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魁首-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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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士王子撒尿与戴安娜王妃练健身操的摄影记者齐名。我与朱挺设计的最后方案是：我们俩都穿上白大褂，把摄像机当成药品放在小推车上，用白布单蒙好。由一个人把话筒当成药瓶送到马指导的嘴边，轻声问道：马指导，您好点了吗？
当然，最后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朱挺动用了他在沈阳的一切社会力量，企图在领导层中攻下一道缺口，他甚至把电话打到了辽宁省主管副省长的家里。事后，朱挺受到了省里有关领导的点名批评。朱挺也把电话打到了崔大林院长的家里，企图劝动他接受我们采访。但是崔院长只是在电话里与我们兜了一个长长的圈子。在我们通电话之际，朱挺掏出了他那部从公安局朋友处借来的微型录音机，从电话听筒里录下近15分钟的对话。
这一天的唯一成果是我在朱挺的带领下，摸到了辽宁省运动技术学院的宿舍楼，在王军霞的空宿舍门口“报了一个头”。那是鄙人在本台屏幕上露出的第一脸。我当时大概说了一句：“我们希望不久之后能在这里见到她们生龙活虎的身影。”
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我在12月31日晚上登上了返回北京的火车，兜里揣着崔大林的电话录音与那段“报头”的录像带。当我在1995年1月1日一早到达北京，爬上22楼办公室的时候，大概是早晨9点。一进门，张伟与王京宏正在办公室睡觉，他们前一天晚上好像在熬夜做准备工作。见了我一副灰溜溜的样子，张伟说：“小伙儿，铩羽而归呀，我还等着在《中国体育》栏目里给你批一块地呢！”王京宏的一生肯定说出过无数语惊四座的话，那天对我说了一句话，我会铭记终生。他说：“你丫要是踢门进去，保你登时成为名记！”
6937：著名数字（2）
如今回想起来，鄙人真是错过了一个名垂千古的机会！然而，就在我1995年极为灰暗的第一天，伟大的体育频道开播了！我没有用“踢门进去”的方式，使这一天更为伟大，我将抱憾终生。
当我一脸羞愧地来到6937，张斌说了一句：“编一段吧！”于是本人用了那段“报头”与沈阳人民医院的外景加上“马家军”的资料编了一条50秒的“新闻”，在18：00播出。记得那一天的第一条新闻是黎兵参加世界明星联队的比赛。比赛图像是张斌让黎兵自己用“掌中宝”拍下来的。张斌曾骄傲地指着屏幕说：“看看，都是独家！”张斌对我的那条新闻评价极简单：“你这是一个资料片。”
我回想起来，1995年1月1日是6937的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它是体育频道开播的日子，是改变无数人生的日子，也是6937今日宏大规模的发轫之日。
我们就按CNN的模式来做体育新闻（1）
2004年夏天，《南方体育》报主编龚晓跃颇为悲观地说，体育报纸正在进入一个连夕阳都看不见，只是空有几缕余晖的黄昏。他说，2002年韩日世界杯时，《体坛周报》、《足球》、《南方体育》一共拥有接近400万的消费者；但两年的时间，市场就萎缩了一半，“互联网、电视、日益提升的综合性日报体育版把大量读者从体育专业报纸的怀抱中抢走。”
龚晓跃说，到2008年也许就没有体育报纸了，以前电视台买不起转播权，互联网普及率低，主流媒体不重视，你还有用武之地。但像美国那样由市场自发“消灭体育报纸”的灾难性后果也很可能在中国出现，取代体育报纸的，也许是印刷精美的体育杂志。
如同宁辛以芭芭拉·沃特斯为参照，张虹以普利策新闻奖为激励一样，龚晓跃以美国体育媒介为镜像。两位美国体育记者编著的《体育新闻报道》2002年9月由华夏出版社出版了中文译本，为这本书做序言的是《洛杉矶时报》体育编辑比尔·德怀尔，他在序言中追述了1990年创办《国家体育报》的失败。
美联社体育新闻总编辑威克·滕博在一次美联社体育编辑协会的会议上曾经这样说：“体育记者长期以来一直是球队的啦啦队长，而教练和队员也因此而期望报社成为自己的战绩记录本，并在报道中宣扬自己球队的明星。可能还需要10年的时间，人们才会认可体育记者作为记者的身份，结束被当作球队公关人员的局面。”
《体育新闻报道》一书认为，美国的体育新闻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逐渐成熟的，体育新闻摆脱了是次一等新闻的概念，而如何应对电视的冲击，是所有文字记者永远的问题。一位体育专栏作家认为，现在电视台所进行的体育报道更接近于建立良好公共关系而不是新闻报道，报社体育记者则力图与这样的趋势相抗衡。电视台的记者们常进行一些软性的采访，与教练们建立一种象征性的“记者/被采访者”型的工作关系。
1995年情人节与元宵节碰在一天，《体育新闻》制片人张斌扛着摄像机，与排球专项记者罗刚赶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迎候郎平。危机中的中国女排需要郎平来担任新教练。而后，郎平又走进《体育沙龙》节目，接受马国力的访谈。可以说，从体育频道创办之初，他们就从较深的层面来理解和操作体育新闻。《足球之夜》、《体育沙龙》中的许多专访，显然不是软性采访，比如陈奕明的“尽在不言中”。
《美联社体育新闻报道手册》中强调，专项报道是艰苦和长时间的工作，争取最先报道的欲望以及对该项目的热爱是专项记者的动力，每个专栏作家和编辑都是从做专项报道起步的。罗刚1995年做专项记者时负责的项目有乒乓球、自行车、排球，羽毛球，后来随着体育新闻人手增加，他把这几个项目都交了出去。现在，罗刚是《体育新闻》节目的制片人。1996年，他和罗宏涛在亚特兰大采访奥运会，正碰上奥运公园爆炸案，这个突发事件的报道获得中国体育广播电视新闻一等奖。
罗刚说：“1989年，最早的体育新闻是晚上10点有那么几分钟。1995年上了体育频道，我们就按CNN的模式来做体育新闻。当时做体育新闻的编辑，一个人一天要做五六条，现在只做两三条。因为《体育新闻》有100人，40个记者60个编辑，这比任何地方台的人手都多。这支队伍支撑中央台体育频道、1套和新闻频道的体育新闻，我们做的是中国最好的体育电视新闻。”
《体育新闻》目前没有死的衡量头条的标准，一般来说，中国运动员在国际上拿冠军了，这就是头条。但CCTV《体育新闻》还是以国际报道为主。在国内的体育比赛旺季，国际新闻占2/3，国内新闻占1/3。淡季的时候，国内的新闻就更少一些，这给观众的感觉是不重视国内新闻，于是就有观众来信提出国内报道的力度要加大。罗刚说：“国内比赛视觉效果不好，国外的画面都是标准化的，稍微加工一下就是很好看的新闻，国内新闻操作更难些。《体育新闻》一直是国际视角，在体育频道，收视率基本维持在前3，每天18点的那档新闻观众最多，随后是21点的《体育世界》和中午12点的《体坛快讯》。这3档新闻节目基本上都能进入频道的前10名。”罗刚说，现在看CNN的体育新闻，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因为看的东西多了”。
《体育沙龙》是体育频道老牌的访谈节目，1995年第一个周末就与观众见面，而后更名为《五环夜话》。但到2003年3月，因为收视率过低，《五环夜话》停止播出。取而代之的是罗宏涛主持的《体育今日谈》。
罗宏涛说：“其实，我在一线跑新闻的时候就接触到许多中国体育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兴奋剂，但这决不是国家行为，而是地方利益造成的。1997年全运会游泳成绩很突出，可疑的人很多。教练员内部猜忌怀疑也较多。这个教练跟我说，你瞧他们那成绩怎么回事？有什么秘密武器？那个教练也说，最近那谁没怎么练，真是天才呀！大家面子上很好，但内部有矛盾。所以2000年奥运会游泳败得很惨。1998亚运会，我们的队员出去比赛，队友加油的声音都很零碎，但通过体育总局和游泳队的工作，到2002年亚运会，气氛就不一样了，不管是哪个队员哪个教练带的，都一起加油，大家编顺口溜，嗓子都喊哑了。游泳队建有一个局域网，所有训练计划、指标都在网上公开，大家都是行家，互相监督，互相交流，这样的训练体制也许是中国特色，但中国的体育体制与国家的实际情况是相联系的，不能简单去批判。
我们就按CNN的模式来做体育新闻（2）
“我采访过一位赛艇运动员，她在亚运会拿了冠军，她说：我就是把赛艇当作一个职业，一天也不爱它，我是从农村来的，体工队选我，我根本不知道赛艇是什么，我进了省队，可以农转非，拿了全运冠军就当助理教练，我辛苦多年到亚运会就是对自己有更好的交代。面对这样的队员，你对体制的批评会显得苍白。
“再比如于芬的清华跳水队，9运会就拿全国冠军，但出国比赛机会几乎不给他们，他们的队员一边上清华附小一边训练，对家长吸引力很大。而国家队的优势就是国际比赛机会多，这是体制上的矛盾，而不是个人的矛盾。我报道过这种矛盾，但我有大局观和责任感，我们要面对现实的合理性，而不是扩大矛盾。把这个矛盾完全报出去，也许是于芬的跳水队解散，也许是周继红被骂死。”
罗宏涛认为，电视这种传播形式就不适合讲道理，但CCTV应该有自己的声音，《体育今日谈》应该作为CCTV5的声音存在。她说：“评价它该不该存在，不能只看收视率。体育频道现在比赛的资源多了，但观众接受表面的东西越多，越想知道内涵，而我们给出的比赛越多，给出的内涵就越少，这是个矛盾。”
另一个采访马家军的人
1995年春节过后，作家赵瑜前往东北采访“马家军兵变”。赵瑜的成名作是《强国梦》，这部报告文学1987年写就，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前发表。1988年底，他完成《兵败汉城》，当年发表在《文汇》杂志。这两部作品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赵瑜说：“这两部作品在认识上有些突破，但我觉得文学的质感不强，理性的东西太多。我研究过乒乓球，但乒乓球多年高高在上，不适合我写。足球太庞杂，把足球写好，一个侧面还行，全面分析很难。1994年底传来马家军兵变，这是非常有质感的一个事件，特别适合报告文学。”春节去采访，当年就完成写作，但两年多过去了，《马家军调查》依然没有发表。
1998年《中国作家》决定刊发《马家军调查》，赵瑜又去了东北，补充了一章。出版时，杂志社决定去掉有关兴奋剂的那一章。《马家军调查》出来之后，引起的争论更大，参与者更多。“《五环夜话》当时请我去做节目，但最后没有播出，我觉得这已经很开明了。体育频道对待体育事件是积极参与的态度，比如1998年对足球的监督，他们对体育改革的呼声从来没断过，始终以促进体育发展的眼光来报道体育。”
《马家军调查》这样的作品是典型的调查性报道，但它是由一个作家而不是一个记者完成的，对此，赵瑜说：“记者即时性的东西多，要完成本职工作。作家有时间去写大块的东西，我还有国家给专业作家的俸禄，有以前搞影视攒的私房钱。”
这位当过专业自行车运动员的作家说：“体育是窥测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窗口，与群众有天然的联系。当年体委宣传司可以控制记者，出国采访的名额不给你，到了外面怎么报道也要开会进行管理。但体育再虚假，比分上也不能胡说，近几年体育的公开化与体育媒介的进步是很密切的互动关系。
“我们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体育组织，恢复民族创伤站到国际赛场上，旧有的体育体制是发挥了很积极的作用的。但面临2008年奥运会，体育总局强化旧体制，没有利用新奥运改革，反而增加了3000多个编制。
“当年我的诉求是一种权利问题，三农问题说到底是农民的权利；城市拆迁还是财产权利和生存权利；而体育，归根结底是群众有没有健康的权利、参与体育的权利。我们的中学有球场吗？大家有多少锻炼的？我们的大学生没资格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国家体育总局应该为大众服务，不能说他们承包了一个球队，您就瞧好，打好了您高兴一下，打不好您下回再看。马家军也是权利问题，健康——你让我吃药我不想吃，我怕长喉结长胡子将来生不了孩子；奖金——凭什么我的奖金你要拿着？马家军队员的背后是广袤的农村，家里面会说，我闺女拼死拼活挣来的钱为什么还落不到我家？我们还等着盖新房子改善生活呢。以人为本的权利回归也是体育的主题。
“现在的读者和观众也有一个普遍的要求——知情权，但总是掩盖——黑哨、运动员选拔制度等等，大家知情权的要求越强，体育媒介就越进步。”赵作家说。
体育新闻是次一等的新闻吗？（1）
“体育是次一等的新闻吗？”白岩松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沉思了一下，然后出口成章：
“一说到看新闻，大家联想到的是《新闻30分》或者《新闻联播》，新闻似乎更政治更民生更决策。但对我来说，体育是一类新闻。体育是特别人本的东西，你看《新闻30分》，调动的是你关注社会的责任感，但半夜两点起来看球不是责任感，是本能的需要。你在家里一个人不一定看新闻，也许在单位一帮人挤在一起看伊斯兰人质事件，你未必真关心，但也不能置身度外。但看球是真关心，我一朋友是阿森纳球迷，我是曼联球迷，不能一起看球，夜里3点我们看完球还要互相发个短信斗一斗，这完全是个人的本能行为。
“对社会来说，体育可能是二类新闻，但对个人来说，不一样。新闻频道也有两档体育新闻，是委托体育频道做的。我和张斌谈过，如何在新闻频道做出一档你们制作的，又具有新闻频道特质的体育新闻。我们认真研究过，应该大家合作，评论与新闻相结合，周末的时候有周末版，对一周新闻有回顾和总结。但现在的体制不适合这样的合作。
“我觉得体育频道应该从不同的层面去解读新闻，光用一个理念来操作是落伍的。你一天要播出好几档体育新闻，除了提供资讯之外，应该做出一点个性。现在6点半的《体育今日谈》没有评论的魅力。9点的《体育世界》太专题化了，不是我们最关注新闻的专题化，比如今天是阿森纳和曼联的这场球，6点的新闻应该是比赛结果，怎么进球，双方教练说什么了；9点半的新闻就该是专题化了，双方历史上的恩怨，这场比赛的风波等等。但9点半你可能看见花样游泳的一个专题，凭什么今天我要看花样游泳呢？
“从包装制作上来说，体育频道是中央台最好的，包括节目的创意，音乐的使用。比如2004年做国奥的时候，航拍，武汉空空的球场，画外音是比赛解说，1：0，伊朗队先进球了！这样的处理在体育频道随处可见。但体育频道有两大弱项，一个是访谈节目，一个是评论。健翔、建宏、张斌他们把体育评论的水准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他们强于足球，足球之外有强项吗？还有就是访谈，一个大的频道没有一档叫得响的人物访谈节目是不正常的。”
1996年奥运会，白岩松的《东方之子》做了10多个运动员。2000年他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