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时书话-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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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的国画；《泪珠中的光明》似写拥抱中的情侣，颇富反封建的意味；《在
野》写废弃在田野上的轧路机的滚轮，带点哲理和象征的意味。最见气魄的
是《人与天》（见图12），天际苍茫，农人劳作，意境深远。《人像》、《鲤》、
《着墨无多》、《静》、《莫干山之云》、《齐向光明中去》、《船艄头》、
《平林漠漠烟如织》、《客去之后》、《山雨欲来风满楼》、《枫》等，也
都是注重意境之作，是写人物和社会生活的。如《齐向光明中去》，表现的
是一条过渡的船，船上都是短打扮的一些普通人。在艺术技巧上，有一种模
糊的效果，不求色调的明亮和清晰，显然是追求国画的传统情趣，体现摄影
艺术的民族化风格。当时光社的成员，包括刘半农的作品还摆脱不掉模仿国
画的形式。摄影艺术的民族化，当然决不仅仅是模仿国画，但在开始阶段，
这也是难以避免的一个过程。刘半农的艺术摄影充溢着一种文气，一幅幅地
欣赏，犹如连续读他的诗和抒情散文。

两册《光社年鉴》都是用重磅道林纸精印，定价昂贵，每册都编有号码，
每集印行一千册，售完决不再版。现在连这两本画册都难以见到了。

高长虹不知所终


三卷本、一百三十余万字的《高长虹文集》出版了，这对关心中国现代
文学史的人来说是个好消息。令人感慨的是，如果不是高长虹故乡山西盂县
来投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无力出版这套书，高长虹还将寂寞下去。

凡是读过鲁迅作品的人都会记得高长虹。他是鲁迅在北京支持过的文学
青年之一，办《莽原》杂志时，彼此有过很好的合作关系，后来决裂了。但，
鲁迅先生晚年还记着高长虹的小说，肯定他当年的成绩。最早注意研究高长
虹与鲁迅关系的是林辰先生。那是在抗战胜利前后，条件很艰苦，资料奇少，
他却为我们理清了很多疑难问题。从表面看，高长虹迁怒于鲁迅先生的有两
件事，一是因为韦素园扣压了狂飙社成员的稿件，一是他追求许广平的破灭。
更主要的当然是思想上的原因。这次读了《高长虹文集》中所收1940　年作者
写的《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引起我的一点联想。无疑地这是鲁迅
研究中很重要的一篇文章，半个世纪以后方为大家所发现。作者的态度是诚
实的。如谈到鲁迅在女师大事件中虽有损失而收获更大，其根据是韦素园在
一种广告上，把鲁迅称做“思想界的权威者”。这当然是含有一点讽刺的。
从高的信仰无政府主义来考虑，他是反权威的，这很符合他的思想。至于他
的狂傲，也不仅是性格使然，实在是不相信别人，只相信个人。否则稿件纠
纷，终究是个误会，恋爱不过是个人的私事，虽然事出有因，但也没有必要
多说。

高长虹的书一般说都非常稀见，唐彛�、林辰先生搜访旧书多年，也只收
藏了几本。我所得的也很可怜，仅有《心的探险》、《走到出版界》、《曙》
三种而已。有幸的是我买到他编的小型刊物《弦上》（见图13），至今已成
为海内孤本。实际上到1946　年为止，高长虹共出版了专著十七种，《高长虹
文集》中已全部收入。特别是1946　年在张家口出版的《延安集》，还是在该
书最后付型时才偶然发现的。第三卷为集外文，是一般读者更难寻觅的零散
文章，使人们第一次得见他在抗战后于武汉、重庆、延安写的作品，编者的
努力令人敬佩。长时期来，高长虹是个近于神秘的人物，甚至有人称他为“怪
人”，好像他生来自狂，无缘无故地反对一切。现在翻翻他的著述，其面影
清晰多了，一个活生生的高长虹正朝我们走来。

当然，在高长虹的传记中也还有一些空白，如三十年代初，高长虹先后
到了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瑞士和意大利，在国外生活了七年，直到七
七事变，他才奔回祖国参加抗日战争。那么他在国外是怎么生活的，做了些
什么，写了什么样的作品，我们一无所闻。程思远先生说，1936　年他在法国
与高有接触，一起加入了爱国华侨组织的一个抗日联合会。在延安，他的热
情一度很高，写了一些作品，一部分发表了，一部分却因不合时宜未能公开。
在“抢救运动”中，又由于康生诬高为“青年党”而接受审查，这对他当然
是一个打击。据《高长虹文集》附录的年表介绍，毛泽东曾经找他谈过话，
结果是不欢而散，包括他何以不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等等，这些详情都还有
待进一步弄清楚。

最令人遗憾的是高长虹的不知所终。抗战胜利后，高长虹也离开延安到
了新区张家口，这一段经历也少人提及。高长虹最后到了东北。在整个解放
战争期间，他似乎没有参加机关工作，而是像客人似地长期住招待所，埋头
编写什么中国文化辞典。1954　年诗人侯唯动在东北旅舍偶遇高长虹，见他披
着长发，孤单单地坐在一个角落里用饭。人们当他是“神经病”。1956　年又
有人在沈阳的作家协会食堂碰见过他，还是被当作“神经病”。此后，再也


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了。出走了吗，还是死了？死于何年何月，葬于何处？
高长虹生于1898　年，如果今天他还活着，应是九十多岁。

《长虹周刊》

1927　年初，诗人朱湘在北京清华大学办了一个文艺杂志《新文》，全部
文章由他一个人包办。我曾经认为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这话说
得太绝对了，因为1928　年10　月高长虹在上海创办的《长虹周刊》（见图14），
也是唱的独脚戏。他公开声称这是“个人的刊物”，借以推行他的狂飙运动。
朱湘的《新文》只支撑了两期，高长虹的刊物却维持了二十多期，直到1929
年底为止，稍后他便出国了。现在，我们很难再找到一份全套的《长虹周刊》，
《高长虹文集》只编到《长虹周刊》第二十期为止的文章，编者以为该刊只
出版到二十期。事实上我却藏有《长虹周刊》第二十一、二十二两期，后者
是1929　年8　月24　日出版的。是否就出到二十二期，也很难说，因为他出国
的日期至今亦还模糊不清。高长虹说，他走到哪里，哪里便有狂飙运动。1929
年6　月他从上海一度北返，果然刊物随他而来，后两期便在北京编印出版。
这种实干精神实在令人神往。

《长虹周刊》印制得十分讲究，十六开本，白道林纸内文，每期还有一
两页带颜色的铜版纸插图。创刊号的封面是高长虹的全身像。当时便有读者
来信说定价太贵，每期只能印几百册。因为高长虹曾经在刊物上发起“突破
千卷预定运动”，一千册是他的奋斗目标。高长虹把出书所得的稿费，全部
用来印制这个刊物了，从刊物的印数也能想象他的狂飙运动影响有多大。

刊物上曾经发表过四幅列宁像，还把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照片登在
封面上，这在当时也要一点勇气。但，令人不解的是，在1928　年10　月出版
的《长虹周刊》第三期上，他还发表过墨索里尼的四幅照片，封面上又有墨
与雄狮的合影。这当然引起读者的反感，有人指出他这样做是无聊，他公开
回答，他并不赞成墨索里尼的思想和人格，只是考虑到中国人是不太干的，
而墨索里尼是行动的。意思是他并非宣传法西斯主义。同时他又解释，这正
如他发表列宁的照片，并不赞成“赤化”一样。从这里当然可以看到高的思
想混乱，以及刊物的某些倾向。他可能赞成行为主义哲学，破釜沉舟地办《长
虹周刊》，也是他实践行为主义的一种体现。他认为人类正处于苦难之中，
因此他高喊“我援救你们”、“我来为世界辟一条生路”，这是典型的个人
英雄主义。他自认为“是一个寻访奇迹的人”，因此只要他认为是正确的事，
他就要行动，而且独来独往，百无禁忌。

在上海，他还发起狂飙戏剧运动，不仅写剧本，还做行政组织工作，干
得十分起劲，的确表现出他多方面的才能。他的剧本不论多幕剧还是短剧，
都有特色，值得研究者注意。在理论上，他自视甚高，充满了理想和狂热，
受了无政府主义观点的影响，他反对婚姻制度，主张乱交。在谈及假如找妻
子的话，他说如果自己是能写出《战争与和平》的，那么女方也一定能写出
《安娜·卡列尼娜》来才行。所以他在恋爱方面，也只能是破灭的。但，《长
虹周刊》基本上是文艺刊物，找不到高长虹宣传无政府主义的系统理论和纲
领，主要还是他的文学创作。这时期除了狂飙社成员向培良、高沐鸿、高歌
的支持，还吸引了鲁彦、柯仲平、塞克等人来参加。可以肯定地说，高长虹
在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同时，他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他的文


学创作为他做出了最有力的回答。

我们不应苛求五四以后的青年知识分子都能够很快地找到真理，这是不
现实的。有的人由于各种原因，总要经过一定的曲折和漫长的路程。我们不
必瞧不起这些人。当然，也有人一生也没有找到光明，反而落入深渊，如狂
飙社的向培良，后来竟去歌颂反共戡乱。高长虹也是一种典型，他追求进步，
很多文学见解也是正确或比较正确的，但有时又很幼稚、激烈和偏激。他经
历过磨难，最后选择了延安，这是个令人鼓舞的归宿。这时候他已经认识到，
只有十月革命才是真正的狂飙运动。我们从他的《延安集》里，可以看到他
的这种变化。

然而，他在延安又遇到新的矛盾，一时也抛弃不掉旧时的因袭，他似乎
很痛苦，也愈加孤寂。他的理想碰了壁，这有他主观的原因，是自身弱点的
暴露，同时也有客观的原因，他无法排解这苦闷，背了沉重的包袱。我们应
该理解他的心情，实事求是地给以分析、评论。

《三湖游记》

《三湖游记》（见图15），散文集。　1931　年9　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作者曾仲鸣、孙伏园、孙福熙。1929　年夏，作者们同在法国，决定以法国的
三大名湖，每人各择一湖写成三篇游记。孙伏园写丽芒湖，孙福熙写安纳西
湖，曾仲鸣写蒲尔志湖，因名《三湖游记》。

孙伏园喜欢写游记，在这以前他已经出版过一本《伏园游记》，由他的
弟弟孙福熙作封面画。内容都是国内的旅行记。在《三湖游记》中，第一篇
便是他写的《丽芒湖》。全书二百余页，这篇游记竟占去百余页，可以单独
成为一本小书了。作者采取日记体，且都加上了小标题，娓娓道来，使人如
临其境。丽芒湖地处法国和瑞士的边界，作者的不少笔墨又写了瑞士风光和
人情风俗。这半属法国半属瑞士的丽芒湖（有的译作莱芒湖），同另外两个
名湖一样，都为文人所描绘过，如写《忏悔录》的卢梭，就曾经在丽芒湖畔
居住过，多次写到湖上风光。这就同杭州的西湖一样，不仅有历代作家来描
述，而且留下很多美丽的传说和故事。孙伏园写丽芒湖时，他时时想到了西
湖，并加以对比，这种乡情的流露是很动人的。

作者游湖时是三人同行的，一个是老弟孙福熙，一个是傅怒安（傅雷）。
当时傅雷正在巴黎大学文科读书，这年暑假他在湖畔住了三个月，并在那里
译了《圣扬乔而夫的传说》。这是他发表的处女译作。三人中傅雷最年轻，
在孙伏园的笔下，他是一个很活跃而有趣的人，作者称他为“勇敢的少年”。
有一次他们走在路上，看见一个全身黑服的妇人，背着一个白包袱走在前面，
傅雷却说是“教士看报”，以为如此关心政治的教士较少见。孙氏弟兄便嘲
笑他这个近视眼是：“将包作报，认女为男，不辨腹背，妙哉怒安。”读《三
湖游记》，竟看到傅雷当年的行踪和维妙维肖的神态，这也是一件意外的享
受。

孙福熙擅于散文，出版过《山野掇拾》、《归航》、《北京乎》等散文
集。这篇《安纳西湖》，果然显示出他笔墨的熟练和活泼。作者深知自然风
光没有更多好写的，而且写好也不易，尤其安纳西湖不如另两个湖的事迹多，
因此他在这篇也不算太短的游记中，只把风光作为环境的陪衬，写了几个中
国留学生的喜恶和种种议论。所谈既涉及异域风光，也谈到人生、社会、文


学和婚姻，一路行来，颇不寂寞。但，我也有另外一种感觉，他的文风不如
其兄孙伏园来得朴实。

曾仲鸣的《蒲尔志湖》，更是别一种写法。他几乎不写目见的大湖，而
是介绍这个被称为“诗人之湖”的人文史料，讲述了上个世纪发生在湖畔的
一件哀婉的、令人回肠荡气的“湖上情侣”的故事。这便是年轻的诗人拉马
尔丁和查理夫人的一段恋情。这是法国文学史上极富情节性、也极为动人的
一个爱情故事。诗人拉马尔丁在自己的诗里也叙述过这件事，如《湖》、《十
字架》、《回忆》、《孤独》等，又在小说《夏佛哀》里作了更加细致的描
写。后来以此为题材而创作的人更不知有多少，至今在湖畔还有不少遗址被
保存了下来，任后人参观凭吊。曾仲鸣没有走文学的道路，而是一个热衷政
治的人，但他写三湖之一的设计还是成功的。至于他后来追随汪精卫，一起
投奔日本侵略者，终于因此而毙命，也是罪有应得，遗臭于世人了。

《三湖游记》的封面设计者为刘雪亚，题名《遨游》。图案陈旧、零乱，
在我看来未必是佳作。书中还附有制作精美的插图八幅，一半是法国画家所
作的关于“诗人情侣”的插图，其中一幅还是三色套印的；一半是方君璧所
作的三湖写生。即使按今天的标准来要求，这也算印制精良的一本文艺书了，
可是我所收藏的还只是“普及本”。我没见过非普及本是什么样子，精装吗，
毛边吗，或更见豪华？

关于《摩尔宁》

三十年代北平“左联”出版的文艺刊物，包括一些由“左联”支持的进
步文艺刊物，数量足有几十种，但是现在若想寻找一份总目也有困难，更不
要说见到原刊物了。刊物流传较稀少的原因：一是当时政府的查禁；二是受
了经济条件的制约，本来印的份数就不多，甚至不能公开发行；第三是刊物
的内容，限于当时左翼作家思想高度的影响，刊物还不能广泛地团结作家，
无法吸引更多的同路人。因此作者的圈子小，作品的质量不高，社会影响也
不大。“左联”本来是一个文艺团体，事实上更像一个半公开、半秘密的政
治组织。我所见到的北平“左联”的刊物不多，给我的印象那些文艺刊物更
像政治性的刊物。这与当时党的左倾领导思想不无关系。不讲究作品的艺术
性，只强调作品的政治性，先把一部分读者吓得避开了。当然，这些热情、
勇敢的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青年作家还是令人尊敬的。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
都是真正的革命者，其中有的人已为这一崇高的理想先后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

在《左联回忆录》（1982　年5　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册，收有汪金
丁同志的一篇《有关左联的一些回忆》，他谈到当时北平出版的一种与“左
联”有关的文艺刊物《摩尔宁》。他说——

一九三一年底，北平出现一本紫红色封面的文学杂志叫《摩尔宁》，其中张秀中的
一篇小说，无论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