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演艺经纪人访谈实录:明星课-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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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开始学习弹奏吉他。后来在大学里，学了一些音乐理论，包括一些专业课程。大学毕业以后，大概在1984、1985年，我就跟几个小兄弟一起自组乐队了。从做乐手开始，在全国各地演出，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去过很多地方，基本上是以乡镇为主。什么样的地方都去过，各种演出的状况都见过，好玩儿极了。现在有时候，我们一帮老哥们儿在一块儿聊天，还会提起——真是太恐怖了！你设想一下，我们在台上演出，演着演着，从台下飞上来无数的土坷垃，我们在台上边唱歌还得边闪头，要不然“嗖”一下，一个石头就过来了。真的，太可怕了，现在讲起来就是笑话了。　　慢慢的，演出时间长了以后，我就觉得不满足了。1989年，我进了东方歌舞团，干了几个月。在那之前也去过几个团，都是在乐队里当吉他手。我这个人自我约束力比较差，有时候起不了床，团里的排练或者演出就不去了。　　那个时候，其实在我们的感觉里，演出再风光也没用。从一个乐手角度来说，心目中最向往的是能进录音棚录音。卡带上印着：词、曲、编曲、演奏的名字，如果说“某某的专辑是我录的”——那是一种荣誉。其实那时候录音挣的钱不是很多，但那是对一个乐手的肯定。当时在圈子里，“棚虫”是挺让人佩服的一个称谓，绝对是褒奖。我也觉得在台上演出没意思，每天苦练弹琴，如果能在别人的音乐里发挥，然后录出来，那是最风光的，所以“进棚”也算是自己一个挺大的愿望。后来有了一些机会，就一脚跨进了录音棚。　　那时候通常都是演奏别人的音乐，配器谱子拿来，我按照编曲人的要求去演奏，有时也即兴发挥一把。可是当我“发挥”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又不满足了。老弹别人的东西，不如还是自己编吧——如果有一天，自己去创作，指挥其他乐手去完成，那就是更高一级的“棚虫”了。后来就慢慢开始试着自己扒带子、做编曲。那一段扒的、编的东西特别多。当然在这当中也让我积累了大量的技术与经验。　　实际上真正有一个完整的专辑制作的概念，那是在九十年代初。　　1992年，程进介绍我认识了“红星”的老板陈健添先生。　　我和程进是很好的朋友。八十年代，程进在白天使乐队的时候，我们就经常一起演出，我弹吉他，他打鼓，一帮好哥们儿，属于那种无限纯真的革命友谊。程进曾帮陈先生处理一些在内地的业务，他后来成为“麒麟童”的老总。　　陈健添先生是一个超级发烧友，他进入这个行业也是因为爱好。他是疯狂的甲克虫迷，他收藏了甲克虫的每一张唱片，包括卡带、CD和纪念品。其实我们很多人进入这个行业都是因为爱好。陈先生曾经在唱片公司打工，当然他有机会可以听无数的唱片。　　陈先生是香港很出名的一个星探级的老板，就是他最早发掘了BEYOND，还有王菲、黑豹……陈先生真的是挺尊重音乐的一个老板，我现在想想，挺感谢他的。　　当我接手的时候，郑钧已经录了五首歌，我听了，还不错，但是问题蛮多的：技术上粗糙，音乐概念陈旧，演唱有问题。那个时候录一张唱片挺不容易的，要算计棚费，一天几千块，而且已经录到这个程度了。我听完以后，跟陈先生建议：之前录的所有的东西全都不能要，这就意味着“钱”。陈先生说：“能不能留一部分，哪怕留一个吉他，你下次就不用再花一笔钱，请乐手演奏。”我说，一个都不能留，因为我觉得整个音乐都要打翻，根本就不能留。最后陈先生同意了我的建议。　　那时候根本不懂什么叫包装，什么都不懂，对于音乐的想法完全是本能性的概念。我跟郑钧谈过几次，把我的建议告诉他。当时他对音乐世界的理解还比较浅，基本上没有太多建议。我就跟他说，反正我们一起来玩吧，想办法把音乐完善好。之后，每一首歌都重新设定、重新编曲、重新录制。当时“红星”给了我们很宽松的条件，我们整个的录音过程也创了一个比较长的记录：有效录音时间，大概达到了将近四个月，实际在录音棚的时间有五十多天。基本上就是每天起来，只要是在郑钧的嗓音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都在录音棚，一帮哥们儿，就死磕这张专辑。


第一部分：大腕儿的另一半　张卫宁张卫宁　主要签约艺人　何炅（图）

　　到今天我还印象很深的，就是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里，人的心态是很放松的。那种放松会让你更关注音乐本身，而不用考虑音乐之外的东西，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每一首歌的处理，包括音乐环境的处理、演唱的处理。举一个小例子：专辑当中《赤裸裸》这首歌，有一版是不插电版的，我们当时把编曲整个都做完，那个感觉很舒服。但郑钧几次唱得都不理想。我们的习惯是工作到夜里两点，睡到第二天中午，然后吃点东西马上录音。每次郑钧刚进棚的时候，声音发黏，要先把嗓子喊开了才开始录音。有一天，他刚进棚，跟我说了几句话，我让他先开开嗓子，他就跟着音乐唱了几句。他一唱，我突然意识到，这个状态太舒服了，应该用这种状态去诠释歌曲。为什么，因为郑钧的最大特色就是慵懒，这是他的与众不同。当时他听了我的说法也一惊。我说，今天晚上早点收工，回去睡觉。郑钧说：“我睡不着。”我说：“睡不着也得睡，弄点安眠药回去就睡，明天早上，绝不准开嗓子。睡醒了，吃点儿东西马上过来，就录这首歌。”　结果真按我说的办了。　　第二天进棚，我问郑钧睡得怎么样，他说，还是没睡好，差不多到一点多才睡的。我看差不多了，开工，音乐一放，开录。其实我们现在所有人听到的那个版本就是这么录出来的，是郑钧刚刚睡醒了唱的，嗓子有点儿黏，但是感觉特别到位，而且状态、情绪非常好。像《回到拉萨》里面那几个高音，是我们收棚前的最后一刻才完成的。录制过程里有很多细节是很有意思的。　　当然，大家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后来郑钧的唱片卖得很好。　　我非常用心地和很多人一起配合，把没有人知道的新人新歌，介绍给了大家。虽然在此之前，我已经做了很多张唱片，但直到今天，我仍觉得，作为制作人，真正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的一张唱片，就是《赤裸裸》。　　我是属于那种做事情专注的人，我自己特别清楚。如果我看到一个目标，往这个目标奔的时候，这一路爱谁谁，我不管。就算是连滚带爬，我也一定要达到我的目标，这是我的性格。很多人会给自己设立路线，或者左顾右盼、或者半途而废，会在过程中灵活处理。我有的时候是不管不顾的，反正摔了、碰了都随便。其实这也是一个缺点，有的时候缺乏灵活性，就是一门心思地想达到目标——挺理想化的。　　我反省自己的时候，会觉得，如果我用更多的时间去冷静地思考，去总结我之前犯过的错误，总结之前的教训，可能这次就不会再错。恰恰因为这个缺点，当我一旦确定目标，又要向这个目标迈进的时候，我是不会回头看的。　　可能跟星座有关系，有时候会比较偏激，这也是搞艺术的人的一种偏执吧。我喜欢给自己设定目标，然后指挥着自己往前走。　　我自认为性格挺好的，而且比较真诚。　　我有一些概念或者是一些想法，已经逐渐地和现在最流行的东西产生了距离。当然我有我固执的东西，有我坚守的东西，但是这种东西不一定是市场化的。


第一部分：大腕儿的另一半　张卫宁张卫宁　主要签约艺人　毛宁（图）

　　我不会一直身兼制作人和经纪人。　　现在即将展开的新专辑，田震拥有非常大的自主权。她这么多年积累的经验和对音乐的理解，使她已经完全具备能力和实力来掌控自己的音乐，而且以她这个地位的艺人来说，已经可以很好地打理有关自己的想法和实际之间的关系。如果她自己设想，这张专辑是什么样的音乐感觉，她会要求某首歌的制作人，按她的理解去完成；如果在完成过程中间，有这样或那样的技术问题，她也有能力去解决，比如她觉得吉他安排得不够好，重新来，要什么样的，她已经具备这种能力了。我可以有比较多的时间去处理其他的事情。　　田震的新唱片希望能在今年下半年完成。围绕这张唱片，会有一些计划，包括新的演唱会的启动。　　2001年她的全国巡回演唱会取得了非常好的业绩。作为经纪人，我特别想谈谈当年我们做的这个演唱会。当时对于开个人演唱会，我们没有成功的经验，也没有失败的教训，也不是源于什么灵感，是因为看了张国荣的演唱会，让我树立了这个目标。　　2000年底，张国荣在南京开演唱会，我去了。南京的12月很冷，又下着雨。在现场，我们穿着军大衣，不停地喝姜汤水，还冻得浑身发抖。国荣有的衣服是裙子，露天，他光着脚，站在雨水里，一唱就将近三个小时，特别令人佩服。之前，我只是听过他的歌而已，没有对他太多的了解。但是看完他的演唱会，立即让我对他肃然起敬。当时我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感觉：唱片里表现的东西，纯属听觉范畴，缺乏立体、形象的感官认知。只有透过演唱会这个载体，才能最全面、最完整地把艺人介绍到乐迷面前。　　其实每个艺人都有这样的梦想。对于一个艺人来说，如果能开演唱会，是对个人素质的综合考评。第一是歌曲够不够数量。一个艺人如果没有十首以上，传唱于每个角落的歌曲，就不要开演唱会；第二是票房号召力；第三是舞台表现。　　我原来参与过太多演出了，弄几个架子、几盏灯就演了，结果是留下无数的遗憾，一脑子的想法根本就无从表现。我一直在想，怎么才能够利用声、光、电、舞台，把艺人和歌曲最绚丽的东西全部表现出来，后来我发誓，我一定要干中国从来没人干过的事情，这就是我的目标。　　　当时我们冷静地分析了状况，决定上马。为了演唱会，田震自己也付出了很多。那个时候她每天锻炼身体，以保证自己的体能状况是最优秀的。我们分头排练，准备所有的歌曲。我们请了香港最著名的导演陈龙华和打造四大天王的全套制作班底。有人对我说：“你疯了，请香港的制作团队来做田震的演唱会？！”因为请那么多工作人员，费用是很高的，而且要做巡回演出，制作成本收不回来怎么办。如果造成财务上的大窟窿，我就死定了。但最后，我们用最专业的精神和最专业的态度，加上田震本人的努力，完整地把这个演唱会的概念做出来了，演唱会一炮打响。　　从第一站开始，在全国演了七场。在济南，五万人跟田震一起唱《干杯，朋友》，唱《靠近我》，那时候我的眼泪“哗”地就下来了。根本不是脆弱，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动。整个的氛围、气场对了，所有的包装、所有的配合没有缺憾。　　我现在还记得，在北京演完了最后一场以后，庆功宴上，我的眼泪就止不住了，特别激动。那是一种成就感，是观众、乐迷的那种反馈，让我感觉我们的付出是很值得的——我们创造了一种梦幻，把这种梦幻变成现实。　　至今，这个演唱会仍是我经纪人生涯中最引以自豪的事情。　　现在，我们又开始了一段新的旅程……


第一部分：大腕儿的另一半　张卫宁国际大家庭的“蔡妈”（蔡心）（图）1

蔡心的主要签约艺人　翁红　　１９９４年，我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半工半读的广告人了。　　刚开始，我做广告业务员。因为是穷学生，为了省下钱来坐地铁、请客户，我对自己的日常消费很苛刻。记得忙完广告业务回到学校的时候，通常已经是吃晚饭的时间了，很多同学都会在宿舍楼的门口买煎饼果子吃。当时一个煎饼果子卖一块钱，而我却往往舍不得买。我对自己说，等我将来有钱了，我可能会守着煎饼摊子吃个够。在我眼里，煎饼果子是最好吃的小吃。后来我有钱了，我并没有真的守着煎饼摊子吃上十个八个，但我每每看到煎饼摊子，总会回忆起过去的情景。直到现在，我偶尔也会想要吃煎饼果子，我甚至提倡公司的员工吃。我觉得吃煎饼果子是件特美的事儿。　　做了一段时间的广告业务，我又开始做广告创意，后来又做广告片制作的副导演……就这样，在无意间，我从广告业又涉足到了影视圈。还是在无意间，我认识了一个人，她使我有缘接触到了“经纪人”行业，这个人就是演员——王姬。　　认识王姬以后，我又多了一份谋生的职业——经纪人。　　１９９５年，国内已经有了一些音乐“经纪人”，基本上都是“穴头”性质，而影视“经纪人”还没有出现，更没有固定给某一个演员做经纪人的。现在看来，那是我入行的一个阶段。我和王姬没有签约，我也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尝试了“经纪人”的工作，只是觉得好玩儿，顺便做一做，并没有把“经纪人”当作一个固定的职业。　　大概在１９９５年的年底，我挣到了自己的小小的第一桶金。我卖掉了建国门一带的一块路牌广告，拿了四万多块钱的佣金。因为有钱了，也觉得有必要，于是我花了两万多块钱买了一个“大哥大”。也是从那时起，我搬出了大学的集体宿舍，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住了。　　当年，不论是“广告”还是“经纪”，好像工作中没有什么能难倒我的事情，我自我感觉还不错。因为有钱挣，所以我的生活条件比较好。我是一个“烟民”，做穷学生的时候，只能抽两块钱一包的国产烟。有了收入以后，我就开始抽四块五一包的希尔顿——抽希尔顿还是受了我干妈李婉芬的影响，她常年抽希尔顿，也经常会给我一些，所以我也就抽上了希尔顿。直到认识王姬以后，因为她要戒烟，就把好几条摩尔烟给了我。当时摩尔是七八块钱一包，这让我的所谓“消费质量”一下子上去了。好在我做事还算是比较争气，自己有能力买好烟，所以，从那以后我的“消费质量”就没有下降过。　　　　１９９７年大学毕业之后，我去香港访友。本来只是去那儿玩，没有想太多，但机缘又给了我在香港影视公司工作的机会。我开始跟香港的艺人打交道，为他们做经纪，把他们向国内推介。其间，我还为像鲍方、朱红这样的老牌艺人打理业务。这份工作让我熟悉了香港的环境，也为我日后的创业积累了一些资源。　　如果我可以长期在香港工作，如果我是香港居民，我相信我现在可能还在香港，但是，命运偏偏没有这样安排。短短几个月之后，由于我是商务签证，很难长期在香港居留，因此，我不得不选择了离开。　　我来到靠近香港的深圳，应聘了几家大公司广告主管的职位，希望能够找到一份工作。但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我所有的自荐最终都是杳无音信、不了了之。也许是我这个二十一二岁的大学毕业生的资历，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吧？　　求职的碰壁，给了我自己做老板的选择。１９９７年底，我在深圳成立了彩心文化公司。“彩心”是我名字蔡心的译音。当时有朋友开玩笑说：“你就别‘彩心’了，直接叫‘花心’得了。”　　“彩心文化”是我自己的第一家公司。因为我有商务签证，可以在内地和香港两地行走，于是，我就利用香港的人力资源，从事广告制作业务。公司承接了很多广告，其中有不少是房地产项目，我请香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