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态心理小说:人格裂变的姑娘-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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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见到你，多塞特，”劳拉·霍奇金斯走过来参加她们的谈话。“你说你不打算来，我很高兴你还是来了。”劳拉是西碧尔另一位朋友。佩吉仍是不露声色。
特迪·劳拉和其他几个姑娘聚在多塞特周围，都在讲克林格教授。突然间，多塞特从手提包中拿出一支彩笔，指着墙，用一种有感染力的声调说了起来：“喂，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好好听着。艺术，是人类经验的伟大传统，你必须专心致志，不然便是对灵感才思的侮辱。”姑娘们开始格格地笑了起来。佩吉，在一张纸餐巾上捣了两个大洞，把它变成眼镜的模样，架在鼻子上。她斜眼看着，说道：“雕刻也许是最古老的艺术。从其他课程中你们已经得知，它的技术可追溯到削箭簇或棍棒的第一个史前人。你们也知道，石、陶或金属的相对永久性，是我们利用雕刻和在石、陶上镂刻铭文作为历史记载的主要原因。”
“可是，在漫长的时间中，其他文字记载终于削弱了雕刻的权威，并使各种绘画（至少在西方）有了最广泛的用途和通俗的感染力。这‘巨（就）’是我要你们集中注意绘画，把它当作世上至要之事的原因。也许它的确是最重要的东西。但我指的是鲁本斯、伦勃朗和其他大师的作品，而不是指毕加索和其他同代人的愚蠢表达。后者是婴儿般的咿哑学语。他们所谓的实验，只是空虚的代名词。”
“嗯，多塞特小姐，你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严肃女人，你为什么非要按这种愚蠢的传统作画不可呢？”
劳拉·霍奇金斯本来格格作笑，现已变成无法克制的捧腹大笑。特迪也在狂笑。
佩吉继续说下去，把一屋子人都征服了。起先只是为少数人作表演，最后变成一场人人观看的演出。他模仿克林格教授，成为这一晚的高潮。在喝彩声中，佩吉不慌不忙地取下假眼镜，把彩笔放回手提包，鞠了几个躬，从屋里庄重地退场。
两天后的圣诞节，去找威尔伯医生的，是另一个与以前不太一样的佩吉——闭口不谈伊丽莎白之行和她在学院社交聚会上的胜利。这好象是另一个佩吉，嘴里没完没了地重复着：“人们、人们、人们。”
“什么人们？”贴着佩吉坐在长沙发上的威尔伯医生问道。
“人们？是啊，人们，”佩吉答道。“他们正等着我哩。”
“他们的名字叫什么？”
“玻璃，”佩吉答非所问。“我看得见玻璃。我要打碎玻璃窗，然后跑掉。我要跑掉！我不想呆在这儿。我不想，不想！”
“为什么跑掉？”威尔伯医生问道。
“痛呀，我痛，”佩吉轻声说了句，便开始啜泣。
“哪儿痛？”
“我头痛。我咽喉痛。”
痛苦的话语倾诉后，接着是愤怒的谴责：“你不让我跑掉。”她情绪逐渐对立。“尽管你不让我跑掉，我也要打碎玻璃窗，然后跑掉。”她警告道。
“你为什么不从门口出去呢？走啊，只要把门打开就行。”
“我办不到，”佩吉尖声叫起来。她从长沙发上站起身子，象一头落入陷阱的野兽那样挪着脚步。
“可是你能够办到的呀，”医生坚持道。“就在那儿。走过去把门打开！”
“我要出去！我要出去！”佩吉仍那样惊恐。
“好啊。只要旋转门钮，就可把门打开！”
“不，我要呆在这带黑色百叶窗的白房子旁边，门口还有台阶，后面有车库。”佩吉突然平静下来，说：“我父亲的车就放在车库。”
“你现在在哪儿呢？在威洛·科纳斯？”医生问道。
“我不说！我不说！”佩吉一再重复这句话。
“可以告诉威尔伯医生吗？”
“可以。”
“那么，你要告诉威尔伯医生？”
“是的。”
“那就说吧。告诉威尔伯医生！”
“威尔伯医生走啦，”佩吉愁闷地回答。
“威尔伯医生就在这儿。”
“不，她走啦，把我们扔在奥马哈了。”佩吉坚持己见。“你不是威尔伯医生。难道你还不知道吗？我必须找到她。”她不再平静，歇斯底里又发作起来。佩吉恳求道：“放我出去！”
这个请求似乎与现在这特定的房间和时刻无关。它来自往昔。而这个往昔向她伸手，把她包围，将她俘虏。
“你去开门。”医生态度坚决地说。
“我从门口出不去，我从来没有出得去，从来没有。”
“这道门现在上着锁么？”
“我出不去。”这是一个受到伤害而不知所措的孩子的哀诉。“我必须从这儿出去。”
“从哪儿出去，佩吉？”
“不管在哪儿都得出去。我不爱这些人们、这些地方或任何东西。我要出去。”
“哪些人？哪些地方？”
“这些人们、这种音乐。”佩吉连气都透不过来了。“这些人们、这种音乐。音乐一遍又一遍地响个不停。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人们。我不喜欢这些人们、这些地方或任何东西。我要出去。喔，放我出去！求你，求求你！”
“只要转一下门钮，就能把门打开。”
“不行，我不行，”佩吉的愤怒突然转向医生：“你为什么还不明白？”
“你为什么不去试一试。你连试都没有试过。你为什么不去转一转门钮，把门打开？”医生寸步不让。
“有个门钮，但转不动。你还不明白？”
“试试看。”
“试也没有用。”她的情绪暂时松懈下来。但这是屈从的松弛。“他们什么都不让我做。他们认为我不好，认为我可笑，我的双手也可笑。谁都不喜欢我。”
“我喜欢你，佩吉。”
“喔，他们什么都不让我做。痛，痛极了。”佩吉在啜泣。“人们并不关心这些。”
“威尔伯医生关心。她问你心里有些什么事。”
“没有人关心。”佩吉仍唱着反调。“双手痛啊。”
“你的手？”
“不是，是另外一些手。向你伸过来的手。使你疼痛的手！”
“谁的手？”
“我不说。”又是那孩子般一再重复的话。“如果我不想说，我就没有必要说。”
“还有什么使你痛苦的？”
“还有音乐。”佩吉又用那耳语般的声音说话。“人们和音乐。”
“什么音乐？为什么？”
“我不说。”
威尔伯医生伸手轻柔地搂住佩吉，扶她回到长沙发。
佩吉感动了。她柔声吐露心事：“你瞧，没有人关心你。而且你又不能跟任何人说。而且你哪儿都没有归属。”佩吉安静地停了一会儿又说道：“我能看见树木、房子、学校。我能看见车库。我想进车库去。这样就好了，就不会那么痛了。”
“为什么？”
“那么痛，就是因为‘你不好’。”
“你有什么不好？告诉威尔伯医生到底怎么回事。”
“没有人爱我。我要有人稍微关心一些。如果他们不关心你，你是不能爱他们的。”
“说下去。问题在哪儿，告诉威尔伯医生。”
“我想爱一些人，我还想有一些人爱我。但从来没有这样的人。所以才痛苦。如果没有人关心你，就使你内心要发疯，使你想说什么，撕什么，打碎什么，打穿玻璃。”
突然佩吉不作声了。于是佩吉不见了。坐在那里的是西碧尔。
“我又一次神游？”西碧尔一边急速向后躲闪医生，一边问道。她又着急又害怕。
医生点头。
“不过不象上次那么糟糕，”西碧尔环视四周，没有看见什么东西挪动到不当的位置，也没有看见什么东西摔成碎片。
“你有一次提到音乐，西碧尔，”医生想试探西碧尔是否知道佩吉所说的事。“你可不可以再多谈一些？”
“嗯，我上钢琴课，”西碧尔沉着地回答，“我那钢琴老师穆尔夫人经常说：‘你具备所有的天赋。你有好耳朵、好手。你的指法也很好。但必须多多练习。你没有练习便能弹到这个程度，那么，如果你练习的话，又能达到何等地步呢？’可是我不去练习。我也不告诉老师说我不练，因为母亲实在太苛刻。只要我在练习中出错，母亲就叫唤：‘不对，不对。’我无法忍受，所以只要母亲在一旁，我就不练。而只要她离开一分钟，我不管手里干着什么，都扔掉一切朝钢琴冲去。无论曲子多难，我也能练成。如果没有钢琴，我过度的精神紧张会使我垮得更早。我开始教书以后购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钢琴。”
“唔，”威尔伯医生又问，“你对玻璃有什么特殊的好恶吗？”
“玻璃。”西碧尔沉思起来。“母亲有一些可爱的水晶玻璃。我祖母也有。应该说，多塞特祖母和安德森外婆都有。噢，我想起来了。我大约6岁的时候，我们去伊利诺斯州埃尔德维里的安德森家作客。我们每年夏天去那里呆三个星期，一直到安德森外婆去世为止。反正有一次，我的表妹卢鲁和我在拭干碟子的时候，她猛地把一个盛泡菜的可爱的水晶碟子扔到法国式门③外面去了。她真是一个小鬼丫头。但她却告诉外婆和我母亲和所有的人是我扔的，是我把那水晶碟子打碎的。这不公平。可是我一言不发地承受下来了。是我母亲叫我这样做的。”
“原来如此，”威尔伯医生说。“现在再说说有没有什么手曾经干扰过你。”
“手？那倒没有什么。我自己的手又小又薄。我母亲说我的手不吸引人。她常常这么说。”
“以前有没有什么手向你伸过来？别人的手？”
“伸来的手？我不知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西碧尔不自在的样子突然大大地强化了。
“原来如此，”医生说道。“另一个问题：你见到血的时候心里慌不慌？”
“嗯，是的。不过谁见了不慌呢？多塞特祖母得了子宫颈癌，而且出血。我亲眼见到的。我开始来月经时，我象大多数女孩一样感到莫名其妙。这没有什么特别的。”
“不过你见过小孩子的血吗？也许是一个游戏的伙伴的血？”
西碧尔向后一靠，思索起来。“嗯，我想想。汤米·埃瓦尔德。他父亲有一个牲口棚，养着一些马。汤米是他母亲宠爱的孩子。他是死在储藏草料的顶棚里的。我们在玩。发生了意外。一支枪走了火。我就记的这些。顶棚里可能有血。我有好多年没有想到汤米了。”
1955年，将近二月的时候，医生准备把佩吉此人告诉西碧尔。佩吉记得起西碧尔所忘记的事。没有理由再拖延下去了。但当话到嘴边时，医生发觉西碧尔的脸变得苍白，瞳孔扩张得比平时尤甚。西碧尔用一种不自然的哑嗓子问道：“你怎么知道这些事的？”医生本想把她的化身告诉她，却感到她已经成为这个化身。
“嗨，”佩吉招呼道。
“嗨，亲爱的，”医生应答。
“我现在要出去了，”佩吉告诉医生：“穿过房门出去。很久以前，威尔伯医生就说我可以办得到的。”
于是，佩吉穿过这扇原先走不过去的、成为她被幽禁的有形标志的房门，离开了屋子。
威尔伯医生觉得双重人格的诊断已经确切无疑，而且无时不想着这异乎寻常的病例。佩吉和西碧尔，尽管共存于同一个肉体，却有不同的记忆、不同的心态、不同的观念和不同的经历。她们虽有一些共有的经历，却有不同的理解。她们的嗓音、措词和词汇均有不同。她们表现自己的方式也各异。甚至年龄也不一样。西碧尔31岁，但佩吉呢？大夫还不能确定佩吉是一个早熟的孩子，还是一个发育尚未成熟的成年人。佩吉无自我意识地表现为一个小姑娘，不易发窘，而易发怒。她不象西碧尔那样迂回、掩饰，而是往往吐露了毫不掩饰的恐惧心情。毫无疑问，佩吉承受着可怕的负担，而西碧尔却回避这可怕的重负。
威尔伯医生思绪万千，但作不出结论。她从来没有治疗过双重人格患者。但现在不得不担起治疗重任。与她以前治疗其他患者一样，首先必须对这种疾病追根究底，然后从根儿上循序进行治疗。
目前要做的，是把诊断结果告诉西碧尔。这个任务要比原先想象的困难得多。每当西碧尔遇到无法应付的处境，就让佩吉来接手。对西碧尔谈佩吉，等于邀请佩吉回来。
正因如此，这件事一再推迟，拖到了1955年3月。但在这时，发生了一起事件，使诊断不得不随之改变，使威尔伯医生庆幸自己幸亏没有把原先的诊断结果告诉西碧尔。
6。维多利亚·安托万内特·沙鲁
1955年3月16日，威尔伯医生在两个预约门诊的间隙中偷空把刚买来的银莲花和长寿花插进花瓶。她猜不出现在正在候诊的到底是西碧尔还是佩吉，便打开了通往接待室的门。
静坐在那里的病人，正在埋头看《纽约人》杂志。一见到大夫，她立刻站起身来，微笑着向大夫走去，热情地招呼道：“早安，威尔伯大夫。”
医生想到：这不是佩吉。佩吉不会安静地坐着。佩吉不会去读书看报。佩吉不会有这种有教养的声调。这一定是西碧尔。但西碧尔从来没有在我招呼她以前率先跟我说话。她也从来不会象现在这样出乎自然地微笑。
“你今天好吗？”医生问道。
“我很好，但西碧尔不好。她生病，无法前来，所以由我顶替。”
医生大吃一惊，一时间不知所措。但这只是一瞬间的事。把“她”和“我”相提并论，无非使医生原来就产生的怀疑得到了证实。我吃了一惊，医生寻思道，可是有什么可吃惊的呢？莫顿·普林斯医生治疗并报道的克里斯延·比彻姆一例，就不仅是双重人格。但他当时也大吃一惊。其实他在发现病人并非单一人格时就已经惊奇不已了。我看任何一个医生在身临其境时都会如此的，威尔伯医生寻思道。
以上这些想法在威尔伯医生的心里一闪即逝。而这位新人的话滔滔不绝：“我必须替西碧尔向你表示歉意。她本想来的，但连衣服都穿不上，试了一次又一次，仍是不行。昨晚我见她拿出海军蓝的裙子和蓝羊毛衫，打算今天早晨穿着到这里来。昨晚她是一心要来的，但今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她有时完全失去知觉，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我看今天早晨就是这样。可是我还没有介绍自己，就跟你谈起话来，真是不懂礼貌。我是维基。”
“请进，维基，”医生道。
维基不仅仅是走进诊室，而且是仪态万方地入场。西碧尔总是那么局促不安，而维基的一举一动却雅致大方。
她的一身衣服绚烂多彩：玫瑰色、紫色和淡青色。双排金属纽扣。长仅过膝的有裥裙。一双绿鞋更添风采。
“这间屋子很可爱，”她漫不经心地评论道：“绿色的书房。这种色调一定能抚慰你的病人。”
她朝长沙发椅走去，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医生把门关上，坐到她身旁，点了烟，问道“你怎么到这里来的？告诉我，维基。” 。
“很简单，”维基答道，“西碧尔病了。我穿上她的衣服——不是我说的那套篮衣服。我约了人去吃午餐，穿那套衣服不合适。反正我穿上她的衣服，坐上公共汽车，就来了。”
“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