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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4770-追风筝的人-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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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那儿数声诋毁,他们就会像惊鸟般落荒而逃。所以不断有婚礼举行,可是没人给索拉雅唱“慢慢走”,没有人在她手掌涂指甲花,没有人把《可兰经》摆放在她头巾上,每个婚礼上,陪着她跳舞的,总是塔赫里将军。


《追风筝的人》 塔赫里的号码小小的奇迹(6)

    而如今,这个妇女,这个母亲,带着令人心碎的渴望,讨好微笑,对眼中的希望不加掩饰。我对自己所处的有利地位感到畏怯,而这全都因为,我赢得了那场决定我性别的基因博彩。    
    我从来没能看穿将军的双眸,但我从他妻子眼里懂得的可就多了:如果我在这件事情上——不管这件事情是什么——会遇到对手,那绝对不是她。    
    “请坐,亲爱的阿米尔。”她说,“索拉雅,给他一张椅子,我的孩子。洗几个桃子,它们又甜又多汁。”    
    “不用了,谢谢。”我说,“我得回去了,爸爸在等我。”    
    “哦?”塔赫里太太说,显然,她被我礼貌地婉拒她的得体举止打动了。“那么,给你,至少带上这个。”她抓起一把猕猴桃,还有几个桃子,放进纸袋,坚持要我收下。“替我问候你爸爸,常来看看我们。”    
    “我会的,谢谢你,亲爱的阿姨。”我说,我用眼角的余光看到索拉雅正望着别处。    
    “我还以为你去买可乐了呢。”爸爸说,从我手里接过那袋桃子。他看着我,神情既严肃,又戏谑。我开始找说词,但他咬了一口桃子,挥挥手:“别费劲了,阿米尔。只要记得我说的就行。”    
    那天夜晚,躺在床上,我想着闪烁的阳光在索拉雅眼里舞动的样子,想着她锁骨上方那美丽的凹陷。我在脑里一遍又一遍回放着我们的对话。她说的是“我听说你是个作家”还是“我听说你写作”?是哪句呢?我捂紧被子,盯着天花板,痛苦地想起,要度过连续六个漫漫的雅尔达之夜,我才能再次见到她。    
    好几个星期都是如此这般。我等到将军散步离开,然后走过塔赫里的货摊。如果塔赫里太太在,她会请我喝茶、吃饼干,我们会谈起旧时在喀布尔的光景,那些我们认识的人,还有她的关节炎。她显然注意到我总是在她丈夫离开的时候出现,但她从不揭穿。“哦,你家叔叔刚刚才走开。”她会说。我真的喜欢塔赫里太太在那儿,并且不仅是由于她和善的态度,还因为有她母亲在场,索拉雅会变得更放松、更健谈。何况她在也让我们之间的交往显得正常——虽然不能跟塔赫里将军在场相提并论。有了塔赫里太太的监护,我们的约会就算不能杜绝风言风语,至少也可以少招惹一些。不过她对我套近乎的态度明显让索拉雅觉得尴尬。    
    某天,索拉雅跟我单独在他们的货摊上交谈。她正告诉我学校里的事情,她如何努力学习她的通选课程,她在弗里蒙特的“奥龙专科学校”就读。    
    “你打算主修什么呢?”    
    “我想当老师。”她说。    
    “真的吗?为什么?”    
    “这是我一直梦想的。我们在弗吉尼亚生活的时候,我获得了英语培训证书,现在我每周有一个晚上到公共图书馆教书。我妈妈过去也是教师,她在喀布尔的高级中学教女生法尔西语和历史。”    
    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头戴猎帽,出价3块钱,想买一组5块钱的烛架,索拉雅卖给他。她把钱丢进脚下那个小小的糖果罐,羞涩地望着我。“我想给您讲个故事,”她说,“可是我有点难为情。”    
    “讲来听听。”    
    “它有点傻。”    
    “告诉我吧。”    
    她笑起来;“好吧,在喀布尔,我四年级的时候,我爸爸请了个打理家务的佣人,叫兹芭。她有个姐妹在伊朗的马夏德。因为兹芭不识字,每隔不久,她就会求我给她姐妹写信。每当她姐妹回信,我会念给兹芭听。有一天,我问她想不想读书识字。她给我一个大大的微笑,双眼放光,说她很想很想。所以,我完成自己的作业之后,我们就坐在厨房的桌子上,我教她认字母。我记得有时候,我作业做到一半,抬起头,发现兹芭在厨房里,搅搅高压锅里面的牛肉,然后坐下,用铅笔做我前一天夜里给她布置的字母表作业。”    
    “不管怎样,不到一年,兹芭能读儿童书了。我们坐在院子里,她给我念达拉和沙拉的故事——念得很慢,不过全对。她开始管我叫‘索拉雅老师’。”她又笑起来,“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孩子气,但当兹芭第一次自己写信,我就知道自己除了教书,别的什么都不想做。我为她骄傲,觉得自己做了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您说呢?”    
    “是的。”我说谎。我想起自己如何愚弄不识字的哈桑,如何用他不懂的晦涩字眼取笑他。    
    “我爸爸希望我去念法学院,我妈妈总是暗示我选择医学院。但我想要成为教师。虽然在这里收入不高,但那是我想要的。”    
    “我妈妈也是教师。”我说。    
    “我知道,”她说,“我妈妈跟我说过。”接着因为这句话,她脸上泛起红晕。她的答案暗示着,我不在的时候,她们曾经“谈起阿米尔”。我费了好大劲才忍住让自己不发笑。    
    “我给你带了些东西,”我从后裤兜掏出一卷订好的纸张,“实现诺言。”我递给她一篇自己写的小故事。    
    “哦,你还记得。”她说,笑逐颜开;“谢谢你!”我没有时间体会她第一次用“你”而非用较正式的“您”称呼我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突然间她的笑容消失了,脸上的红晕褪去,眼睛盯着我身后。我转过身,跟塔赫里将军面对面站着。    
    “亲爱的阿米尔,抱负远大的说故事的人,很高兴见到你。”他说,挂着淡淡的微笑。    
    “你好,将军大人。”我嗫嚅着说。    
    他从我身旁走过,迈向货摊。“今天天气很好,是吗?”他说,拇指搭在他那间背心的上袋,另一只手伸向索拉雅。她把纸卷给了他。    
    “他们说整个星期都会下雨呢。很难相信吧,是吗?”他把那卷纸张丢进垃圾桶。转向我,轻轻地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们并排走了几步。    
    “你知道,我的孩子,我相当喜欢你。你是个有教养的孩子,我真的这么认为,但是……”他叹了口气,挥挥手,“……即使有教养的男孩有时也需要提醒。所以,我有责任提醒你,你是在跳蚤市场的众目睽睽之下做事情。”他停住,他那不露喜怒的眸子直盯着我双眼,“你知道,这里每个人都会讲故事。”他微笑,露出一口整整齐齐的牙齿;“替我向你爸爸问好,亲爱的阿米尔。”    
    他把手放下,又露出微笑。


《追风筝的人》 塔赫里的号码小小的奇迹(7)

    “怎么回事?”爸爸说,接过一个老妇人买木马的钱。    
    “没事。”我说。我坐在一台旧电视机上。不过还是告诉他了。    
    “唉,阿米尔。”他叹气。    
    结果,刚才发生的事情没有让我烦恼太久。    
    因为那个星期稍晚一些时候,爸爸感冒了。    
    开始只是有点咳嗽和流鼻涕。他的流鼻涕痊愈了,可是咳嗽还是没好。他会咳在手帕上,把它藏在口袋里。我不停地求他去检查,但他会挥手叫我走开。他讨厌大夫和医院。就我所知,爸爸惟一去医院那次,是在印度染上疟疾。    
    然后,过了两个星期,我撞见他正把一口带血丝的痰咳到马桶里面去。    
    “你这样多久了?”我说。    
    “晚饭吃什么?”他说。    
    “我要带你去看大夫。”    
    虽说爸爸已经是加油站的经理,那老板没有给他提供医疗保险,而爸爸满不在乎,没有坚持。于是我带他去圣荷塞的县立医院。有个面带菜色、双眼浮肿的大夫接待了我们,自我介绍说是第二年的驻院医师。“他看起来比你还年轻,但比我病得还重。”爸爸咕哝说。那驻院医师让我们下楼去做胸部X光扫描。护士喊我们进去的时候,医师正在填一张表。    
    “把这张表带到前台。”他说,匆匆写着。    
    “那是什么?”我问。    
    “转诊介绍。”他写啊写。    
    “干吗用?”    
    “给肺科。”    
    “那是什么?”    
    他瞥了我一眼,推了推眼镜,又开始写起来。“他肺部的右边有个黑点,我想让他们复查一下。”    
    “黑点?”我说,房间突然之间变得太小了。    
    “癌症吗?”爸爸若无其事地加上一句。    
    “也许是,总之很可疑。”医生咕哝道。    
    “你可以多告诉我们一些吗?”我问。    
    “没办法,需要先去做CAT扫描,然后去看肺科医生。”他把转诊单递给我。“你说过你爸爸吸烟,对吧?”    
    “是的。”    
    他点点头,眼光又看看我,看看爸爸,又收回来。“两个星期之内,他们会给你打电话。”    
    我想质问他,带着“可疑”这个词,我怎么撑过这两个星期?我怎么能够吃饭、工作、学习?他怎么可以用这个词打发我回家?    
    我接过那张表格,交了上去。那晚,我等到爸爸入睡,然后叠起一条毛毯,把它当成祷告用的褥子。我把头磕在地面,暗暗念诵那些记不太清楚的《可兰经》——在喀布尔的时候毛拉要求我们背诵的经文——求求真主大发善心,虽则我不知道他是否存在。那时我很羡慕那个毛拉,羡慕他的信仰和坚定。    
    两个星期过去了,我们没有接到电话。我打电话过去,他们告诉我说找不到那张转诊单,问我究竟有没有把它交上去。他们说再过三个星期,会打电话来。我勃然作色,经过一番交涉,把三个星期改为一个星期内做CAT,两个星期内看医生。    
    接诊的肺科医师叫施内德,开头一切都好,直到爸爸问他从哪里来,他说俄国。爸爸当场翻脸。    
    “对不起,大夫。”我说,将爸爸拉到一旁。施内德大夫微笑着站起来,手里还拿着听诊器。    
    “爸爸,我在候诊室看过施内德大夫的简历。他的出生地是密歇根,密歇根!他是美国人,远比你和我更美国。”    
    “我不在乎他在哪儿出生,他是俄国佬。”爸爸说,做出扭曲的表情,仿佛那是个肮脏的字眼。“他的父母是俄国佬,他的祖父母是俄国佬。我当着你妈妈的面发誓,要是他胆敢再碰我一下,我就扭断他的手。”    
    “施内德大夫的父母从俄国逃亡出来,你懂吗?他们逃亡!”    
    但爸爸一点都没听进去。有时我认为,爸爸惟一像爱他妻子那样深爱着的,是阿富汗,他的故国。我差点儿抓狂大叫,但我只是叹口气,转向施内德医师。“对不起,大夫,没有办法。”    
    第二个肺科医师叫阿曼尼,是伊朗人,爸爸同意了。阿曼尼大夫声音轻柔,留着弯曲的小胡子,一头银发。他告诉我们,他已经看过CAT扫描的结果,接下来他要做的,是进行一项叫支气管镜检查的程序,取下一片肺块做病理学分析。他安排下个星期进行。我搀扶爸爸走出诊室,向大夫道谢,心里想着如今我得带着“肺块”这个词过一整个星期了,这个字眼甚至比“可疑”更不吉利。我希望索拉雅能在这儿陪着我。    
    就像魔鬼一样,癌症有各种不同的名字。爸爸患的叫“燕麦细胞恶性肿瘤”。已经扩散。没法开刀。爸爸问起病况,阿曼尼大夫咬咬嘴唇,用了“严重”这个词。“当然,可以做化疗。”他说,“但那只是治标不治本。”    
    “那是什么意思?”爸爸问。    
    阿曼尼叹气说:“那就是说,它无法改变结果,只能延迟它的到来。”    
    “这个答案清楚多了,阿曼尼大夫,谢谢你。”爸爸说,“但请不要在我身上做化疗。”他露出如释重负的神情,一如那天在杜宾斯太太的柜台上放下那叠食物券。    
    “可是,爸爸……”    
    “别在公众场合跟我顶嘴,阿米尔,永远不要。你以为你是谁?”    
    塔赫里将军在跳蚤市场提到的雨水姗姗来迟了几个星期,但当我们走出阿曼尼大夫的诊室,过往的车辆令地面上的积水溅上人行道。爸爸点了根烟。我们回家的路上,他一直在车里抽烟。    
    就在他把钥匙伸进楼下大门的锁眼时,我说:“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化疗,爸爸。”    
    爸爸将钥匙放进口袋,把我从雨中拉进大楼破旧的雨棚之下,用拿着香烟的手戳戳我的胸膛:“住口!我已经决定了。”    
    “那我呢,爸爸?我该怎么办?”我说,泪如泉涌。    
    一抹厌恶的神色掠过他那张被雨水打湿的脸。在我小时候,每逢我摔倒,擦破膝盖,放声大哭,他也会给我这种脸色。当时是因为哭泣让他厌恶,现在也是因为哭泣惹他不快。“你二十二岁了,阿米尔!一个成年人!你……”他张开嘴巴,闭上,再次张开,重新思索。在我们头顶,雨水敲打着帆布雨棚。“你会碰到什么事情,你说?这些年来,我一直试图教你的,就是让你永远别问这个问题。”    
    他打开门,转身对着我。“还有,别让人知道这件事情,听到没有?别让人知道。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然后他消失在昏暗的大厅里。那天剩下的时间里,他坐在电视机前,一根接一根抽烟。我不知道他藐视的是什么,或者是谁。我?阿曼尼大夫?或者也许是他从来都不相信的真主?


《追风筝的人》 塔赫里的号码小小的奇迹(8)

    有那么一阵,即使是癌症也没能阻止爸爸到跳蚤市场去。我们星期六仍搜罗各处车库卖场,爸爸当司机,我指路,并且在星期天摆摊。铜灯。棒球手套。坏了拉链的滑雪夹克。爸爸跟在那个古老的国家就认识的人互致问候,我和顾客为一两块钱讨价还价。仿佛一切如常。仿佛我成为孤儿的日子并没有随着每次收摊渐渐逼近。    
    塔赫里将军和他的太太有时会逛到我们这边来。将军仍是一派外交官风范,脸带微笑跟我打招呼,用双手跟我握手。但是塔赫里太太的举止显得有些冷漠,但她会趁将军不留神,偷偷低头朝我微笑,投来一丝歉意的眼光。    
    我记得那段岁月出现了很多“第一次”:我第一次听到爸爸在浴室里呻吟。第一次发现他的枕头上有血。执掌加油站三年以来,爸爸从未请过病假。又是一个第一次。    
    等到那年万圣节,星期六的下午刚过一半,爸爸就显得疲累不堪,我下车去收购那些废品时,他留在车上等待。到了感恩节,还没到中午他就吃不消了。待得雪橇在屋前草坪上出现,假雪洒在花旗松的枝桠上,爸爸呆在家里,而我独自开着那辆大众巴士,穿梭在半岛地区。    
    在跳蚤市场,阿富汗人偶尔会对爸爸的消瘦议论纷纷。起初,他们阿谀奉承,问及爸爸饮食有何秘方。可是询问和奉承停止了,爸爸的体重却继续下降。磅数不断减少,再减少。他脸颊深陷,太阳穴松塌,眼睛深深凹进眼眶。    
    接着,新年之后不久,在一个寒冷的星期天早晨,爸爸在卖灯罩给一个壮硕的菲律宾人,我在大众巴士里面东翻西找,寻找一条毛毯盖住他的腿。    
    “喂,小子,这个家伙需要帮忙!”菲律宾人焦急地喊道。我转过身,发现爸爸倒在地上,四肢抽搐。    
    “救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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