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师曾采访海湾战争-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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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英国舰队街上学。可我由于要到秦岭拍野生熊猫而作罢。
老鲍勃教了我认多皮肉上磨炼出来的绝招，如面对开枪的军警应往人多的地方站之类，并危言耸听地警告我，好记者不仅要能快速到达现场，还得善于对付新闻检查。居然，不出两年，老鲍勃的预言，我全碰上了。
90年12月23日，当我飞抵巴格达之时，由于战争迫近，新华社巴格达分社的电传机已被切断，文传机也因与伊拉克规定的型号不符而停止使用，首席记者老朱急得原地打转，写好的稿子就是发不出去。至于我的图片发稿则更是困难万分，首先我得将放大好的10寸标准传真照片打好英文说明，送到伊拉克政府新闻部，经审查合格后再送至伊拉克通讯社图传室，由伊通社图传室向伊拉克邮电部要国际长途，再传送新华社巴黎分社，经新华社巴黎分社传回北京。
由于巴格达情况特殊，对于所有会引起麻烦的敏感题材，我尽量躲着走。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迫使每个记者都格外谨慎。对于伊拉克新闻部组织拍照的诸如每日一次的反美游行，我场场必到。面对新闻检查，光凭勇敢和诚实远远不够，见机行事的机敏及对你所在国家政局的了解，对该国实力派发自内心的尊重是必不可少的。
战争爆发后，伊拉克规定记者发稿只许用英文和阿拉伯文，因为新闻审查官只会这两种文字。所有未经伊拉克新闻部审查的任何稿件都不得播发。我送审的所有照片都本着同情伊拉克人民的苦难、谴责战争的罪恶，争取国际社会帮助受战祸迫害的伊拉克人民的立场，因此没有什么麻烦。我成了地地道道的墨家学派，四处兜售“非攻”。
在与巴格达敌对的特拉维夫，战时新闻检查制度更加完备。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楼大厅，专门设有以色列政府新闻部、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和新闻检查官三个彼此独立的办公室。在这里，记者可以用任何文字发稿，但必须将稿件内容用希伯来文或英文扼要汇报给着军装的新闻检查官。待着军装的新闻检查官审核后，盖上一个长方形的紫色图章并签上姓名才能发出。
以色列是个标榜新闻自由的国家，其新闻检查更侧重于军事意义。记者采写的所有稿件不许涉及与军事有关的地名、数字等，例如对所有“飞毛腿”导弹命中的目标都只许说“击中以色列中部某地”，以防止伊拉克根据新闻报道提供的信息，校正“飞毛腿”弹道导弹的发射轨迹。据我的以色列朋友奥丽特小姐介绍，大名鼎鼎的美国广播公司（ABC）就因报道了“飞毛腿”导弹命中特拉维夫某地而被勒令停止采访，直到在电视节目中“向全体以色列人民公开道歉”后才获准恢复正常工作。
战争爆发后，美制“爱国者”式反弹道导弹就出尽了风头。我一直想拍特拉维夫城外的美军爱国者导弹阵地，可又不敢贸然行事。我找到设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楼的以色列国防军（IDF）新闻发言人，请求拍摄“爱国者”。可新闻发言人声称这类军事目标严禁拍照。任我力陈“爱国者”导弹神奇的新闻性就是毫无效果，最后我说：“我的朋友，台湾电视台的朱增有就拍过‘爱国者’。我之所以不能拍是不是因为我来自北京。”这个军官听罢，象被蝎子蜇了一下连连摇手：“我绝不是这个意思，台湾人可能是偷拍的。”这位发言人竟建议我也去偷拍，不过千万别把周围的环境拍进去，如果暴露“爱国者”导弹部署的位置，那就惹麻烦了。
我和法国Les’t Republican的Charles Laprevoto驱车到城外，可还没等靠近“爱国者”阵地外围的铁丝网，就被巡逻兵发现，偷拍计划流产。下午，我和日本记者村田信一再度前往。这次我们学乖了，村田用佳能新F—1机身＋FN马达＋300f4，我用尼康FM2机身＋MD12马达＋80—200mmf4，隔着出租车的玻璃一通扫射，反正老鲍勃教导我们说，“新闻价值决定照片质量。”
急急忙忙跑回住处，我用肩膀撞开门，甩掉鞋，冲胶卷时紧张得直哆嗦。草草定影水洗，可胶卷上的“爱国者”导弹结像太小，任我把放大机机头提到顶，诺大的“爱国者”发射架在照片上还不够指甲盖大。我只好把提到头的放大机，搬到洗脸池上，再摞上一把椅子，掉过头来趴在地板上铺平相纸，总算放了张只有“爱国者”导弹，没有任何环境的10寸传真照片。
待我兴冲冲捧着这张10寸传真照片，赶到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楼新闻检查办公室时，只见村田信一正站在那里发呆。原来村田拍的那卷用300mm镜头拍的反转片因“暴露导弹阵地的环境”而没能通过新闻检查。村田说我那用200mm镜头拍的则更不在话下，可当他看到我顶天立地放出的照片时，竟气得大哭起来。我的照片顺利地通过了检查，当天传到了北京，解放军报立即刊登了这张照片。
在特拉维夫“飞毛腿”导弹的袭击下，我结识了许多勇敢风趣的西方记者。他们大多智力超群，雄心勃勃，经验丰富，不爱钱但爱荣誉，有强烈的职业自豪感。对他们来说，仅千把块的普列策奖远比六位数的年薪更重要。这些人对付新闻检查有着丰富的经验，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约翰·海古德说：“在危险袭来之际，自始至终的镇定是绝对必要的，这种镇定建立在经历了多次九死一生的基础上。有人说我勇敢，那是瞎说。临危不惧不是胆量问题，而是经验问题。好记者每战胜一次危险，就对自己的能力增强一份信心。这又剌激他去投入到下一场危险之中。”
2月11日夜，我第二次拍到“爱国者”导弹划破夜空迎击“飞毛腿”。前一次我用莱卡M4＋35mm镜头f1·4，1／2秒拍到的“爱国者”导弹划破长空的道轨迹由于太短，被新华社摄影部值班室的老欧枪毙。在电话里，老欧说若用B门会更好些，但叮嘱我千万别再站在楼顶上拍导弹了。可我贼心不死，这次还用莱卡M4＋35mm镜头f1。4B门，总算拍到了这一恐怖的夜景。
等警报解除，文字记者朱界飞跑过来看我是否肢体完好时，我早已冲完胶卷并放好了一张传真照片。放照片时我故意让底片药膜朝上，这样放出的照片就成了一张影像相反的照片，使读者无法正确判断“爱国者”导弹的飞行轨迹，以推算出爱国者导弹的位置。来不及关闭放大机，我和文字记者朱界飞跑到一楼大厅，他去查看外国通讯社如何报道刚才的空袭，我则提着美联传真机冲进新闻检查办公室。令人遗憾的是办公室空无一人，估计躲避空袭的检查官还没从避弹室回来。我拎着水淋淋的照片，冲到电话机旁，边装我的美联图片传真机，边拨008613073642北京新华社，我朝听筒中的袁满恕吼：“袁满，快收！”美联社传真机飞速旋转起来，水珠洒了我一眼镜，我终于大松了一口气。因为这种老式的美联图片传真机没有监控，滚筒一转谁也看不到滚筒上发的是什么东西。我将几张前一天通过检查已盖章签字的照片摆在一旁，似乎传真机上传的是它们中的一张。我提心吊胆地守着我的宝贝照片。可就在这张“爱国者”截击“飞毛腿”的照片即将传完，滚筒行将停下来时，一名新闻检查官突然撞了进来。他走到我面前，随手翻看我扔在桌子上的照片，笑着问我为什么拍了这么多男女士兵接吻、搂抱的照片，我说因为我还没有女朋友，挺羡慕他们的。说话时我的心已提到嗓子眼。在这关键时刻，一向稳重得让我着急的文字记者朱界飞摇摇摆摆的进来了，我顿时象老羊倌见到了毛主席。我面带微笑不动声色地用中国青年报的语言快速地说：“快他妈让他走，我要河北省‘完’县了。”朱界飞手持稿子，指指点点把眼前的瘟神请了过去。我的图传机也恰在此时嘎然而止。待到这位检查官回过身来看我的，我早已换上了另一张照片。就在我得意忘形跑回住所时，现实残酷得让我流泪。我刚才忙于放照片，把那张水淋淋底片始终药膜朝上地卡在放大机集光箱下，现在已烤得起了泡。可我硬挺着没趴下。我记得1944·6·6诺曼底登陆时的罗伯特·卡帕也碰上过这么一回。
三十三、再见巴格达
5月7日，我终于得到了伊拉克政府签发的离开伊拉克的特许证和路条。在此之前，办理离境申请足足花费了我两个多星期。由于伊拉克的药品试剂严重短缺，单是血样检验就得等10天。
可约旦驻巴格达使馆的一位小姐拒绝给我办理过境签证。原因仅仅是帮我办手续的老朱对她叫了声“夫人”。幸亏老朱应变能力极强，马上感慨道：“我真没想到至今还没有一位男子有幸娶您这样的美人。”黑胖小姐立刻转怒为喜：“现在就签。”
由巴格达到安曼的公路是伊拉克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长约900多公里，由东向西穿过寸草不生的大沙漠，西方记者称之为“死亡之路”。
沿途被炸毁的公路已被清理，一些弹坑也被填上新鲜的黄沙土。被炸毁的汽车残骸堆在路边锈成一团乌铁。我们崭新的“巡洋舰”虽然轻快，可因为是新车，引擎耗油极厉害，才跑了一半路，车顶四大桶备用汽油就已见底，此时离约伊边境还有上百公里。为了节油，我们不敢开空调，扑面而来的热风至少有50℃，太阳照在沙漠上，朦朦雾气中，远处忽然出现一片碧绿的湖泊，使人弄不清太阳在天上还是地下，其实这全是幻觉。
车到卡迪西亚边防站，我和司机小朱四处找人买油，回答都是“麻库”（没有），正在走投无路之际，发现一辆挂着使团标志的“奔驰”。一打听，是斯里兰卡驻伊拉克大使的车。大使爽快地命令司机立即给我们抽油，并坚决拒绝收款，只肯接受两罐茶叶。他说：“互相帮助，友谊第一。”
驻安曼使馆的小李曾在叙利亚留学，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有他送我到安曼阿丽亚机场，办理各种手续格外顺利，直到卫星厅的第三道安检，小李才被挡在了线外，高大魁梧的边防警察对旅客逐一搜身。我规规矩矩地先把传真机递上去，然后是一大摞传真照片。几名安检官员一拥而上，争相传看照片，竟把我晒在一边。这时走过来一位上校，一声断喝，大兵立即毕恭毕敬地将我的照片呈上去。上校走到一张办公桌后坐定，戴上眼镜，一张张仔细翻看。待听得上校一声低吟，我趁机走上前去给上校讲解照片的内容。7·14大桥、饥饿的儿童、被美军炸毁的儿童奶粉厂、被政府军击毙的库尔德武装分子……我抬头朝玻璃门望去，见小李还在紧张地注视着我，我高举右手做了个“OK”手势，上校终于将照片全部还给我：“很好，应该让全世界知道战争的罪恶。”
安曼时间5月12日22点30分，我搭乘的约航班机开始滑跑。一位漂亮的空姐问我：“你是日本人？”“不，中国人，人民中国。”小姐嫣然一笑：“中国饭好吃。”
当地时间5月14日11时30分，我飞抵曼谷。我的土黄色的沙漠迷彩裤和笨重的伞兵靴令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们惊异。我看着泰国人的面孔，与中国人的非常相近。面对无数张“中国脸”，我无法辨认谁是新华社曼谷分社来接我的同胞。我耽心自己身上的新华标志还不够醒目，就拿出了张10寸传真照片，在其背后用“诗德楼”记号笔写了一尺见方的3个字“新华社”，把它竖在行李堆上。好奇的旅客总想翻看方块字背后的画面，我可没心思在这里办影展。正当我急不可耐，准备叫出租车的时候，新华社曼谷分社来接我的小邰在人群发现了我。
中午，我们在乍都扎公园门口吃了顿火锅，这是我参加海湾报道五个多月以来吃得最美的一顿饭。曼谷分社要留我住两天，可我们摄影部老板命令我立刻返京，否则就要扒我的“鸭皮”。摄影部不许记者利用采访之便游山玩水。在我撤离巴格达时就已接到老板要我“保持晚节”的指示。
就要回到祖国了，回到亲人身边了，心情却比战火下的海湾时更不平静。我想念曾与我一起日夜奋战在海湾的各国同行：共同社的河野澈、大河源利男，CBS的约翰·海古德，美联社的多米尼克，东京新闻的草间俊介，法新社的阿德利……就在我们采访基尔库克前几天的3月29日，美国《新闻周刊》摄影记者加德·格罗斯就永远长眠在那里，他，只有27岁。我曾在约旦河谷贝卡难民营与他有过一面之交。
两年前，新华社副社长郭超人曾对我说：“摄影记者应该是最勇敢、最忠诚的人。新华社摄影记者更应该如此。”张郇和我不过是想当新华社“摄影翅膀”上的硬羽毛的两个多梦青年，是历史的幸运儿，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好的集体。并不富足的人民使我们得到了一流的教育和培训。我们干得并不很好，只是尽了力而已。
飞机将我和祖国的距离不断拉近，我就要见到日夜指挥我采访的徐老板、林老板，帮我保障传真线畅通的袁满和新闻中心的哥儿们了。
走出机场，我一眼就见到了我的老板徐佑珠，我迈开伞兵靴冲上去，把我脏兮兮的阿拉伯包头蒙在她的头上。我心里默念：缅怀战争中丧生的无名英雄，献给他们的母亲。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