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师曾采访海湾战争-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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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墓教堂，一位身着黑衣的神父问我信耶稣吗？我摇头。他又问信穆斯林吗？我又摇头。“那你信什么？”他目光炯炯地逼视着我。我说我信科学，信历史，信人的价值。他掏出十字架挂在我脖子上，接着问：“你有兄弟姐妹吗？”我说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他又摸出两个十字架塞进我手里：“耶稣保佑你们。”接着伸手跟我要三十谢克（十五美元）。我说：“我的钱全放在出租车里了。”他当即毫不犹豫地收回了刚以上帝名义给我的三个十字架。
圣墓教堂外的花岗石墙壁上涂满了标语，还有约旦、巴解、伊拉克的国旗，其中最大的一面是苏联的镰刀斧头旗。奥丽特说这些全是巴勒斯坦人干的。我还拜谒了古色古香、由花岗岩石砌成的大卫王饭店。据说四十年前，搞复国运动的贝京曾用炸药刺杀了七十名英国人。
由于时间不够，我们没能去亚美尼亚教的城区。奥丽特把我领进一家基督教堂，这里空无一人，静得可以听见自己的呼吸声，我们坐在一排长椅上，默默无言。我双目紧闭，享受紧张工作中这短暂的宁静。耶路撒冷这座几千年的古城，不仅孕育了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也孕育了这里神奇古怪的民族。为了争夺这块土地，几千年血流成河……
出耶路撒冷老城加法门西去，可以看见一架古老的风车和一片红房子。奥丽特说这是最早离校索居人的犹太人的家，为了缅怀他的勇敢，保留至今。现在那一带已辟为艺术家住宅区：“因为人一旦住在那里，便会有创作激情。”
黄昏，我拖着疲惫不堪的双腿走回住处。明天就要告别这里飞往塞浦路斯，之后辗转开罗重返巴格达。我的行装里增加了一件奥丽特送我的白背心，上书一句英文：“当海湾战争正酣之际，我在以色列。”
二十一、从本—古里安重返拉纳卡
2月21日，我好不容易订上了飞往塞浦路斯的机票，只有这家私人飞机肯飞，条件是如果遇特殊情况比如由于战事或其他原因，飞机不能起飞，机票自然作废，不作任何赔偿。
次日早5点起床，自己一人分两次把行李搬出房间。6点10分到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我到问询处打听，一位干瘦的男人用更干瘦的英语问我是不是去拉纳卡。他让我去那边检查行李，一位自称是“Security officer”（安检官员）的女警官过来问我从何来、行李是谁打的、是否离开过、一直住在哪儿、是否有人给你送礼品、到过什么地方、有无记者证。之后又来了一个比她丑得多的又重问一遍上述问题。我问是否要开包检查，她们说不必，这是为了我们大家的安全，请我谅解，然后给我的行李贴上了合格标签。
辗转到二楼，还是只有我一个乘客。三个美国空军在免税店买宝石，这里有一个特大柜台：“Diamond of lsrael 。”可我只有有数的美元，连条裤子都舍不得买。一周前我老板新华社摄影部主任徐佑珠在电话中表示要用她自己的美元给我买裤子，感动得我真想哭。
终于可以登机了。这次的飞机更小，只有七个座位。两个飞行员、两个安全警察和三个乘客，只有我们七个人。我最后一个挤进机舱，飞行员是从我身上爬过去的，他帮我关上门，说千万别碰门旁的机关，不然门一开我就掉下去了。
小飞机摇摇晃晃颠簸着升了空，上下抖动，向地中海上空飞去，转弯的时候，左翼朝地，右翼向天，我整个身子全压在机舱门上，紧张得不行，生怕小门打开掉下去。我的座位椅背断了，没有上半截，我只得用保险带使劲捆住自己，绑附在破座椅上，生怕飞出去。由于太疲倦，没过多久我就沉入梦乡。
醒来时，小飞机已经在拉纳卡机场上滑跑，机场上风很大，夹有小雨，小飞机象只雨打的耗子似地钻到候机楼旁。我们还未站稳，一辆塞浦路斯警察的轮式装甲车就停在身旁，注视着我们三个乘客的一举一动。安全警察把我带进一间小屋，命令我脱去上衣，仔细检查随身的各种物品。
海关给我两周签证。
分社老陈已在机场门口等候，风很大，老陈问我飞机飞得如何，我说我睡着了，开始还挺可怕的，飞机上下乱抖，后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反正我已经把自己绑在座椅上了。
陈夫人已经把饭做好了，吃得我胃直疼，因为很久没吃中国饭了。老陈给我留了不少剪报，还有好多不认识的人也来了，由于《人民日报》登了我，他们都想认识一下。
很困，很累。
二十二、“我要上前线”
2月23日，小雨。中午吃鱼汤，我吃不下。老想起沙特的战事，让一个精通二战史和美军的战地记者站在圈外看101师真不是滋味。在最需要用快刀凯普的时候竟不用。
我从无贬低他人之意，只是说我有干得更好些的主观条件。83年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时，30人投考二次大战史研究生，我在社科院考了第二名。我会象在以色列那样博得美82师的好感而与其一起行动，拍来真正的独家。
晚上看CNN，我觉得陆上已开始接触。美军马上就要表演“黎明前的锲入”了。我猜101和82师将降落到伊拉克境内，陆战一师将在晚些时候抢占滩头，“从长滩到牛轭湖。”
十几年的准备将付之东流。
现在《人民日报》会用巴格达废墟吗？现在人们感兴趣的是战斗、格斗、俘虏……和胜利后的美军大阅兵、科威特人的狂欢……
我最烦等，什么在约旦待命、在×××待命。奉行全面防守的军官打不了胜仗，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有快刀就该现在用，我坚信进攻是永恒的军事原则，最好的防御是进攻。巴顿说“进攻，进攻，再进攻。直到汽油用尽，再他妈开步走。”
夜里写故事，一度挺兴奋，但老想82师，我了解李奇微和这个师，李奇微上前线腰上总带手榴弹。
唉，做梦都想科威特。
我又忍不住给摄影部及社领导分别打报告，力阵南线的重要，希望派我上前线：
昨天曾向北京汇报现在形势极似1944年的欧洲和1945年的日本，布什一个月前就曾说过：“我决不会束缚住将军们的手脚。”美国是要彻底摧毁中东一切强大而又不友好的军事机器。
美国将领九成是西点的毕业生，一成来自弗吉尼亚军校或奔宁堡。装甲部队、骑兵师、空降师受的全是巴顿教育。施瓦茨科普夫已喊出巴顿1944年8月“眼镜蛇”行动时的名言：“进攻，进攻，再进攻。”这帮西点们决不会就此住手，他们的信条是占领，象他们的学长巴顿对德国、麦克阿瑟对日本一样。因此，去巴格达的大门不在安曼，在101师的搜索营。
巴顿一直以为自己是拿破仑的骑兵元帅，1943年7月与英军蒙哥马利竞争着解放了南意大利，以后由于痛打怕死的士兵被调往英国，在1944年6月6日的诺曼底“霸王计划”都不能参加。他愤而上告罗斯福总统，唤醒西点校友艾森豪威尔的同情。1944年8月1日指挥“眼镜蛇”行动，解放了巴黎、德国、捷克。最后死在曼海姆。当时由于巴顿酷爱摄影而允许卡帕等人随军参战（德国隆美尔亦然）。因而也留下了一大批珍贵精彩的史料照片。我想申请与101师、82师一起行动，这种可能性很大。
二战时101师师长马克斯韦尔·泰勒，82师师长马修·李奇微（前者当了越战司令，后者当了朝鲜战争司令，两人全当过陆军参谋长。写了《剑与犁》、《不定的号角》、《朝鲜战争》等书）。他们极可能象1944年12月的阿登、巴斯托尼一样作战，即西点标榜的“从牛轭湖到长滩”。英装甲七旅是蒙哥马利阿拉曼时的“沙漠鼠”，法国装甲部队源于1944年的勒克莱尔。象1945年在欧洲一样，各军深入。
故在这种状况下，多有几个战地记者随英、美、法军分头行动，则可以得到一手的照片，强似在安曼坐等。
因此，我申请去战场，争取随军行动，钻进一辆“艾布拉姆斯”，拍到真正的战地照片。回巴格达的捷径或许不在安曼，而在101师的搜索营。我想我能争取和美军合作。各路防守固好，但更要重点进攻。
服从一切命令的士兵
唐师曾
我想起二次大战中受了二百处战伤的尤金·史密斯曾质问不许他上火线的老板：“你们凭什么不让我去死。”可我至今还未受过战伤。
2月24日，格林威治时间凌晨1时，北京时间上午9时，海湾地面战争终于爆发。海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海空军火力支援下，分东、中、西路对伊拉克军队发动了自二次大战以来规模最大之一的地面战争。
二十三、唐老鸭烙饼
3月3日，我憋着一肚子委屈从开罗飞往安曼。与我同机的有共同社摄影记者小原洋一郎，就是前文提到的日本名记者浅井久仁臣的女婿。我由于情绪不好，一路缄默不语。听任两位自称是巴解的人侃了一路一个萨达姆倒下去，千万个萨达姆站起来。最后，一位巴解用手捅醒了假寐的我，问我是不是老婆被人拐走了。我看他没完没了，就说：“我想去打仗的沙特、科威特，可我的上司却让我回巴格达。”这位巴解一听竟哈哈大笑：“别难过了兄弟，你用不着去沙特、科威特了。它们已经是美国的第五十一、五十二个州了。”
重返安曼，中国驻约旦章大使一见我就喊：“讲故事的唐小鸭回来了。”当晚挤在他的小屋里侃了一晚上。大使说我讲什么他都爱听，但千万别让约旦人知道我去过以色列了。大使约定以后每晚一回。我当时只有一个请求，求大使尽快安排我回巴格达。
约旦使馆由于战时疏散，仅有大使等六人留守，加上新华社三位记者和我，十个人轮流做饭。我由于无所事事，干脆顿顿饭全跟着搀和，我本是个大笨蛋，可炒菜舍得放油，马马虎虎大家还挺满意。使馆的大狼狗黑背和她儿子对我特亲，因为我总偷偷给它们大块的肉吃。
3月5日，巴格达的郑大使由开罗飞到安曼，搂着我连转了好几圈。郑大使不仅给我带来一万美金，还保证一定带我进巴格达。
次日，郑大使、司机老王、陈林、李志国、李卫华和我“六条巴格达汉子”，到安曼检疫所注射了伤寒和鼠疫疫苗，左臂伤寒右臂霍乱，疼得我两眼冒金星。回到使馆就发低烧，由于两种疫苗同时作用，一会就升到三十八度二，我午饭也没吃，回到分社就蒙头大睡。
傍晚，轮班做饭的阿文记者老杨趴在我耳边，轻声喊：“老鸭”。我迷迷糊糊坐起来，问他是否是又来了“飞毛腿”。老杨说约旦章大使向伊拉克郑大使称赞我烙的饼好，说今天晚饭吃炒饼，可我昨天做的饼剩得不多了。由于只有我一个会做饼，故只有不好意思了。
我双手撑床坐了起来，可两臂疼得穿不上衣服。老杨哆哩哆嗦地帮我伸袖子，不知是冷还是疼，弄得我眼泪都出来了。疼得我直想我妈。老杨看我顶不住，只得一个人先走了。
我找出车钥匙，一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摸到了车库，发动了白奔驰，摇摇晃晃往使馆开。可两眼发黑双手松软，我只好挂着一档往前蹭，气得跟在我后面的汽车一个劲按喇叭。
黑背和它儿子已经在使馆门口等我，两个站出来差不多是足有一人高的大东西一齐向我扑过来以示敬意。
我钻进厨房揉面，四肢无力，犹如死去重生一般。闭着眼睛高一脚、低一脚往来地烙饼，胳膊仿佛是别人的。故意弄疼它一下，又有说不出的快感：似酒醉、似飞机着陆、似汽车撞车、似与姑娘接吻，麻丝丝地疼，疼得没了知觉。
直烙到第七个，郑大使的司机王师傅进来了，我可盼来了救星。我说：“王师傅，您慢慢烙吧。”一个人开白奔驰回分社接着睡。半夜，老杨给我送来了黄瓜、西红柿。我说免了吧。掉头又睡。一夜连做怪梦。
次日中午方清醒些，起来吃饭，傍晚与老陈去安曼机场，等欧共体三外长来访，可等到晚上10点半还没有。老陈说“咱们回吧”。说着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疼得我直哆嗦，话也说不清了，上下牙直打战，眼冒金星。我说，今夜星光灿烂。
半个月下来，我做饭技艺大长，黑背和它儿子也肥了不少。我自己体重增长了五公斤，两位大使都说我比刚从开罗来的时候壮多了。
3月14日，我们重返巴格达的前夜，巴格达郑大使揪住我的摄影背心：“鸭子，明天我就带你回巴格达了。可你哪也不象个外交官，倒象个马戏团的。”我拦住约旦章大使：“章大使把您的洋服换给我得了，我愿出一条共和国卫队腰带。”章大使是个极严厉的老头，在使馆的人全怕他。可他就是爱听我讲故事，还老笑话我：“唐小鸭不敢吃鱼怕扎刺，长不大，乳臭未干！”我质问：“那你还爱听我讲故事。”他说：“我喜欢你这孩子。”
二十四、我和河野
91年7月底，我从河南灾区回到北京，出乎意料地接到日本共同社记者河野从北京外交公寓打来的电话，想不到这老兄竟真的调到北京任常驻记者。电话中他迫不及待地要来一睹我是不是还完整无损，念念不忘海湾战争期间我前胸后背的五星红旗。我弄不清是谁编造了我已不在人世的神话，乃至在开罗机场碰到一个叫小原洋一郎的日本摄影记者，递给他一张我的唐老鸭名片时，他竟怀疑我是个冒牌货。
河野是我上北大时的校友，我念国际政治系，他念中文系。89年夏河野曾在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亚运会时他又为我拍的《毛主席外孙在亚运村》配写过文章。想不到在海湾战争爆发前一个星期，河野和我在巴格达拉希德饭店门厅里再度相会。当时他身穿一套笔挺的西装，我着一件土色摄影背心，前胸后背各缝了一面五星红旗，让他羡慕得不行。美联社摄影记者多米尼克称此为世界级捣蛋鬼的又一次大聚会。
战时巴格达的政府机关、商店、银行、医院、加油站、煤气站、机场、车站、立交桥、重要路口、集市、广场一律不准拍照。荷枪实弹平端AK—47步枪的士兵，遍地都是。头顶上是编队巡逻的UH—1“北美驯鹿”武装直升机。如果没有伊拉克新闻官员陪同，你干脆别背相机上街，且不说军警和便衣，光是革命觉悟极高的老百姓你就对付不了。经验丰富的河野对我的装束大为赞赏，我说这全是新华社我老板的主意，如果战争打完你我还勉强活着，我一定也送你一面这样的新旗，不过我老板绝不会在你后背上绘上新华社。河野用力捏了捏我的右手：“患难与共。”
在巴格达的日子里，河野无私地与我共享新闻线索，还将其共同社的APKLeafax底片传真机无偿供我使用。新华社播发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在巴格达的最后努力的照片，在日本广泛采用。
战争爆发后，河野不顾轰炸，花重金租了一辆汽车，计划驱车700多公里前往伊拉克鲁威谢德边境地区采访。我当时囊中羞涩，正发愁如何是好。河野漫不经心地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坐我的车，快去买些咱们在路上吃的食品和水。”
途中，我的照相机被没收、人被扣押，多亏河野千方百计营救，把士兵请到一边“单独谈话”，我才得以继续上路。只有在不断的危险中，才能体会到朋友的重要。
在鲁威谢德边境，一位高举尼康F4的白人记者被群情激愤的难民围在核心，任凭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