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室职责(管家眼中的戴安娜)-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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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妃又被逗得呵呵笑。“不是的,你不用去印度,因为特雷莎嬷嬷马上要来伦敦一天。要是没有人送你来的话,我就派车来接你吧。”她建议道。结果,一位亲戚把贝蒂送到海格洛夫,她在那里与王妃会合,两人一起开车赶到伦敦。
特雷莎嬷嬷正在她居住的传教团住所外等待王妃到来。王妃把贝蒂介绍给她,媒体认为她是一位女侍从官。
特雷莎嬷嬷亲吻了她,三个人走进一间房间,围着一张木桌坐下。她们谈论着英国的无家可归者和穷人,索马里的病人和垂死者,以及尽可能多地念颂玫瑰经的必要性。特雷莎嬷嬷手中抓着一样东西。她摊开手掌,出示两块圣章和一串玫瑰念珠。“你喜欢吗?”她问贝蒂。
左右为难左右为难(2)
贝蒂收下圣章。王妃则收下念珠。她还不会念玫瑰经,不过贝蒂允诺教她。事实上,那天王妃事事都依照贝蒂的做法而行:她们走进小教堂,年轻修女们正恭候在那里。贝蒂转身对她说,“跟我做。”
王妃学着她的样子,把手指浸进圣水自祝,然后脱掉鞋子。她们三人与修女们一起跪下祈祷。贝蒂说,她过后几个星期都觉得神清气爽。
1992年2月,王妃与威尔士亲王一道出访印度回来后,给贝蒂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特雷莎嬷嬷在世界媒体面前,亲自给她戴上的花环。贝蒂把它珍藏至今。
查尔斯王子现在成天呆在海格洛夫,彻底遗弃了肯辛顿宫。王妃却还时而在周末到海格洛夫来。王子开始改变达得利·泼普拉克设计的内部装饰。他雇用室内设计师罗伯特·凯姆,后者也是卡米拉·帕克·鲍威尔斯的朋友,把房子从柔和的绿色和黄色转变成浓烈的红色和棕色。这种格调显得阴暗、忧郁。大型桃花心木和红木家具运到:走廊里放的古老大钟。摆在客厅壁炉前的一个新黄铜挡板以及一把搁在壁炉前石板地上的椅子,墙上的镀金壁炉饰架上挂上镜子,草垫取代绿色地毯,窗子挂上新窗帘。走廊里,巨大的威廉·莫里斯挂毯从黄铜杆上悬下。起居室里,壁炉上方悬挂的拜伦勋爵画像被送到别处展出,换上的是一幅温莎堡的油画。一点点、一个月一个月地,王子把房子的内部装饰转变成自己的风味。
一个周末,王妃过来时,看到餐厅里一个深色木餐具柜,大吃一惊。我告诉她,王子还打算把壁炉旁边的壁橱换成两个大理石雕像,她不禁苦笑。
不过,王妃对肯辛顿宫的内部装饰也自作主张地大做改动。她把维多利亚时代的的桃花心木婚床从主卧室搬出,发配到温莎堡的王室储藏库。
1992年6月6日,我34岁生日那天,女王的私人秘书罗伯特·费娄斯爵士打电话给《星期日泰晤士报》,要求知道它所连载的莫顿著作的内容。不过,在此之前一天,在海格洛夫已经刮起真正的风暴。查尔斯王子和他的私人秘书理查德·艾拉德开始设法打听情况。
那天早上,王妃一直呆在肯辛顿宫,先是和私人教练卡洛琳·布朗呆在一起,然后按照惯例,由美容治疗师和朋友埃琳·马洛恩在10点钟给她做美容。
王妃不知道的是,她正在放松的时候,查尔斯王子的阵营正在忙于研究一份发自兰姆塞勋爵及夫人在布洛德兰兹的家的传真。备膳室的桌子上的传真机里吐出两张纸。我先看到了“布洛德兰兹”字样,顿时想到兰姆塞一家,顿有大祸临头之感。这是一份与《星期日泰晤士报》编辑安德鲁·尼尔的访谈副本:根据录音,他表明王妃默许他出版此书,查尔斯王子显然遭到背叛。我的忠诚之心前所未有地割裂着,不过,有一件事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种分裂的痛苦。
那是温暖、劳累的一天结束时。午餐在阳光中的平台上享用。傍晚,查尔斯王子又一次让我早点在起居室的牌桌上给他准备一个人的晚饭,以便他随后再开展一次二十二英里的驱车旅行,赶到米德维奇庄园,帕克·鲍威尔斯家。电话整天响个不停。太阳下山时,当地一名农庄主杰拉德·瓦特像这一天其他许多人一样,给不在家的王子留下一份口信。其他留口信的人中,包括王子的新闻秘书迪克·阿比特。我正准备清洗备膳室里的餐具,电话又响了。
“你好,保罗。”王妃问候我道。我告诉她一天下来忙得脚不沾地,她笑了起来。“我想我丈夫不在家,对吗?”她问我。与工作人员谈到王子时,她从来不按照规矩称他为殿下。
我真希望她不要提这个问题。这是她第一次在他“私下”出行时打电话到海格洛夫。我该如何回答,我应该撒谎吗?我不能对王妃有所隐瞒。
她又问了一遍,“他在吗?”这次,她的语气有点焦急。
我大脑一片空白,只能诚实地、尽管未必精确地回答,“很抱歉!殿下,他不在家。他出门了。”
出门了。现在已经晚上8点多。该死!真不该这么说。
“那他去哪啦?”王妃不屈不挠地追问。
“殿下,我不知道。”
“保罗,你当然知道。”她逼我回答,“你很清楚发生了什么。告诉我,他到哪里去了?”
假如王妃对我有一点了解的话,她就该知道诚实既是我的优点,也是我的缺点。我陷于对两个雇主分别效忠的两难境地,本能地为了她和我的缘故而发出请求:“请不要再问我了,殿下。您最好去问王子殿下本人,而不是我。”我请求道。我左右为难,既不想给王子惹麻烦,也不想对王妃撒谎。她对我一直恩宠有加。
她换了个话题,不过无非是换一种问法而已:“今天晚上有人打电话来吗?”她问。
我没有意识到危险,坦白地告诉她,迪克·阿比特和杰拉德·瓦特都留下过口信。表面上看,这个事实并没有什么重要性。不过,王妃却可以把这些信息当成证据,表明自己知道谁打电话来过,以便给查尔斯王子造成印象,仿佛她什么都一清二楚。我突然才意识到刚刚给了她以口实。
“殿下,请不要透露任何情况。您知道,我会因此而陷入麻烦。”我请求她。
她宽慰了我几句,不过我知道她将牢记这几个名字。那天晚上,我忧心忡忡地上床。
玛丽亚一点也不同情我。她只是责怪我口不紧。“你早怎么不小心一点。”她责备道。
第二天早上,我心情沉重地走进主宅。上午顺利地过去,我松了一口气,以为王妃也许果然什么都没有说。我正在准备午餐时,贴身男仆迈克尔·佛赛特突然冲进备膳室来,沉着脸通知我,“他叫你去。他心情很恶劣。”
这次,红色碟子并没有掉进盒子。王子派来的是个信使。这是一个命令,而不是一次召唤。我从备膳室可以听到王子的脚步重重地踏下楼梯,穿过走廊那锃亮的地板。我听到图书室的门被猛地推开又摔上。我等了几秒钟,一颗心简直要蹦出胸膛。我走上前,带着强烈的不祥预感敲了敲图书室的门。我脑袋里惟一的想法是,这下要丢掉饭碗了。
查尔斯王子正站在圆桌旁。“关上门。”他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
我轻轻推上门。“殿下。”我小心翼翼询问道。
他强忍着愤怒问道,“你能否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王妃殿下对她不在时谁来过电话或者谁来做客一清二楚?”
“我不明白您的问题,殿下。”
“你最近与王妃交谈过吗?保罗。”他的声音愤怒得颤抖。
我直言昨天晚上才与她通过电话。“当时您不在。”我补充一句。
左右为难左右为难(3)
“那你究竟对她说了些什么?”他已经几乎无法控制愤怒。他那著名的急性子濒临爆发。我几乎可以听到引线嘶嘶做响。
“回禀殿下,我说您出去了。”我的声音里已经有一丝听天由命的意思。
他脸涨得通红地咆哮,“为什么?”
“因为您的确不在,殿下。”
王子的脸色越来越红,近乎发紫。“而且你还告诉她哪些人打来电话。”
“是的,我告诉她瓦特先生来电话时您不在,这样我才能证明说的是实话。”我回答。
王子可不会轻易上当。我们俩都感觉到我的借口有多么拙劣。他简直不相信听到了这个回答,“你为什么不告诉她你不知道我在哪里?”
我觉得有必要为自己辩护几句。我并不是迈克尔·佛赛特,也不是理查德·艾拉德。我也不属于那个甘心情愿为他掩盖一切的阵营。“您是要我撒谎吗?殿下。”
听到一个仆役提出如此无礼的问题,他终于忍无可忍地爆发了,他咆哮道,“没错!”愤怒的声音震得墙壁和水彩画嗡嗡做响。他从桌子上抓起一本书,朝我的方向砸了过来。我至今仍旧难以忘记它那散开的书页在空中飞舞的情景。我想,他并没有打算击中我,果然它也没有砸到我身上。“没错!我是威尔士亲王!”他一边尖叫一边跺脚,强调自己的权威,“我将来是国王!我要怎样便怎样!”
我没有勇气再问他还有什么别的事。我迅速溜走,身心俱疲。他的坏脾气远近闻名,不过以前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领教过它。我在备膳室跌坐在一把椅子上,把脸埋到手里,诅咒着自己的愚蠢。
几分钟过后,铃又响了。红色小碟落进图书室的盒子里。第二幕开场。
我打开图书室的门,胆战心惊地走进房间。我面前展开与刚才截然不同的景象。王子心平气和地坐在桌边。面红耳赤的人应当是我,然而他反倒显得比我更无地自容。他追悔莫及地道歉,“保罗,实在对不起。我并不是那个意思,我向你道歉。”
他向我投掷的“书本炸弹”还摊在地板上,纸页四散。我弯腰捡起它,把它放回书堆。我对他宽慰道,“殿下,如果不冲我发火的话,您又能冲谁撒气呢?”
他垂头丧气地靠在椅背上,仿佛愤怒已经耗尽他的体力。他点了点头,示意我可以离开。我尽力对王子假装一切正常,其实我知道并非如此。我们俩出于不同的原因都犯了错,从那时起,一切都不再可能照原样恢复。
左右为难的忠诚感不再只是个心理上的难题;我已经闯入交战双方之间。在心底里,我知道忠诚和本能会将我引向何方。我不敢对玛丽亚说起这事,因为她是那么喜爱在乡下小屋的生活。
《戴安娜:真实的故事》一书于1992年6月16日出版。王妃充满自信地出席爱斯科赛马会。她知道所有目光都将聚焦于她,不过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公共表演者,她丝毫不动声色。然而,她迈入王室包厢时,内心想必还是喜忧参半。在那里面,这本书带来的巨大后果才真正对她作出回击。她回忆道,她感到别的王室成员将她排斥在外,跟她说话时都阴阳怪气、高傲冷漠。
她尽其所能展现公共形象时,看到安德鲁和卡米拉·帕克·鲍威尔斯都是包厢里的客人,两人相谈甚欢,上演着夫妻和谐的戏剧。她还看到安妮公主与她的老朋友安德鲁·帕克·鲍威尔斯摆姿势合影。看到小姑与此人故意如此亲密作态,她感到气愤莫名。
那年晚些时候,安妮公主设法减轻了一些她对王妃的伤害。事实上,她还私底下对王妃好言宽慰。1992年,安妮公主与马克·菲利普斯上校离婚后,陷入与提姆·劳伦斯中校的热恋,又一场王室婚礼迫在眉睫。媒体错误地报道说,王妃故意不参加安妮公主的婚礼,以示不满,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安妮公主自己帮王妃找了个不必出席的理由,因为她觉得在威尔士亲王和王妃的婚姻面临如此危机时,自己却找到爱情,十分过意不去。她告诉王妃,“我们家所有人都为你祈祷”。安妮公主理解嫂子的心情,知道参加婚礼会勾起她的悲伤。她的善解人意令王妃感激莫名。因此,她没有出席婚礼的原因,完全是由于得到公主的特别许可。
爱斯科赛马会后,在温莎堡匆匆举行了一场会谈,出席者有女王、爱丁堡公爵、威尔士亲王和王妃。会谈气氛很僵,不过会谈者之间还是开诚布公地交换了意见。王妃告诉我,“妈妈听完我的陈诉,感到心灰意懒。我想,我把烦恼向她吐露之后,她仿佛替我承受着这些痛苦,一下老了很多。”
在温莎堡,菲利普亲王坦言,由于莫顿在书中偏激的叙述,所有人都感到不安,对于她是否从中作梗也颇有怀疑。王妃当时矢口否认曾经参与此书的创作。我想,她必定是被始料未及的巨大后果吓蒙了。
“这本书出版后,我度过了一段非常困难的时光。幸亏朋友们的帮助,我才挺了过来。”王妃后来告诉我。不过,她也意识到,尽管婚姻令她失望、愤怒,而且父亲的逝世对她打击仍然很大,但是她与莫顿的合作的确流于鲁莽、冲动,有欠考虑。她的朋友因此都认为在婚姻中,她是孤立无援的受害方。这样一来,她就失去了一切和解的机会,再也不可能指望查尔斯王子有所改悔。
接下来许多年里,她始终承受着这一自我毁灭性举动带来的后果。她希望人们了解真相,不过她吐露真相,实际上是希望得到帮助,赢得同情,得到拯救。可是,没有人打算伸出援手,她最希望打动的那个人——查尔斯王子,更不可能令她如愿。她仍旧对他怀有爱意,在她看来——她总是执意不去理会各种传闻所揭露的其他事实——若非卡米拉·帕克·鲍威尔斯从中作梗,她也不至于遭到遗弃。
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之后,王妃的愤怒感和讨回公道的希望使她将义无反顾地继续了下去。她告诉女王和菲利普亲王,她曾经对丈夫好言相劝,但是却只遭到冷遇。出于无奈,她只能选择分居。这只是一种尝试做法,并非意味着离婚。她希望得到自由,而非苛刻的约束。
女王和菲利普亲王并不支持分居的做法。他们告诉王子和王妃,他们必须尝试和解,改变只为自己考虑的做法,为了王室、他们的孩子、国家和人民而努力共渡难关。在温莎堡的这次会谈上,王妃当着查尔斯王子的面,明白无误地表达出对卡米拉·帕克·鲍威尔斯的憎恶之情。后来她告诉我,能够当面对她的公婆倾吐愤怒之情,委实不失为畅快之举。“这样一来,所有事情都摊开来了。不光在书里,在这个家里也是一样。”
实际上,这本书总算也带来一个积极的后果:它出版后,王妃的暴食症有所改善,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是如此。“我想,这段时间是我一生面对最大挑战的时候。”她总结道。
左右为难左右为难(4)
女王觉得这次开诚布公的会谈进展得不错,建议第二天接着再谈一次。不过,王妃婉言谢绝了这一提议。她那个星期一反常态地没有呆在温莎堡,而且四天的爱斯科赛马会中也只出席了两天。
爱丁堡公爵愤怒地写了一封信,表明他和女王特地抽时间,准备倾听威尔士夫妇的婚姻问题时,王妃居然不领情,令他非常恼火。不过,王妃因为在爱斯科赛马会上看到卡米拉·帕克·鲍威尔斯的出席,一时间觉得恼怒受伤,回到肯辛顿宫。从这时候开始,她与爱丁堡公爵之间展开信函往来。
女王和菲利普亲王怀着善良的本意:挽救这场王室婚姻。他们认为非常时期需要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