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使命-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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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合作所的〃快乐谷〃总部在重庆北面12英里的一个靠山的地方。〃谷〃这个词也许会让人对这一地方有些误解，其实它是封闭的，比城市里更为闷热，并且很少有风能让闷热有所缓解。中国的农民把这里的山谷都开垦成梯田，但它们会遭遇塌方，在潮湿的天气里农田可能会滑下去。谷底有一条小河，在岩石和泥浆中穿行，河水有时会因为有人在那儿洗衣服而变得滑腻腻的。
海军占据了山谷左岸高处的建筑。他们的房屋遍布于山坡的上部。美国战略情报局的设施则在山谷右侧稍靠下些的地方。在山的下部就会有更多的泥石流，一次泥石流穿过它的后墙，还毁损了士气操作处远东分部。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六幢建筑中最大的一座是将军办公室和兵营。另一个单位在稍高几英尺的地方，有一个起居室、两间卧室和两个浴室，第三个单元有三间卧室。在100英尺开外比将军办公室稍高一点的是一个长形的单元，有一间浴室、一个厨房和一个食堂。泥石流来临之前，士气操作处远东分部就在食堂后面。两组服务人员就在三个单元的后上方，在〃肥皂溪〃对面。
如果向上步行100码，蜿蜒穿过一块块高粱地和南瓜地，就会经过两个长长的单元，一个属于海军，另一个属于研究分析部门。研究分析部门有一个供军官用的长形房间，另一头是中国职员的。只有一个铁箱用来保护分析处的少量从外面来的秘密材料，主要都是信件。
除了士气操作处远东分部和分析处，秘密情报和特别行动处在〃快乐谷〃也有代表。被派到这些机构的人基本上都是完全与世隔绝的。运输工具也很缺乏，因此进城很困难，除非有事，一般没有人会到这儿来。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人只是偶尔和海军的人员对话，两个组织之间的官方往来是正式和远距离的。尽管他们共同享用放电影的设备，但私人之间的关系是很谨慎的，也保持在低限度。
美国战略情报局向来都是一个因能自由行事而骄傲的组织，怎么才能够把它在中国的行动局限在这样的房屋里？美国战略情报局最初是情报协调局（COI…OfficeoftheCoordinatorofInformation）的一部分，它是在1941年夏天成立的。珍珠港事件六个月后，宣传处和情报协调局分开，被并入新成立的作战情报处。剩下的在多诺万控制之下的机构被重新命名为〃战略情报局〃，被分派了策划和指导类似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做的特殊情报任务。
本来以为中美合作所成立会终止美中情报界之间的冲突。有一段时间多诺万让迈尔斯作为他在远东的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协调人，但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对海军人员与戴笠建立任何只要是对美国有用关系的能力的幻想破灭了。1943年4月，迈尔斯去华盛顿参加中美合作所的会议。多诺万邀请他去家里吃晚饭，想办法让他表明他的态度和计划。他所听到的让他失去了对迈尔斯仅存的一点信任，多诺万就决定派他在一个法律公司的搭档理查德·赫普纳去中国，表面上是去做迈尔斯的助手，其实是要去取代他。
约翰·戴维斯认为赫普纳任美国战略情报局驻中国的头是自然而然的选择。他完全是多诺万的人，在政治上了解的很多。新德里的外交人员和军方人士都挺喜欢他。赫普纳和迈尔斯并不融洽，而戴笠对他俩都很排斥。1943年末，美国战略情报局机构证实了戴笠收集了大多数有价值的情报，而把那些实际上不重要的给了中美合作所。多诺万质问迈尔斯，迈尔斯则反复说美国战略情报局总是违反中美合作所协议。〃我不同意写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我不干了。〃迈尔斯咆哮道。〃你不能辞职，你被开除了！〃多诺万吼道。
迈尔斯还是继续领导着驻中国海军情报处，还任中美合作所的副所长，但1943年12月5日，多诺万被调离了美国战略情报局。曾经在美国战略情报局缅甸101特遣队的上校约翰·G。科弗林取代了他。
约翰·戴维斯写道，美国战略情报局是一帮〃暴徒、毛头小子、百万富翁、教授、公司律师、职业军人和不称职的人的集合，所有的操作都是在高压下默默进行〃。戴维斯发现他们与科德尔·赫尔的麻木的国务院形成有趣的对比。还有人发现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成员很不专业，并沉于游乐。这个组织是和桂林的陈纳德的空军第十四航空队总部相联系的，在AGFRTS（译者注：意为空地部队装备技术组）的掩护下曾收到来自昆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船物资。在应当是秘密的板条箱的钢印上可以看到AGFRTS字样。AGFRTS是1944年4月成立的与美国战略情报局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相关的单位，它是在陈纳德的指挥下。美国战略情报局给了它一个冗长的名字叫第5329空地部队装备技术组，但它的绰号是〃Agfighters〃（译者注：意为AG士兵）或〃Agfarts〃（译者注：意为AG屁）。
第七章 在延安的情报收集 在延安的情报收集（5）
1944年的第一个月，科弗林想在中国建立一个美国战略情报局领导之下的高效率的情报收集部门。他计划美国战略情报局应训练至少25个年轻、精力充沛又擅长英语，还懂一些无线电的中国人当情报操作员。科弗林还直接要求戴笠从中国、中国东北和朝鲜收集秘密情报。
科弗林的要求导致了令人沮丧的一系列与中国人的会面，他们拒绝把训练和控制人员的指挥权转交给美国。另外，中国人认为美国战略情报局没有理由成立一个中介机构把情报从高级基地转送到中美合作所总部。中国人试图传达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如果直接把情报传往中美合作所总部，这种运作会更有效率，但美国人不相信中国人的可移动无线电设备能在超过500英里的距离有效使用。而中国人则认为想把情报转送到高一级机构反映了对他们的不信任，并认为所有的情报肯定都会被审查。
美国战略情报局有一个印象，就是中国想到哪儿去都得有一个戴笠签发的〃护照〃或准行证。美国战略情报局要求中国人提议一个合适的地方建高级基地，中国人建议设在芜湖西南方40英里处，而且此地还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中国人的选择恰恰因为它不合适。他们试图把这一地点选在长江畔，尤其还要选在像芜湖这样一个日本人高度集中的地方，这对于美国人无异于自杀。
中国人通过使用中美合作所协议来设置障碍，破坏了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大部分努力。他们找任何一个可能的借口来阻止美方人员运行代理机构，包括阻止对属于物主权以及运输的规则和条例的创制，还阻止美国无线电设备的运输。
中国人也不喜欢太多美国人四处侦查，拒绝的理由是怕在当地人中引起猜疑。美国战略情报局感觉美国军人比起那些到处掠夺、抢劫和*同胞的国民党军官和士兵能得到更多中国人的尊重。中国人想要的结果就是让美国战略情报局建议一种完全由中国人主导的行动，而美国战略情报局只是〃付账的容易受骗的人〃。他们对美国人的建议总是说更细节的东西应该被制定出来，但其实他们的意图越来越明显，那就是无论做怎样的适应性调整，总会有新的障碍出现，事情也会继续被拖延下去。
但中国人种种拒绝的理由并没有让美国战略情报局完全迷惑。经常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外派队就不向中国人也不向负责他们所在的任何地方的美国战略情报局领导人透露行动。中国人不想让美国战略情报局〃干涉〃中美合作所，中国人想自始至终控制所有的情报，从它们由敌占区传出到被中美合作所总部接收到，再到由那些〃不慌不忙〃的翻译们翻译出来。如果情报有可能到达美国人手中，通常已经过时了。
在学校中培训操作员也证明是不太成功的，因为中国人无视美国想加强纪律的努力。比如美国战略情报局想加强和推行安全规则，其中包括要求学员在培训期间必须待在营地。结果一周都不到，就有好几个中国学员到临村去理发，从而坏了规矩。几天后，有一天课表排了课，但所有的学生都被拉去听戴笠将军做一个关于该所纪念日的演讲。接着，两天后，他们又全部被派往重庆去参加一个宗教仪式。而且在发生这些事之前没有一个人通知美国教官。如果中国人想找哪一个同学谈话，他们就直接去叫，根本不管他是否有课。海克斯（D。）上尉是这个学校的校长，他给科弗林写信说，这种情况让他根本无法维持纪律，并说他真是颜面尽失。他还说中国人对美国教员在这所学校里投入的时间和精力都不知感激。
中美合作所和迈尔斯不仅没有做任何有助于美国战略情报局训练计划的事，迈尔斯的人甚至还进行渗透，把一些不服管教的年轻人送到课堂去。当美国战略情报局想到这是〃迈尔斯的人〃，就把他们派到一个城市，让他们在那里待命。但从此就再不联系这些人了，因为美国战略情报局不相信任何一个为迈尔斯和戴笠工作的代理人。
的确，报告字里行间充满了困在〃快乐谷〃不快乐人的毫无成就的不得志感和深深的沮丧。他们期待着行动，希望能和毛泽东接触，能帮助共产党一道进行破坏行动而阻止日本人的行动。科弗林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创始人之一，他自己就很想去延安。他一直很难理解为什么像戴笠和蒋介石这样的自私自利的帝国缔造者能够拥有这样一个有无穷无尽资金来源的组织，而且它在绕过规则、不遵守规则时毫不犹豫。迈尔斯和戴笠都不跟他分享任何情报。每周戴笠都要和美国人一起吃晚餐，他坐在主座上，迈尔斯和科弗林分别坐在两边，其余的人就都是中国人。一只没有去掉头的乌鸡会装在碗里摆在桌上，戴笠会用筷子把它分开一部分放在迈尔斯的盘子里，一部分放在科弗林的盘子里。在这些晚餐中从没有谈论过什么重要的事。当科弗林说他想搞一个三方会谈，迈尔斯和戴笠都说不想这样。
因对关于情况进展的汇报不满意，多诺万亲自到中国视察。为了欢迎他的来访，戴笠设了晚宴，远比平常的每周例行晚餐制作精细。喝了很多的酒，但当时在场的人看到，多诺万一直保持清醒。他直接问戴笠说，美国战略情报局有一个使团在运作，它的工作是不是不能得到戴笠的配合，如果这样，美国战略情报局就要单独行事了。戴笠大怒：〃如果美国战略情报局想在中美合作所之外运作，我就杀了你的特工。〃多诺万回答道：〃你杀我们一个特工，我们就杀你一个将军。〃〃你不能这么对我说话。〃戴笠一边猛敲桌子一边大吼。〃我就是这样对你说话的。〃多诺万又说。然后他们就都平静下来笑了。
第七章 在延安的情报收集 在延安的情报收集（6）
美国战略情报局试图从中美合作所那里获得情报总是遭遇僵局，在每一个环节都会被戴笠和驻中国海军情报处阻挠，因此他们找到另一条途径以获取在中国的独立地位。1943年12月，多诺万和分析处的威廉·兰杰博士在重庆和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的陈纳德协商。作为惟一一支在整个中国运行的美国战斗机部队，第十四航空队迫切需要一个广泛的战术情报服务，以便精确地查明敌军的目标，比如军队聚集地和物资存放处。
在与美国战略情报局建立联系之前，空军第十四航空队最小限度的情报收集能力令人吃惊，他们就在这种状况之下开展工作。1942年12月底，比瑟尔（Bissell）将军任命杰瑟·威廉姆斯（JesseWilliams）少校为陈纳德的情报主管，威尔弗瑞德·史密斯（WilfredSmith）上校为代理主管。陈纳德把自己现任的情报官员约翰·伯奇交给史密斯。他们组织了一个战事办公室，尽最大努力去增加海军给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的关于日本航运的过时的情报。史密斯送伯奇去中国沿海，在那里他组织渔民分成两组并教他们怎样使用手动无线电设备。经过训练后，他们掌管中国东部沿海的一系列站点，通过它们把情报分程传送到桂林。陈纳德接着又派B…25或P…40飞机去袭击，有时他的人会用悬带吊着500磅炸药挂在P…40上，把它们当成战斗机。史密斯、伯奇和与他们一起工作的中国人还获取了水文地理图，并组织小组观察铁路和长江上的航运。
1943年末，史密斯在华盛顿休假时，接到了多诺万的一个电话。将军告诉他魏德迈准备去中国，魏德迈想让所有的军区情报活动都由美国战略情报局协调。多诺万想知道史密斯有什么反对意见，结果史密斯说他是一个军人，只会服从命令。然后多诺万就要求陪他一起去中国，他这样做了，他们还去了欧洲战区。当史密斯重新回到陈纳德的指挥部时，他发现美国战略情报局要接管这里情报工作的消息在他回来之前就到了，他变得很不得人心。在史密斯看来，他并不觉得自己被出卖。他认为，也就是魏德迈传达了一个命令，而多诺万非常婉转地问了他的意见。
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的情报机构就这样因为管理的原因被转移到美国战略情报局，并且代表美国战略情报局主流机构的人员也属于它。陈纳德的任务和以前还是一样的，这位将军的威望实在是很高，以至于无论戴笠还是迈尔斯，都不能阻止这一分部拥有自己的情报机构。只有约翰·伯奇是成为美国战略情报局一部分的障碍。他给史密斯写信说，他宁愿在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当一个三等兵、下士，也不愿意在美国战略情报局当一个全职的上校。他从没有正式调到美国战略情报局去，虽然他继续不情愿地工作，还是与这一战区的美国战略情报局分队合作。
不久以后，尽管留下了几十个美国战略情报局成员并让他们名义上由中美合作所控制，科弗林还是把自己的总部由重庆搬到陈纳德在昆明的指挥部，在重庆西南方几百英里的地方。多诺万想把美国战略情报局从戴笠的掌控之下解放出来，但因为有中美合作所协议，这样做是很困难的。1944年3月16日，多诺万给科弗林发了一封电报，确定尽管美国战略情报局还属于中美合作所，但它的指挥权是与海军分开的。科弗林还要向戴笠负责，向他直接汇报情况的同时，他的行动从此以后要由战区司令部协调。多诺万命令美国战略情报局尽快把总部搬出〃快乐谷〃。如果这件事不能安排执行，就要求中国人在他们现在的山谷驻地建一个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总部分支。
在这些交流中，多诺万继续强调美国战略情报局是中美合作所的一分子，并且似乎承认海军的优势。在以后的情报互递中，可以看出在戴笠的监督下，中美合作所内部执行一项重要计划是多么的困难。迟至1944年10月，才形成一种共识，就是尽管或许美国战略情报局最初加入中美合作所协议是不明智的，但从中退出会比留在其中损失更大。因此美国战略情报局就继续只给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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