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智慧枕边书-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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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认为这是事实。她强调说，华盛顿种了一棵樱桃树是一件可以被检验的事实，它不像“红的比蓝的好”那种抽象的概念，说某种颜色比某种颜色好，那的确是一种观点。希拉里紧紧抓住了对事实阐述的错或对与主观观点之间的区别来反驳。老师没有弄清这种区别，说书上说这是一种观点，那么它就是一种观点。老师给了她一个“B”分，希拉里没有被吓倒，只是因此不再尊敬这位老师了。　　　　
　　　　即使是在天才青年中心暑期学习班里，她也敢对老师提出质疑。她觉得她的戏剧老师不愿意接受关于莎士比亚作品的其他解释。“评论家们怎么知道莎士比亚究竟是怎么想的呢？”希拉里挑战说，“或许他所写的正是他所想的。”然而，和她三年级的那位老师一样，戏剧老师说她所介绍的是一些权威学者的解释，他们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她的独立思想即使在这个鼓励学生敢于向权威挑战的学习班里，也使老师感到愤怒。希拉里谈到天才青年中心的老师时说：“他们说我们做的好极了。”“明年夏天我们还会来的。”她对自己的要求甚至高于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暑期学习班的要求。　　　　
　　　　希拉里的不墨守成规和有主见的个性很自然地使她成了带头人。她在学校很有影响，在天才青年中心，她是辩论会的主要发言人和戏剧的导演。很显然，希拉里非常有领导才能。　　　　
　　　　循规蹈矩的人不容易犯大错误，但是也难于成就大事业；不墨守成规和有主见的人，才容易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犹太人关于思维的智慧开阔视野，从全球观考虑问题

　　　　阿尔温·托夫勒是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1928年出生在美国布鲁克林一个波兰犹太移民的商人家庭。1970年，托夫勒发表了《未来冲击》一书，在美国各界和世界各地引起了巨大反响。1980年他的第二部成名著作《第三次浪潮》出版后，很快被译成30多种文字。托夫勒应邀到许多国家讲学，从而在国际上出了名。他曾会见了许多国家的元首和世界知名人士。在罗马尼亚，他曾同齐奥塞斯库一起度过了好几个小时；在加拿大，他会见了特鲁多；在澳大利亚，他会见了惠特拉姆；在日本，他会见了铃木；在印度，他会见了英迪拉·甘地。1983年初，他曾来中国访问过。　　　　
　　　　这样一位蜚声全球的未来学家，他的生活道路是怎样的呢？　　　　
　　　　托夫勒从小就爱写东西，对社会问题和政治变革也感兴趣。　　　　
　　　　1949年，他从纽约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工厂当了工人。托夫勒为什么选择了当工人这条道路？他自己说：“我去工厂是出于多种动机……我的部分动机是心理上的——年轻人要摆脱家庭，想见见世面的那股冲动。我还有文学创作上的动机……梦想日后写一部有关工人阶级生活的伟大作品。”　　　　
　　　　托夫勒在工厂工作了5年，在此期间，他开过车床，在钢铁铸造车间当过铸造工，在汽车装卸线上当过装卸工，开过铲车，给自行车、汽车、卡车喷过漆……托夫勒说：“我在工厂里学到的东西不比在课堂上学到的少。我确实发现许多工人非常聪明机智、正直、富于幽默感。我也学到许多有关英语的知识——怎样写出使那些没有得过博士学位的人也能看懂的文章。我发现，写好通俗散文，要比运用学究式语言写材料，难度更大。”在当工人期间，他曾写过一些短篇小说和政论性文章，但均未能发表。后来，他转到一家焊接业的杂志出版社，才真正开始了写作生涯。不久，托夫勒相继担任劳工报记者和宾夕法尼亚日报记者。他在宾夕法尼亚日报社工作了3年，负责报道白宫和国会活动，同时给几家杂志社撰稿，报道和评论有关企业关系、经济、工会和劳动条件等方面的问题。1959年，托夫勒离开华盛顿，担任《幸福》杂志的劳工专栏的作家，写过很多关于汽车工业和其他工业的调查分析文章，还写过对美国学术界经济情况的长篇论述。两年后，托夫勒又为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教育设施实验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做过咨询工作。　　　　
　　　　托夫勒最初是写有关技术方面和反对文化上的贵族主义方面的文章的，后来，他转向研究未来。这个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托夫勒谈到两个重要原因。他说：“……早期我在华盛顿……作为记者，我得出这样的结论：重大的社会和技术变革正改变美国社会的正统，但我们的政府的眼睛是向后看的，很少关心未来，似乎不能预见甚至是一些最根本性的变化。政客们的眼光很少超越下届竞选以外的范围。这使我想到关于时代和时代的眼光……”他还说：“我的妻子和我在1963年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苏尔兹伯格美国研究讨论会。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生活了一段时间。这段经历使我们的思想起了变化。我不再单纯从一种北美的观点去看待事物了。”“事实上，《未来冲击》是从一种多国或者世界读者的立场、观点来写的，《第三次浪潮》更是这样的。这本书的内容，所选的事例都考虑到了这点。”　　　　
　　　　托夫勒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他是怎样构思出三次浪潮这一观念，或者说，他的思辨之道又是怎样的呢？他为了写书，收集了大量资料，但是，他是怎样从一大堆杂乱无章的材料当中理出头绪来的呢？　　　　
　　　　托夫勒说：“真正的办法，是要有预感；换个较文雅的词，就是要有‘直觉’……办事要靠内在感觉，人人如此，但是，又不能光靠这个……碰上一大批资料，大脑就塑造出一个模式——实际上是各种各样的模式——来帮助我们理出眉目，再进行处置；也就是去弄懂这些资料。”“……模式不仅往往是朦胧的，而且也不必像科学上用的模式那样严谨、精确；为了妙笔生花，有时候就顾不得模式本身的框架了，或者要调整一下，尽管这样，模式总是有的，而且往往很复杂。”　　　　
　　　　那么，托夫勒是怎样着手建立模式的呢？　　　　
　　　　他说：“这种问题谁也讲不透，因为构思模式的时候往往是有点无意识，何况免不了有很多表面上觉察不到的假设。撇开这些不谈，我一般先从研究的笔记和材料着手——别忘了，可有一大堆呢，这可能是苦读5年书，或者花了更长时间积累起来的。我什么都谈：技术杂志，外国报纸，学术论文，信件，统计摘要，国外来的报道等；小说、电影、诗歌，也让我开眼界；此外，还有采访专家的书面记录；各行各业的专家都有，还有经济、军事战略方面的，也有机器人、音乐、抚养孩子方面的……我先把全部材料打乱，再重新整理，分类，探讨它们的内在联系和其他关系。我一般让模式在这个过程中自生自长，它是从材料里引申出来的。有了模式以后，还会搜集到别的研究材料，让它们或者和模式吻合，要不就要对模式加以调整、补充、限定，也有可能原来的模式根本不适用了。有时候我用相反的办法，先搞个临时性的模式，再进行研究，根据资料来修改模式。”　　　　
　　　　托夫勒是怎样形成他的“第三次浪潮”的模式的呢？他说：“我先有个不完整的社会变革和社会结构的模式，一面写，模式也越来越详尽，越来越完备。我研究社会变革的时候，先有个假设，那就是：社会事件、社会现象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都有内在联系；……经济变革必然引起家庭生活、能源、生态体系的变革，这几方面都是互相挂钩的，一个个复杂的反馈环节把它们连在一起。所以，我专门注意研究内在联系。我的出发点也有另一个假设：推动历史的决不是一股力量，可以说是许多股力量或趋势汇合起来影响了历史的发展，重大变革就是由它们造成的。不过，模式的流动性也很大。社会上各种成分出现时，我们可以靠模式去认识它们。把它们看成互有联系，互相促进的变革浪潮的一部分，所以我才用‘浪潮’来作比喻。”“‘社会浪潮论’让我们把整个社会看成一个变化过程，而不是把历史当作依次而来的一个个‘阶段’，好像每个阶段只是一张静止的图片。同一社会在同一时候不止经历一种浪潮。所以，我们不把社会看成一元的，而是把它设想成由许多同时发出的运动，也就是互有牵连的变革浪潮所构成的，不同的社会可以它们内部第一、第二、第三浪潮各种成分所占的比重来作比较，以各种浪潮不同的变化速度来作比较。浪潮模式立足于变化过程，而不能光看结构。”　　　　
　　　　认定目标，走自己的路；开阔视野，从更高的角度、更广阔的范围来考虑问题，广泛积累，才能成就开创性的事业。


犹太人关于思维的智慧怀疑比盲目信仰更值得肯定

　　　　《塔木德》中引用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为此，一直得到上帝的赐福，生有7个儿子，3个女儿。家产丰饶，有7000头羊、3000头骆驼、500头牛、500头母驴，还有许多男仆婢女。在东方人中，约伯是第一个大户人家。　　　　
　　　　约伯虽然十分谨慎地侍奉上帝，有一天还是突遭横祸，而这无端之祸竟然还是来自于上帝。　　　　
　　　　上帝在魔鬼撒旦面前因为约伯的虔诚而自豪。撒旦却认为，约伯之侍奉上帝，只是因为上帝赐福于他；如果上帝毁了约伯的家产子女，约伯必当面弃掉上帝。　　　　
　　　　上帝一时争胜心起，便将约伯交在撒旦手里，随他处置，以便从无端遭祸的反应中，验看约伯是否真的虔诚。　　　　
　　　　于是，在一天之内，约伯的牛羊驴和骆驼被人抢去的抢去，被火烧死的烧死，全部子女也在吃饭时因狂风吹塌房屋而被压死。　　　　
　　　　约伯突然遭此大变故，却没有改变他的虔信。　　　　
　　　　上帝为此在撒旦面前大大地炫耀。撒旦却回答说，这些毁掉的，都是身外之物；要是伤了约伯的身体，他一定会弃掉上帝。　　　　
　　　　好胜的上帝便又将约伯的身体交付撒旦处置。　　　　
　　　　于是，约伯从头到脚长出了毒疮，整天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妻子劝他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认为，人可以从神手里得福，也可以从神手里得祸，坚持不改自己的虔信。　　　　
　　　　后来来了3位朋友，想安慰他，看到他的这副惨状，都放声大哭，陪着约伯一声不吭地坐了7天7夜。　　　　
　　　　到此时，约伯终于开口抱怨，诅咒自己，而这3位朋友则轮番劝说他。　　　　
　　　　这些对话，占了整卷《约伯记》的主要篇幅，概括起来就是：约伯百思不得其解，自己没有行恶事，何以突然遭此惨祸？上帝降祸于他，究竟为的何事？为什么不给他说明，也不给他一个辩白的机会？恶人得福，义人遭祸，上帝行事究竟有没有道理？　　　　
　　　　而朋友们的劝解都是，上帝善恶必报，约伯必有罪恶，才会招致如此之祸，上帝不会不公道。　　　　
　　　　由于3个朋友没有一个说服得了约伯，故事中又突然插进了一个布西人以利户，他滔滔不绝地批驳了约伯，意思无非是，作为一个人，约伯根本不可能知道全知全能的上帝的道理。　　　　
　　　　以利户的长篇大论刚说完，上帝就在旋风中出现，并对约伯痛加训斥。　　　　
　　　　可上帝只字未提约伯遭祸的理由，只是大谈了一番自己的全知全能，以及对比之下约伯的无知无能。　　　　
　　　　约伯一见上帝显现，马上转过意来、虔诚忏悔，再无一点怨意。　　　　
　　　　有意思的是，接着，上帝却说，约伯的3位朋友所说的维护上帝公义形象的话，还不如约伯的抱怨正确，令他们去到约伯那里献上燔祭，否则，就要向他们发怒气。　　　　
　　　　最后，上帝重新赐福给约伯，让他重新生了7子3女、家产则增加了1倍。约伯自己又活了140年，直到年纪老迈，满足而死。　　　　
　　　　从这篇议论风生的《约伯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充分体现犹太民族智慧的若干独特的观念和理路。　　　　
　　　　约伯怀疑上帝的公义，而3个朋友维护上帝的公义，结果反倒是约伯的怀疑比3个朋友的维护来得正确。这决不能理解为上帝承认自己的非公义，而只能理解为约伯所怀疑的和3个朋友所维护的“对象”有问题。　　　　
　　　　约伯怀疑的不是上帝本身，而是他所知晓的上帝的道理。3个朋友维护的，也只是他们所知晓的上帝的道理。然而，以人类的这点智慧怎么能保证他们所知晓的上帝的道理便是上帝的真正道理呢？　　　　
　　　　既然不是真正的道理，那么对这种道理加以怀疑，当然要比对其加以维护来得正确。　　　　
　　　　要大胆怀疑。怀疑可能引发出对真正道理的认识或接近；而维护则只能永远停留在某一纯属误解甚或曲解的境地。


犹太人关于思维的智慧无论借多少都可以

　　　　一位犹太人走进银行贷款部，大模大样地坐了下来。　　　　
　　　　“请问先生，您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效劳吗？”经理一边小心翼翼询问，一边打量着来人的穿着：名贵的西服，高档的皮鞋，昂贵的手表，还有镶宝石的领带夹子……　　　　
　　　　“我想借点钱。”　　　　
　　　　“您想借多少？”　　　　
　　　　“1美元。”　　　　
　　　　“只借1美元？”经理惊讶得张大了嘴巴。“难道他在试探我们的工作质量和服务效率？”于是便装出高兴的样子说：“只要有担保，无论借多少，都可以。”　　　　
　　　　“好吧，”犹太人由豪华皮包里取出一大堆股票、国债及其他债券放在经理的办公桌上，“这些做担保可以吗？”　　　　
　　　　经理清点了一下：“先生，总共50万美元，足够了。不过先生，您真的只借1美元吗？”　　　　
　　　　“是的。”犹太人面无表情。　　　　
　　　　“好吧，年息6％，1年后归还，我们就把这些股票和证券还给您……”　　　　
　　　　“谢谢！”犹太富豪办理完手续，起身离去。　　　　
　　　　一直冷眼旁观的银行行长从后面追了上去，“我是这家银行的行长，我实在弄不懂，您拥有50万美元的证券，怎么只借1美元呢？”　　　　
　　　　“既然您如此热情，我不妨把实情告诉您，我是到这儿办件事的，可这些票证放在身上不太安全，而几家金库的保险箱租金又太昂贵了。所以嘛，就把它们以担保形式存放在贵行，而这最多也不过交6美分的利息……”　　　　
　　　　良好的思维能帮助你更好地发挥你的潜能，争取到更多的利益。


犹太人关于思维的智慧寻找对自己最有利的角度来观察生活

　　　　《塔木德》上说：“一个人应该寻找对自己最有利的角度来观察生活。”　　　　
　　　　一个以色列人、一个英国人和一个法国人被一群强盗劫持。　　　　
　　　　为首的一个强盗发了善心，允许他们在被杀死前做最后一件事。　　　　
　　　　法国人说他临死前想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想和女朋友再亲热一番；英国人说最大的心愿就是写份遗嘱，强盗们给他找来了纸笔；以色列人却站着一动也没动。　　　　
　　　　好生奇怪的强盗头子走上前去，问以色列人：“你怎么不说说你的心愿？”以色列人却说：“我别的不想，只想让你踢我屁股一脚。”　　　　
　　　　“哈哈！”强盗头子被他这奇怪的心愿逗得大笑起来。笑完后，猛然间，抬起大脚，狠狠地踢了以色列人屁股一脚。　　　　
　　　　以色列人一个趔趄，就在这一瞬间，他转身取出藏在身上的枪，“啪啪”几声枪响后，强盗们便立马成了他的枪下之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