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当务之急-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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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特算是要好的朋友常常不无嫉妒地对他说：“你过于丰富的经历害了你，它无益于你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你的才气或被你南上北下东西纵横的豪情消耗光了。”　　　　
　　　　2003年终的时候，他从丹麦回来，我们一起在上海的顶层画廊举办了一个“中丹文化之夜”的活动。当时媒体记者追问我对上海的印象。我告诉他们：“上海是一座磨砺骨灰级孤独者的城市。”记者大喜。而我的意思恰是在咒骂这座城市的无聊，因为它平庸得令人窒息，你要么早早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要么就脱胎换骨，完全成为另一种人。　　　　
　　　　我和京不特，就是在这样一座磨砺人成为骨灰级孤独者的城市里长大的。今年我回家，劝说父母离开那里。我对他们说，如果我至今没有离开这座城市，我甚至不知道人原来是可以这样活的。　　　　
　　　　我不知道京不特是否与我有同感，是否感觉到离开上海以后，可以理直气壮地面对自己说——我想要什么，而不是总在提心吊胆地为着应该怎样而殚精竭虑。　　　　
　　　　所以，你们真的不知道，也无法想象，京不特这样一个人，是地道的上海人，不是三十年代、六十年代或者未来什么时代的上海人，而是眼下令全国人民讨厌的上海人！


《人类的当务之急》　第一部分栖霞寺怡学指路

　　　　1986年，京不特刚从上海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在此之前他就是一个很活跃的诗人了。但是，八十年代上海的亚文化诗歌的气氛令他不适。他似乎要摆脱一群人为了某一臆想的目标而乌合的生活。他打算去新疆或云南支边。可笑的是，他已经被学院分配到闸北的向东中学任教。一个被分配过的人，是不可能在计划外自说自话地再去支边的。他找了市委，也找了新疆驻沪办事处，但他们对此未置可否。其实，那个亚文化的诗歌圈子何尝不是这样呢？如果你在他们里面，你可以写诗；如果你自己想要写诗，那叫写诗吗？　　　　
　　　　这个身材不高、满脸未脱孩子气的京不特老师的到来，成了孩子们的节日。因为他在课堂上讲：“任何人平等，父母不应当无理地以权威压制子女，教师不应当无理地以权威压制学生，领导没有权利无理地以权威压制群众。”这下可好，他被校方从讲台上撵了下来，被送到后勤部门抄抄写写。更可怕的是，校领导甚至整他的材料，要送他去劳动教养。　　　　
　　　　上海呆不下去了，他决意去云南。在离走前夕，有个朋友意欲同行。京不特说，两个人一起做的事情，我不做！　　　　
　　　　多年以后，有人跟我提起这事，拿他的话当笑柄，讥嘲他幼稚。是的，这话听起来幼稚，但很勇敢。事实证明，这个城市没有第二个人像他那么去做。京不特在这话里面，不过想伸张完完全全按照自己意愿去生活的一种要求。　　　　
　　　　他来到西双版纳的景洪，在那里伙同几个朋友开了家“无政府主义旅店”，其实这个冠以无政府主义之名的旅店却是一个有明显共产主义色彩的实体。“但是这种共产主义在资本主义的意义上是站不住脚的。”（京不特语）　　　　
　　　　行色匆匆的来往旅客有不少都成为他日后重要的朋友。有个瑞典姑娘玛丽亚，是个左派绿色主义者，京不特因为爱她而成为中国最早的绿色分子。按京不特的话说：“西双版纳是个特别的地方。一边有傣家人的拙朴和乐善好施，而另一边是兵团湖南籍的内地人的狡诈和锱铢必较。”前者的普世同情心感染了他。于是，在“无政府主义旅店”经营不良倒闭后，京不特决意成为一个心怀慈悲的人。　　　　
　　　　在南京栖霞寺门口，因为偶遇一名叫怡学的比丘，京不特结下了释缘。怡学告诉他，如今真正的佛教在莆田的广化寺，那里的长老圆拙法师，是弘一法师的弟子。弘一法师的名字对京不特的吸引力恐怕甚于佛教本身，因为那个时候的上海诗人是很认弘一的，把他看成是中国最伟大的人。　　　　
　　　　受怡学的指点，京不特到了广化寺出家。在那里，他成为一名真正的大乘佛教的信徒。后来，因为以往诗歌圈的一些尘缘，上海方面老是骚扰寺院的清净，方丈便劝他出走云游。


《人类的当务之急》　第一部分缅共游击队

　　　　京不特踏上了云游之路，再次回到西双版纳，在那里他结识了山妙法寺藤进日达的弟子行秀法师。藤进日达被世人称做“圣人日达”，他曾经怀抱把佛法传回西天的信念来到印度，与圣雄甘地做了朋友，进而也成为一名非暴力主义者。他创立了山妙寺，为的是传播日莲宗和推进世界和平。在那段日子里，京不特还结识了泰国的仁山、仁华法师，金三角的古纳法师。他们一同云游，徒步从打洛进入了缅共控制的地区。关于这段，京不特几天前给我的来信中写道：　　　　
　　　　然后我从打洛进入了缅共地区，因为我从前“无政府主义旅店”中的一些成员加入了当地的缅共。一个小黄，曾经投奔过我们“无政府主义旅店”，这时他已经是缅共的机修师。但是打洛的缅共有着内部斗争。一个方面的缅共很欢迎我留下，而另一个方面的武装分子却在一个晚上赶来，把我驱逐出了他们的营地。然后我们去了大勐龙。大勐龙的僧人介绍我到另一个方向的缅共地区。那天，一路上，因为傣僧们的照应，缅共的武装力量对我也是很客气的。四月中旬，我离开了缅共地区而进入了缅甸政府军控制的地区。我被缅军抓过三次，因为僧人的身份而没有被当成间谍杀掉。他们审讯，然后勒令我们返回。我们偷偷地又绕道朝泰国方向行走。五月份，我们到了泰国。　　　　
　　　　这是1989年。　　　　
　　　　这一年我已经从大丰农场回到上海。在上海的诗人朋友那里，时不时听到京不特不确的消息。有人说他在缅甸参加了共产党游击队，又有人说他困在泰国的寺庙里，得了严重的小肠串气。可奇怪的是，他经常寄钱回来接济上海的朋友。我不太愿意相信人云亦云的道听途说，但是我深信一点，京不特一定会在自己的路上走得很好。　　　　
　　　　我母亲告诉我，说我犯事那些日子从来没有人来我家。只有两次例外。一次是我先前的女友安慰我母亲，一次就是京不特风风火火地跑来我家，说要救我。


《人类的当务之急》　第一部分东京落难

　　　　1989年5月，京不特落脚在泰国康恰那布里省的普仁寺，然后就是一年半晨钟暮鼓的僧侣生活。当时他没有合法身份，直到第二年才买下老挝的公民权，有了老挝的护照。在普仁寺的日子里，行秀法师经常去看他。这个行秀对他后来的命运有至关重大的影响。行秀的母亲是日本共产党，这也许可以作为他在尼加拉瓜战乱的街上抗议美国军人的另一种解释。行秀在世界各地为了和平运动所做的抗议、祈祷等活动深深地吸引了京不特。终于，1990年，京不特在接到行秀的电话后按捺不住了，决定随他一起到东京的街头示威，抗议日本出兵伊拉克。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在东京机场，京不特为了帮助五个语言不通的福建人办理入境手续，卷入了是非，结果被日本当局扣下，按他的护照国籍给投送到万象的监狱。　　　　
　　　　在万象的鹏滩监狱，京不特为了直接面见负责他案子的警官莆沓，两次绝食，一次割腕，一次剖腹。他坚韧不拔、以死换生的决心，终于赢得狱中囚警的共同尊敬。　　　　
　　　　他在监狱中的故事催人泪下，我几次看过其中的人事，无不动容，有朝一日他的自传体小说《典之时》（Time　of　Celebration）可以译成中文出版的话，读者便可详知其间甘苦。在这里，因为篇幅和主题的原因，我只记述其中一二以飨看客。　　　　
　　　　四、朵格　　　　
　　　　一个叫朵格的甜美的泰国姑娘爱上了他。这听起来有点让人不相信。但鹏滩监狱显然是男女囚同监的，一般犯人在进去后两星期就准许在限制范围内活动，比方说，牢狱内的院子里。所以，男囚房的犯人是有不少机会见到女囚房的犯人的。　　　　
　　　　朵格在知道京不特逃跑之后来看他，从窗口递给他一个鸡蛋，并爱慕地说，“师兄的泰国话说得真好”，“师兄长得实在好看呢”。朵格劝京不特别再逃跑了，说警察会开枪的，要他忍耐，师兄有什么需要她都愿意去做。说完，她把手伸进窗子，握住京不特的手。京不特很激动，用他的话说，“我从眼皮里拿下一朵梅花给她”。　　　　
　　　　眼皮里的梅花，是京不特在他自传体小说中的意象，每遇动情动心之处，他都要从眼皮里摘下一片花瓣。　　　　
　　　　为了见到案子的直接负责人莆沓，京不特开始绝食。可能老挝人并不能理解这个上海青年的决绝之心，居然一直对他置之不理。京不特写信告诉他们，如果星期五中午之前没人理睬他，他就割腕，并说到做到。结果，直到星期五上午十点仍无音讯。于是，他取出宽大的橙色袈裟穿上，在床上打了个莲花坐的姿势，把剃刀放在腿前，开始念经。念完经后，他就拿刀往自己手腕上切，血流了一地。这个举动吓住了狱卒，他们慌忙中把他抱到院子里的一根大木头旁躺下，为他包扎。朵格这时走了过来，蹲在他旁边，眼里噙着泪水说：“师兄，你不应该这么做……”　　　　
　　　　但是，莆沓还是不来，京不特不得不继续绝食。朵格给他带来面汤和各种食物，京不特说：“如果你再带吃的来，我就不和你说话了。这样会坏我的事。”自此，朵格就再也没有带食物给他。有一天，她带来一面镜子，京不特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瘦骨嶙峋的样子，脸色很苍白，但很酷。　　　　
　　　　接着，朵格用不熟练的英文给他写信，言辞就像在热恋中一样。同囚的人问京不特会不会娶朵格当老婆，京不特说不会，因为他是僧人，再说不是谁都可以让他那么轻易地就陷入爱情。　　　　
　　　　京不特在自己的书中把这次不白之冤的罪过归结在自己曾在泰国和女人上床，说她们是无辜的，而自己因为没有诚实、谦卑地对待那些信徒，违背了自己信奉的人生哲学，所以受到了惩罚。他无怨无悔，他打算承担自己的过失，偿还孽债。他坚信，罪孽还清之日，即是他重获自由之时。　　　　
　　　　某日，一个叫桑牧的值班看守来找京不特，说，他尊敬僧人，但他认为僧人是不该追求女孩的。原来，这个看守看上了朵格，误以为京不特与朵格在谈恋爱。京不特用英文写了个字条：　　　　
　　　　我是一个僧人，如果你以为我会追求女人，那么你错了。　　　　
　　　　京不特　　　　
　　　　结果，桑牧把这个字条给了朵格。第二天，与朵格同室的一个女囚来找京不特，问他究竟给朵格写了什么，京不特说什么也没写，但女囚恶毒地说，朵格整个晚上都在哭，又用特别讨厌的腔调告诉京不特：“你知道吗？朵格被这里的警察，在泰国老家，她有两个孩子，她不是什么好东西……”　　　　
　　　　不久，朵格的判决下来了，她被无罪释放。京不特给康恰那布里的仁山、仁华法师以及其他朋友写了求救信，托她带出监狱去，嘱咐她到了曼谷一定要寄出去。


《人类的当务之急》　第一部分朝鲜人金

　　　　还有一件值得讲述的事，就是朝鲜人金的故事。　　　　
　　　　金是个十九岁的朝鲜青年，他的兄弟在一次事故中被人推到压路机下碾死了，但肇事者的家里是做官的，金的父亲忍气吞声，不敢言语。哥哥白白地死了，给金很大的刺激，他一怒之下便逃到吉林他姑姑家里。他在吉林读完高中后，听说泰国那边有韩国大使馆愿意帮助朝鲜人逃往自由世界，就从西双版纳偷渡到乌龙塞，在那里他被老挝军人抓住。　　　　
　　　　朵格走后，金和京不特商议，为了尽早了结案子，需要再给上面的人施加点压力。　　　　
　　　　京不特又一次开始绝食。这次绝食持续了十二天。终于，莆沓骑了一辆摩托车来了。他说，他是专程来接京不特的，要把他送到湄公河岸，让他游水去对岸的泰国。金也想同去，莆沓说他不行。京不特或许想带上金一起走，或许也怀疑莆沓的用心，反正他拒绝了从湄公河游去泰国的建议。　　　　
　　　　莆沓只好走了，他撂下话说他们从此两清了，希望京不特别再闹事了。不过，他又特别指出，如果京不特进食以后身体养好了，他可以再来接他，送他过河。　　　　
　　　　金看到绝食斗争的胜利，很兴奋，受此鼓舞，他也准备绝食，并征求京不特的意见。京不特说自己是僧人，僧人是不可以怂恿别人去受苦的。但金还是坚持。　　　　
　　　　金的绝食到了第二天时，扛不住了。京不特说，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到底。但金说不妨也割腕。最后，金没有割腕，倒是京不特拿把剃刀朝自己的肚子剖下去。剖腹事件引来了更高一级的狱政长官“光头”。光头无奈，只好同意带金去内务部见韩国大使馆的人。　　　　
　　　　金去过后回来告诉京不特，他总算见到了带南方口音的韩国使馆的人。监狱里的人都给金道喜，祝贺他不久就可以获得自由。但金在叙述见面的过程时，一些细节引起了京不特的警觉，比如两个韩国人居然不能出示任何证明他们国籍和身份的证件，而且老挝当时与韩国并没有外交关系。金开始恐慌，他一觉醒来忽然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那两个韩国人是冒充的，他们极有可能是北方派来的。　　　　
　　　　京不特给金出主意，告诉他必须将错就错一直装傻，这样才有机会在对方并不在意的情况下在未来押解的途中逃跑。但金的血气太盛，等第二次要召见他时，他居然冲狱卒发火，说他已经看出来了，那两个人不是韩国使馆的人。　　　　
　　　　结果，金变得没有选择，只好跟随莆沓去了内务部。临行前，莆沓告诉他，说马上就可以回家了。在金走向监狱大门的时候，京不特追了上去，把一本狱中诗稿送给了他。　　　　
　　　　金从京不特的眼角摘下一朵梅花，随莆沓上了车。　　　　
　　　　这是他们一生中的诀别。


《人类的当务之急》　第一部分冯征修先生

　　　　1990年很快就过去了，在1991年的下半年，京不特开始交好运。首先，仁山、仁华法师来看他，告诉说行秀法师和很多朋友都在为他的事奔走，他的案子可能递交给了联合国。很多朋友为他募捐，准备将他从监狱中赎出去，但老挝方面的要价太高，要四千美元，京不特拒绝了这个价钱，他劝他们把钱用在别的需要的地方。　　　　
　　　　仁山、仁华法师走的时候给了狱头两千泰铢，希望京不特得到好的照顾。　　　　
　　　　这两千泰铢起了很大的作用，先是京不特被调到活动空间更大的“自由”牢房，接着他要求给莆沓打个电话也被准许了。实际上，京不特拨通的是联合国的电话。仁山、仁华走后，又委托一个中国人送些食品给京不特，中国人同时还给了京不特联合国在万象办事处的电话号码。拨通电话后，接听的是一个说法语的女子，京不特要求改说英语。在英语交谈中，京不特了解到他的案子果然被联合国关心了，而且他的大照片已经贴在万象办事处的办公室里。那个女子要求他保护好身体，不要绝食，他们正在为取得与他会面的许可与老挝方面交涉。　　　　
　　　　1991年11月的某天，看守把所有犯人集中到伙房边上训话，大声宣读犯人守则，并蛮横地没收了大家的纸和笔。这项看起来非常凶暴的酷政对京不特却无疑是好征兆，之前，他通过同监的朋友撒木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