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魁首-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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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5十年纪实：五魁首 作者：苗炜
在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开播十年之际推出的一本纪实性作品。
全书约21万字，由《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苗炜执笔，基于大量采访和第一手资料，解密了众多CCTV5成长中的幕后故事，记述了CCTV5发展中有重要代表意义的事件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真实细节、性情人物、幕后故事，经由作者个性化的风格写作，辅以理性的分析和宏观的俯瞰，使得该书充实丰满、引人入胜。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第一章 从“9·23”到“7·13”
2004年奥运会的开幕式，希腊人沉浸在兴奋的激情之中，但同时也夹杂着一丝不安。他们意识到，举办奥运会决不仅仅是组织一场规模最大的体育赛事。
46岁的总理卡拉曼利斯（Costas Karamanlis）接受电视采访时说：“希腊是一个现代国家，有现代人的抱负。我们希望进入欧洲主流社会，并协助推动欧盟向前发展。”他相信，奥运会举办成功将带来政治上的实惠，提升希腊在欧洲伙伴以及巴尔干邻国眼中的国际地位。
1993年，北京第一次申奥，结果是失败。9月23日夜晚，亚运村国际会议中心，打扮得楚楚动人的曹慧英从直播现场出来，面对记者喃喃地说：太意外了，心里很乱。
2001年，北京第二次申奥，结果是成功。那一年，中国足球队也第一次冲入世界杯决赛圈。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开车上长安街，在车海里堵着，享受欢快的气氛。他说：“2001年特别喜庆，多年累积下来的事情都办成了，申奥成功是社会迈上新层面，体育文化上的成就是足球出线，经济上的进步是‘入世’，这就好像是给咱们的改革开放结了一次账。”
2004年11月，凤凰卫视中华小姐大赛，曹慧英的女儿殷悦笑子获得第3名。有媒体评论说，当年女排12个姑娘有同一种选择，是一种时代精神；现在老女排的后代有12种不同的选择，也是时代精神。
多年后，F1的车迷们才熟悉街道（1）
1993年9月15日，第7届全国运动会闭幕式在北京举行。闭幕式前照例是足球决赛，北京队对辽宁队。当时的辽宁队无疑是实力最强的，但占有主场之利的北京队也有胜利的希望。北京球迷都想着去工体加油，却发现一票难求。闭幕式已经被安排好了，观众大多数是有组织的，他们要为比赛双方加油，挥舞旗帜营造出热烈的场面，文明、友好、热情，他们要传递和表达的并不是球迷的喜好，而是一句口号：开放的中国盼奥运。
这句主题口号1992年6月26日刊登在《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上，同时确定的其它口号是：中国的机遇，北京的荣誉；亿万颗心暖人间；和平进步迎接新世纪；历史名城，时代盛会；北京欢迎您。
1993年1月11日北京奥申委代表团在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向萨马兰奇正式呈交了《申办报告》。3月6日，以国际奥委会委员贡纳尔·埃里克松为团长的国际奥委会考察团一行12人抵达北京，开始对北京为期3天的考察。5月9日，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副主席高斯帕等人抵达北京进行考察。
9月23日，在蒙特卡罗举行的国际奥委会会议将投票决定2000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城市。而北京，将第7届全国运动会安排在9月4日至15日举行。这次运动会把大家申办奥运、志在必得的心气鼓荡得非常之高，马家军在女子中长跑比赛中破了3项世界纪录，当时的《七运晨报》以“云霞满天”为标题报道王军霞、曲云霞，而相当一部分民众相信，成功申办的场景也会如“云霞满天”一样美丽。
《七运晨报》由《北京青年报》主办，当时的《北京青年报》还是一张4开小报，他们想通过办《七运晨报》积累经验，改版为对开大报。《七运晨报》浓眉大眼的版式风格令人耳目一新，每天早上都会有许多人购买。那时候的北京城不像现在，一早上就有五六份报纸上市，雇佣大批报童沿街叫卖；当时的市民只习惯下班的时候买一张晚报。
按照惯例，投票决定奥运会主办地，国际奥委会仅提供半小时的公用信号，而这显然不能满足公众对奥运投票的信息需求。中央电视台做出一个大胆的计划：第1套节目从23日晚8点一直播出到24日凌晨4点半。这样的“马拉松播出”在CCTV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中央台派出了3个海外报道队，两个北京摄制组，联络了广东、上海、黑龙江等地电视台，设立了中心演播室，前期制作了4个小时的节目。
3个海外报道队中，最重要的一队人马在蒙特卡洛，中央台一共去了20多人，副台长领队。体育部的师旭平是队中一员，他回忆说：“当时在蒙特卡罗就是没头苍蝇似地乱碰，事前也没有制定什么拍摄计划。我在投票之前编了3个专题，介绍当地的风光，码头、游艇、王宫换岗；还介绍了蒙特卡洛为这次会议所做的一些准备工作。”
9月17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会议在蒙特卡洛希维体育宫开幕。20日下午6时，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体会议开幕。
师旭平的片子在“9·23”直播当晚露面，第一个镜头是工人们在路灯上悬挂奥运旗帜，镜头摇下来，是蒙特卡洛的街道，多年之后，F1的车迷们才在电视直播中熟悉那里的街道。
9月22日晚上，国际奥委会委员霍英东先生包了一艘游轮，在那个著名的赌城著名的海湾款待宾客，报道队一组记者前往拍摄。霍英东说，投票结果肯定是北京，但现在还不能说是为什么，等到明天投票结果宣布了，我再说是为什么。中央台记者不断出去拍新闻——前往蒙特卡洛游说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接见墨西哥、厄瓜多尔等国家的代表，大家都拱手祝贺，互相致谢，好像投票已经结束、北京已经获胜。但报道队领队的副台长沈纪告诫报道队成员——不能把国内的胃口调得太高，结果很难说，报道要有分寸。
大师回忆说：“我们走之前也觉得是见证历史去了，北京肯定申办成功。到了蒙特卡洛，发现氛围不是那么回事，中国在那里挺孤立，是被敌视的。西方国家捏得很近，当时那几个申办城市——柏林可能没戏，欧洲国家对德国好像不是特别感兴趣；曼彻斯特、伊斯坦布尔也希望不大，但他们都不会转投北京，而是会投向悉尼。我们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国际奥委会，看到澳大利亚代表与英国代表之间的那种融洽，这些东西倒给记者带来被排斥在外的感受。当时台长打电话到前方，要求我们调门再高一点，说国内热情高涨了你们那边怎么还那么冷静？当时前方的人和后方的人感觉是有差异的，体育部的宋世雄、冯一平，我们几个碰头，都说没有那种志在必得非我莫属的感觉，不能跟着再煽乎，如果跟着国内的情绪走，到时候打击会更大。所以我们要保持比较低调、冷静的报道姿态。”
多年后，F1的车迷们才熟悉街道（2）
9月23日，当地时间下午2时30分，北京申办城市代表团在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会上做陈述报告。师旭平呆在机房里，他已经没什么工作可做，就是看电视等消息。中央电视台在蒙特卡洛租用了一个演播室，一个评论席和一条单独的卫星线路，从北京时间晚8点开始，每个小时和演播室的主持人进行一次双向传送，报告投票的进展情况。这是中央电视台首次使用卫星双向传送直播。
一个在10年内能激励中国人的梦想
中央台另一个报道组去了香港，主持人是宁辛。还有一个报道组提前到达台湾，与台湾华视一同采访了台北奥委会主席张丰绪、国际奥委会委员吴经国。本来主持人孙正平也要到台湾去，因故未能成行。香港报道组与香港无线电视台联合组织现场直播，宁辛回忆说：“香港TVB做特别节目，我记得有刘德华等艺人参加，但那个特别节目在北京的直播里只用了十几分钟。结果宣布之后，香港那边非常平静。”
当天夜晚，中央台在北京还有两个报道组。体育部的张斌是在公主坟采访市民。那天下午，张斌等人已经做过一番演练，接受采访的市民都是胜固欣然败也可喜的态度，在镜头前落落大方侃侃而谈。晚上再去公主坟采访，张斌发现气氛不对：“那是个大家乘凉的地方，电视记者一去，灯一照，呼啦啦就围上一大圈人，接受采访的人被灯晃得很紧张，谁都说不出什么整句子来。”
大学3年级的时候，张斌就在中央电视台体育部实习，但那两年中央台没有招收大学毕业生的名额，毕业后张斌进入北京有线台体育频道。干了两年之后，某一天马国力呼他，说中央台终于有了个指标，赶紧把关系转过来。“9·23”之夜，张斌在中央台的正式工作才开始不久。
当时的罗宏涛还在《北京青年报》当记者。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报社写体育的人手不够，罗宏涛前去帮忙。北青报开了一个栏目叫“托扎论英雄”——当时扎啤算时髦的东西，能托着一杯扎啤谈论奥运会，算是有“范儿”，王俊和罗宏涛是该栏目的主要撰稿人。“9·23”之夜，《北京青年报》的记者也是兵分八路各守一方，罗宏涛的位置是在方庄，那是北京代表性的居民区，也算当时北京现代化的标志。罗宏涛的任务是在申奥成功之后描述小区欢庆的情景，如果失败了，那也看见什么写什么。
那天晚上，《中国体育》记者刘玲玲是和男朋友在新华社他的办公室里一起看电视。此前刘玲玲参加北京申奥英语演讲大赛，获得“社会组”第3名。“我报名参加社会组，是因为我已经工作了。后来才知道英语专业的人应该参加专业组的比赛，可我觉得社会组比英语专业的还厉害，我要到专业组没准能拿第1。”刘玲玲当时参加比赛是“因为上班太无聊，就参加演讲比赛打发时间”。她那演讲的第一句话是——我有一个梦想，一个在未来10年里能激励所有中国人的梦想，在北京举办2000年奥运会。那篇演讲里还用了肯尼迪那句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自己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9·23”失利的结果让她很受打击，“我觉得天塌下来了，怎么可能呢？！我们举办了那么好的亚运会，怎么不把奥运会给我们呢？”
刘玲玲是四川外语学院毕业的，1989年考到北京的中国新闻学院国际新闻双学士班。她当时对时政新闻最感兴趣。1990年实习，参与亚运会的语言服务。亚运会的新闻部要为国外记者提供翻译，刘玲玲的任务是为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当翻译。那位日本记者不是跑体育的，完全是用社会新闻的眼光来写体育，比如伊朗妇女参加射击比赛就比谁拿金牌更值得报道。亚运会之后，刘玲玲在新华社体育部实习，1991年毕业后进入《中国体育》杂志，这是中国体育报社旗下一本英文杂志。“当时我们同事就告诉我，这杂志主要销往非洲，因为它很早就用铜版纸印刷，铜版纸糊窗户比较结实，非洲人都喜欢。”
1993年的时候，张斌、罗宏涛、刘玲玲都还没有采访过奥运会这样的重大比赛，而师旭平已经报道了两次奥运会。1988年，师旭平去汉城，“我觉得那个城市特别现代化，高楼大厦。仔细看那些大楼，下面都有奠基石，有1986年建的，有1987年建的，也就几年的光景，汉城就一下发展起来了。他们的奥运会准备工作很好，这等于是给亚洲人增光。1992年我去巴塞罗那，那里古老的东西没有什么变化，老百姓的住房条件也挺让我吃惊的。韩国和咱们比较相似，把体育当作给自己增光的东西。西班牙人并不觉得要用奥运会为自己增光，虽然他们在欧洲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但他们没把那么重的寄托放在体育上。巴塞罗那为了办奥运会，有了一条新的地铁线，有新的记者村和奥运村，但周围还是比较破旧的房子。”
巴塞罗那的海滩给大师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他回国之后写了篇文章讲述海滩上的无上装女郎，讲“文化差异”。对待奥运会，同样有“文化差异”的问题，大师自问：“即使1993年奥运申办成功了，我们的现代化就提前到来了？2008年北京的奥运会就算挣个几亿几十亿，对中国的现代化又有多大的意义？”
北京只听懂一个词，那是自己的名字（1）
张斌在公主坟采访完成之后，立刻赶回台里编片子。时间已经从9月23日到了9月24日。凌晨1点45分，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前自发聚集了500人左右，以收音机为中心，人们一堆堆地围聚。
北京时间2点24分，萨马兰奇出现在蒙特卡洛会议中心，天安门广场一片寂静，收音机的声音显得格外清晰。亚运村国际会议中心广场上一溜儿架子鼓已经摆好，北京火车站旅客的眼睛紧盯着大屏幕电视。国家体委路口站岗的警察全跑到体委办公楼里，北京大学体育中心电视记者点亮大灯扛起摄像机，北大学生不耐烦地高喊：关掉灯！
2点26分，《奥林匹克颂》终于奏完。2点28分，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最后一秒，人们只听懂了一个单词——北京。
北大，连片刻的愣神都没有，大学生跳上桌子，欢呼拥抱。天安门一个小伙子最先挥手蹦了起来，镁光灯对着他乱闪，快门声响成一片。外语学院的学生和老外一起狂喊。天安门前的喷水池射出美丽的水柱，长安街上有鞭炮炸响。人民大学，几束纸火炬飞出窗外；中国青年报社，编辑们张罗着抬进一箱子啤酒。而国际会议中心的直播主会场，香槟已经打开，晚会主持人孙正平高兴地拿起了话筒。
无从解释，人们为什么没有听清萨马兰奇的英语发言，而只听懂了一个单词——北京。也就是在这个时刻，紧盯着电视屏幕的人看见萨马兰奇拿出一个小信封。有人高喊冷静，听下去。接下来的信息让人目瞪口呆：悉尼。
天安门前的喷泉水柱停止，广场上刚要唱响的国歌咽了下去，国家体委大楼里，警察刚才还在一起鼓掌，转瞬间咧嘴道：“萨马兰奇跟咱们逗着玩呢？”几秒钟就能激起的狂喜，几个小时才能缓过神来的失望。3点钟，一个年轻人开着车来到天安门，他是在第一瞬间为北京而欢呼的，直接开车到广场准备加入狂欢的海洋，但到了广场才发现气氛不对。他万般无奈地说：那我回家睡觉去了。
一位澳大利亚记者说：这里没有愤怒，北京人的伤心是真诚的。5点10分，天安门西侧南长安街路口的煎饼摊，红豆粥翻滚着，女摊主失望地说：“本以为会有很多人来吃煎饼……”筒子河边，溜早的老大爷已经哼唱起西皮流水。6点整，坚持留在广场的外语学院学生要看升旗。早班地铁的车门上，一家广告公司贴出标语：申奥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1993年5月开播的《东方时空》，到9月23日播出还没有满半年。11年后，白岩松回忆那个晚上：“我没法不记得，‘9·23’我做了一夜的节目，串联词是我写的，两个版本，胜利了一个版本，失利是另一个版本。在萨马兰奇宣布的那一瞬间，大家都以为是北京，我相信那不是英语听力的问题，而是太紧张，一听到北京这个词就释放了。我穿着西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