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师曾采访海湾战争-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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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嗣圆什迹说氖且獯罄斓拿乐芃式步枪，腰系帆布武装带，腰右侧挂子弹袋，穿黑色高腰皮靴，两腿叉开，呈警戒姿势。公路上，涂迷彩的兰德罗娃军用吉普不时飞驰而过。公路两侧有蓝灰色的轻型轮式装甲车，车身下半截埋在黄土掩体里。一群群士兵在喝咖啡或茶。
在阿兹拉克（AZRAQ）附近，我们迎头碰上从伊拉克方向开来的三辆外交车，上前一问才知道是刚从巴格达撤出来的埃及外交官。这位开白色奔驰280的外交官说：“巴格达情况糟极了（Very bad），各国使馆间不能彼此联系，我们只能听广播，看电视。据我所知除苏联使馆外，各国在巴格达的使馆全都撤空了。”当我们问道边境地区难民状况时，这位外交官摇着头说：“不能说。”河野追问：“为什么不能说？”外交官回答：“不能说就是不能说。”我忍不住钻进汽车拿出相机拍下这些场景。共同社大河也拿出他的佳能T90一阵猛拍，继而按下快速回片装置，将照完的胶卷退出。就在这时，一位端M—16步枪的士兵大踏步走来，一把夺走我的尼康相机，同时没收了我们约旦司机的驾驶证。我掏出身上的文件，反复用阿文说：“中国，人民中国！”这家伙才稍有松动，但坚定地说：“只许在鲁威谢德难民营内拍照！”说罢强行打开照相机后盖，没收了我的胶卷。出租车司机已吓得脸上没了血色，半蹲在地。多亏河野勇敢地走上前，和颜悦色地向士兵讲好话，士兵扭头走回50十米外的哨位，河野坚定不移地紧跟着他。我拎着被曝了光的相机，遥望河野指手划脚地恳求那个士兵。约摸过了10分钟，河野终于要回了出租车司机的执照，可出租车司机再也不肯往前开了！在河野再三地央求下，直到眼看着我把相机装入器材包，拉紧了拉链，才嘟嘟囔囔地发动了车子。我暗自赞叹河野的三寸不烂之舌，更佩服大河快速装胶卷的功夫。
在鲁威谢德（RUWEISHED）边防检查站，我们先到军方办理了手续，之后又到边防站警方办理手续。这里十几辆伊拉克汽车正排成一条长龙等待进入约旦，车顶上捆绑着各种行李。一辆大雪佛莱的右后轮胎扎了，几个人正在修轮胎。一位自己驱车由伊拉克进入约旦的巴勒斯坦少女倚靠她的老式别克车（BUIK）休息，她告诉我们：她和她的父母是昨天下午离开巴格达的，“巴格达到处是飞机、开枪和导弹。我的朋友亲眼看见美国飞机被击落，跳伞的飞行员被抓。”这位少女咬着美丽的嘴唇说：“可我一点儿也不怕。美国人发动的是一场对整个阿拉伯的战争。”共同社大河源准备用佳能相机偷拍，立即被一名穿灰制服的安全警察制止。我们拿出军警签发的允许拍照的文件给他看，他说：“只许在鲁威谢德难民营内，难民营再向前开30十公里。”眼巴巴看着列队的汽车火龙擦肩而过，我和大河源相视苦笑，默默无言。鲁威谢德，这个名字总让我想起达豪和奥斯维辛。
在鲁威谢德难民营入口处，边防警察查验我们的证件后告诉我们，我们的文件上缺少一位长官的签名和军衔，为此我们必须返回30公里外的指挥部补签。我们只好顺原路返回。
所谓鲁威谢德难民营位于伊约边境的中立区，沿公路共有三座大型临时营地，每个营地有面积为近100平米的帐蓬二、三十顶。上百名埃及难民在列队办理登记手续。几名苏丹人正围着临时架设的自来水洗脚。在一座草绿色帐蓬门口，四个苏丹儿童在吃一种白面做的薄饼。妇女们用黑纱裹得紧紧的，不许记者靠近他们的帐篷。
我毕恭毕敬地走到一辆兰德罗娃警车前，问一位警官我可以拍什么。他用缓慢的英语说：“营地中的难民。但不许把警察拍进去！”我告诉他那些难民拒绝拍照，如果他们攻击我怎么办？警官面无表情地说：“我想你知道该怎么处理。”
我抓紧时间小心翼翼地拍照，竭力避免拍进警察或激怒神经质的难民。我尽量朝每一个人微笑，迅速判断这个对象是否会允许我按下快门。我耳旁回荡着大河源佳能T—90快速过卷和回片的马达声，紧张而有秩序。河野此时已远离我们去采访营地的国际红十字会官员。
一刻钟后，河野跑过来喊我和大河源，已经到返回的时间了。我对准肩扛行李步入营地的埃及难民，按完最后几张，才恋恋不舍地钻进汽车。窗外，一队天蓝色挂有联合国标志的卡车正驶入营地。可我不敢再冒胶卷曝光的危险了。我摸出带来的大橙子，用瑞士军刀切开，递给河野、大河源和约旦司机。“好吃，真好吃！”河野连声赞叹。这里离安曼300多公里的路，河野伸了伸懒腰说：“还要开几个钟头呢，咱们睡会儿吧！”梦中，我梦见我向新华社摄影部主任徐佑珠哭诉士兵抢走了我的尼康F4。
十一、贝卡难民营
阴雨已持续了四天，到今早（25日），已变成纷纷扬扬的小雪。约旦一年中最冷的季节终于来临，气温是－1℃。此间大股的外国记者已分几路进入以色列、沙特和土耳其，留守安曼的少量记者呆在洲际饭店中冬眠。只有个别不安份的外国记者正不顾风雪，策划着新的冒险。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麦克·克特（MIKE KIRSCH）是我在巴格达的老朋友，他约好我今早去街上转转。在洲际饭店门口，精神抖擞的麦克身背索尼录音机，穿一件黑色羽绒夹克，在他身旁缩头缩脑地站着一个小巧玲珑的亚洲女孩，麦克介绍说是他的朋友。小女孩叫尤丽（YULI），是印尼《坦波》（TEMPO）的文字记者。麦克早已雇好了出租车，他得意洋洋告诉我司机穆罕默德是巴勒斯坦人，这样可以保证我们的绝对安全。我们四个不同种族的人，组成了一支小联合国军。
我们先到伊拉克驻安曼使馆，使馆大门口站着三个安全警察。一辆深灰色轮式轻装甲车堵在使馆正门，车上的重机枪上包着绿色防雨套，操纵机枪的士兵缩在雨衣里抽烟。我们敲开伊拉克使馆的小铁窗，声称要去巴格达，小窗内有三个伊拉克人，他们一言不发地从小窗中递出一块硬纸板，上面用黑色记号笔写满了楷书英文字：“亲爱的旅客，由于北大西洋条约国家和美国帝国主义对伊拉克的侵略，我们不得不遗憾地通知您暂停办理签证。我们欢迎您在不久的将来到伊拉克游览。”任凭麦克和尤丽怎么说，里面的人就是不吭声。
出租车司机穆罕默德自告奋勇的要带我们去约旦河东岸的贝卡巴勒斯坦难民营，他说保证绝对没问题，他的家就在那里。
由安曼驱车西行，雨越下越大，汽车玻璃蒙上一层厚厚的雾气，司机穆罕默德从汽车工具箱中摸出一大把餐巾纸，让尤丽帮他不停地擦前风挡玻璃上的蒸汽。大约开了一个多小时，司机穆罕默德告诉我们已进入贝卡山谷，他得意洋洋地摇下汽车玻璃，向路旁的巴勒斯坦人打招呼。他说：“你尽管照相，警察来了也不用怕，这里是巴勒斯坦人的天下！”这时，他突然踩住刹车，招手喊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汉子过来，扔给那汉子一枚硬币。司机穆罕默德告诉我们说，这汉子是个疯子，“想回家都想疯了！”
司机穆罕默德几乎认识这里所有的人，路旁一家杂货铺的老板竟是他的亲家。他把我们带到一座围有铁栏杆的清真寺门口，就一头扎进跪拜的人海中去做他的主麻日祷告了。我和麦克、尤丽也分头行动：我要的是照片；麦克要的是录音，尤丽自称有个什么专访。
所谓贝卡难民营建于1967年，是联合国为安置第三次中东战争无家可归的巴勒斯坦难民而修建的，这里居住的是清一色的巴勒斯坦人。当地居民每家一般有两至三间小平顶屋，屋顶堆放着木柴，拉满晾晒衣服的细铁丝，屋内用小煤油炉取暖，家家户户都有电视，妇女不许外人照相。
凯米尔说一口漂亮的英语，他一家共有三间平顶屋，一间是厨房，一间正在装修，我和麦克脱掉沾满黄泥的球鞋，被引进他家的客厅兼卧室席地而坐。凯米尔年轻美丽的妻子在屋内正中的煤油炉上为我们煮土耳其咖啡，她用尖尖的手指夹着只有中国小酒盅大小的咖啡杯放在我和麦克面前。咖啡有一股刺鼻的香料味，辣丝丝的，带点香茶味。我双手紧捧滚烫的咖啡杯，生怕撒到崭新的羊毛地毯上。凯米尔说，地毯是沙特制造的。沿屋内四壁墙根是叠放整齐的毛毯，供晚上睡觉用。房屋正东墙壁上挂着一张巨幅画像，是萨达姆怀抱一个巴勒斯坦儿童。画像右下角帖了一张5寸彩色照片，是凯米尔的漂亮妻子。三个蹒跚学步的小孩缩在凯米尔妻子的身后看电视，20寸的索尼彩电正播放美国轰炸伊拉克沿海的油轮，石油散布到海面上和海鸟死亡的镜头。凯米尔说他用了两千约旦第纳尔（大约两千五百美元）买了这座房子，这还得感谢约旦当局，而科威特则拒绝了他买房子的请求。
凯米尔两手平伸：“萨达姆并没有给我一分钱，我也并不特别喜欢他，问题是他想着我们巴勒斯坦人。我没有别的要求，我就要回家！”说到这里，他朝妻子一努嘴，温顺的小妻子立即跳起来，爬到柜顶上取过一个小布色。凯米尔拿出一个暗绿色的小本，说，这是他的巴勒斯坦身份证。他说他感谢联合国在贝卡难民营开办了学校，尽管水平仅仅“OK”，谈不上好（It＇s just only OK），但毕竟是免费的。说到这里，他朝我鞠了一个躬：“中国也出钱为我们建了一所学校。”说着他叫过四岁的女儿里奇·哈丹给我们表演用英文数数，小哈丹可以数到“10”。凯米尔说，他的英文全是跟着电视学的。
此时，街上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难民涌上街头开始示威游行。他们高呼和平，支持萨达姆和打倒布什的口号。队伍最前面是一幅耶路撒冷清真寺的大画像。凯米尔说这里有“15万巴勒斯坦难民！”这种规模的游行是经常性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围着贝卡难民营缓慢行进。
十二、告别约旦
1月28日夜，蛰伏约旦的我，终于盼来摄影部的直接命令，社领导和总编室批准了我进入以色列的申请。摄影部副主任林川通过国际长途电话朝我大喊：“鸭子，力争当第一个用特拉维夫、耶路撒冷电头发稿的中国记者。你是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的，应该懂我们的立场。我只要你快！给我拍飞毛腿、爱国者，还有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的反抗。”一旁的主任徐佑珠插上一句：“注意安全。”
次日清晨，约旦分社用电话帮我预定了2月1日飞往塞浦路斯的机票。约旦与以色列是敌对国家，没有任何交往，连电话都不通。约旦河谷阿拉伯人与以军的流血事件，几乎每天都发生。由约旦首都安曼开车到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只需两个多小时，可两军对峙，我只好绕道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位于地中海东部，扼亚、非、欧三洲海上交通要冲。为地中海第三大岛，主要由信奉东正教的希腊族人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族人组成。
中午，约旦分社陈汝为陪我去取机票。一看，战争保险金竟比机票本身还贵。机场的售票小姐说：“飞机随时有被击落的可能。”交款时，我突然发现当天下午竟有一班飞往塞浦路斯拉纳卡的飞机，这意味着可以争得3天时间。我请求换乘这班飞机。小陈用电话请示了新华社驻约旦首席记者符卫建后，帮我改了机票，小陈说，别人是看好了落脚点再起跳，你这只鸭子是跳起来再找立脚点。这趟航班要求3点到机场。
回到分社，首席记者老符开上奔驰就往机场赶，此时已差10分3点了。老符把车开到150公里／时，结果被警察截住，罚了20美元。赶到机场才知道，飞机推迟起飞了。
约旦安曼阿丽亚国际机场外，坐满了难民。一群一周前在鲁威谢德难民营认识的苏丹难民一见我就齐声大喊：“西尼，撒哈菲（中国，记者）！”我忍不住端起莱卡按了两张。正想变换角度，走过来一个身着深灰制服的警察、一个戴红色贝蕾帽的士兵和一个戴黑色贝蕾帽的士兵。警察朝我客气地说了句：“Good afternoon，Sir．（下午好，先生）”我正想回话，他却出其不意地抓住我脖子上的相机。任我百般解释，毫无效果。面对强权和四周无所事事跟着瞎起哄的难民，我气得双手发抖，我不再解释，只想尽快结束。我在约旦碰到此类事已不止七八次，我只是暗恨自己不长记性，恨自己舍不得扳几张就把胶卷退出来。现在只能为这个胶卷流泪，恍惚记得这卷有和美国、日本记者的合影、偷拍的伊拉克驻约旦使馆、约旦航空公司售票处和刚才的难民。
离起飞还有5个小时，我躺在椅子上百无聊赖，旁边是几个菲律宾小保姆，一个自称是叙利亚人现在在美国当雇佣兵的家伙用谁也听不懂的英语唠叨个不停，非缠着我让我解释菲律宾人、日本人、朝鲜人和中国人的区别。我不耐烦地挥挥手：“中国人长得最高，象我这种一米八几的在中国算是矮的，其它几国一个比一个矮，罗圈腿。”
我情绪坏到极点，找了辆行李车推着自己的5件行李往里走。一个约旦人抢着帮我推车，任我怎么表示不用就是不肯走来，傻呆呆跟在我身后寸步不离，直到我朝他大吼一声：“没有美元！”才悻悻离去，果然他不想学雷锋。
三道安检过后，我的防毒面具、钢盔、防弹背心等弄得满地都是。英国WTN 电视编辑古斯塔斯（Castas Constoatinon ）走过来帮我收拾行李。作为回报，我给他讲了一下巴格达的战前形势。
直到晚上9点，本应下午5点起飞的航班才开始滑跑。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我在塞浦路斯拉纳卡机场着陆。可直到这时，我还没有塞浦路斯入境签证。塞浦路斯是个欧化国家，由于我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护照而无需随大队旅客排队。我先到移民局申请入境签证。我的钢盔和防毒面具镇住了海关，我对移民局讲，我是从巴格达过来的，准备绕道这里去以色列，由于时间仓促，来不及办签证，请高抬贵手，帮我入境。移民官员连说问题不大，但先得讲讲伊拉克、约旦那边的形势。一刻钟后，我得以踏上塞浦路斯国土。
十三、另纸签证
以色列驻塞浦路斯使馆坐落在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市中心的一条胡同里。为防备恐怖分子，胡同两头俱已被铁丝网路障封死。我们的奔驰轿车奉命停到两条街口以外的停车场。把守路口的两位肩扛AK—M式冲锋枪的塞浦路斯警察仔细盘查后，放我和新华社驻塞浦路斯首席陈德昌穿过路障。
踏着积水的石子儿路，呼吸着清新的地中海空气，心中却是惴惴不安。昨天深夜，我一到分社，老陈就给以色列使馆二秘梅隆先生打了电话，将我姓名的英文拼写和护照号码通知了以方。
此刻，前方左手的那座四层小楼就是以色列驻塞使馆，一面蓝白相间的六角星旗在小雨中飘舞。四五个塞浦路斯武装警察平端着冲锋枪往来巡逻。使馆铁门紧闭，我们通过装在门上的对讲机与楼内的保安人员对话3分钟后，铁门才“咔嚓”一声自动打开。接着我们来到第二道自控门，在经过同样程序后，进入使馆会客厅。
会客厅不大，正面和左侧墙壁上各开了一个半平方米大小装有数层防弹玻璃的窗口，我们隔着10公分厚的玻璃，通过对讲机与里面的一位小姐用英语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