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政传_2-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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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政等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毛泽东，兴高采烈地返回了红一师集结地。这样，从与毛泽东谈话获得有关遵义会议最权威信息的谭政，便在全师部队面前，传达贯彻了遵义会议的精神。谭政绘声绘色地论述了遵义会议解决军委领导问题的意义。他指出：“有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又有政治工作强有力的保证，哪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哪有战胜不了的敌人？哪有不取得长征胜利、革命不最后胜利的道理？”是啊，谭政这个政治工作的能手，从多年的政治工作中，已经深深体会到了它的重要性。
想当初，在中央苏区，红三团四连有个战士叫戴有标，操练进攻动作没有做好，连长要他重操，他不干，说：“操鬼！操了又不打，看见敌人又跑回苏区！”收操时，连长在队前讲话点名批评说：“今天连上的戴有标练兵时不认真操，大家说要得吗？”连队全体回答：“要不得！”连长又点了他的名字，要他出列队前作检查。戴有标拒绝检查，说道：“要我讲话检查，就拿刀杀死我！”回到排里后，排里处罚戴有标在太阳下站立正，他又拒绝，排长动手打了他。戴有标自己觉得委屈、窝火，趁全连上政治课的时候，他借机去伙房喝水，持枪自杀。此时，正是古田会议以后，红军中贯彻决议精神克服军阀主义倾向的时候。谭政来到红三团，对四连战士戴有标自杀事件作了详尽的调查。显然，这个连长和排长对战士戴有标采取了严重的军阀主义作风。对于这种军阀主义习气的复发，谭政毫不手软，他在四连队前讲话，严厉地批判了军阀主义，说它是红军建设的一个大敌，论述了红军开展民主运动、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深远意义，并当众宣布了对那个连长和排长的处分决定。谭政的这一政治举措，有效地制止了军阀主义习气在红军中的蔓延，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
为了检验政治工作的作用与威力，谭政在贯彻古田会议决议中，曾专门考察了一个连队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看党团员在困难危险情况下的模范带头作用。谭政考察1930 年8 月份的一次战斗，党团员都能带头冲锋勇敢杀敌。有一次，红一团一个排的兵力在枫坪一带被数倍于我的敌人团团包围。敌人又以一个营的兵力向这个排连攻三次，未能得逞，而这个排坚持战斗长达七个小时之久，最后终于安全脱险。谭政仔细分析这个排如此特别能战斗的原因，主要就是党团员在战斗中起到骨干、带头、模范作用，坚定了全排战士的斗志。1933 年12 月，第五次反“围剿”时，红一师在五都附近的一次战斗，红一师所面对的敌人是号称“铁军”的吴奇伟部。谭政很了解吴奇伟这个敌军首脑人物的反革命历史，他是镇压广州暴动、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此时正是12 月11 日广州暴动纪念日前后，谭政想利用广州暴动纪念日活动来激发部队的战斗情绪，以增强对吴奇伟的愤恨，提高战斗力。主意已定，谭政立刻叫来师部政工干部，通知集合队伍，召开纪念广州暴动六周年、消灭吴奇伟动员大会。大会开始了。红一师全体指战员正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谭政慷慨激昂的演说，不时爆发出阵阵的掌声和呼喊声、口号声。谭政说道：“大家还不知道我们红一师面前之敌吴奇伟的真面目吧！六年前的今天，他手持反革命屠刀，镇压了中国共产党12 月11 日举行的广州暴动，杀害我们无数革命群众。今天，他又带着反革命军队，来进攻我红色根据地，‘围剿’我们红军来了！”“但是。”谭政几乎愤怒地喊了出来，“吴奇伟他瞎了眼，今天的红军已不再是广州暴动时的起义军了。。”最后，谭政发出战斗号令：“同志们！我们的红军战士同志们！举起刀枪，勇敢战斗，以战斗胜利的实际行动，来纪念广州暴动六周年，以吴奇伟的头和血来祭奠广州暴动牺牲的英灵！我们要为保卫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谭政的政治动员奏效了。雷鸣般的掌声、呼喊声，震撼了五都冬季的山岗和村庄，震撼了红一师指战员的心！第二天，红一师与敌军吴奇伟部的战斗打响了。红一师指战员仇满胸，枪满膛，各个像下山的猛虎，向敌人阵地冲去。战斗结束，战绩记录在由师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谭政签署的战斗报告中：
这次战斗所歼灭之敌军，是号称铁军的吴奇伟部。红军挫败之敌军伤亡数百，放军恐慌万状，军心愈加动摇。
为了提高政治工作的质量，谭政还清醒地意识到部队文化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部队领导干部文化水平的提高，对于部队政治工作的巨大意义。然而，红一师部队广大指战员，文化程度普遍很低，甚至师长李聚奎、团长杨得志，写个战斗情况报告也很困难。红一师战土许多人还是文盲。鉴于红一师部队这种文化状况，谭政下决心要改变这一文化落后的局面。于是，谭政动员和号召全师干部和战士学习文化。学习文化的时间，主要来自战斗间隙和部队行军过程及其休息时间。学习文化的教员，基本是部队中文化水平较高的干部、战士。学习文化的组织，是依照识字多少编成不同的班次，由各级政工部门统一领导。学习文化的形式，多种多样。部队行军时，“识字条”贴在前面战士的背包上，跟在后面行进的战士，边走边识字。途中休息时，战士们互相提问，有的用木棍在地上练习写字。
战斗间隙，不管是指挥员还是战斗员，都要参加识字班活动。部队短期休整，各团除加紧识字学习活动外，都要举行识字测验，评比成绩，表彰先进。红一师部队的这些卓有成效的学习文化活动，谭政都写进了每个月的政治工作总结报告中。在一份月终政治工作总结报告中，清晰地记有下面一段文字：
一团团长杨得志，以前一个字不识，现在能写简单报告了。还有些干部从前一个字不认识，现在认识20 字以上了。战斗员中还有二十分之一不识字的，识50 字以上的占百分之四十五。
回想起这些政治工作的巨大作用，谭政传达贯彻遵义会议精神的劲头更足了。1935 年5 月23 日清晨。四川大凉山彝族地区。朝霞的余辉还没有散尽，以红一军团红一师红一团为基干组成的中央红军先遣队，便踏着蜀西南初夏的晨露，从冕宁出发，进入大凉山彝族地区，准备直奔大渡河畔安顺场。
大凉山，山峦重叠，峰峦峭拔，岩嶂奇险，怪石凌空，道路崎岖，荆棘丛生，带刺藤蔓，左缠右绕，苍黑葱茏的林木，覆盖着遍布山涧的洞壑泉苔。
彝族区，就分布在这大凉山深山野岭之中，交通阻隔，文化落后，彝民百姓的生活，缺衣少吃，贫寒交加。由于国民党在彝族区实行欺压少数民族的政策，使贫穷落后的彝民视汉人为仇敌。
为了和平通过彝族区，队伍出发前，谭政等领导对全体指战员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动员和深入细致的党的民族政策教育。他们的目的，不仅要顺利、和平地通过彝族区，还要给彝族兄弟留下好的印象，并规定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不得开枪。
先遣队以工兵连为先导，手攀带刺的藤蔓，脚踏厚厚的腐叶，眼观陡峭险峻的山峰，艰难地爬行在这阴森恐怖的密林之中。
本来大凉山的天然险阻，已使先遣队步履艰难，加上彝民兄弟误听谣言，把汉族红军与汉族国民党军同样看待，听说汉族军队来了，就搬开溪流里的垫脚石，拆毁山涧上的独木桥，这就更加剧了先遣队的行进困难。
先遣队决定让工兵连在侦察连之后，在大部队前面跟进，逢山开路，遇河架桥。
由于工兵连一边行军，一边修路搭桥，因而逐渐从先遣队的前面慢慢地落到了后面。当他们穿行到一个山谷里时，突然有许多拿着土枪、长矛、弓箭、大刀的彝民向他们蜂拥而来。把他们团团围住。工兵连同志向彝民解释，彝民根本不理。
彝民开始动手了。他们把通信员小刘按倒在地，用脚踩住他，扒光了衣服，抢走了武器。连长王耀南一气之下，下意识地拔出了手枪，战士们也跟着拉开了枪栓。突然，他想起了总部的命令，想起了谭政主任等领导的亲切而耐心的民族政策教育，立即大声地对战士们命令道：“不准开枪，执行民族政策！”他马上收起了手枪，战士们也立刻把枪收了起来。
彝民兄弟见战士们收起了枪，就蜂拥上来把工兵连同志的衣服扒光，把武器、工具全部抢走。工兵连的同志只好光着身体退回到大桥镇，兄弟部队的同志凑了衣服给他们穿上。当时红一团一、二营走在前边，杨得志团长带领三营掩护刘伯承、聂荣臻等，走在后面。王耀南连长赤着身子回来见到了杨团长，汇报了衣服被扒、武器、工具被抢的经过。杨团长说：“赶快找衣服穿上，我去向刘、聂首长报告。你要把部队带好，前面还要你们开路哪！”王连长回答道：“请杨团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我看彝族同胞不错，他们光扯着嗓子喊，却不开枪。可惜语言不通，不然，讲讲道理，我看他们是会让我们通过的。不过王连长不好意思笑笑说：“我们红一军团的工兵连，这还是头一次‘打’这样的‘败仗’哩！”的确，一个红军连队，被不了解红军的彝族兄弟剥光了衣服，“缴了械”，这种事不仅在工兵连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在红军战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后来，王耀南连长见到刘伯承时，他检讨说：“司令员，我们没有完成任务，还。。”刘伯承打断他的话，表扬说：“你们模范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就是完成了一项大任务。”
后来，刘伯承同志派了稍懂彝族语言风俗的工作队员丁伯霖前去联系，请来了彝民首领小叶丹，按照彝民风俗，刘司令员与他同饮鸡血，结为兄弟。此后，小叶丹派人护送红军部队。同时，由于红军部队又作了广泛动员，准备了一些银元衣物沿途发放，部队才顺利、和平地通过了大凉山彝族地区，并给彝族兄弟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小叶丹等也参加了革命，后来牺牲在国民党的屠刀下。谭政等人的政治工作在先遣队执行民族政策上结下了丰硕的成果。
1935 年5 月25 日上午7 时。四川康定大渡河安顺场。夏日的朝阳冉冉升起，大渡河畔安顺场还一派雾气茫茫，加之大渡河如雷灌耳的汹涌涛声，更给这迷离的自然景观，增添了神奇莫测、险恶恐惧之感。大渡河，是岷江的一条支流，古名涐江，别名叫铜河。它从高山峻岭奔泻而下，水流湍急，水深莫测。两岸的悬岸险滩，劈波阻流，激起排空巨浪，搅成无数漩涡，使人间声胆寒，触目惊心。大渡河安顺场这一段，河宽约二百米左右，水深约十多米，流速每秒约四米，水中礁石很多，急流咆哮声音很大。对岸高山连绵，易守难攻，有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杨森的部队据险扼守。这是中央红军及其红一军团红一师长征以来遇到的第三道天险（第一道天险乌江，第二道天险金沙江），也是一道最险峻的天险。集结在这里的谭政部下，即红一师红一团红一营红二连的十七勇士，在遵义会议精神和谭政政治工作的鼓舞下，正严阵以待，整装待发。原来，自以红一师红一团为主力的中央先遣队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以后，于5 月25 日凌晨3 时来到了大渡河畔，顺利地夺得了敌人的一只小船并占领了渡口安顺场。占领安顺场后，杨得志团长立即来到大渡河边观察地形。经过请示后决定靠夺得的那只小船并在一位四十多岁的老船工等帮助下，靠船渡河。天明后，杨得志团长再次来到河边观察对岸敌情。通过望远镜，他看到对岸离渡口一里左右有个四、五户人家的小村庄，并有围墙。渡口附近有几个碉堡，周围全是黑岩石。估计敌人可能把主力隐蔽在这个小村子里，以阻挡我渡河部队登岸。在观察敌情时，杨得志决定：兵贵神速。先下手为强！他立即作了渡河部署：令配属红一团的军团炮兵连将三门八二迫击炮和数挺重机枪布置在阵地上，轻机枪也进入阵地掩护。令有名的神炮手赵章成和机炮连的三个特等射手也进入阵地。当时渡船只有一只，乘不了多少人，杨得志决心组织一支坚强精悍战斗力特强的渡河奋勇队，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一营。在谭政等领导多年精心用政治工作培养出来的红一师每个战士的脾气是：遇到困难顶着上，碰到战斗任务抢着上。
这次一营战士听说要组织渡河奋勇队，战士们一下子围住了一营营长孙继先，争先恐后地要求参加。孙继先请示杨得志后决定：集中到二连选派，然后由营长批准。开始，选定了十六人。这时，二连通信员陈万清哭着喊着争着要去。他是遵义会议后入伍的新同志，参军不到半年，年仅十六岁。刘伯承、聂荣臻等首长到达安顺场时，他正在要求。聂荣臻和杨得志都说：“由你们营长最后下命令定吧，叫谁去谁就去。”当孙继先批准他参加奋勇队时，陈万清破涕为笑了。最后确定的十七名渡河尖兵强渡成功，后来成了红军历史上的著名十七勇士。1935 年6 月中旬。蜀西夹金山以北藏族游牧区。风和日丽，草原青青。红一师主力翻越了白雪皑皑的大雪山——夹金山，来到夹金山脚下草场辽阔的藏民游牧区。这一带的藏民信奉喇嘛教，每个圩镇都建有富丽堂皇的喇嘛寺，晚上一家人均团聚在一起烤火念经。他们生活简单，以牛、羊肉和青稞为主食。红一师主力来到这个地区，开始大家很高兴，以为到了游牧区，吃肉肯定没什么问题。可是，由于藏民误信敌人的宣传，不但把牛、羊赶走了，而且人也跑光了，粮食也埋藏了起来。而我们所带的粮食已经吃完了，顿时部队的口粮无以为继，饥饿严重地威胁着部队。部队到达马河口时，已经断炊两天了。怎么办？有人提出说，地里的豌豆苗可以采摘充饥。师政委黄甦觉得这是违犯群众纪律，不同意。然而，人总是要吃饭的，红军指战员也不例外，就是为了革命的胜利，也要吃饭，活下来，行军，打仗。后来，师政治部主任谭政想出了个主意，既解决了吃饭问题，又基本上不违犯群众纪律。谭政说：“为了不损害群众的利益，又可以用豌豆苗充饥，我们可以在采摘群众的豌豆苗后，在地头上放上几块钱作为赔偿，并插上木牌说明。”大家觉得除这个办法外，也就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大家也就按这一办法去做了。谭政的这一发明，初步解决了部队缺粮的问题。
第四章 新岗位经常变进谏一万言
1935 年9 月中旬。甘肃迭部县哈达铺藏族农牧区。秋高气爽，红日当空， 万里蓝天飘着朵朵白云，辽阔的甘南藏族草原一片翠绿，阵阵凉风拂面掠过，好一派祖国西北的自然风光啊！草原上，一场藏族同胞盛大的欢迎宴会，正在隆重地举行。他们以藏族风俗的最高规格和礼节，设宴招待了长征途经这里的红军领导干部。谭政也出席了藏民这次盛大的宴会。自红一师随中央纵队强渡波涛汹涌的大渡河，翻越白雪皑皑的夹金山，横跨泽国茫茫的草地以后，于9 月18 日来到了甘肃南部迭部县的哈达铺，并在此进行为期数日的休整。这里是藏族农牧区，草原辽阔，居民极少。虽然此时9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