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1-正说明朝十六帝..-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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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佐朱瞻基处理政事。面对各衙门的庞杂事件，夏原吉总能口答笔书，从容不迫，井井有条，处理好深入漠北的成祖朱棣和远在南京监国的太子朱高炽交办的各项事务。有这样能干的大臣辅佐朱瞻基，相信他一定会从中积累许多处理政务的经验。后来夏原吉又侍从朱瞻基深入乡野村落，体察百姓疾苦。成祖对夏原吉很满意，在朝堂上指着他和蹇义对朝臣说，这是高皇帝（太祖朱元璋）给我留下的贤臣，要想知道古代贤臣的样子，眼前的两个人就是。此后，朱瞻基多次在夏原吉的侍从下往返于两京之间，其间经常谈论治国方略，从夏原吉那里获得了许多经验。　　　　
　　　　宣宗骑马图永乐十二年（1414），为了让朱瞻基接受战场的历练，朱棣命他随自己亲征蒙古。朱棣已经让朱瞻基体察了民间疾苦，学习处理政务，似乎只有再让皇太孙在战场上磨砺之后才会让他日后成为文武兼备的一代圣君。朱棣并没有让朱瞻基荒废学业，命随军大臣在行军过程中继续教授他经史。皇太孙有时又跟随成祖朱棣检阅部队，学习战法。六月，明军与蒙古铁骑展开激战。宦官李谦自恃勇猛，带着朱瞻基加入战局。朱棣得知皇太孙身涉险境，急忙派军将朱瞻基解出战场。李谦自知犯下大错，自杀身亡。　　　　
　　　　正是在祖父朱棣的精心培育下，朱瞻基文韬武略、熟悉政务，为将来治理国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朱棣十分欣慰，曾对朱高炽说朱瞻基日后必然是一个太平天子。如前文所说，朱棣之所以传位于朱高炽，或与钟爱皇太孙朱瞻基有很大的关系。朱瞻基机敏过人，多次维护了其父朱高炽的储位。有一次，成祖朱棣命太子朱高炽和汉王朱高煦、赵王朱高燧拜谒太祖朱元璋的孝陵，朱瞻基随往。太子朱高炽身体肥胖，还有脚疾，行走不便，由两个太监搀扶仍然踉跄。朱高煦在后面看见，故意在众大臣面前羞辱太子，说“前人蹉跌，后人知警”。没想到年幼的朱瞻基在后面随即反驳，“更有后人知警也”，顷刻之间为父亲解围。朱高煦回头看到朱瞻基，意识到在争夺储位的道路上朱瞻基也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幼年受到的良好教育，使朱瞻基能吟诗作赋，擅长书法绘画。他登基后经常在春秋时节，与诸儒臣登临万寿山，泛舟太液池，良辰美景，赋诗唱和。他的诗侧重于重农、求贤的内容，表达了他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治国理念。宣德四年（1429）十月，朱瞻基来到文渊阁，与杨士奇、杨荣、金幼孜、杨溥、李时勉等儒臣谈经说道。他随手翻阅着经史书籍，和儒臣们讨论其中蕴意，进而探讨治国的得失。君臣谈古论今，相谈甚欢。宣宗兴致盎然，特命御膳房拿来好酒，设御宴款待他们。席间，他告诫儒臣们，自古想要治理好国家的君主都崇礼重士，你们是辅佐良臣，对于国家政事一定要知无不言。他还赋诗一首，赐给杨士奇等人，有如下诗句：“大经大法古所训，讲论启沃良足娱。朝廷治化重文教，旦暮切磋安可无？”朱宣宗绘《花下狸奴图》瞻基认为读书讨论不但能陶冶性情，还是治理国家的良策。不久，他将自己所作的《猗兰操》赐给朝臣，再次告诫朝臣要举荐贤才，只有唯才是举才能治理好国家。他涉猎较广，绘画则以山水、花鸟见长。他所绘《戏猿图》、《花下狸奴图》手法细腻，颇见功底。另绘有《寿星图》一幅，赐给老臣夏原吉。又有《瓜鼠图轴》等流传于世。


宣宗朱瞻基　宣德元年（1426）——十年（1435）家庭：母后与皇后

　　　　朱瞻基虽然生在帝王之家，贵为天子，但同样有七情六欲，有着家庭生活的甜美和苦恼。在他的生命中，有三个女人对他有着特殊的影响，一个是他的母后，另两个是他的皇后。三个女人一台戏，这三个女人在他的家庭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宣宗的生母为仁宗张皇后，河南永城人，彭城伯张麟的女儿。洪武二十八年（1395）封燕世子朱高炽妃，永乐二年（1404）进皇太子妃，仁宗即位后册为皇后。永乐年间，朱高炽为皇太子，汉、赵二王觑其位多有谗陷，成祖也有易储之心。在这种情况下，张后多次维护丈夫的储位，“濒易者屡矣，卒以后故得不废”。一次，朱棣夫妇在内苑举行宴会，张氏亲自下厨服侍。成祖很高兴，对皇后说：“新妇贤，他日吾家事多赖也。”成祖说的没错，张氏的确很能干宣德年间的法器——铜铃、铜杵，识大体，对朝廷内外发生的事情都很了解。张皇后地位尊崇，但她对自己娘家人管束非常严格，不允许他们凭借自己的关系谋取高官，更不允许他们干预朝政，难能可贵。　　　　
　　　　宣宗即位之初，每当遇到重大的军政要事，总不忘向母亲禀报，而张太后提出的意见通常都很中肯，母子之间关系十分融洽。当时国泰民安，一派盛世景象。宣宗格外孝顺母亲，每天早晚都要到母后的寝宫问安，不时将四方朝贡的物品进献母亲。宣德三年（1428），张太后和宣宗的皇后、嫔妃畅游西苑。宣宗亲自扶着母亲走上万寿山，捧上美酒敬祝母亲万寿无疆。第二年，宣宗陪同母亲拜谒长陵、献陵。经过河桥时，宣宗下马，亲自搀扶太后的坐辇。看到道路两旁欢呼的人群，张太后意味深长地告诫宣宗，百姓能如此爱戴君主，是因为君主能够使他们过上安定的生活，所以国君一定要重视百姓的安危。返回京师的途中，张皇后走访当地的百姓，询问他们生活、生产情况，赐予他们一些钱钞。百姓献上食物、水酒，张太后亲手递给宣宗，让他尝尝真正的农家风味。正是在张太后的影响下，宣宗对百姓的生活非常关心，对农业很重视，宣德朝物阜人丰，这也是“仁宣之治”局面形成的一个原因吧。　　　　
　　　　母子融洽的关系也有一点不和谐的音符。原来，宣宗不顾母亲的反对，一意要更立皇后。宣宗的皇后为胡氏，可他更喜欢贵妃孙氏。孙氏10岁时，经彭城伯夫人、张太后母亲向明成祖推荐宣宗绘《瓜鼠图》，选入内宫抚养，成为以后宣宗择配的人选。她虽出身低下，但面貌姣好，聪明伶俐。永乐十五年（1417），成祖降旨给心爱的皇孙朱瞻基选妃，结果选中了济宁（今山东济宁）百户胡善祖的第三个女儿胡氏，册封她为皇太孙妃，封孙氏为皇太孙嫔。宣宗即位后，册立胡氏为皇后，孙氏为贵妃。胡氏贞静端淑，但身体病弱，未能生育，为宣宗所冷落。孙贵妃虽亦无子，然而饶有美色，为宣宗所宠爱。当年册立后妃，按祖宗制度，皇后册立之时有宝（即金玺）有册（即写有皇帝封赐命令的金册），贵妃则有册无宝，但宣宗特命制金宝赐予孙贵妃宣宗胡皇后像，贵妃有宝自孙氏始，可见宣宗对她的宠爱程度。虽然宣宗赐孙贵妃宝册征得张太后的同意，但是张太后对胡皇后很满意，内心里并不真正赞同宣宗的做法。　　　　
　　　　宣宗一直不喜欢胡皇后，想更立孙贵妃为皇后，只是胡皇后贤明没有过错，找不到合适的借口。宣德二年（1427）十一月，孙贵妃生朱祁镇，使宣宗更立皇后的想法更加强烈。在朱祁镇出生不久，就有大臣上表请求立他为皇太子。胡皇后很贤惠通达，也主动表示早定国本。宣宗孙皇后像其实，立皇太子是件重要的事情。按照明朝皇位传承制度，即嫡长子继承制，皇后亲生的儿子才是最佳人选。此时虽然胡皇后没有子嗣，但毕竟年轻，或许日后会有皇子。因此立朱祁镇为皇子，明显有些操之过急。孙贵妃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因此假意推辞，说等皇后身体恢复后定会有儿子，自己的儿子不敢先于皇后之子成为太子，然而宣宗却不愿意等。次年二月，宣宗册立朱祁镇为皇太子，当时他尚不满三个月，是明代册立太子时年龄最小的。　　　　
　　　　其实，宣宗之所以急于册立太子，是为更立皇后做准备。母以子贵，朱祁镇成为太子，他的生母孙贵妃的地位更高了。即便如此，宣宗要更立皇后也颇费了一番周折。他召见大臣张辅、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等人商议更立皇后之事，但大臣们认为胡皇后没有过错，不应废去。宣宗也没有办法。后来多次宣召大臣商议，也没有结果。一次，宣宗单独召见杨士奇，屏退左右，请他出主意。杨士奇问宣宗胡皇后、孙贵妃关系如何。宣宗说她们相处和睦，胡皇后生病，孙贵妃多次探望。杨士奇向宣宗建议，不如好言开导胡皇后，让她自己上表请求辞去中宫，这样就合乎礼仪。这一办法果然高明，胡皇后应允辞去中宫，只是张太后不同意。宣宗保证以后对两宫一视同仁，不分薄厚，最终张太后才勉强答应。宣德三年（1428）三月，宣宗发布敕书，废胡皇后，立孙贵妃为皇后。　　　　
　　　　胡皇后被废后，仿照宋仁宗废郭皇后为仙妃事例，号静慈仙师，退居长安宫。张太后十分同情胡氏无故被废，又欣赏她的贤惠，因此经常将她召到清宁宫中，和自己一同居住。内廷设宣宗绘《竹犬一笑图》宴，她命胡氏坐在孙皇后的上座，孙皇后经常因此怏怏不乐。到了正统七年（1442）十月，张太后病逝，胡氏非常悲伤，没过一年也去世了。对于胡皇后无故被废，时人听说后都很不理解，议论纷纷，非常同情胡皇后。几年后，宣宗也颇生悔意，曾说过“此朕少年事”，算作是自我解嘲吧。


宣宗朱瞻基　宣德元年（1426）——十年（1435）国家：盛世与隐忧（1）

　　　　宣宗虽然没有太祖开创基业之伟业，没有成祖开拓经营之功绩，却是个守成令主。宣宗承继祖业，奋其余烈，发奋图强，励精图治，让大明帝国在自己手中平稳向前发展，将明朝推向了天下大治的兴旺局面。　　　　
　　　　在宣宗统治的10年间，他平定了汉王的叛乱，安抚赵王，稳定了国内形势；任用了一批贤臣能士，政治清明；撤兵安南，去掉困扰多时的沉重包袱；推行重农爱民的仁政，国泰民安，国富民强。　　　　
　　　　平汉抚赵。在宣宗的身边，汉王朱高煦和赵王朱高燧一直没有放弃争夺皇位的念头，时刻威胁着社会的安定。朱高煦在被成祖朱棣安排到乐安之后，并没有改过自新，而是等待时机，准备随时发难。当仁宗突然病逝之时，朱瞻基正在南京，得知消息后日夜兼程直趋北京。据说朱高煦在南京至北京的必经之路上埋伏人马，准备将朱瞻基半路劫杀。事出仓促，阴谋没有成功，朱瞻基神速赶到北京，登基为帝。　　　　
　　　　朱瞻基即位后，深知两位皇叔久蓄异志，加强了对两位皇叔的防范，但没有采取强硬的行动宣宗射猎图，反而重加赏赐，以礼相待。朱高煦认为少主新立，软弱可欺，更加积极谋夺皇位。他向宣宗索要骆驼、马匹，宣宗都给予满足。在宣德元年（1426）正月，他派人向宣宗进献元宵灯笼，借以刺探朝廷虚实。八月，朱高煦以为时机成熟，仿照朱棣起兵举事，派人到京师秘密联络英国公张辅作内应，事发，阴谋为朝廷所知。起初，宣宗没有派兵征讨，而是修书一封派人送给朱高煦，规劝他罢兵。朱高煦不听，派人进疏宣宗，指责他违背祖训，又指责夏原吉等人为奸臣。宣宗看罢，才相信朱高煦果然反叛。这又是一场叔侄之间争夺皇位的战争，只是这次与朱棣的靖难之役在过程和结果上有很大的不同。　　　　
　　　　面对如何平定朱高煦的叛乱，朝廷意见不一。有些大臣主张命将出讨，而以杨荣、夏原吉为首的大臣则力主以建文帝为前车之鉴，要宣宗亲征。初登大宝的宣宗显示出了与太祖、成祖相似的英武气概，采纳了杨荣、夏原吉的建议，亲征朱高煦。皇帝亲征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六军将士，使民心迅速安定下来，动荡的局势有所缓和。而朱高煦显然没有料到年轻的皇帝竟然会亲征，信心大失，失去了举兵之初的勇气。宣宗对战局有着清晰的把握。在行军途中，君臣商讨朱高煦会有何种行动。有人说朱高煦会攻取乐安附近的济南城，作为自己的老巢；有人说朱高煦曾经请居南京，这次他会率兵攻取南京。宣宗则另有一番见解：济南城池坚固，朱高煦不会冒险攻打；叛军的家属都在乐安城，因此朱高煦也不会南下攻取南京，只有固守乐安。正如宣宗所料，朱高煦知道新君亲征，竟然没有了主意，在乐安束手待毙。宣宗令平叛大军将乐安四面包围，但没有发动攻势，而是将劝降信射入城中，继续劝谕朱高煦出降。此时的朱高煦已经彻底绝望，私下派人来请降。叛军中的王斌等人宁愿战死，坚决阻止朱高煦投降。朱高煦吓破了胆，从间道跑出来投降了宣宗。大臣请求将其立地正法，宣宗顾及亲情，没有同意，而是将朱高煦押送回京，废为庶人，禁锢在西安门内。班师回朝，宣宗特意将乐安改为武定州。这时他一定会想起当年祖父朱棣为了开拓自己的眼界，熟悉军事，带着自己深入漠北，出征蒙古。如果祖父有知，一定会为自己兵不血刃地平叛而欣慰，况且自己还保全了叔父朱高煦的性命。　　　　
　　　　回师路经献县时，大学士陈山劝说宣宗移师彰德（赵王封地，今河南安阳），袭执赵王朱高燧。杨荣、夏原吉、蹇义也表示赞同，只有杨士奇、杨溥反对。朱高燧早存夺位之心，这是人所共知的，虽然这次他没有举兵，但始终是朝廷的祸患。宣宗颇有移军彰德的想法，只是杨士奇等人苦苦劝谏，最终班师回到京师。回到北京后，宣宗想了很久，觉得还是没有袭执赵王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朝臣交章上奏，请求将赵王的护卫削去，将他拘留北京。宣宗没有同意，念及毕竟就这一个叔父了，应该想个保全的办法，于是他将群臣的奏疏派人送给赵宣宗绘《万年松图》（钤有“皇帝尊亲之宝”印）王观看。赵王看到奏疏，非常惊恐，上表谢恩，自请削去护卫。正因为此，赵王得以寿终。赵王这次没有举兵，并不是因为他突然改过自新。据《（弘治）徽州府志》记载，赵王对汉王的叛乱行为很是赞成，并且积极招呼汉王派来的联络使者。赵王府左长史胡永兴力劝赵王不可造次，赵王根本不理睬。胡永兴情急之下，派人在路上截杀汉王使者，烧掉来往信件，将赵王参与叛乱的痕迹销毁了。这样，赵王才能够逃得一劫。假如赵王当时有所异动为朝廷所察的话，能否保存就是一个疑问了。不过，以宣宗对赵王的了解，他肯定知道赵王并不是那么安分。在他自己都想移军彰德的情况下，能够听从相反的意见，保全赵王，这是很难得的政治家气度。　　　　
　　　　汉王朱高煦本来也可以保留性命的。宣宗在西安门内辟出囚室，械系朱高煦于此。三年后，宣宗带着内侍前去探望。不想朱高煦对自己的处境耿耿于怀，用脚将宣宗勾倒。宣宗惊魂未定，恼怒异常，命人将朱高煦罩在一个300斤重的铜缸下，四周围以柴炭，放火将其活活烧死。铜缸都被烧化了，朱高煦的尸骨当然无存。汉王、赵王的威胁被解除，保证了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为明朝平稳顺利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契机。　　　　
　　　　任用贤臣。汉王朱高煦的叛乱能够很快被平定，赵王朱高燧的危机得以圆满解决，除了宣宗本身的因素外，还与他所重用的贤臣有很大的关系。在宣宗周围有一批著名的大臣，他们为“仁宣之治”的缔造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宣德朝的著名大臣主要有五位：杨士奇、杨荣、杨溥、夏原吉、蹇义，其中前三人合称“三杨”，尤为重要。杨士奇，江西泰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