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名作导读(下册)-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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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译文并不恰当，也不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风格，它们却是有创造性的


文学作品，阅读它们对我是一种享受。她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不愿作家庭妇
女，却又缺少吃苦耐劳的勇气。她听一个朋友的劝告，得到后来也是给“四
人帮”迫害致死的叶以群同志的同意，到《上海文学》“义务劳动”，也做
了一点点工作，然而在运动中却受到批判，说她专门向老作家组稿，又说她
是我派去的“坐探”。她为了改造思想，想走捷径，要求参加“四清”运动，
找人推荐到某铜厂的工作组工作，工作相当忙碌、紧张，她却精神愉快。但
是到我快要靠边的时候，她也被叫回“作协分会”参加运动。她第一次参加
这种急风暴雨般的斗争，而且是以反动权威家属的身份参加，她不知道该怎
么办才好。她张惶失措，坐立不安，替我担心，又为儿女的前途忧虑。她盼
望什么人向她伸出援助的手，可是朋友们离开了她，“同事们”拿她当作箭
靶，还有人想通过整她来整我。她不是“作协分会”或者刊物的正式工作人
员，可是仍然被“勒令”靠边劳动、站队挂牌，放回家以后，又给揪到机关。
过一个时期，她写了认罪的检查、第二次给放回家的时候，我们机关的造反
派头头却通知里弄委员会罚她扫街。她怕人看见，每天大清早起来，拿着扫
帚出门，扫得精疲力尽，才回到家里，关上大门，吐了一口气。但有时她还
碰到上学去的小孩，对她叫骂“巴金的臭婆娘”。我偶尔看见她拿着扫帚回
来，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负罪的心情，这是对她的一个致命的打击。不到
两个月，她病倒了，以后就没有再出去扫街（我妹妹继续扫了一个时期），
但是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尽管她还继续拖了四年，但一直到死她并不曾看
到我恢复自由。这就是她的最后，然而绝不是她的结局。她的结局将和我的
结局连在一起。

我绝不悲观。我要争取多活。我要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
后一息。在我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萧珊翻译的那几本小说。
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搀和在一起。

1979　年1　月16　日写完

①作者原注。王若望同志在1957　年被错划为右派（1962　年摘帽），最
近已经改正，恢复名誉。
《怀念萧珊》导读

十年动乱后，巴金拿起了被剥夺十年之久的笔勤奋创作。从1978　年底起
陆续在香港《大公报》和《文汇报》上发表作品，到1986　年9　月终于完成了
共150　篇、42　万字的五集（《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
集》、《无题集》）《随想录》的创作。本篇即收于此。

《怀念萧珊》写于1978　年8　月至1979　年1　月，是巴金为纪念他的爱人
萧珊逝世六周年而作。作为新时期散文创作中优秀的悼亡之作，它不同于一
般的悼亡文字：极尽陈述故人生前的美德善行，丰功伟绩，以及死后亲人们
的不尽思念，而是着力描绘萧珊在生命力程的最后几年里对抗黑暗的坚强性
格，以及对生活的坚韧信念，鞭挞控诉了那个黑暗的时代，以及它的反人性
和荒诞与丑恶。

首先，作者带着时代的情绪反思昨日的灾难，将个人的遭遇与整个国家、
民族的劫难过程联系在一起，揭露并谴责了“文革”。作者在哀悼亡妻的同


时，也倾述了对自己的伤悼，伤悼自己在这场灾难中所失去了的一切。它从
一个侧面再现了“文革”这场民族灾难的实际情况，真实地记录了中国一代
知识分子在浩劫中的心灵轨迹。作者不只是在追悼亡妻，而是用血和泪的文
字，深刻而真实地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在这场历史悲剧中的惨痛遭遇。

其次，在回忆抒情中刻画了亡妻萧珊动人的形象。作者没有平铺他们30
年的生活，而只选取了三个生活片断——“为我受难”“弥留之际”“我的
第一个读者”来突现萧珊善良、美丽、文雅的性格。具体行文上，先写非常
时期，再写最悲痛的时刻，最后倒叙历史，更突出了怀念之情。

第三，纯出于感情的自然流露，以文字的本色反映生活的本色，追求“无
技巧”的最高艺术境界。作品以感情线索穿连全篇，从艺术构思到遣词造句，
全凭作者感情的自然流泄无拘无束，娓娓道来，没有清规戒律，直抒胸臆，
喜怒哀乐之情随事抒写，自然倾泻，毫无顾忌。这种似乎不讲构思、结构、
抒情手法、语言无任何藻饰的所谓“无技巧”正是技巧高度圆熟、练达的表
现。这种艺术的最大自由，达到了返璞归真、圣巧近拙、炉火纯青的境界。
这在巴金中年以后的创作中才逐渐成为自觉的追求。

（郑永）


包身工

夏衍

已经是旧历四月中旬了，上午四点一刻，晓星才从慢慢地推移着的淡云
里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铺里的人们已经在蠕动了。

“拆铺啦！起来。”

穿着一身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皮衫裤①的男子，像生气似地叫喊。

“芦柴棒！去烧火，妈的，还躺着，猪猡！”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猪猡”。
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在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她们很快
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地骚动起来。打伸欠，叹气，叫喊，找衣服，穿
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
很响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人
们中间似乎已经很钝感了。半裸体的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
稍稍背转一下就会公然地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那男人虎虎地向起身得慢一点的女人们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
满二尺阔的楼梯上，向楼上的另一群人呼喊。

“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

蓬头，赤脚，一边扣着钮扣，几个睡眼惺松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
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
锅子里的稀饭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十五六
岁，除出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棒梗一样，于
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作了她的名字。

这是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的工房。长方形的，用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
的工房区域，被一条水门汀的弄堂马路划成狭长的两块。像鸽子笼一般的分
割得很均匀。每边八排，每排五户，一共是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每间工
房的楼上楼下，平均住宿着三十三个被老板们所指骂的“懒虫”和“猪猡”，
所以，除出“带工”老板②、老板娘、他们的家族亲戚，和那穿拷皮衣服的
同一职务的打杂、请愿警③，。。之外，这工房区域的墙圈里还住着二千个
左右穿着破烂衣服而专替别人制造衣料的“猪猡”。

但是，她们正式的名称却是“包身工”。她们的身体，已经以一种奇妙
的方式，包给了叫做“带工”的老板。每年——特别是水灾旱灾的时候，这
些在东洋厂里有“脚路”④的带工，就亲身或者派人到他们家乡或者灾荒区
域，用他们多年熟练了的、可以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去游说那些无
力“饲养”可又不忍让他们儿女饿死的同乡。

“还用说，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鱼肉荤腥，一个月休息两天，
咱们带着到马路上去玩玩，嘿，几十层楼的高房子，两层楼的汽车，各种各
样，好看好玩的外国东西，老乡！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见识一下啊！

“做满三年，以后赚的钱就归你啦，块把钱一天的工钱，嘿，别人跟我
叩了头也不替她写进去！咱们是同乡，有交情。

“交给我带去，有什么三差二错，我还能回家乡吗？”

这样说着，咬着草根树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说，就是她们的父母也会怨悔
自己没有跟去享福的福分了。于是，在预备好了的“包身契”上画上一个十
字，包身费一般是大洋二十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内，由带工的供给住食，


介绍工作，赚钱归带工者收用，生死疾病，一听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银
两讫，“恐后无凭，立此包身契据是实”！

福临路工房的二千左右的包身工，隶属在五十个以上的带工头手下，她
们是顺从地替“带工”赚钱的“机器”，所以每个“带工”所带包工的人数，
也就表示了他们的手面⑤和财产。少一点的三十五十，多一点的带到一百五
十个以上。手面宽的“带工”不仅可以放债，买田，起屋，还能兼营茶楼、
浴室、理发铺一类的买卖。

东洋厂家将这些红砖墙围着的工房以每月五元的代价租给“带工”，“带
工”就在这鸽子笼一般的“洋式”楼房里装进三十几部没有固定车脚的活动
机器。这种工房没有普通弄堂房子一般的“前门”，它们的前门恰和普通房
子的后门一样。每扇前门楹上，一律钉着一块三寸长的木牌，上面用东洋笔
法的汉字写道：“陈永田泰州”、“许富达维扬”等等带工头的籍贯和名字。
门上，大大小小地贴着褪了色的红纸春联，中间，大都是红纸剪的元宝，如
意、八卦，或者木版印的“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图像。春联的文字，
大都是“积德前程远”、“存仁后步宽”之类。这些春联贴在这种地方，好
像是在对别人骄傲，又像是在对自己讽刺。

四点半之后，当没有影子和线条的晨光胆怯地显现出来的时候，水门汀
路上和弄堂里，已被这些赤脚的乡下姑娘挤满了。凉爽而带有一点湿气的朝
风，大约就是这些生活在死水一般的空气里的人们仅有的天惠。她们嘈杂起
来，有的在公共自来水龙头边舀水，有的用断了齿的木梳梳掉拗执地粘在她
们头发上的棉絮。陆续地、两个一组两个一组地用扁担抬着平满的马桶，吆
喝着从人们身边擦过。带工“老板”或者打杂的拿着一叠叠的“打印子簿子”，
懒散地站在正门出口——好像火车站轧票处一般的木栅子前面。楼下的那些
席子、破被之类收拾掉之后，晚上倒挂在墙壁上的两张板桌放下来了。十几
只碗，一把竹筷，胡乱地放在桌上，轮值烧稀饭的就将一洋铅桶浆糊一般的
薄粥放在板桌的中央。她们的定食是两粥一饭，早晚吃粥，中午干饭。中午
的饭和晚上的粥，由老板差人给她们送进工厂里去。粥，它的成分可并不和
一般通用的意义一样。里面是较少的籼米、锅焦、碎米，和较多的乡下人用
来喂猪的豆腐的渣粕！粥菜，这是不可能的事了，有几个“慈祥”的老板到
小菜场去收集一些莴苣菜的叶瓣，用盐卤渍一浸，这就是她们难得的佳肴。

只有两条板凳，——其实，即使有更多的板凳，这屋子里面也没有同时
容纳三十个人吃粥的地位，她们一窝蜂地抢一般地各人盛了一碗，歪着头用
舌头甜着淋漓在碗边外的粥汁，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门口。添粥
的机会，除出特殊的日子——譬如老板、老板娘的生日，或者发工钱的日子
之外，通常是很难有的。轮着揩地板、倒马桶的日子，也有连一碗也轮不到
的时候。洋铅桶空了，轮不到盛第一碗的人们还捧着一只空碗，于是老板娘
拿起铅桶，到锅子里去刮下一些锅焦、残粥，再到自来水龙头边去冲上一些
冷水，用她那双方才在梳头的油手搅拌一下，气烘烘地放在这些廉价的、不
需要更多“维持费”的“机器”们的前面。

“死懒！躺着死不起来，活该！”

十一年前内外棉的顾正红事件⑥，尤其是五年前的“一二八”战争之后，
东洋厂家对于这种特殊的廉价“机器”的需要突然增加起来。据说，这是一
种极合经营原则和经济原理的方法。有括弧的机器，终究还是血肉构成的人
类。所以当他们忍耐到超过了最大限度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很自然地想起一


种久已遗忘了的人类所该有的力量。有时候，愚蠢的“奴隶”会体会到一束
箭折不断的理论，再消极一点他们也还可以拼着饿死不干。此外，产业工人
的“流动性”，这是近代工业经营最嫌恶的条件，但是，他们是决不肯追寻
造成“流动性”的根源的。一个有殖民地人事经验的自称是“温情主义者”
的日本人在一本著作的序文上说：“在这次争议（五卅）中，警察力没有任
何的威权。在民众的结合力前面，什么权力都是不中用了！”可是，结论呢？
用温情主义吗？不，不！他们所采用的，只是用廉价而没有“结合力”的“包
身工”来代替“外头工人”（普通的自由劳动者）的方法。

第一，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的老板的，所以她们根本就没有“做”
或者“不做”的自由，她们每天的工资就是老板的利润，所以即使在生病的
时候，老板也会很可靠地替厂家服务，用拳头、棍子，或者冷水来强制她们
去做工。就拿上面讲到过的芦柴棒来做个例吧（其实，这样的事倒是每个包
身工都有遭遇的机会），有一次在一个很冷的清晨，芦柴棒害了急性的重伤
风而躺在床（？）上了。她们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时间是非让出来做吃粥
的地方不可的，可是在那一天，芦柴棒可真的不能挣起来了，她很见机地将
身体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缩做一团，尽可能的不占屋子的地位。可是，
在这种工房里生病躺着休养的例子，是不能任你开的。很快的一个打杂的走
过来了。干这种职务的人，大半是带工头的亲戚，或者在“地方上”有一点
势力的“白相人”⑦，所以在这种地方他们差不多有生杀自由的权利。芦柴
棒的喉咙早已哑了，用手做着手势，表示身体没力，请求他的怜悯。

“假病！老子给你医！”

一手抓住了头发，狠命地举起往地上一摔，芦柴棒手脚着地，打杂的跟
上去就是一脚，踢在她的腿上，照例，第二第三脚是不会少的，可是打杂的
很快地就停止了，后来据说，那是因为芦柴棒露骨地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
的足趾！打杂的恼了，顺手夺过一盆另一个包身工正在揩桌子的冷水，迎头
泼在芦柴棒的头上。这是冬天，外面在刮寒风。芦柴棒遭了这意外的一泼，
反射地跳起来，于是在门口擦牙的老板娘笑了：

“瞧！还不是假病！好好的会爬起来，一盆冷水就医好了。”

这只是常有的例子的一个。

第二，包身工都是新从乡下出来，而且她们大半都是老板的乡邻，这一
点，在“管理”上是极有利的条件。厂家除出在工房周围造一条围墙，门房
里置一个请愿警，和门外钉一块“工房重地，闲人莫入”的木牌，使这些“乡
下小姑娘”和别的世界隔绝之外，将管理权完全交给了带工的老板。这样，
早晨五点钟由打杂的或者老板自己送进工厂，晚上六点钟接领回来，她们就
永没有和“外头人”接触的机会。所以，包身工是一种“罐装的劳动力”，
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取用，绝没有因为和空气接触而起变化的危险。

第三，那当然是工价的低廉。包身工由“带工”带进厂里，于是她们的
集合名词又变了，在厂方，她们叫做“试验工”或者“养成工”。试验工的
期间表示了厂家在试验你有没有工作的能力，养成工的期间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