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5-唐:日落九世纪-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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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康国内附，一旦彼有急难，中国即有不得不救之责任。师行万里，岂不疲劳！”
太宗在对外政策上，既有保持原则的一面，也有极为实际的一面。他的两位继承者高宗和玄宗就没有这种眼光，一味博取国家名义上的荣誉而忘掉了为民众谋取实利，结果使帝国的负担变得极为沉重。先有突厥后有吐蕃，相继在边境上为患，并乘着帝国的内乱和实力的衰弱，渐渐强大起来。就连九世纪上半叶被吐蕃压迫而不得不内附到盐州的沙陀残部，也慢慢地恢复了力量。到了宪宗和武宗时期，朝廷对几大藩镇开战时，沙陀军都出了大力。懿宗时，沙陀首领朱邪赤心率骑兵助剿庞勋有功，被赐名李国昌，又因防御回鹘而做到振武节度使。李国昌的儿子就是李克用，父子二人自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起开始不受朝命，屡在河东生事。朝廷派军与战，甚至借来吐谷浑、萨葛两部落兵合围，在遭受一系列败仗后，于广明元年（公元880年）七月击败了李国昌。沙陀部众离溃，国昌父子二人率残部逃奔鞑靼部。也就在这一年，黄巢攻占了长安，这个契机改变了李克用的一生。
中和元年（公元881年）三月，在代北监军陈景思的建议下，朝廷下诏赦免李国昌父子，结果克用乘机率兵万人再犯河东太原，河东节度使郑从谠奋力抵抗，才使得克用南下的目标没能得逞。当朱温降唐，被授为右金吾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赐名朱全忠时，李克用已占据了忻、代二州，并屡屡侵扰相邻的并、汾数州。尽管克用一直累表请降，但并无归附的诚心，他在寻找着与朝廷讨价还价的砝码。负责防御沙陀的河东节度使郑从谠是当年的名相郑余庆之后，其时以宰相衔出镇河东。领命之后，从谠知人善任，明于治军，一时军威大振，太原一府被朝中称为“小朝廷”，享有极高的声望。从谠与强劲的克用所部在代州一线形成拉锯局面，相持不下。
克用别号“鸦儿”，当时年纪也只有二十多岁，冲锋陷阵，骁勇无比，沙陀军中称之为“飞虎子”。克用一目微眇，时人又谓之“独眼龙”，这只龙确实有着过人之处。他有着胡人尚武的天性，善于领兵征战，他手下的沙陀兵善于骑射，战斗力极强。
十二月，身为首席宰相的王铎以高骈无心平叛，诣阙发愤请行。流亡的僖宗命其代高骈出任诸道行营都统，统率诸道兵马合攻黄巢。在朝廷诸军中，最主要的两支力量是河中留后王重荣率领的河中军和忠武监军并兼行营都监杨复光率领的陈、蔡军，这两人是使李克用最终成为乱世枭雄的始作俑者。
直接的原因是黄巢虽然被迫困守长安，但军势尚强，处在一线的王、杨二人都感到力不能支。这时，杨复光出了一个主意。
复光对愁眉苦脸的王重荣道：“代州的李克用勇猛无比，又拥有强兵，可为朝廷所用！”
这个提议很大胆，因为此时李克用的沙陀兵正给帝国的北方以很大的压力，屡招不降，并且牵制了一部分朝廷兵力，多少算是一个大患。
复光知道王重荣的疑虑，他补充道：“其实李克用也早有徇国之志，所以不听朝命，是因为与河东郑从谠有过节而已。若诚以朝旨晓谕郑公召之，克用必来，来则贼不足平矣！”
复光也是一个资格颇老的宦官，为人慷慨任气，颇善筹略，在黄巢起兵之初，就出为外镇监军，领兵作战中立有功劳。他和那些只知颐指气使的宦官监军不同，既善指挥，又善抚士卒，因此很有点名望。但是他此番提出的建议却多少有点出于私心，因为他的养父内常侍杨玄价早先曾经当过盐州监军，在招抚沙陀的过程中与李国昌有很大的交情，复光本人对此也并不讳言。既然对公对私都有利可图，复光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很正常的了。
王重荣称善，报与朝廷宣慰使王徽。王徽亦以为然。两人再报王铎，王铎同意了这个提议，遂以天子名义颁谕郑从谠召李克用领兵入援。王铎时为挂帅出征的首相、诸军都统，有这种便宜从事的权利。一个月不到，李克用即率一万七千沙陀、鞑靼兵入战。取道河东时，克用尚不敢从太原过境，只与数百骑在晋阳城下与郑从谠告别。从谠尽管无奈，但也顾全了大局，很客气地送走了这个老对手，还赠了他不少马匹器具。
李克用的参战大大改变了力量对比，对战局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十二月，克用兵渡过黄河，进据同州。第二年的中和三年（公元883年）正月，败黄巢弟黄揆部于沙苑；二月，与河中、易定、忠武三军会合，在成店至梁田陂苦战一日，大败尚让十五万部众，俘斩数万，伏尸三十里，进围华州，逼近长安；三月，又与王重荣在零口再破黄巢军，拔华州；四月初四，再与诸军合趋长安，于渭桥击败反击的黄巢军；初八，李克用率先从光泰门打入长安。在围攻诸军中，克用功劳最大，五月，朝廷加赐“同平章事”之衔。
帝国灭亡的格局形成了：李克用是外族武装，朱全忠是归附叛将，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义武节度使王处存、邠宁节度使朱玫等则是拥有重兵的大镇，徐州的时溥、许州的周岌等人又是平乱过程中羽翼渐趋丰满的地方军将，再加上东走的黄巢，在蔡州、洛阳一带闹事的秦宗权、诸葛爽皆非良善之辈，孱弱的朝廷何以处之！
更为麻烦的是，天下势既不再有九九归一回到中央政权领导下的必要，那么人人都可以取而夺之。由此而来，这些势力之间便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在此时，朱全忠与李克用二人首先结下了怨仇。
挑起事端者是朱全忠。全忠此际虽被升为宣武节度使，但在击退黄巢收复长安的过程中并没有太大的功劳，因而自身的势力也很一般。这对于一个野心十足的人来说，无疑是最痛苦的事情，他当然不可能甘于现状。
中和三年（公元883年）黄巢退出长安后，仍然不失强劲，东部战场上的朱全忠、时溥、周岌等本非强旅，对抗中都感到有点窘迫，不得不再求援于李克用。中和四年（公元884年）二月，克用率五万人进援。五月，到达全忠部所在的汴州。李克用是当时实力最强的一支，对朱全忠而言，自然是日后最强劲的对手，全忠要实现自己的宏图大业，于情于理，都必须痛下毒手。所谓今日不除，必为大患。但克用拥有强兵五万，全忠根本不是对手，要除掉这个心腹之患，只能智取。
这天，李克用到达汴州后，大军在城外扎下营寨，本人并不进城。全忠遣人固请，克用碍不过面子，便同意入城。
全忠在克用下榻的上源驿中置酒布乐，盛陈美食，款待克用。席间，全忠殷勤劝酒，礼貌极恭，打消了克用的疑虑。克用在当时诸镇首领中年纪最少，只有二十八岁，少年气盛，倒也并不把全忠放在眼里，他与亲将们见全忠不足为意，便纵酒豪饮起来，克用乘酒使气，说话间对全忠不无讥讽侮辱之语。全忠气在心里，表面却不动声色。
这顿酒一直吃到日暮时分，克用来人皆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全忠派将领杨彦洪先用捆绑在一起的旧战车作为路障堵住去路，然后发兵包围了上源驿。先将哨兵斩杀，接着亮出兵刃，高声呐喊，冲向驿中。
克用的十几个亲兵首先被呼声惊起，奋身而上，与冲到门口的偷袭者格斗。房中，克用尚在梦中，对发生的事浑然不知。其侍从郭景铢发觉有变，急忙把克用推到床下，用凉水浇到他的脸上，克用这才睁开眼睛，苏醒过来。克用不愧为久经沙场的勇士，马上就反应过来，来不及抹净脸上的水，站起来就张弓拔箭，与亲兵薛志勤对门外射击，一下就射死数十人。
也是克用命不该绝。恰在此时，突然天色有变，雷电大作，大雨倾盆而下，浇灭了来犯者手中的火把，四周晦冥一片。薛志勤扶着克用带着身边的几个亲兵翻墙而出，乘着电光突围。数人且战且退，杀开一条血路，最后登上汴州南门，缒城而下，奔回营中。在这次事变中，只有克用等数人幸存，有三百多人不及逃出．皆被全忠兵所杀。
克用逃回营中，本拟起兵报复，被其妻刘氏劝止，只是移书责难全忠。克用虽然暂未报复，但从此与全忠结下不共戴天之仇，二人在大唐帝国的最后二十年里，相与争斗不息，共同书写了一段兵戈纷纭、天下大乱的历史。
第七章 崩溃崩溃（6）
五
乱臣贼子最后成其霸业，大致有四个步骤。第一步是借多事之秋壮大实力；第二步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第三步则是铲除异己；第四步是最终僭取帝位。
王重荣据蒲、陕，李昌符据凤翔，诸葛爽据河阳、洛阳，李克用据太原、上党，朱全忠据汴、滑，秦宗权据许、蔡，时溥据徐、泗，高骈据淮南八州，其余如邢、洺、郓、齐、曹、濮、淄、青、宣、歙以及浙东诸州，无不由方镇擅据。各地均不听朝令，更无论贡赋，而两河及江淮的赋税早已断绝，国家已处在生死的边缘。以上的人中，肯定有一位其事竟成，只是现在仍不知是哪一个而已。
在朝廷方面，田令孜已成为南北司实际上的首领，自然也是天子的代表。可僖宗回到长安时，中央政府已经几乎是手无寸铁，只有田令孜在蜀中招募的五六万禁军，还在支撑着名存实亡的天子。可是这些人也要吃饭领饷，单是京畿的赋税，养活朝廷南北司官属尚且不充，又怎么能再有余额分一杯羹？田令孜要恢复朝廷和天子权威，重新建立强大的禁军，已是不大可能。
田令孜苦寻良策，想到了安邑、解县两个盐池的盐利，这是目前朝廷惟一能够伸手的经济来源。可两地是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的专有，令孜要想收回两池，就得拿王重荣开刀。光启元年（公元885年）四月，令孜宣布受命兼任两池盐利使，下令收其利以赡禁军。王重荣上章论诉，表示不能同意。五月，令孜调重荣为泰宁节度使，重荣拒不赴任，上表朝廷大骂令孜。令孜于是交结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与之对抗。其时，许、蔡的秦宗权已公开反叛，僭称皇帝，田令孜在此关头又开事端，麻烦是一天比一天大。
十月，王重荣求救于李克用，克用正气愤朝廷不肯将朱全忠治罪，见有机会发泄怨气，求之不得，立即招兵买马，聚结诸胡，准备参战。但克用的目标仍是朱全忠，他对王重荣说：“待我先灭全忠，再回扫鼠辈。”重荣慌忙回书道：“待公得胜班师，我早成俘虏。不如先清君侧之恶田令孜，再擒全忠。”克用想想有理，决定先攻朱玫、李昌符。因为他知道这两人与朱全忠关系匪浅，都是仇恨自己的人，先扫除外围，也很有利。
这一场争斗是李克用取得胜利。十二月，克用与重荣两军逼近长安，田令孜只得挟天子落荒而逃，奔往凤翔。僖宗在不到十年的工夫里两次出逃，在帝国的历史上是头一回。事变后朱玫、李昌符都倒向克用，而克用意在全忠，无心再战，自率兵回镇。王重荣、朱玫、李昌符则上表皇帝，以诛田令孜作为回驾长安的条件。在强大压力下，田令孜终于失势，让位给另一位宦官杨复恭。而朱玫竟和不少痛恨田令孜的朝官在长安改立皇帝，给自己招来反对力量，结果丢掉了性命。朱玫的失败证明，不按一定的步骤就想成事，确是不大可能的。
僖宗流亡又接近两年。在此期间，朱玫被其部将王行瑜所杀，王重荣亦被部将常行儒所杀，常行儒又被重荣之弟王重盈杀掉。神策军将李茂贞在光启三年（公元887年）八月也成功地消灭了李昌符，三位杀人者都取而代之，分别成为新的藩镇之首。除了克用以外，靠近中央的几个藩镇由于和权力离得太近，处在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中，谁也无法独领风骚。而朱全忠却凭据汴州扼制四方的地利，正慢慢地积聚着力量。看来还是他眼光远大，是真正懂得“霸业”诀窍的人。
公元888年初，僖宗还京，改元“文德”。不久，皇上旧病发作，不治身亡。帝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皇帝在享尽了富贵也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后，年仅二十七岁，就告别了人世。僖宗在位的这十四年，是帝国灾难深重的十四年，也是李家天下开始崩溃的时代。天不假寿，也许是件幸事，因为地下的僖宗应该知道，祖宗基业没有在他手上结束，还算是他的造化。接下来的继任者，就不会再有这样的好运气了。
当年的懿宗有七位皇子，僖宗皇帝排行第五，但他的四位兄长早在他登基之初就被宦官刘行深、韩文约弑杀，所以现在只剩下皇弟吉王李保和寿王李杰。按照礼制，自应是年长者继嗣，所以朝廷上下都欲立吉王。文德元年（公元888年）三月僖宗病危，群臣便欲请吉王监国，但当权的宦官，十军观察使杨复恭却另有打算：他要立寿王李杰。
无论再怎么说不过去，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眼下只有杨复恭说了算。宦官们对地方藩镇也许并无计策，但对天子废立是有绝对的权威的，前几朝的事实对此早就下了结论了，用不着谁来表示不同意见。于是寿王李杰被立为皇太弟监军国事。僖宗亡故后，寿王即位，改名“晔”，时年二十二岁。这就是历史上的“昭宗”。
想不到的是，杨复恭却歪打正着，给垂死的帝国立了一位英明贤达的天子。新帝虽然也只有二十二岁，但据说他体貌明粹，好文学、重儒术，尊礼大臣，追想前贤，尤其具有恢复祖辈旧业的豪迈志气。即位之后，果然让大家感觉到此言不虚，一时朝廷内外，称颂不已。
这是懿、僖两帝给人的感觉太坏了，所以一旦有品行稍佳的天子出世，有了一个对比，人们便很容易为内中的情绪所感动。他们也不想一想，在如今的现状下，即使尧、舜再世，又当如何？！
昭宗胜于两位先帝之处在于他还知道要尽一些天子的责任。事到如今，摆在他面前的任务很明显：一是清明朝政，翦除宦官；二是振作威令，消灭割据。昭宗是明白这一点的。他的英明在此，可他的失败也在于此。
为什么？在特定的危急时势下，假如一个人简简单单地随意做来，哪怕是浑浑噩噩地无所措施，相反倒能够平和局面，因为事情既按照它本身的趋势而发展，则必然会耗尽内力，分化消弭，归于结束。若是自认聪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倒是会激化冲突并带来新的问题。就像一个弥留之人，尽管病入膏肓，可自身仍有抵抗力存在，若以不病视之，未必就不能让其生命力自行焕发而恢复生机。强作解人，以为阵痛之后必有大愈，反而有可能让阵痛危及生命。先圣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正是这么个道理。目前的危局，已成一触即发之态，昭宗不思进取还好，一思动作，便将葬送帝国。
可是，昭宗是个有志向的天子，和历史上那些建功立业的帝王一样，一生所求，就是青史留名，他不可能不思振作。大顺这是昭宗的第二个年号元年（公元890年）五月，皇上在藩镇朱全忠（时为宣武节度使）、赫连铎（时为云州防御使）、李匡范（时为卢龙节度使）的倡议下和宰相张濬、孔纬的附和中下诏讨伐李克用，走出了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