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灯_北岛-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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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北岛笔下的句子里常常包裹着另外一个或多个句子。比如，“在美国难得碰到有意思的人——这是标准化生产的结果，像乔治和我这样的残次品属淘汰之列。”（《革命与雏菊》）。在这个句子里所掩藏的那另外一个句子，其实是面对“麦当劳化”的无限感喟，有抵触，有伤感，有唏嘘，有无奈；再比如，“西柏林人陆续加入进来，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延绵数里。广播车播放着贝多芬的《悲怆》交响乐，人们默默在为地平线以外的某些年轻人送葬。”（《忆柏林》）在这个句子里所曲笔着的那另外一个句子，其实已被“地平线以外”5个字和盘托出……那个故事太长了，改日再说吧。

　　　　04。小时候自学书法，最喜欢的是颜真卿，可随后临帖临得最多的，是苏东坡。这种念与习的一念之差，甚至已然影响一个人为人行文的风向。颜书或行或草既凝练浑厚，又纵横跌宕。充沛、自然、篆籀气而外，颜书尤擅笔锋把玩。北岛散文之笔亦如是。他是藏锋的，可并不一味地藏。在他怀人忆旧的漫长独白中，偏锋、正锋、搭锋、折锋、回锋诸法浑然一体，不露痕迹。用一句书法评语说，《青灯》是以藏锋包气概，以露锋纵精神，起笔方圆分明，收笔回锋成润，神乎其神。

　　　　05。读完《青灯》“与死亡干杯”那篇，我觉得我气都喘不过来。篇尾文字是回忆，回忆更远的回忆：“（刘羽死后）我想起一九七五年我们同游五台山那一幕。那时我们还年轻。穿越残垣断壁苍松古柏，我们来到山崖上。沐浴着夕阳，心静如水。我们向云雾飘扬的远方眺望。其实啥也看不到，生活的悲欢离合远在地平线以外，而眺望是一种青春的姿势”……是是是，可又有谁不曾有过那样一种姿势呢？不过，我不主张各位年龄与我相仿者在黑夜降临后阅读本书，因为，就那个时刻，脆弱正向夜色里勾兑更多浓酽的冷色。



　北岛：把词语磊进历史

　　　　柳已青

　　　　“如果你是船，漂泊就是你的命运，可别靠岸。”这仿佛是诗人北岛的隐喻。北岛，创刊《今天》的诗人，曾经的文化符号，写下一个时代的墓志铭。随后开始了漂泊，踏上流亡之旅，母语是他唯一的行李，诗歌是他开路的宝剑。北岛以诗为剑，冲破的是禁锢，找寻的是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诗人天生是主流的叛逆者，大地的行者，跳出体制的异数，漂泊，是他无家的归宿。

　　　　近年，重新回到人们视野中的北岛，带来《失败之书》和《时间的玫瑰》。前者是他的心灵自传，后者是诗歌的谈艺录、谈诗歌翻译的随笔集。北岛新作《青灯》可以看作《失败之书》的延续，两辑，一辑是怀人，一辑是游历，诗人的交游和行旅合二为一，于是，他在岁月深处点燃一盏《青灯》。以《青灯》为名，让人想起陆放翁的“青灯有味忆儿时”之句，这本书的确是写在道路上的记忆，诗人漂泊的经历，和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紧密相连。北岛的经历对接了上面几代人的经历，他以诗人的敏感延续他们的记忆。而个人的记忆，像涓涓细流融入奔腾的大河，成为历史的支流。

　　　　北岛纪念冯亦代的文章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文革中的冯亦代被下方到南荒的劳改农场，走过一家农民的茅屋，从篱笆里探出头来的是几朵嫩黄的向日葵，衬托在一抹碧蓝的天色里。这向日葵让冯亦代想起梵高的《向日葵》，想起在北国被流放的儿女，尝到人世更大的孤凄，而这向日葵给他以温暖。北岛记写的这细节，无疑是在延续那一代人的记忆和情感。这本薄的小书中充溢的是对人性最深刻的洞察以及对整个人间世的大悲悯，犹如神启一样，将普罗米修斯盗来的光传递给读者。

　　　　北岛在纪念汉学家魏斐德的文章中反思道：历史（history）这个词在英文中可以分解成两个词，即“他的”“故事”。历史到底是谁的故事呢？上帝的故事、强权者的故事，还是历史学家的故事？无论如何，那些繁浩文献中的碎片，是通过历史家的手连缀起来的。而历史给历史学家想像与阐释的空间，历史学家赋予历史个人化的性格。很难想像没有《史记》没有《资治通鉴》，中国历史会是什么样子？

　　　　故国残月沉入深潭中重如那些石头你把词语垒进历史让河道转弯。这是北岛为纪念汉学家魏斐德退休而作的《青灯》。这否可以这样评说北岛，他以诗歌唤醒一个时代的噩梦，又以诗歌对抗历史的荒谬。他是把词语垒进历史的建筑师，又是“砸响门环”的陌生人。这诗的结尾是：“把酒临风你和中国一起老去长廊贯穿春秋大门口的陌生人正砸响门环。”

　　　　没有历史学家和诗人，谁来为我们点燃一盏灯火。北岛的散文将黄金般的诗意锻造进文中，又将黄钟大吕般思考的声音敲打在字里行间。读来既有飞机飞离大地时失重的眩晕感，又有醍醐灌顶的洞彻感。

　　　　北岛的散文写的是人、生活和岁月，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的乡愁。他是海外的漂泊者，又是时代的旁证者，历史的记录者。他告诉我们《读书》和《今天》创刊时的一些原始信息：曾参与《读书》创刊的冯亦代建议北岛将即将问世的《今天》译为themoment，意为此刻、当今，而非today，北岛回忆当初“没想到冯伯伯比我们更有紧迫感，更注重历史的转折时刻”。北岛在《忆柏林》中记录下了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刻。无数个themoment流水一样过去了，亲历了，回首来看，岁月的沧桑，化为乡愁和伤感。

　　　　怀人的散文，不仅有熊秉明这样的诗人、哲学家和雕塑家，也有芥末这样江湖人物，如果天空不死，都会将我们的悲欢、思绪，我们的绝望和痛苦，映照下来。一粒被暴风吹走的种子，夜间火车汽笛那孤单的声音；萍水相逢的诗人，漂洋过海几度在异乡偶遇的故人。人在路上，道路延伸下是无尽的天空和飞翔的翅膀。北岛写的在海外的游历，是历史与意志、文化与反叛意义上的出走，诗与酒，融合与隔膜，在年复一年的行旅中颠簸。北岛动情地写道：“有时深夜难眠，兀自茫然：父母风烛残年，儿女随我漂泊，社稷变迁，美人色衰，而我却一意孤行。”

　　　　看大地多辽阔，上路吧。北岛说。



　辑一

　　　　听风楼记——怀念冯亦代伯伯

　　　　一

　　　　1976年10月上旬某个晚上，约摸十点多钟，我出家门，下楼，行百余步，到一号楼上二层左拐，敲响121室。冯伯伯先探出头来，再退身开门，原来正光着膀子。他挥挥手中的毛巾，说：“来。”于是我尾随他到厨房。他背对我，用毛巾在脸盆汲水，擦拭上身。那时北京绝大多数人家都没有条件洗澡。冯伯伯那年63岁，已发福，背部赘肉下垂，但还算壮实。他对拉着毛巾搓背，留下红印。正当他洗得酣畅，我突然说：“四人帮被抓起来了。”只见他身体僵住，背部一阵抽动。他慢慢转过身来，紧紧盯着我，问：“真的？”我点点头。“什么时候？”“就前两天。”他相信了我的话，把毛巾扔进脸盆，和我一起来到客厅。我们话不多，语言似乎变得并不重要。他若有所思，嘴张开，但并非笑容。

　　　　当我听到冯伯伯去世的消息，最初的反应是麻木的，像一个被冻僵了的人在记忆的火边慢慢缓过来；我首先想起的，就是三十年前这一幕，清晰可辨，似乎只要我再敲那扇门，一切就可以重新开始。

　　　　我和冯伯伯住在同一个民主党派的宿舍大院——三不老胡同1号，那曾是郑和的宅邸。后来不知怎地，在囫囵吞枣的北京话中，“三宝老爷”演变成了“三不老”。我们院的变迁，就如同中国现代史的一个旋转舞台，让人眼晕：刚搬进去时还有假山，后来拆走推平了，建小高炉炼钢铁，盖食堂吃大锅饭；到了文革，挖地三尺，成了防空洞；改革开放又填实，立起新楼。

　　　　我和冯伯伯应该是73年以后认识的，即他随下放大军回到北京不久。我那时跟着收音机学英语，通过我父亲介绍，结识了这位翻译界的老前辈。那时都没有电话。一个匮乏时代的好处是，人与人交往很简单——敲门应声，无繁文缛节。再说民主党派全歇菜了，翻译刊物也关张了，冯伯伯成了大闲人，百无一用；他为人又随和，喜欢跟年轻人交往。于是我利用时代优势，闯进冯伯伯的生活。

　　　　要说这“听风楼”，不高，仅丈余；不大，一室一厅而已。我从未入室，熟悉的只是那厅，会客、读书、写字、用餐、养花等多功能兼备。一进门，我就近坐在门旁小沙发上。一个小书架横在那里，为了把空间隔开，也给窥视者带来视觉障碍。冯伯伯往往坐对面的小沙发，即主人的位置。此房坐南朝北把着楼角，想必冬天西北风肆虐，鬼哭狼嚎一般，故得名“听风楼”。若引申，恐怕还有另一层含义：听人世间那凶险莫测的狂风。

　　　　冯伯伯学的是工商管理，即现在最时髦的mba。他在上海沪江大学上二年级时结识郑安娜。当时英文剧社正上演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他一眼就看中了台上的郑安娜。他们于1938年成婚。他说：“和一个英文天才结婚，不搞翻译才怪。”

　　　　待我见到郑妈妈时，她已是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太太了。每次几乎都是她来开门，向客厅里的冯伯伯通报。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她总是系围裙戴袖套，忙忙碌碌，好像有干不完的家务事。她从老花镜上边看人，用老花镜外加放大镜看书看世界。她在干校患急性青光眼，未能得到及时治疗，结果一只眼瞎了，另一只眼也剩下微弱视力。我一直管她叫“冯妈妈”。她轻声细语，为人爽快；偶尔也抱怨，但止于一声叹息。她是由宋庆龄推荐给周恩来的，在全国总工会当翻译。她就像本活字典一样，冯伯伯在翻译中遇到疑难总是问她。

　　　　记得我当时试着翻译毛姆的《人性枷锁》的第一章。有个英文词egg…top，指的是英国人吃煮鸡蛋时敲开外壳挖下顶端的那部分。我译成“鸡蛋头”，又觉得莫名其妙，于是找冯伯伯商量，他也觉得莫名其妙。他说，饮食文化中很多地方是不可译的。我们讨论一番，还是保留了莫名其妙的“鸡蛋头”。

　　　　说实话，我用这么简单的问题去纠缠一个老翻译家，纯粹是找借口。他们家最吸引我的是文革中幸存下来的书，特别是外国文学作品。那些书名我都忘了，只记得有一本冯伯伯译的海明威的《第五纵队》，再现了海明威那电报式的文体，无疑是中国现代翻译的经典之作。他自己也对《第五纵队》的翻译最满意。在一次访谈中，他说：“你想一次翻译成功不行，总是改了又改，出了书，再版时还要改，我译的海明威的戏剧《第五纵队》，我推倒重来了五、六次，现在还得修改，但现在我已没力气改了。因此，我曾苦恼、气馁，想改行，可翻译是我的爱好……”

　　　　冯伯伯是个温和的人，总是笑眯眯地叼着烟斗，脸上老年斑似乎在强调着与岁月的妥协。我那时年轻气盛，口无遮拦，而他正从反右和文革的惊吓中韬光养晦，却宽厚地接纳了我的异端邪说，听着，但很少介入我的话题。

　　　　正是我把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带到听风楼，我们的关系发生了改变，我不再是个用“鸡蛋头”纠缠他的文学青年了，我们成了“同谋”——由于分享了一个秘密，而这秘密将分别改变我们的生活。那一夜，我估摸冯伯伯彻夜难眠，为了不惊动冯妈妈，他独自在黑暗中坐了很久。风云变幻，大半辈子坎坷都历历在目。他本来盘算着“夹起尾巴做人”，混在社会闲杂人员中了此残生。

　　　　二

　　　　偶尔读到冯伯伯的一篇短文《向日葵》，让我感动，无疑对解读他的内心世界是重要的。这篇短文是由于凡高那幅《向日葵》拍卖中被私人据为己有引发的感叹，由此联想到很多年前在上海买下的一张复制品。

　　　　他写道：“十年动乱中，我被谪放到南荒的劳改农场，每天做着我力所不及的劳役，心情惨淡得自己也害怕。有天我推着粪车，走过一家农民的茅屋，从篱笆里探出头来的是几朵嫩黄的向日葵，衬托在一抹碧蓝的天色里。我突然想起了上海寓所那面墨绿色墙上挂着的梵高《向日葵》。我忆起那时家庭的欢欣，三岁的女儿在学着大人腔说话，接着她也发觉自己学得不像，便嘻嘻笑了起来，爬上桌子指着我在念的书，说等我大了，我也要念这个。而现在眼前只有几朵向日葵招呼着我，我的心不住沉落又飘浮，没个去处。以后每天拾粪，即使要多走不少路，也宁愿到这处来兜个圈。我只是想看一眼那几朵慢慢变成灰黄色的向日葵，重温一些旧时的欢乐，一直到有一天农民把熟透了的果实收藏了进去。我记得那一天我走过这家农家时，篱笆里孩子们正在争夺丰收的果实，一片笑声里夹着尖叫；我也想到了我远在北国的女儿，她现在如果就夹杂在这群孩子的喧哗中，该多幸福！但如果她看见自己的父亲，衣衫褴褛，推着沉重的粪车，她又作何感想？我噙着眼里的泪水往回走。我又想起了梵高那幅《向日葵》，他在画这画时，心头也许远比我尝到人世更大的孤凄，要不他为什么画出行将衰败的花朵呢？但他也梦想欢欣，要不他又为什么要用这耀眼的黄色作底呢？”

　　　　在我印象中，冯伯伯是个不善表达感情的人。没想到他在这篇短文中竟如此感伤，通过一幅画写尽人世的沧桑。一个记者前几年采访冯伯伯。据他记载，他最后问道：“你能简单地用几句话总结你的一生吗？”冯亦代沉沉地说：“用不了几句话，用一个字就够了——难。”末了，老人突然怆然泪下，不停地抽泣。

　　　　我们不妨细读这篇段短文中的一段：“解放了，我到北京工作，这幅画却没有带来；总觉得这幅画面与当时四周的气氛不相合拍似的。因为解放了，周围已没有落寞之感，一切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但是曾几何时，我又怀恋起这幅画来了。似乎人就像是这束向日葵，即使在落日的余晖里，都拼命要抓住这逐渐远去的夕阳。”这种内心的转折，反映了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复杂关系。

　　　　冯亦代于1941年离开香港前往重庆，临行前曾受乔冠华嘱托。到重庆后，他对左翼戏剧影业帮助很大，并资助那些进步的文化人士。到了迟暮之年，记者在采访中问及那些往事。“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他沉默了半天，又说：“我做的事都是党让我做的，一些党内的事是不可以公开的。做得不对是我能力有限，是我的责任，但是一开始都是党交给的工作。我只能讲到此为止。”黄宗英逗着问他：“总能透点风吧。”他断然地说：“连老婆也不能讲。”也许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种事是可笑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连国家档案局的资料都解密了，还能真有什么秘密可言？我想冯伯伯说的不是别的，而是他在青年时代对革命的承诺：士为知己者死。

　　　　据冯伯伯的女儿冯陶回忆：“1949年解放以后，周恩来让胡乔木到南方去搜罗知识分子支持中央政府，爸爸和我们全家就到了北京。爸爸妈妈到了北京之后忙得不得了，根本见不着他们……那段时间应该是他们意气风发的时候，因为自己的理想实现了，他们希望建立这样的国家。后来爸爸调到了外文出版社，没过多久，就开始了反右运动，爸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