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政传_2-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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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5 日，古城长沙装扮一新，红绿标语贴满墙壁，毛泽东主席的大幅画像高挂街头，秧歌队浓妆待发。人们脸上喜笑颜开，奔走相告：“解放军快进城了！”下午7 时，人民解放军一三八师从小吴门威武雄壮地进入市区，长沙市盛况空前，十多万群众夹道欢迎，从五里牌到小吴门一派欢腾，锣鼓声、鞭炮声，欢迎人民子弟兵的口号响彻云霄，人们噙着幸福的泪花，庆祝解放，欢呼和平，感谢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赞誉程、陈两将军顺应民心，使古城长沙终于得以和平解放。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对程、陈两将军的义举极为赞誉，回电嘉勉，称之为“义正词严，极为佩慰。”“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程、陈两将军的通电起义和长沙的和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事业的又一伟大胜利，震撼了华南、西南、西北的国民党残部，加速了国民党集团的最后覆灭，宣告了国民党反动集团对湖南人民二十多年的反动统治的结束，也是湖南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其中谭政所做出的努力有力地促进了程、陈两将军的思想转变，使长沙最终得以和平解放。
1949年12 月13 日。
广西南部。
广西的冬日，虽有淡淡的冷意，但中越交界处公母山上，仍景色恰人，一派翠绿。中南地区国民党最后一股顽匪，这时正被我四野中南剿匪大军，追击至此，退守在中越交界处的公母山上。原来，自1949 年2 月23 日、4 月12 日至23 日，我四野南下先遣兵团主力部队共八十二万人分别南下作战后，4 月29 日按照中央军委指示，将四野各兵团的组织和前进方向进行了调整，兵分三路，进军中南：以肖劲光任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四十军、四十五军、四十六军为中路军，沿平汉路和东侧地区向武汉前进。以程子华任第十三兵团司令员、肖华任政治委员，下辖三十八军、四十七军、四十九军为右路军，沿平汉路及其西侧向武汉以西前进。以刘亚楼任第十四兵团司令员、莫文骅任政治委员，下辖三十九军、四十一军、四十二军，由中路前进。（9 月11 日，调往北平，组建中央军委空军司令部）。以邓华任第十五兵团司令员、赖传珠任政治委员，下辖四十三军、四十四军、四十八军为左路军，由平汉路以东向九江前进。在我四野先后发起渡江战役、宜沙战役、湘赣战役、广东战役、衡宝战役、广西战役等战役，并解放了武汉、宜昌、长沙、广州、柳州等中南地区广大地区以后，到1949 年12 月中旬，整个中国大陆除西藏问题尚未解决，全国各省（除海南岛）都获解放。但是，在中南区的国民党军白崇禧残部，勾结云、贵、川、黔残匪，依托山脉连亘、河流纵横等复杂地形优势，继续与人民为敌。在谭政的参与下，中南军区司令部发出号令，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部队，立即投入剿灭国民党军残余武装和清剿大股土匪和在新区实施民主改革的艰苦斗争。此时谭政出任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第三政委兼干部管理部部长、中南局第一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华南军区政委。
谭政针对广西地区和湖南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头人与国民党残余武装相勾结的实际情况，及时指导部队严格执行新区各项政策以及民族政策，遵守群众纪律的前提下，坚决贯彻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并举的方针，较好地完成了剿匪与新区改革工作。
就在谭政指导剿匪过程中，到1949 年12 月中旬，中南剿匪已进入了它的最后阶段，而清剿退居公母山的最后一股顽匪，则又是中南剿匪的最后一仗。原来，此时粤桂边战役已进入了最后阶段，白崇禧所视为最后支柱的几个主要兵团都已一一被歼，只有在广西南部的一个小角落，还残留着黄杰兵团的一批残兵败将。曾经遭受我军沉重打击的这群匪徒，慌慌张张逃出了南宁，经过绥绿、恩乐到达了明江以南的高山地区，企图按照白崇禧的意志，逃往越南，以求得法帝国主义的庇护。
我剿匪部队在谭政等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原则指导下，从钦县北面冒着连日阴雨，翻越崎岖难行的十万大山，向中越边境兼程前进，于12 月13 日抵达思陵西南的国境线上，以突然和极迅速的动作，将未及逃往越南的黄杰部后卫主力九十七军截住在中越交界处的公母山上。12 月14 日中午，我军发起了强烈攻势。连做梦也设想到解放军会昼夜兼程抄小道而来的敌军官兵们，经此突然的攻击，就无能为力，完全不知所措了。当炮声刚刚响起的时候，那些愚蠢的敌军官们还满自信地以为是遭到我地方武装的攻击，不很在意，直到炮声越打越紧，公母山战地上空又出现了四架法国飞机时，昏了头脑的敌军参谋长伍国光又错误地认为是“法国人的误会”，并大发脾气地连声大骂法国人是“蠢猪！饭桶！混蛋！”，并责骂“是谁去跟法国人交涉的？一点事都不会办，倒叫法国人打起我们来了！”然而，不管敌人怎么样的叫骂，我解放军指战员们，早已忘掉了饥饿和疲劳，以高涨、旺盛的士气，擦掉枪上和脸上的尘土，向敌人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巍巍的公母山麓顿时布满了飞跑冲锋的我解放军战士。慌乱的敌人蠕动在山岭和山坡上，茫然无目标地向山下开炮扫射。在我火力掩护下，八连连长蔡子祥以一个排正面攻击一个山头，自己则带着另一个排从敌人三面交叉的火网中向纵深猛插。当抢占制高峰的战士们刚爬到半山坡的时候，六个敌人己抢先占领了山头。山势陡峭无路可寻，战士们从草堆中一步一滑地抓着草根、树根、树枝奋力攀援。这时，抢占山头的敌人已把机抢架好，八连一排的全部战士和后续部队毫无隐藏地暴露在这架机枪的杀伤范围内。在这最紧要关头，攀登在最前头的八连三班代班长谢纪忠，以极勇猛的动作绕过一个小山头，出现在敌人的侧后，他把冲锋枪一摆，指着六个敌人喊道：“缴枪不杀！”敌人乖乖缴了械，这架正待发射的机枪就这样缴过来。这位勇土夺过机枪，又毫不停息地爬上更高一座山头，向山坡敌人猛烈扫射，迫使敌二十六团团长和部下举手投降，其余散乱的敌人，群龙无首，毫无斗志。这样，前后共四个小时，战斗便胜利结束，敌九十七军军部、两个主力团和一个补充团连同副军长郭文灿、参谋长伍国光等共四千余人都当了俘虏。两广大陆上的最后一股残敌，悉数被歼，在南方国境线上，到处响起了胜利的号角。
谭政所指导的中南剿匪胜利结束。
夜，已经很深了，谭政房间的灯依然亮着，谭政坐在桌前，时而紧蹙眉头，时而伏案疾书。室内静悄悄的，只有桌子一端码着的一摞厚厚的书籍和文件陪伴着将军的思绪。谭政在部队是出了名的爱动脑筋的人，井冈山时期，谭政跟随毛泽东作秘书，便养成了爱思考的习惯。现在两广剿匪结束后，谭政便不自由主地总结起我军中南地区剿匪的经验。谭政翻看着自己即将写完的文稿，他已经总结了我军中南地区剿匪过程中斗争形式发生的新变化：一是由集中的大兵团作战转变为分散的剿匪作战；二是由追歼国民党军队的长途进军，转变为在一地长期驻剿残匪，三是匪特扰乱，交通阻隔，供应困难，生活条件艰苦。
谭政知道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领导剿匪政治工作当然也随之变化了，事实上他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创造出了剿匪政治工作的新经验，他继续挥笔写道：
其一，加强思想领导。开始在剿匪时，部队中有些战士和干部认为“剿匪不是野战军的任务”、“兼做地方工作是降级”，有的人还有轻敌麻痹、埋怨剿匪艰苦等模糊认识。针对这些情况，谭政大力宣传，中南剿匪是一场尖锐残酷的肃清美蒋残余势力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是一个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任务，使战士干部端正了思想认识，竭尽全力地投入到剿匪斗争中去。事实上，在实际战斗中我不少部队为了合围歼匪，捕捉匪首，往往在风雨中不分昼夜地穷追猛打，忍饥挨饿，经常夜宿高山荒野，在人迹罕见的峭壁丛林、瘴疠山区中去搜捕。虽然斗争环境困难艰苦，但部队士气却十分高涨。其基本原因，就是在对剿匪部队教育、动员中，及时弄清了剿匪和全国各条战线伟大胜利的密切关系，把艰苦的剿匪作战同争取全国人民的幸福生活联系起来，“苦了我一人，幸福千万家”。同时，部队还把交流、学习群众创造的克服各种困难的具体办法，及时解决剿匪部队在医药、服装等各方面的困难，作为剿匪政治工作的第一个重要内容，有效地增强了部队战胜困难的战斗力量。其二，建立剿匪斗争的一元化领导。为了加强对剿匪斗争的统一领导，中南各地都建立了由党、政、军、民负责同志共同组成的剿匪领导机构各级剿匪委员会。这种剿匪的统一领导机构，实际上是一个临时政权，它作为剿匪期间发动与组织人民群众的组织形式，可以“更大集中兵力与更好组织党政民财力量的配合”。为了集中剿匪，利用这种领导机构的特点，广西地区党政军机关抽调数千人组成剿匪工作队，并动员了一批民兵，参加剿匪作战。
同时，还注意在剿匪斗争中学习、引进其他军区（如华东军区）剿匪的经验：
“以政治为主，军事政治双管齐下；以军队为主，军队地方齐头并迸；以外力为主（指新区初期），外力本地协同一致。”有了统一的指挥机构，也可使各有关部队、友邻地区密切配合。协同动作，从全区和当地的匪情出发，统一部署，统一计划，发挥我之优势，同匪特展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的斗争，可以把剿匪同反霸、减租、生产、收枪、民主改革等项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此外，剿匪作战的生活方式上出现了分散、艰苦、独立作战（或工作）等特点。在这种情况下，谭政要求剿匪部队，要善于把党中央、上级党委关于剿匪作战的方针、政策与要求精神，一杆子贯彻到基层，成为广大干部战士言论行动的准则，中心问题要加强基层党支部的工作，切实发挥好党支部在剿匪作战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其三，坚决执行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中南地区的土匪，除了少数是经济性的以外，绝大多数是政治性的，它是作为美蒋反动派的残余势力，作为敌人在大陆潜伏待机、东山再起的政治力量而存在的。因此，剿匪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斗争，而同时还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与群众的思想斗争。从中南地区剿匪的客观形势看，起初，不少地区政权尚未建立，或刚刚建立还不巩固，广大群众尚处于观望动荡之中，尚未发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的剿匪斗争，是作为恢复生产、巩固政权、安定秩序的一个基本问题来进行的，离开了发动群众和政治攻势，就不会有剿匪斗争的胜利。从中南地区剿匪的实际经过来看，一般都经过三个阶段：首先是集中优势兵力，实行军事进剿股匪阶段；然后是配合发动群众，在一定地区内进行驻剿残匪阶段；最后是结合农村民主改革运动，清剿潜散匪特的阶段。从这个全过程可以看出，只有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开展群众性的政治攻势，实行军政并进、并举，剿抚兼施，才能取得剿匪斗争的完全胜利。谭政认为，军事清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者是不可分割的，但又是以军事清剿为基础。他认为，没有军事上的歼灭性打击，政治攻势和发动群众也很难奏效；军事清剿中的政治工作，主要是贯彻剿匪作战的基本战术思想，研究匪特活动规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情剿，力争全歼，不使漏网，清剿一区，净化一区。谭政强调，在清剿中，特别注意捕捉匪首和镇压匪首的斗争，对于开展政治攻势，争取匪众，发动群众，打开局面，其意义十分重大。写到这里，谭政感到眼睛有点发涩，便抬起了头。此时，窗外天色已经发白，“时间过得真快”，他自言自语道。谭政站起身推开一扇窗子，一股清冽的晨风吹来，他不觉浑身一爽，掏出一根烟，点燃，深深吸一口停顿了下来，好一会儿才“噗地”一阵长声，吐出一圈圈烟雾，这时，谭政感到头脑异常清醒，便又拿起笔来，继续写下去：在中南剿匪斗争中，开展政治攻势，主要有以下五种形式：一是采取多种渠道，宣传全国胜利的大好形势，宣传我党我军剿匪斗争的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基本政策，向广大人民群众揭露土匪的欺骗、谣言和各种破坏的罪行，提高群众的觉悟；向匪特指明蒋匪的穷途末日，继续作恶只有死路一条，号召他们登记悔过自新。二是开展战场的政治攻势，有针对性地做好战场喊话，瓦解匪众，孤立匪首。三是动员争取匪特亲属，劝他们的亲属归来投诚。四是以匪降匪，即给降匪以立功赎罪的机会，或劝匪特归来登记悔过，或打入匪特内部，了解情况，最后歼灭之。五是登记、集训、管制与改造坏人，主要是敌伪还乡人员、反动党团分子、土匪、流氓、反动会道门骨干等，根据罪恶轻重，分别处理。谭政认为，少数匪特之所以还能存在，就是因为还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成为他们的藏身之所。剿匪中的情报工作，只有发动群众，才能耳聪目明，绝不能只靠少数公安、武装干部孤立进行。谭政还认为，在大股土匪消灭后，组织武装工作队深入重点地区，是发动群众、肃清潜散匪特的好办法。武工队是战斗队与工作队的结合、便衣与武装的结合、地方干部与武装部队的结合的一种组织形式。他非常赞成贵州省军区提出的武工队是“一兵兼四员”（四员即战斗员、指挥员、工作员、侦察员）的说法与要求，一再强调了充分发挥每个指战员在军事迸剿和发动群众中的积极作用。谭政认为，野战军是不便以久居一地不动的。从长远的观点看，巩固政权，保护城市和交通安全，警卫一些重点目标或设施，是需要必要的地方武装的。他认为，这样才不会使残匪此伏彼起，继续为患。因此，他强调指出，一旦条件具备、成熟，在剿灭大批股匪的战斗中，即应着手充实、加强地方武装的建设。此外，谭政认为，还应视形势发展情况，加强不脱产的民兵建设，以防匪患。其四，实行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基本政策。谭政强调，宽大与镇压是两个有机结合而又不可偏废的基本方面，不能片面、孤立地去理解，在执行中，应切实做到“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谭政十分重视组织部队，特别是组织部队各级领导干部学习党的政策，以便划清一些基本界限，如：一般土匪与罪大恶极分子的界限；一般土匪分子与受匪欺骗而参加土匪集团不久的劳动人民的界限；各种反动会道门和反动党团的一般分子与这些组织的骨干分子的界限等。谭政提出，对于这些各类土匪组织，均应实行“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以孤立极少数罪大恶极的匪首恶霸。在执行政策中，谭政特别强调部队指战员和各级各类干部要特别注意：一要正确理解和执行首恶必办的政策。他指出，首恶，不是指所有匪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