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魁首-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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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决定的。在中国，中央电视台2002年收入超过60亿元人民币，已经是庞然大物了。但是在同属中国的香港，只覆盖600万香港人而且还有一个竞争的无线电视台，2002年的收入也超过60亿港币。而中央电视台的高收入历史不过就是近几年的事情。
再次，讲讲中国体育电视的特点。至少应该有两点值得一说，第一是中央电视台和地方台关系的基础是合作而不是竞争；第二是国外电视机构不可能在短时期内与中央电视台竞争。关于这些，前文已经讲过，这里不再多说。
第七章：再是我自己（1）
1996年从亚特兰大回来后不久，还没从报道的欢乐中回过味来，体育部先后出现了一系列事故，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年底的一天几个朋友聚会，其中一个有点“大仙”风度，突然冒出一句：你要小心点，明年是你44岁，你的生日又是4月4日，4个4连在一起可不是什么好事。我回了他一句：4加4等于8，我认为明年我是“88”呢！
和命运相比我更相信自己的努力。我从开始走上社会就记住了老子的一句话：人生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我的理解是人生短暂，要抓紧这短暂的人生干些大事，在历史的长河里留下一些自己的痕迹，但又不要过分勉强自己，因为毕竟是忽然而已。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不得不面对一些似乎是冥冥中的东西。进入1997年，不顺就始终伴随在我左右。一直身体不错的父亲忽然得了一种罕见的病：“末梢神经炎”，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过世了。
我生日那天正好是清明前后，父亲提出让我带他去给我的奶奶扫墓，已经好几年没有去过了。中午回家的路上，我请他和母亲一起在首都体育馆对面一个小餐馆吃饭，我记得很清楚他没有吃多少，我们闲聊着我的工作，我的儿子和他的病。谁知那竟然是我和他在外面吃的最后一餐饭，没过多久他就住院了，这一进去就没有再出来。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周，我每天下班后都要到医院里去陪伴他。他做了一辈子医生，但直到最后一刻他也不相信就这么快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也不相信。然而看着生命的力量一天一天地从他的躯体中溜走，我又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上有着人力不可及的安排。在最后的一周里我感觉到了人的生命的脆弱：头天他拄着拐杖上厕所，第2天我扶着他去，第3天我架着他，第4天就不能自理了。
我经历过不少危险，也看到过许多死亡，但这么清晰地看着它伴着它送着它则是唯一的一次。它给我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似乎我的灵魂也随着父亲的走了一趟然后再回到我的躯体当中，我变得更加坚强了，更加豁达了，我会珍惜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分钟。
5月31日星期六早上，父亲终于支撑不住了。我让大夫去掉他身上的所有医疗器具，也让在场的所有人离开，和老家来的堂哥一起给父亲最后洗了一下，为他穿上了准备好的最后的衣服。
那一个月是我一生中最难的时期，体育频道正在发展期，我被安排上党校白天不许请假，下课后我必须回办公室处理公务。妻儿在美国正是学业的关键时刻，我不想让他们在那么遥远的地方徒劳地担心，所以一直瞒着父亲去世的消息。妹妹39岁了才在父亲去世前3天生了个儿子，我在她满月之后才将噩耗告诉她。我觉得在那一个月里我承受了几乎所有可以承受的苦难，因此我又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什么不可以承受了。
那天将母亲和所有的后事安排好之后，晚上9点钟我回到了自己的家里。我在客厅里转了一个多小时，不知道该干什么，也不知道该想什么。10点半我出了家门，在附近的五道口大街上走，看到第一个酒吧就进去了，从那开始我每个酒吧呆半个小时，喝一扎啤酒，一共走了6家。凌晨1点，回家终于睡着了。
现在我还可以感觉到从那时起我的变化。
我更自信了，也更固执了，同时也更宽容了。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想，我只在乎在我的任期我的权限之内尽快地达到我认为可以达到的目标。
7月份，我定下了“全运会练兵，亚运会实战，奥运会完善”的3年人员培训计划，这个计划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完成了。
9月份，我谈话，写报告，据理力争，终于让领导同意将体育部升格为体育中心，尽管这个中心主任不是我。在中国机构的提升就是舞台的扩大，如果体育部还是新闻中心下属的一个部门，不会在今后的这些年里得到如此迅猛的发展。
同样是9月份，我被迫离开了《体育沙龙》栏目的主持人岗位。
说到主持，我心里从未把自己当成主持人，我认为自己还是一个记者，一个过渡型的人物。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也不在乎别人的议论。我当然知道和我资历相当，或者比我资历深比我职位高的人对我的一些做法是不以为然的，凭什么你要比别人有名？我无法说什么，很多事情是无法解释的，这是由于人们想问题的角度不同，所以不要希望完全的“步调一致”，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也不用去解释，只要你能够向自己解释清楚。我自己知道要干什么，而且知道已经干成了。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时，我觉得已经做够了，再往下该是别人的事情了。说黔驴技穷不太好听，但确实已近江郎才尽。我发现许多时候面对着稿纸半天不知道该写什么字。我告诉自己：是该退出的时候了。
第七章：再是我自己（2）
现在来说说我当主持人的历史。我决定从幕后走向前台，最早还是受到原来中央电视台副台长陈汉元的启发。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还是专题部主任的他主持过一个特别节目——《红橙黄绿青蓝紫》，不能算英俊的他靠着自己的文采把那个节目主持得精彩之极，倾倒了一大批观众，也倾倒了当时做记者的我。
由于我国电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比之发达国家要晚上许多，但是我国的电视节目又由于世界电视技术的发展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突飞猛进，于是产生了训练上的断层，作为节目灵魂的主持人不像发达国家电视台那样由经过多年实践检验的资深记者担任，更多的是来自原来的播音员。不是说播音员就一定不行，他们有别人没有的优势：普通话标准，在镜头面前发挥自如。但是他们也有短处：一般都是照本宣科，很少有自己的再创作，因此很难确立自己的风格，特别是在直播情况下很难进行自己的思考。同时由于总是从事第二手的工作，往往不能像一线记者那样了解一个新闻进程的来龙去脉。
希望我的主持人们不会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也不想责备他们，因为他们在体育部已经比在中国电视界的任何部门都要尽力了，我只是说这是由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发展中电视台总体上的不完备而形成的客观情况，而且我们在一起正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尽快达到国际标准。因此每当我读到一些报纸上对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进行批评的文章时，总是劝解各位不要在意，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出自任何方面的考虑都不能割断历史。
但是我们必须不断地去创造历史，特别是在中国电视体育报道这样一个没有现成模式的现实面前，如果我们不去创造，那就将被别人创造的历史所淘汰。出于这个目的，在1990年亚运会之后我就一直在思索，怎样打破虽然已经存在但是我认为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历史局限，将我们中央电视台的体育节目进行一些改造？
我认为电视台体育部的3种前台人物主持人、解说员和播音员是3个不同的行业，应该有不同的知识结构和教育方法。解说员是最难得的，这个行业的人员，特别是出色人员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他需要对体育的发自内心的热爱，需要机敏的反应，需要一般人不具备的语言组织能力。学校是培养不出这样的人的，只有从社会中寻找。这就是我这些年来每4年要搞一次解说员大赛的原因。
播音员则必须是科班出身，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将普通话定为“国语”的国家，新闻节目的播音员必须是从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毕业的（当然现在这类学院似乎多了几个）。前些年流行了一阵“说新闻”，初衷不错，但是我认为不论是说还是读，都必须是标准的普通话，而标准的普通话特别是播音用的普通话一定要是在专门学校里才能够学到。
主持人又是另外的事情，在播音员和解说员中也可能出现出色的主持人，他们和别人相比优势在于镜头前的感觉。但是他们也有着做主持人的大忌：说话时不思考。解说员是来不及思考，播音员是不允许思考。而主持人必须思考。我认为主持人最应该从记者中出现。一方面他们想得更多的是观众要听什么，另一方面他们必须在提问中思考被采访者说的什么。
我自己做主持人的想法最早出现在1990年亚运会之前，那是一种无奈中的绝望，最终也没有胆量实施。
真正担任一回主持人是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
可能是我当时太自信了，也可能是当时的观众太宽容了，更可能是在1992年的时候中国电视正进入了一个变革的时代。由我自己决定在中央电视台第1套节目的早晨和晚上的黄金时间我主持两档直播节目，现在想起来真有点不自量力，可是那时候就真那么做了。
我并不认为奥运沙龙是一个完美的节目，而且那样每天10分钟的节目还不足以给年轻的后来人做出一个有说服力的榜样，而我始终认为电视体育报道应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1995年1月开办的体育频道终于使我如愿以偿。这是我们自己的一块天地，可以让我们勤恳地耕耘和大胆地试验。只要目的明确，我从来喜欢试验，而且也不怕在试验中失败，当然如果总是以失败而告终，那则只能证明我的无能，也就不会赖在体育部主任这个位置上了。
在第一份体育频道的节目表里我就排上了《体育沙龙》这个栏目，每周五晚上，90分钟，直播，程志明担任制片人，我和师旭平轮流主持。为什么选择师旭平？许多人问我。第一，他对节目尽心尽力，和新中国同年出生的人，在中央电视台也是老同志的他，做起节目来可以和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一起拼命，熬夜；第二，他的节目做得好，特别是解说词经常冒出非常精彩的火花；第三，他在镜头面前镇得住，虽然有时显得有些木讷，虽然有时候他的解说词要比主持更加精彩。
第七章：再是我自己（3）
从一开始我就把《体育沙龙》定为现场直播节目。我现在还是认为直播的谈话节目才叫谈话，才吸引观众，也吸引主持人和被采访者。而且看似不给对方准备的谈话正是对谈话者智力和能力的尊重。凡是可以被邀请到电视台做谈话节目的一定是某一个行业的佼佼者，不论做什么，即使不在媒体工作，只要在所从事的行当里做到顶尖，都有他的过人之处，也都有相当的自信。主持人根本就不用担心他会说错什么，关键在于你是否能够尽快地了解他，并提出得体的观众需要的问题。
尽管在做节目之前主持人总要交流一下，介绍一下大致内容，但是没有人可能将直播中要说的话都准备好。而且最精彩的部分往往是突然出现的，这要求主持人和客人都保持高度的集中。凡事只要投入就有意思。
1995年在制作《体育沙龙》的时候，中央电视台还没有一个类似的谈话节目，而且当时我们请来的客人都是郎平、马俊仁、李永波、蔡振华等极富知名度的人物，又是带观众的直播，而且还引入了电话提问，所以这个栏目在当时受到了非常大的欢迎。如果当年的体育频道在全国的知名度像现在这么高的话，它的影响力将比现在的许多谈话类节目大得多。不过若当时体育频道真的和现在一样强大的话，这么一个直播栏目恐怕也不会有降生的可能。
1997年的上半年，《体育沙龙》不再被允许直播，起因在于一次口误。被邀请到演播室的一位客人说得兴起时露出了一句“国骂”，由于当时情绪热烈而且这位客人有些口音，在场的人们都没有注意。然而还是被听到的观众一级级反映上来，最后高层一纸命令，《体育沙龙》从此改为录像播出。
尽管我有时候也会有些牢骚和埋怨，但我一直认为是非常幸运的一个人，在一个岗位上一直干着自己想干的事情，这样的人是不多的。除了个人的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上上下下的客观环境。特别像我这个岗位，这种做法，如果真有领导和我过不去我也只好走人。
我不是一般的部门主任，而且是一个有名的部门主管。直到现在走在街上，特别是走在北方的街上，还时常有人将我认出来索要签名。人不能什么都占着，名利权三样可以两者兼得，但三项全收就有些不对了。所以近几年来我尽量减少在屏幕上露面。
但是我对电视节目主持人的看法不改，我希望经过一些年之后，中央电视台也可以出现像美国的芭芭拉、丹拉瑟、拉里金等世界知名的主持人。遗憾的是我们太性急了。中国电视令人成名之快既吸引了大量人才又浪费了大量资源，至今没有一种历史感。
第八章：BOB（北京奥林匹克转播有限公司）（1）
在过去的一些年里，我有几次想到过离开，想到过激流勇退，但是都没有能够付诸行动。这一次恐怕是真的了，从2005年的下半年开始，我大概要将主要精力从体育中心主任的位置上转移了，这是一种被迫却又是一种自愿。
这个转移是为了接受北京2008年奥运会电视转播公司的首席运行官的职务。
这是一个比较长的故事。
话得从奥运会的电视转播说起，这是一个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却又关联着绝大多数人利益的一个特殊领域。在过去的20年中，奥运会变得如此辉煌，如此重要，受到如此众多的城市的追捧，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是一个既可以扬名又可以赢利的运动会，一个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人类聚会。而这一点的形成主要是由于电视的介入和发展。
奥运会主办城市从国际奥委会分到的资金中一半以上来自奥运会的电视报道权收入，超过10亿美元。而这也就要求主办城市必须提供非常出色的电视服务给予报道权购买者。
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电视信号由当时美国版权拥有者ABC电视台提供。但是由于美国电视的制作传统，总是突出本国运动员，在国内报道中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提供给美国之外的奥运会电视信号还是将第8名的美国选手处理成仿佛是得了金牌，其他国家电视台的反应就可想而知了。于是在1984年之后国际奥委会有了电视信号提供规定，各主办城市必须遵守。
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的电视信号主要由韩国电视联合体提供，但是当时已经有了权利很大的国际奥委会代表，应该说汉城奥运会正是电视技术发展的前夜，信号制作得中规中矩，没有特殊的抱怨，也没有特殊的记忆。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是世界体育电视报道的一个里程碑，那一年的奥运会电视信号提供为今后提供了一个标准和一个制作模式。这一方面是由于世界电视技术进入到1990年代之后有了非常快速的发展，另一方面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