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政传_2-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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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的延安，阳光明媚、春意正浓，延安城北郁郁葱葱，山峦起伏的杨家岭，在彩旗、标语的辉映下，显得格外娇艳。

　　坐落在杨家岭怀抱、气势雄伟的中共中央大礼堂，今天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在人流的簇拥下，显得格外美丽壮观。此刻，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盛会——中共“七大”，在这里隆重开幕。五百四十七名正式代表和二百零八名候补代表带着喜悦的心情，来到这里，完成一个历史性的盛会。

　　会场内，主席台正中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主席台上方，写着巨幅标语“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下胜利前进”。两边墙上挂着二十四面鲜红的党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己走过二十四年的光辉历程。会议在雄壮的国际歌中开始，此时，谭政坐在代表席位上，全神贯注地凝望着主席台。台上坐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任弼时站起身来，大声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台下掌声雷动。任弼时简短地介绍了一些有关情况，就由毛泽东致开幕同《两个中国之命运》。在这庄严的时刻，谭政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激情与感慨，中国革命走到今天的胜利是多么不容易啊！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到长征途中的艰辛岁月，不容易啊！他自己也以一个农家子弟，投身革命，一步一步地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现在又作为一名代表，参加这空前盛会，心里感到无比自豪。作为七大筹备委员会成员，为大会召开，谭政做了大量的工作。1937　年12　月，王明回国不久，　党就决定召开七大，但由于日军猛烈进攻，更由于王明的干扰，大会准备工作拖了下来。1938　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再次作出决议，强调“七大”要“努力从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进行准备！”各地亦选出代表，但由于国民党反共摩擦，大会未能召开。周恩来在莫斯科期间，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中国问题备忘录》，准备在1940　年3　月至4　月间召开，但因大会准备工作来不及，难于如期召开。但是，会议的准备工作，在任弼时和谭政主持下，积极进行着。他们首先是准备会场，　1940　年5　月，任弼时，李富春等一起去安塞县真武洞，去为“七大”选择会址，听说那里环境隐蔽，便于防空，可惜，交通不便，离延安较远。后又准备在后沟打窑洞，建礼堂，后沟地方窄小，只有一口水井，水质又不好，几百名代表在一起，连水都不够用，最后经过讨论，决定把会址放在杨家岭，利用中央党校的校舍作为代表们的住处。其次是审查代表资格。谭政协助任弼时，进行细致的审查，既考察每位代表在政治路线斗争中的表现，又要考察他们的社会关系以及在战场上、少量的还要考察在监狱中的政治气节和表现。既要对党负责，又要对代表负责，经过艰苦细致的努力，谭政完成了这份工作。再次，谭政还负责为“七大”准备文件、材料。包括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工运、青运、妇运、财经等方面的材料，由谭政统一协调各方，认真准备。在开会之前，谭政还亲自任拍摄组组长，领导了“七大”的现场拍摄工作。谭政说：

　　“七大，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会，把这场空前的盛会，如实拍摄下来，对于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加强政治工作都有重要意义，也是以后同志们回顾与总结这段历史的宝贵的文献记录，因此，一定要认真拍好，对党对人民负责。”经过谭政的精心组织，电影团在“七大”开幕之时，终于开拍。此时，谭政坐在会场里，回想起大会的筹备工作，心中充满了喜悦之情。4　月24　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报告。谭政认真地听着报告，理解思考着报告的深刻内容，在分组讨论中，谭政积极发言，他说：“七大”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这条政治路线是唯一科学的能使我们国家走向独立、民主、富强的路线。因此，我们今后的任务，就是要贯彻这一路线、把它作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理论体系，也是指导我们党和军队取得胜利的思想武器，它应作为我们今后各项工作的指针，坚持以这一思想为指导，我们就能取得最后的彻底的胜利。”6　月9　日，全会举行了选举，选出了毛泽东等中央委员四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三十三人，谭政以他辉煌的政治业绩，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6　月11　日，历时五十天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一片欢歌笑语声中落下了帷幕。谭政怀着依恋的心情告别会场，匆匆地返回阵地，开始了他革命生涯的新篇章。　　
　
第八章　让大路占两厢干部下农庄　
　
　
　
　　　1946　年3　月下旬。

　　吉林梅河口。

　　中共中央东北局驻地。

　　北国的早春虽已来临，外面的世界却依然冰雪覆盖，寒风凛冽。梅河口中共中央东北局会议室里，却争论得热火朝天，激烈非凡。

　　东北局扩大会议正在紧张地进行。

　　谭政，作为东北局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这次自他赴东北以来较为重要的会议。会议由东北局书记彭真主持。东北局全体成员、在东北的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一些党政军负责人共四十人左右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3　月6　日先在辽宁北部抚顺召开，不久国民党进攻抚顺，东北局撤迟到吉林南部梅河口继续开会，会期将近一个月，史称“梅河口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目前东北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城乡关系、战略方针和建军问题。

　　原来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适应新的形势，确定了新的方针和部署。1945　年8　月10　日、11　日，八路军延安总部向各解放区发布命令，要求我军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装，接受伪军投降。其中第2号令，要求八路军中的原东北军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所部，由现驻地分别向察哈尔、热河、辽宁进发，在冀、热、察边境坚持抗战的李运昌部向辽宁、吉林进发，协同苏军肃清日伪残余。8　月26　日，中共中央派出千余名干部由林枫率领去东北。8　月29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要求晋察冀和山东解放区准备派到东北的干部和部队迅速开往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苏联红军未曾驻扎的中小城市，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民主政权与地方部队。9　月15　日，　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彭真、伍修权、叶季壮当即启程飞往东北，于9　月21　日在沈阳召开会议，宣告中共中央东北局正式成立。

　　为实现夺取东北的战略任务，9　月11　日，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的刘少奇致电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的建议，立即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9　月19　日，刘少奇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的指示。根据中共中央的这一战略方针与部署，继续调兵北上。从8　月中旬到11　月底，开入东北的我军部队共达十三万人，　调集各解放区干部进入东北的达二万人。各部队到达东北后，遵照中央指示，以人民自治军，省联防军名义，组织和发展军队。根据中央1945　年10　月9日指示精神，东北临时军事机构东北军区司令部成立，程子华为司令员，彭真为政治委员，伍修权为参谋长。10　月31　日，为统一指挥东北军，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东北军区司令部撤销），林彪任总司令员，彭真、罗荣桓分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陈正人任政治部主任。1946　年1　月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不久，政治部主任改为谭政。6　月16　日，中央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为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

　　1946　年3　月初，苏联红军开始从东北各地撤兵，国民党反动派乘东北停战协定尚未达成协议之机，继续向沈阳及外围以东以西扩大进攻。3　月13　日国民党进占沈阳，　21　日占领辽阳、抚顺，　24　日进占铁岭。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先是（1945　年12　月底）撤离沈阳，迁至本溪，　1946　年2　月底，又由本溪迁至抚顺，3　月20　日又从抚顺迁至梅河口，4　月下旬又从梅河口迁至长春，5　月21　日又从长春撤至哈尔滨。

　　就在2　月末、3　月初国民党向沈阳以东以西方向进攻的同时，获悉苏联红军准备从四平、长春撤兵，国民党为了夺取四平、长春作为向北满进攻的基地，进而夺取全东北，实现独占东北的计划，令新一军经沈阳沿中长路猖狂北犯。

　　面对这复杂多变的严峻局势，自3　月6　日开始，已迁至抚顺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了这次扩大会议。

　　谭政1946　年1　月奉调来东北时，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已由沈阳迁至本溪。他来到本溪报到后，便开始了他为时三年的东北政治生涯，为东北我军的政治思想建设，为发动东北人民群众，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此次，在东北局扩大会议上，在不同观点的激烈争论中，他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会上，意见分歧的实质，是对东北地区敌我力量对比的估量，以及与此相关的战略部署和工作方针。

　　1945　年11　月20　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要把“长春铁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把工作重心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的中心城市较远的中心城市和广大乡村，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11　月22　日，中共中央在给重庆代表团的电报中，正式提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此后，毛泽东、刘少奇又多次指示东北局，重申上述方针。

　　此次，鉴于19　的年4　月前后四平保卫战的失利和长春、吉林等大城市的得而复失的严峻局面，东北局召开了这次对改变东北斗争形势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陈云起草的东北局《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即著名的“七七”决议。

　　《决议》一是指出了必须“克服‘和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自力更生，准备长期的艰苦斗争；二是强调了“必须坚持中央创造根据地的方针”，规定“无论目前或今后一个时期内，创造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创造根据地的主要的内容是发动农民群众，因此强调城市、轻视农村的观点是与事实和要求不相符的”；三是突出了发动农民的重要性，指出“能否发动农民成为东北斗争成败的关键，农民不起来，我们在东北有失败的可能”，“发动农民的方法是发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分粮分地的斗争”，“提高农民的觉悟，武装积极的农民，改造村屯政权”，“建立农会”，使乡村政权确实掌握在农民手里，吸收积极分子入党，在农村建立党的支部；四是号召东北党的干部“跑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统统到农村去”，“造成干部下乡的热潮”，为创建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而斗争。在讨论《决议》过程中，谭政兴奋地谈道：“这个决议写得很好，它正确地、实事求是地反映出了东北地区暂时还是敌强我弱的严酷现实。根据这一出发点，我们目前工作重心与城乡关系的确定也是正确的，只能放在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不是进攻、防守大城市，而是准备力量，发动农民群众，为此要组织工作团下乡，要建立好农村的政权，要建立好党的农村支部，同时要做好部队的整顿，严明纪律。。决议对我们各项工作的规定、要求也是正确可行的。”

　　“另外，决议用能否深入农民群众作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标准，这就把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群众的工作，提到了党性的高度，这种认识与规定是正确的，我们不仅应该把我们政治工作的优势贯彻到部队中去，而且应该推广、贯彻到农村中去、农民中去，决议的精神实质不仅是东北目前战略方向的转变，也是对东北农村的一次彻底的政治发动！”谭政边讲边辅以手势。由于极力控制自己激动的情绪语调微微发抖。

　　会议的气氛，在这位政治将军的鼓动下，顷刻间活跃了，热烈了，升温了。。

　　罗荣桓接过话题颇有感触、意味深长地说道：“我们东北过去一段的斗争经验与教训，确实应该很好总结。过去一段在干部思想上有很大的负担，对东北斗争的严重性，没有足够的估计，对自己依托的力量——农民，没有明确的认识，对于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没有正确的认识，强调城市而忽视乡村，对于战与和的问题，没有正确的观念，把东北问题的解决放在、寄托于和平谈判方面，放松了对创建根据地与战争的准备工作，希望通过打几个胜仗、取得大城市而速胜，因而造成了一时间党内的思想混乱。这些问题的根子，就在于对东北敌我力量的对比估计不恰当，夸大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敌人的力量，因而对深入农村从事长期艰苦斗争和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缺乏认识。而现在这个决议，基本上对上述各问题，都有了根本、明确的转变。我相信，通过这次会议及其决议精神的贯彻、落实，东北的工作将会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和明显的改观。”

　　接着，与会的其他同志，也都先后谈出了自己对问题看法的转变过程，对谭政、罗荣桓三月梅河口会议的主张给予认同，对陈云起草的这个决议给予高度评价。有谭政参加并参与了重要意见的哈尔滨东北局七月会议及其决议，澄清和结束了东北党内军内的混乱思想，统一了认识，为我党我军在东北的斗争，确定了一个完全新的方针，即创造农村根据地与进行长期艰苦斗争的新方针，从而为转变东北的斗争形势，为东北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当松花江衅落日的余晖把美丽的太阳岛融入最后一片彩霞的时候，对东北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东北局七月会议于11　日傍晚结束。谭政匆匆返回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紧张地在构恩着部队与农村地方政治工作的更大举措。

　　1946　年7　月中下旬。哈尔滨。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驻地。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部务会议正在热烈地进行。会议由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副主任周桓主持，与会的是联军政治部的所有工作人员二十余人。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正在给全政治部的同志传达刚刚结束的东北局扩大会议精神和“七七”决议的基本内容。“今天的这次会议，主要是由谭主任传达东北局七月扩大会议的有关精神。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将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与举措，希望同志们认真做好记录。”周桓简短扼要把会议导人主题。

　　“这次东北局扩大会议开了九天，　11　日结束。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讨论、通过了东北局《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的主要内容，就是我们东北今后的工作，将要有一个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