变化，那么这个传奇故事将给人们留下最最苦涩的味道。”　
　　“我不知道电报刊登了这些，”我对史蒂夫说，心里挺受感动，“出去后我一定要好好看这家报纸。”　
　　“但是，SFO那边一点儿也没松动，”史蒂夫说，“他们根本不打算把你带回伦敦。肯定他们受到了其他政治压力。法律案例明摆在那里，很显然，你既可以在伦敦也可以在新加坡受审，但是你在新加坡所受指控与其他管理人员责任无关，因此是很独立的事件。”　
　　“那他们要留在格莱尼包尼受审，”我盯着模糊不清的玻璃，心里在琢磨外面是否已是星期日的午后了，“至少他们知道在那儿不会被人拍照上报。”　
　　我又翻开英格兰银行的报告，发现封面里边有一封信，看起来好像是英格兰银行写给英格兰银行的。　
　　“等一下，”我对史蒂夫说，“这很荒唐。你看，收件人是英格兰银行，而寄件人也是英格兰银行。信上说：‘亲爱的先生们’，信的签名是艾迪乔治，他是董事会主席。你总不能给自己写信吧，对吗？”　
　　“唉，”史蒂夫笑着说，“但这件事几乎与这没关系，对吧？”　
　　“但是真他吗的让人生气！”我说，“这就好像是一个既负责交易所事务又负责一家交易办公室的人的行为一样。这些家伙跟我差不多，他们在编故事！”　
　　“而且，银行上层人物还不准备辞职。”史蒂夫说。　
　　我吃惊地盯着英格兰银行的报告，它连那几页用去的纸都比不上，纯粹是一片谎言，自己写给自己看。只有一个不知名的中层管理人士，克利斯托弗汤普森，在这之前辞职了。　
　　那位可爱的彼得·诺里斯——我希望他真的能享用一下那一百万英镑的分红。他令人瞪目的厚颜无耻的方式在二月二十三日应付那些查帐人员。假如我也和他一样，轻松地告诉查帐人员一切都很正常而一边又在做自己的事，我也许还会把此事隐瞒更长些，而我也会更有钱，分些红利。　
　　就在同一天，那份报告向大众公布，史蒂夫给SFO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他们早已认可他们自己司法权限包括我的被指控行为，还指出他们也答应和我会谈一次以使他们可以获得有关我证词的材料。此外，他还指出，他很难理解SFO主任为何坚持认为审判我的最合适地点是在新加坡。　
　　SFO答复说，他们听说我早已撤回举行会谈的申请。这纯属一派胡言，史蒂夫马上给予更正：“我已经仔细重读了我们双方互通的信件。我完全反对你方在七月二十日的信件中的解释。我方去信中简短回答是：李森先生现在很愿意，一直也很愿意和SFO谈话。不附加任何先决条件。也不用任何协议。”　
　　八月初，SFO同意与我谈话，但也许本来就没这个必要。　
　　两名警方长官和我进行了谈话，他们是SFO的助手，一名是侦探督办安德鲁诺德，另一名是侦探主督办麦克尔韦德，另外一名和我谈话的是麦克尔奥布莱恩克尼，他是SFO的副主任。很显然，他们对于巴林银行的破产知之甚少，我也怀疑他们对此是否进行过深入调查；他们所提的问题表明他们对于期货及买卖权是极端不熟悉的。　
　　几次面谈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十分繁杂的，一方面是因为要进行录音记录，另一方面又要翻译成德语，并让一位德语速记员记录备案。当他们参考我的笔记向西蒙·琼斯解释BNP和SLK之间的OTC交易时，我终于意识到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浪费时间。他们问我是谁在我的交易记录的空隙处做了笔记解释，我给他们做了答复。　
　　他们原本以为空处写的字是“CREDIT　NEEDs　APPROVAL”（信贷需要批准），我认为应该是“WHO　APPROVAL？”（谁批准了？），他们认为另一处注释是“DENOTATION”（贷币单位）．我指出这个字实际上是“DOCUMENTATION”（文件处理）。我很懊恼，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仔细去读这些记录。因为这上面西蒙·琼斯和詹姆士·巴克斯的亲手写的评语是十分关键的证据，这表明这两人已经看过我的记录，而且他们也把我的OTC交易在董事会上提及了。　
　　只有一次我觉得有一线希望被引渡回国，当时侦探督办诺德拿出一些美元保证金申请票据，这些都是我曾经用于要求伦敦往新加坡调拨现金的：“有一件事情我是一定要绝对清楚的，”他对我说，“这些文件对于你所做的八八八八八帐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从表面上来看，这些文件也都是虚假，具有误导性的。有人已对这些文件做了标记，上面标有CS4，5，6，7，8，9、10，其中的字母CS代表的是克里斯托弗史弟恩，他现在是或过去是伦敦的巴林银行的总裁，他把这些文件提供给DCI韦德。　
　　对方要求银行提供你自己准备好的文件，或是至少在你的指导下准备的文件，这些又是假的。当这些文件送至韦德先生那里时，就用了下面的惯用说法。别人把文件递给他并告诉他：‘这是你要的东西，这些是瞎扯。’”我知道每个人用这个词时都指的是虚假不诚实的文件。　
　　我环顾了一下房间，大家都笑了，大家都认为这挺有趣，我却不理解这个玩笑：如果文件真是瞎扯的话（这我也同意），有人把它们交给伦敦的SFO的侦探，这肯定意味着他们手中的证据表明我所犯的罪行涉及到伦敦方面，这不对吗？但这个玩笑却应验在我头上。是的，这的确表明他们有证据表明我所犯的罪行属于SFO司法权辖内。但是不行，这并不意味我可以被引渡回伦敦，而是意味着他们决定对此事置若罔闻。　
　　为了不让SFO逃脱他们的责任，史蒂夫在最后关头写了最后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既然省略了一些细节问题，那就更显然我所犯的罪过中由SFO管辖的那部分行为才是导致巴林倒闭的关键——而且他还指出这种情况对新加坡方面并不存在指控的必要。　
　　但是就在第二天，九月十三日，SFO便对我撒手不管了。　
　　他们宣布我受审判的最佳地点是新加坡，但他们从未解释原因，他们有我所有的证据，这些证据都是法庭上可以使用的，而且可以证明我的诈骗行为是如何在伦敦的巴林银行办公室进行的，而且这些证据本来会让我供认更严重的罪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们十分热心于让我去新加坡。作为对SFO决定的反应，史蒂夫在他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道：“这是毫无道理的，除非他们给出一个不合法律的解释，他们反对把尼克引渡回国是处于政治压力之下而为之的。”　
　　我不知道在这之前其他任何人是否还在怀特联合会那里请人喝过一杯。　
　　又一个周末来了。丽莎星期四曾来过一趟，她走时留下了她的床单让我睡觉用。那上面留着她的气息，为了挽留那种感觉，我晚上铺开用，白天把它们卷起来放在壁橱里。光光的床垫上有一道道黑条纹，这又是牢房给我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我今天在外面院子里待了一个小时，明天还能待一个小时。从星期五晚上到星期一早上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我越来越深陷于一种压抑心情之中。我把电视和收音机全打开，想借此驱走沉寂。我很快就明白我将不得不开始锻炼自己为新加坡的生活做准备。我开始恢复健康，每天晚上蹬踏木箱五千步，但是我仍害怕寂寥。我知道新加坡那边不会有电视或收音机供我用了。　
　　户外步行一小时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小插曲。我沿圆圈缓慢地走着。大多数犯人穿着一般狱中规定的蓝色囚服，我却总要努力改变一下格调。穿上便装，今天，那个叫克里斯托弗的意大利人身穿星期日才穿的最好衣服，那是一件山羊皮竖纹大衣，他嘴里还叼着雪茄烟。我们彼此点了点头，便有其他人一起沿运动场进行。我们朝任何方向都只能最多走五十步，因此走路时数八是不可能的。我想加快这缓慢的行进速度，但这又大难了一我只会让别人讨厌我——，因此我又和众人一“样沿着固定的圆线像驴子们沿着并一样走，这简直算不上活动。　
　　返回我的牢房后，我又得打发时间了，我想睡觉，又想去看电视，还想听懂德语，又试着去看书。一会儿之后，我又坐在桌边给丽莎写信。但我止不住又哭了起来，晶莹的泪滴落在信纸上。做交易时我从未哭过，母亲去世时我也没哭过，为此丽莎曾怨我在感情上太严谨，也不会表露感受，如果她看见我现在的样子就不会那么说了。但现在没人看见我。大家都认为早已看够了我，因为报纸上一版一版地登载有关我的文章，而且有关巴林银行的故事也占去了大多传媒焦点，而我只能看到三日之后的报纸。没人看见现在的我了。　
　　九月二十五日，史蒂夫意外地来见我。他告诉我说，巴林的一些债券持有人想要单独起诉我，这些人持有价值九千万英镑的巴林公司百分之九·二五的永久债券，现在他们也一无所有了。他们将提请伦敦城市地方法庭发出传票，要求我去法庭受审。　
　　“这是你最后的希望了，”史蒂夫说，“这是第一次除了我和丽莎之外有人认为你应该被送回伦敦受审。这些债券持有人对案件的看法和我们的看法完全一样——他们认为巴林的倒闭只能进行恰当的分析，而犯罪的人在英国法庭上由法律定罪。”　
　　“他们首先起诉你，再利用审判你的时机把其他证人也牵扯进来，像主任或查帐人员之类。这是他们唯一一种可以把钱弄回去的办法了。除了已林银行慈善基金会之外，他们是唯一一群损失者了。”　
　　“当然了，彼得·巴林也从未宣布有关他那一百英镑红利的事了。”我说。　
　　“但是你得准备好提供证据。”　
　　“我准备好证据，但又担心这是否会危及我在新加坡受审状况。”　
　　史蒂夫离开监狱去给乔纳森科尔打电话，他是我的新加坡律师。史蒂夫从机场给他们打电话，最后在伊斯兰堡找到了他。乔纳森向史蒂夫保证证词不会对新加坡受审有影响。第二天，债券方面来了一名律师取走了我的签名。他是和阿伯哈特凯普夫的助手爱娃一起来的。　
　　“你好？”我问道，一边伸出了手。　
　　“恐怕我不能和你谈话。”律师说。我签字之后他马上就走了，我也返回了牢中。　
　　令那些债券持有人伤心的是，他们的案例又被从“国内办公室”转回SFO。他们曾向“国内办公室”要求引渡我回国。而且也许他们还希望立案起诉我诈骗并起诉其他几个人的读职。但SFO可以驳回引渡回国的申请，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做法有背于公众利益。SFO接手了债券持有人对有关引渡回国的起诉申请并扔在一边：他们堵死了这条路。　
　　“我很惊讶，SFO竟然这么干，他们以前可以不利用职权滥处理案件，”史蒂夫说，他看起来义愤填膺，“本来是很有希望的事，这些人损失了钱，而且他们有权起诉别人把钱要回来。但是SFO却把这事压制住了。”　
　　“其实本来就不会有希望，史蒂夫。”我说，“他们肯定要让我去新加坡，否则许多人会动怒。”　
　　下一周的十月四日，德国法庭宣布，他们已经接受了新加坡政府要求引渡我提出的十二条指控中的十一条罪状，我有一个月的时间对此决定提出上诉——否则我将返回新加坡。　
　　“这是个疯子的决定，”阿伯哈特凯普夫对我说，“从推理上从其他方面来说都是错误的。为什么单单省去伪造罪的起诉？很显然有证据可以推翻其他至少八项起诉。”　
　　但我就此罢休，不再努力了。我想开始自己的狱中服刑生活。我知道他们提出的所有法律论点都是对的，我也知道自己肯定是要返回新加坡了。德国人干嘛为了我一个人把自己和新加坡的贸易关系弄僵了？SFO干嘛又冒险审判一次财政诈骗案，又有可能打输官司？谁都想要我走，除了新加坡还有什么吏好的地方呢？　
　　新加坡方面于十月十七日公布了有关巴林银行破产的报告。我根本没认为这个报告会比英国的报告好些，无非是对我这个替罪羔羊大加批判。但我却大错特错了。我翻了一下开头的几页，里面有事件发生的时间表，还有一串缩写和解释说明，读到第五页时，我精神为之一振。　
　　“巴林集团提供了许多说明来解释八八八八八帐户是蓄意逃避检查的。但是，我们不能接受他们的观点，我们不认为八八八八八帐户是他们一无所知的未经授权的帐户。我们的观点是，巴林集团的管理人士或是知道或是应该知道当时八八八八八帐户的存在以及在此帐户下进行交易活动所导致的损失。”　
　　我越来越高兴了，便接着往下读：　
　　“巴林集团伦敦结算部知道，或应该知道，附加保证金构成了巴林银行对客户所发追加保证金的分类帐目。但是巴林集团伦敦结算部却宣称它从未使用过保证金提供单这一简单的一页纸的文件来解决不一致平衡金问题。”　
　　我本来自己可以那么写——过来的这两年里我一直担心这一点。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过，这种简单的资金不一致没被解决。　
　　新加坡方面也严厉批评了巴林集团内部帐目审查系统：“实际上，内部查帐报告并未发现新迹象。从一开始，巴林集团就知道李森先生具有双重角色，他既是前台办公室主任又是后方办公室主任。内部查帐报告主要用于重新审视这一点。但是，巴林集团仍然我行我素。”　
　　这个报告其实开始着眼关注于高级管理部门的角色，特别是在描述丢失的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的那一段中。　
　　“巴林集团没有一个高级管理人员在任何一个阶段中间问及李森先生是如何以及从何处获得这七十六亿八千万日元来完成这种未经授权的支付……”后来，报告又提及一些个人的事：“诺里斯先生和巴克斯先生两人都否认自己曾参与任何计划淡化事情的重大影响或是妨碍有关此事的单独调查。但是，我们不能接受他们这种否认。”　
　　看见他们使用“但是”一词，我心里有一些温暖。　
　　报告的结论如下：　
　　“回顾一下这件事，有一件事是可能的，巴林集团如果九五年二月之前及时采取行动那他们有可能避免倒闭的命运。　
　　截至九五年一月底，尽管已造成重大损失，这些也只是最终损失的四分之一。”　
　　“如果说巴林银行管理人士直到破产之前仍然不知道有关八八八八八帐户之事，那只能说他们一直在逃避事实。银行倒闭之后，诺里斯先生，也就是巴林集团的高级主管，他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