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魁首-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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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曼谷亚运会开幕前，之后差不多3个月、半年左右就会见一次面，但一直没有谈拢。
“关键是ISL提出的价钱是我们不可想象和难以接受的。”马国力说。“他们的理由就是中国很大，特别是中国队后来又出线。他们是处在中介公司角度，代表国际足联，我能理解。但我是站在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立场，世界杯对我们来说是64场比赛，4年一次，前后加起来也不过两三个月。我不能只考虑世界杯一次的广告收入，我要考虑频道的整体运作。我跟他们讲，我们买女子世界杯、洲际杯、世界青年足球锦标赛，还有一些其他边缘赛事，如果都按照这么一个理论的话，这些你应该免费送给我，因为这些我不挣钱。所以他们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不能说你哪个项目挣多少钱你就要多少钱。所以，双方在这一点上分歧比较大。”
谈判期间经历了ISL的破产，基尔希集团的接手，基尔希的破产。2002年2月份谈判进入最后阶段，马国力说：“中央电视台是不能失去世界杯的。虽然他们最后降价，但我还是觉得太高。谈判的目的就是妥协，他们急于出手，我这边广告部门也催得比较紧，在这种情况之下，应该说是答应了他们开价的2/3。”4月14日，央视与国际足联才最后在转播协议上签字。
马国力无奈地说：“我认为，国际足联在这方面过于贪婪，这两家公司的破产，直接原因虽然都不是世界杯，实际上却和国际足联的贪婪有很大关系。世界杯需要大笔资金，资金一定要在一定期限给国际足联，由于资金流转不畅，导致这两家公司破产。国际足联把足球过于商业化了。我做体育新闻20年，为什么喜欢这个行当？更多是感觉到体育对人类产生的那种魅力，它有一种感染人的力量。但现在随着商业化加剧，给人感觉所有都是钱。”
马国力与意大利通讯部部长的算术方法一样，他说，这次世界杯转播费用比4年前法国世界杯高出14倍，钱花出去，就要挣回来。他透露：“购买转播权总共花了多少钱我不能说，但有些费用可以提供给你，现场报道我们租用了200节（1节10分钟），一节平均价格是1700美元，仅这一点我们大概花了30万美元，还不包括人员、交通等方面费用，交通费用大概有15万美元左右。这些费用加一起我感觉不会少于4000～5000万人民币。”如此大的投入势必让中央电视台牢牢看住自己的利益，他们向广告客户许诺：在中国任何一个能看到世界杯比赛的地方，就能看到你的广告。这直接封杀了地方台通过世界杯打广告的可能。
马国力认为国际足联贪婪，但在地方台眼里，央视同样很贪婪。央视在与国际足联谈判时，打的是第三世界的牌，但它的市场效益绝对不是第三世界的。央视的垄断地位再次受到质疑，广电总局通过行政干预方式保证只有央视有权购买世界杯转播权，其他地方台不能购买。以往也是这么操作的，但为什么这次矛盾变得尖锐呢？体育传播市场的大价钱、体育资源的稀有，正是关键。
马国力说：“过去花小钱挣大钱的时候，当然可以不去考虑太多问题，现在到了花大钱、挣大钱的时候，那就要考虑能不能挣来这大钱。怎么挣大钱，那就要靠这独家，电视报道权实际上就是版权，花钱买垄断。如果你不是独家，凭什么把广告价钱抬得这么高？”
中央台这次不带你们玩了（2）
以往，地方台与央视在重大赛事转播时有一个不成文的默契，即地方台花一笔不高的费用从央视购得转让权，加上自己的广告，皆大欢喜。这次很多地方台仍然以为央视会按照老规矩办事，所以早早与一些广告公司签订了世界杯期间的广告协议。但当央视咬住版权不放松时，地方台和广告公司着急了。最终的妥协是央视做出一些让步，转让出32场赛事的转播权。用马国力的话说就是：“转让费基本上算是送的，大家照顾一下关系。”
即便央视在转播上做出一些让步，但侵权现象仍然没有得到解决。马国力说：“我没有详细统计，凭我的经验，没有一家台不播世界杯的。可能是播的方法不一样。这种侵权也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没有办法，地方台都有体育频道，世界杯期间总不能播别的，所以就把信号拿过来。他们也没什么商业收益，中央台的广告也播着。这个地区的观众至少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看地方台的节目，另一个是看5套节目，这是大多数。另一种就是利益驱动，把信号拿过来，加上自己的广告。”
“这个问题在发达国家是不存在的，这完完全全是‘中国特色’。从我们购买的版权来讲，中国大陆独家，我们有权转让，国际足联也允许。在中国，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体育比赛的转播权，对大多数人来讲，它还不是商品的概念，如果这64场比赛不是比赛而是64集电视连续剧，没有一个台敢把信号拿过去，因为电视剧已成为商品，既然大家认为它是商品，就都会按照商品的规则来办。但体育在各地方台领导那里，更多是一种社会效应。另外，这么多年，中央台和地方台一直保持合作互利的关系，大家关系都不错，从这一点，我也不可能完全按照商业角度来考虑，我不能只考虑这一件事不考虑今后的合作关系，但这次它太重要了。”马国力说。
面对这种侵权，马国力认为行政干预可能比法律更有效果：“应该说法律手段是最简单的手段，但法律手段在体育转播这方面又是没有办法操作的。如果我们委托一家律师事务所打官司，肯定赢。但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想象到，会出现很多行政上和关系上的说情，一定会不了了之，不会真正闹到法庭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然而，地方台和广告公司不满央视的是：他们充分利用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优势，在转播中用不正当竞争方式从两方面受惠。马国力解释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咱们得想想原因，这里面当然有行政加市场的因素，但这不是中央台可以解决的。这是我们中国电视体制所决定的。电视报道权，它作为一个商品可以竞价的话，取决于买方，但在中国这种电视体制之下，大的买主只有一个，这是不可讨论的问题。当然你可以拿美国理论和欧洲理论来说，但毕竟是国外，在美国有几个并列的电视网，欧洲也有几个比较大的私人电视台，可以竞争，但在中国，没有。竞争有竞争的好处，但这不是我们能决定得了的。电视台本身就是一个行政产物，是事业单位，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商业机构。反过来说，真正是商业台，按照商业来操作，这些台播1秒钟，我都会提起诉讼，来保证我的商业利益。因为国际足联有明确规定，没有买版权的电视台，不允许播活动画面，不允许进场地采访，不允许到训练场地拍摄。但正因为在中国它不是完全市场的社会，所以说才会出现这么大规模的侵权现象。”
地方台按照老规矩早早动手招商，央视拿到转播权后只是部分转让，由此，地方台造成的损失很大。而这笔账可能还要归结到4月14日才正式签字的仓促上。
马国力说：“我们准备得太仓促，没法考虑太全面。我们必须向所有赞助商表示只有中央电视台独家。我们要坐下来好好谈谈，毕竟我们还有2006年世界杯版权在手里，怎么才能做到让大家感觉都合适。今年这么晚才定下来，考虑我们自己都来不及。”
第五章 《足球之夜》的光荣与梦想
《足球之夜》的光荣与梦想
《足球之夜》的一次讨论会上，张斌问一个编辑：
“二十几了？”
“二十七。”
“我二十七创办了《足球之夜》。”
《足球之夜》现任制片人刘建宏把这段对话写进他的一篇文章里，他说：“我认为这其中没有什么炫耀的成分，更多的是对往事的一种回味，或许还夹杂着某种年龄上的失落。”
《足球之夜》内部，办有一本杂志叫《随便说说》，编辑、记者每个月都会写点儿文章发在上面做交流。资深编辑李宝石在2003年9月写了《当片头曲响起时，你还激动吗》，文中说：“记忆中，当《足球之夜》的片头曲响起的时候，有那么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坚信，这是那一天晚上最好看的电视节目，在他们心中，热情也好激情也好，荡漾着澎湃着，谁也不会否认，谁也不能否认，因为眼神会说明一切。”
刘建宏进京
1995年底，张斌、韩乔生在上海参加了“足球工作会议”，感受到职业联赛的火暴，办一个足球专题节目的念头越来越强烈。1996年初，在石家庄电视台工作的刘建宏跑到北京寻找新机会，他到中央电视台看望大学里的师弟张斌。张斌说，中午去吃饭，我和同事要谈一个新节目，你也一起吧。饭桌上另外两个人是黄健翔和韩乔生。一顿午饭下来，张斌确定了《足球之夜》的口号和方向——球迷每周的节日。刘建宏也确定了自己的方向：离开石家庄，到北京加盟《足球之夜》。
刘建宏在大学里比张斌高一个年级，1986年，人大和复旦预见到电视的发展前景，第一次在全国范围招广播电视专业学生。刘建宏考上了人大新闻系广播电视专业，毕业之后分到石家庄电视台，干了6年，戏称除了没拍电视剧，电视行当里的一切都干了，包括当地春节晚会的主持人。
他回忆1996年初要离开石家庄的心态：“那时候我穷困潦倒，不顺心，根本没有想过未来什么样，没有一件让自己干起来很兴奋的事情。我刚去石家庄电视台的时候，那里连导语的概念都没有，它给了我很多的发展空间。但我22岁进台，能看到我50岁或者退休的时候是什么样。我决定从那里出来，到北京就是要寻求变化。我的朋友当时对我说：你到北京就是当孙子来了，谁都是你爷爷。你踏实干活就得了。我这次赌博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刘建宏总忘不了自己的“农民背景”，他说：“我是一个农民。我父母是第一代城市居民，但我们没有城市亲戚，亲戚都在村里。我从中国最穷的小村子到县城上学，再到中等城市，到大城市，混到现在社会阶层上也算是高级的了。但我开车4个小时就能回到我的村子，那里还有我的亲戚和朋友，这样的跨度让我明白什么事都要一点点来。”
后来有一个词被用来框定那些从外省到北京、想打出一番天地的年轻人——“北漂”。今日功成名就的“刘甲B”淡然看待最初的艰辛，但偶尔，刘建宏会感觉到委屈：“中央台有规定，周六周日来上班，临时工作人员要登记，要填上你是哪个部门的，几点来的，这是一种侮辱。周六周日来加班都是临时工作人员，如果你不相信这些人，平时就不该让他们进来。”
2002年世界杯，刘建宏主持《你好，世界杯》，对韩国队的表演实在看不过去，话里话外语带讥讽。韩国使馆提出抗议，台里领导要体育中心严格管束，体育中心领导称：这是一临时工，不好管，把他收进台里才好管。在体育频道工作6年之后，刘建宏算是台里的人了。
2003年11月，刘建宏凭借前一年主持的《你好，世界杯》拿到了金话筒奖。在此之前，体育节目的主持人还没有拿过金话筒。宋世雄老师拿的是荣誉奖，类似于终身成就奖。体育节目主持人拿奖少，是因为体育节目有自身特点，体育比赛无法预知，主持与解说大多是即兴的，没有稿子。到现在体育的解说员和评论员也没法和其他节目的主持人一起评比。
刘建宏说起这个金话筒奖，颇有些《足球之夜》中深情的语气：“我认为这是给我们一代人的奖。其实从1995年，张斌、黄健翔就在电视上崭露头角，我是较晚才露面的。我拿奖有运气的成分——张斌1999年后就不怎么主持节目了，黄健翔更多的是现场评论，他们两个都比我更优秀，只不过从事不同领域的工作。”
坎通纳退役了，段暄配音了（1）
段暄1995年从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毕业，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的招聘考试，但名额被别人取代，对这个一帆风顺的北京学生来说，也算是一个挺大的打击。
段暄上学的时候爱看《中国体育报》，班里5个男生，15个女生，按规定，同学们要订《中国日报》学习英语，要订《人民日报》学习政治，除此之外还可以订一份报纸满足文化需求。男生们采取拉拢与离间相结合的技巧，通过全班投票，把《中国体育报》订上了。（当时在湖南的《体坛周报》，正是看中了学生关心体育又没多少钱买报纸的现实，把字缩小、把版面挤满，一点点扩展自己的影响力，后来终成体育报纸中的老大。）三份报纸可以统称为“中国人民体育日报”。段暄偶尔会在课堂上走神：要是以后能当个体育记者，该是多快乐多开心的事。因为上的是广播学院，段暄在学校里还能看到MTV，看到香港卫视，MTV里播出的一个叫“玫瑰之床”的音乐电视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电视可以做得非常美，电视可以让你有不一样的表达方式。
毕业分配在海外中心受挫，段暄辗转到体育中心，碰到他称为“灯塔般指明了方向”的张斌。张斌对他说：你来干吧。小伙子就踏上了贼船。段暄说：“1995年正是体育中心快速发展的时候，大家怎么干不知道，就知道玩命干。体育频道缺人手，我就什么都干。”
学英语的段暄很自然要干翻译的活，给体育新闻做翻译是每天早上的功课。两个翻译10篇稿子，人家要翻5个，他就恨不得要翻6个。和段暄一起工作的翻译名叫孙培彦，在体育频道干了一段时间就离开了，后来去足协打工，担任裁判协调员，负责往各赛区派遣裁判。这个肥差在“打黑”风暴中被公安部门盯上，孙培彦这名字在报纸和通缉令上出现。
当翻译做编辑这段时间，段暄对许多体育项目开始有了更多的了解——弄不懂棒球、高尔夫的规则就不可能做好翻译。不过他最喜欢干的活是收录，中央电视台虽然没有英超的报道权和转播权，但通过卫星搜索，收到比赛画面没问题。周末，段暄一晚上能看到3场英超。
1996年4月4日，《足球之夜》开播，段暄是放带员。当时《足球之夜》是“模糊工作法”，张斌是制片人，罗刚、王京宏等人是做体育新闻的，干完自己份内的活再干《足球之夜》。人手虽然只有七八个，但胃口不小，一推出就是长达3小时40分钟的节目。许多人的工作状态是出差回来值班，值班完了就出差，拿着几百块钱的工资，却能享受工作的乐趣。《足球之夜》的蒸蒸日上带给他们足够的成就感。
段暄回忆，1997年整整一年，每个周末都没在北京呆过。他要不停地到赛地去采访。人手所限，采访拿回来的东西也一定要播。没人教摄像或编辑，15分钟的一个片子，做得再粗糙也能播出去。他说：“《足球之夜》能成功，是因为有张斌、黄健翔、刘建宏这几个强势主持人，哪怕你的片子拍得不理想，镜头回到演播室，他们总能用他们的评论让片子升华。”
事实上，《足球之夜》开创了足球节目的新形式。以往大家看足球，能看到新闻发布会的场面就不错了，在《足球之夜》则能看到球队赛前一天的准备，他们能用讲故事的手法，能从一个特殊人物的角度来讲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