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 作者:房龙-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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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后的时刻”不到六个月就来临了。
一七九四年五月七日早晨，法国人民被正式告知说上帝又重新确立了，灵魂的不朽又一次被公认为是一条信仰。六月八日，新上帝（那是用已故的让·雅克·卢梭遗留下的旧材料匆忙塑造出来的）正式向盼望已久的信徒们亮相了。
罗伯斯比尔身着一件崭新的蓝色马甲，发表了欢迎词。他得到了一生中最高的地位，从一个三流城市里的默默无闻的法律执事变成了法国革命的高级教士。更有甚者，一个可怜的精神错乱的修女凯瑟琳·泰奥特竟被千百万的人拥戴为上帝的真正母亲，因为她刚刚宣布了救世主即将到来，还透露了救世主的名字，这就是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这个马克西米利安穿着自己设计的奇异制服，高傲地大讲了一番，向上帝保证说从今以后他所掌管的小世界一定会完善起来。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两天后他又通过了一项法律，法律规定，凡被怀疑犯有叛国罪和异教罪的人（二者又一次被视为一体，就象宗教法庭时代一样）都被剥夺一切自卫手段。这个措施非常奏效，在后来的六个星期中，就有一千四百多人在断头台倾斜的刀下掉了脑袋。
剩下的事情是大家熟知的。
罗伯斯比尔认为自己是他所认为美好的东西的完美化身，在品质上是有头脑的狂热者，因此不可能承认其他不够完美的人有和他在同一星球上生活的权利。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罪恶的仇恨扩展到如此的地步，致法国于濒临人口灭绝的边缘。
最后，由于担心自已的性命，美德的敌人开始回击。经过一场短暂的殊死搏斗，这个正直得可怕的信徒遭到了毁灭。
从这以后，法国革命的力量很快消弱了。法国人民当时采用的宪法承认了不同宗派的存在，给它们以平等的权利和特权，至少共和国官方不再管宗教方面的事情了。那些希望成立教堂、公理会和联盟的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做，但是必须在支持自己的教士和牧师的同时，承认国家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和个人选择的完全自由。
从那时起，法国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开始和平共处。
天主教会从未承认过自己的失败，这倒是真的。它继续诋毁政教分家的原则（见一八六四年十二月八日罗马教皇庇护九世的教令），并且支持那些妄图颠覆共和国体制恢复君王制或帝国的政党，以图东山再起重掌大权。但是这些战斗一般都是在大臣太太的起居室里或者是在退伍将军加上一个野心勃勃的岳母在打兔子的山林小屋里进行的。
他们为趣味读物提供了极好的素材，但这只能证明他们是枉费心机。
二十八 莱辛
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日晚上，一场战斗在法国的革命军和前来剿灭这场可怕暴动的君主联盟军之间打响了。
这是一次战果辉煌的胜利，但胜者不是联盟军。联盟军的步兵在瓦尔密村滑溜溜的山坡上施展不开。战斗变成了接连不断的炮战，可是叛军比皇家军队射击得更猛烈迅速，这样后者就率先撤离战场，晚上向北方撤退了。参加这场战斗的有一个名叫歌德的人，他是世袭魏玛王子的助手。
几年后，这个年轻人出版了对这一天的回忆录。他那时站在洛林的又稠又粘的没踝泥浆里，却变成了一个先知。他预言经过这场炮战，世界再也不会是原来的样子了。他说得对。在永远值得记忆的那天，受上帝垂青的君主权力被扔进了垃圾堆。人权运动的参加者们并没有象人们预想的那样象鸡一样逃之夭夭。他们挺着枪，穿过山谷，翻越高山，把“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传播到欧洲最边远的角落。把他们的马拴在整个大陆的每座城堡和教堂里。
我们写一写这样的言词倒是毫不费力。这场革命的领导人已经死去大约一百五十年了，我们尽可以取笑他们。我们甚至还可以感谢他们为这个世界做了好事。
但是从那些日子里熬过来的男男女女们——他们曾在某一天的早晨聚在自由之村的下面高兴地跳舞，但在以后的三个月中又象城市下水道里的耗子一样被到处追赶——不可能对这场动乱采取作壁上观的态度。他们一从地窖和阁楼里爬出来，梳理一下乱得象鸡窝似的假发，就开始想方设法避免重演这种可怕的灾难。
但是为了对抗敌手的成功，他们必须首先掩盖过去。这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那个含混的过去，而是他们自己偷偷摸摸地阅读伏尔泰先生的书并公开表示对百科全书派的钦佩的“过去”。现在他们把伏尔泰先生的书堆放在阁楼里。把狄罗德先生的书卖给了废品贩子，把曾经虔诚拜读过的揭示真理的小册子扔进了煤箱。为了掩盖可能暴露他们曾在自由主义领域里逗留过的蛛丝马迹，他们用尽了一切可能的方法，真可谓是煞费苦心。
哎呀，就象屡见不鲜的摧毁一应文字材料的情况一样，这些忏悔人忽视了一件事，这比那些众说纷纭的谣传更糟糕，这就是戏剧舞台。他们曾经为《费加罗的婚礼》说了整车整车的恭维话，现在再宣布他们从没有相信过人人平等的理想有可能实现，也未免有些幼稚。他们曾为“聪明的南森”流过泪，所以现在也无法再证明自己一直坚持认为宗教宽容是政府软弱的表现。
这出戏和它的成功所证明的与他们所说的恰恰相反。
这出戏是十八世纪后期迎合民众感情的著名戏剧。它的作者是德国人，名叫戈思霍尔德·伊弗雷姆·莱辛。他是一名路德派牧师的儿子，在莱比锡大学攻读神学。但是他不愿意以宗教为职业，经常逃学。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把他叫回家，让他选择是马上退学还是写一份到医学系学习的申请书。戈思霍尔德当医生的兴趣并不比当牧师大，他保证做到父亲的每项要求。他虽然又回到莱比锡，却继续为一些他喜爱的演员朋友们做保借贷。后来这些人从城里跑得无影无踪了，莱辛为了避免因负债而被捕，就不得不落荒逃到维腾贝格。
他的逃跑意味着长时间的步行和忍饥挨饿的开始。他先来到柏林，有好几年为几个神学刊物写稿，稿费很低。后来他又给一个准备做环球旅行的有钱朋友当私人秘书。他们刚一起程，七年战争就爆发了。这个朋友被迫从军，坐上第一辆马车回家乡。莱辛又失了业，流落在莱比锡城里。
但莱辛是个善于交际的人，不久又找到了一个新朋友，名叫艾德华·克里斯蒂娜·克莱斯特。这位朋友白天做官，晚上写诗，是个敏感的人，他给予这个饥饿的神学家以洞察力，使他看到了慢慢步入这个世界的新精神，但是克莱斯特在库内道夫战役中被打死了，莱辛被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得不当一名报刊专栏作者。
接着，莱辛又为布雷斯勒（现弗罗茨瓦夫）城堡的指挥官作了一段时间的私人秘书，由于驻防生活很无聊，他就认真钻研起斯宾诺莎的著作来消遣，这位哲学家去世一百年之后，他的著作才开始流传到国外。
然而所有这一切还是解决不了日常生活的问题。莱辛这时已经差不多四十岁了，他想成家。他的朋友们建议任命他当皇家图书馆的馆员。但是许多年前发生的事已经使莱辛成为了受普鲁士宫庭欢迎的人。他第一次访问柏林时就结识了伏尔泰。这个法国哲学家是个极为慷慨的人，一点没有架子。他允许这个年青人借阅当时已经准备出版的《路易十四的世纪》的手稿。不幸的是，莱辛匆匆忙忙地离开柏林时，把手稿打在自己的行李里（完全是出于偶然）。伏尔泰本来就对吝啬的普鲁士宫庭的劣质咖啡和硬板床很恼火，便马上大喊大叫说自己被盗了，那个年青的德国人偷走了他最重要的手稿，警方必须监视边界等等，样子完全象一个客居外国的激动万分的法国人。几天之内，邮递员带来了他丢失的稿件，但里面还附有莱辛的一封信，这个直率的年青条顿人在信中对敢于怀疑他诚实的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场发生在巧克力罐里的风波应该很容易被人们遗忘，但是十八世纪是巧克力罐在男人女人的生活中起巨大作用的时期。直到二十年以后，弗雷德里克国王仍然不喜欢他那位爱找麻烦的法国朋友伏尔泰，所以也就不同意莱辛到宫庭来。
莱辛告别了柏林，来到汉堡。这里有个谣传，说要新建一个国家剧院。但是这项规划未能实现，莱辛在绝望中接受了在世袭大公爵布伦斯威克的图书馆当馆员的工作。那时他居住的沃尔芬布泰尔城不算是大城市，但是大公爵的图书馆在德国却是首屈一指的。它存有一万多部手稿，其中好几部是历史上基督教改革运动的最重要的文献。
无聊当然是恶意中伤和流言蜚语的主要源泉。在沃尔芬布泰尔城，当过艺术批评家、报刊专栏作者和戏剧小品文作者的人很令人怀疑，莱辛不久就再次陷入困境。这倒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事，但是有人传闻他干了些事情，即出版一系列攻击老一派路德神学正统言论的文章。
这些布道（因为它们是布道的形式出现的）实际上是汉堡一位前任教长撰写的，但是布伦斯威克大公爵对于在他的领地里开展一场宗教战的前景惶恐不安，便命令他的图书馆馆员谨慎行事，避开一切争论。莱辛按照主人的要求做了，然而当时谁也没有旗帜鲜明地论述过这个问题，于是莱辛开始工作，通过戏剧形式重新闸述他的看法。
在小镇子娱乐室里诞生的这出戏叫做《聪明的南森》。这个主题非常古老，我在前面提到过它。喜欢古典文学的人能在薄伽丘《十日谈》中找到它，在那里它被称为《三个戒指的悲惨故事》。情节如下：
很早很早以前，伊斯兰教的一位王子想从他的一个犹太臣民那儿榨取一大笔钱。但是他苦于无正当的理由剥夺这个可怜人的财产，就想出一条诡计。他派人把这个受害者找来，对他的学识和智慧大加赞赏一番，然后问他，在三种流传最广的宗教——土耳其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中，他认为哪一个最真实？这个令人尊敬的老人没有正面回答王子，而是说：“噢，伟大的苏丹，让我给你讲个小故事吧！从前，一个有钱人，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戒指。他在遗嘱里写道，他死的时候，哪个儿子手上带着这个戒指，哪个儿子就能继承他的全部财产。他的儿子后来也立了同样的遗嘱，孙子也一样，如此好几百年来，戒指一代一代传下去，一直完美无缺。但是最后有一个主人，他有三个儿子，他都很喜爱，简直无法决定哪一个应该享有这无价之宝。于是他到一个金匠那里，让他做了两个和自己手上的一模一样的戒指。他临终时躺在床上，把三个孩子都叫来，为每个人祝福，他们也都认为自己是那个戒指的继承人。父亲的葬礼完毕后，三个孩子都宣布自己是继承人，因为他们都有那个戒指。这导致了许多争吵，最后这件事被提交给法官处理。由于这三个戒指一模一样，连法官也无法确定哪个是真的，所以这个案件就拖了下来，一拖再拖，很可能要拖到世界的末日。阿门。”
莱辛用这个古老的民间故事来证明他的信念：没有一种宗教可以垄断真理。人的内心世界比他表面上遵奉某种规定的仪式和教条更有价值，因此人们的任务就是友好地相处，任何人也无权把自己视为完美无缺的偶像让别人崇拜，无权宣布“我比其他任何人都好，因为只有我掌握真理。”
但是这个在一七七八年曾倍受欢迎的思想，这时在小诸侯国里却不得人心。小诸侯们大风暴中都极力设法保住残存的财产和牲畜，为了恢复他们丧失了的声望，他们把土地拱手交给警察管辖，并期望那些依赖他们谋生的牧师先生起到精神支柱的作用，帮助警方重建法律和秩序。
这场不折不扣的反动完全成功了，那些试图按照五十年前的宗教宽容的模式重新塑造人们思想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结果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各国大多数人们对革命和骚乱、对议会和那些毫无意义的讲演、对于完全破坏了工商业的各种关税已经感到厌倦，这的确是事实。他们想要和平，不惜一切代价的和平。他们想做生意，想坐在自己的客厅里喝咖啡，不再受到住在家里的士兵的骚扰，下再被迫喝令人作呕的从橡树上挤出的汁。如果能享受到这种幸福愉快的生活，他们就宁愿容忍一些小小不言的不方便，譬如向每个戴有铜钮扣的人行礼，在每个皇家信箱前面鞠躬，并用“先生”来欢呼官方的打扫烟囱的助手。
但是这种谦卑的态度完全是出于需要，出于经过漫长动荡不安的年代后要有一个短促的喘息之机的结果。那时每天早晨都会出现新制服、新的政治讲台、新政策和既属于上帝又属于平民的新统治者。然而，单从这种一般的奴性状态、从对上帝任命的主人的高声欢呼中，就断定人们在心灵深处已经把曾经激励过他们的头脑和心胸的格朗中士的鼓动忘得一干二净，那可就错了。
他们的政府具有所有反动独裁者都固有的玩世不恭的思想，主要要求表面的循规蹈矩和秩序，对于人们的精神生活倒毫不介意，所以平民百姓就享有了很大程度的自由。星期日平民百姓挟着一大本《圣经》去教堂，一周剩余的时间便可以随心所欲地思考。但他们必须保持喊默，不公开个人的见解，发表言论之前要仔细看一看，先要保证沙发底下或是炉子后边没藏有暗探。不过他们尽管可以兴致勃勃地谈论当日发生的事情，却又从经过正式检查、反复推敲、消过毒的报纸上得知新主人又采取了某种新的愚蠢方法来保证王国的和平，把人们带回到公元一六○○年的岁月，于是他们就又会凄惨地摇摇头。
他们的主人所做的，正是自从公元一年以来所有对人类历史一窍不通同类主人们在类似情况下一直做的事情。这些主人命令搬走装饼干的大桶，因为有人站在上面发表了攻击政府的激烈言词，以为这样就能摧毁言论自由。只要有可能，他们就把出言不逊的讲演家送进监狱，从严宣判（四十、五十或一百年的监禁），使这些可怜的人得到烈士的声誉。不过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主人不过是轻率浮躁的白痴，只读过几本书和一些他们根本看不懂的小册子罢了。
受到这种例子的警告，其它的人都避开公共游憩场，躲到偏僻的酒馆里或拥挤不堪的城市中的公共旅店里发牢骚，因为他们确信在这里有谨慎的听众，他们的影响比在公共讲台上更大。
上帝以其智慧赋予某人一丁点权力，又时刻害怕因此而丧失自己的官方声望，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可怜了。一个国王可以失去他的王位，并且对这场打断他枯燥无味的生活的小插曲报之一笑。不论他是戴上男仆的褐色圆顶礼帽，还是戴上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