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里夫人传-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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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２年５月１５日，国联理事会一致通过约请“居里·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为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委员。“居里·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接受了。
在玛丽一生中，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自从她成了著名人物以来，有几百种慈善事业、几百个联合会和团体请求她列名赞助，她不曾允许过一次。玛丽没有工夫实际去做工作，所以她不愿意参加那些委员会；尤其是她要在各种环境之下保持绝对的政治中立。她不肯放弃她被称为“纯粹学者”这种美好的头衔，不愿置身于意见的纷争之中，连最无害的宣言她也从来不肯签名。
因此，居里夫人加入国联工作，是有特殊意义的，她只这一次没有忠于科学研究。
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网罗了一些著名人物：伯格森，吉尔伯特·墨莱，朱罗·德特瑞，还有许多别的人玛丽后来成为副主席。她参加几个专家委员会，以及巴黎的国际文化合作研究院的指导委员会。
１９２２年２月７日巴黎医学科学院院士的选举结果发表了。科学院院长晓发尔先生在讲坛上对玛丽说：“您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一个竭诚献身工作和为科学牺牲的伟大妇女，一个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和平中始终为分外的责任而工作的爱国者，我们向您致敬。
您在这里，我们可以从您那儿得到精神上的益处，我们感谢您；有您在我们中间，我们感到自豪。您是第一个进入科学院的法国妇女，但是除您之外，还有哪一个妇女能当之无愧？“
１９２３年，居里基金会决定郑重庆祝镭的发现２５周年。政府也参加这个表示敬意的庆祝会，议会两院一致通过一项法案，给居里夫人４万法郎年金作为“国家酬劳”， 并规定伊雷娜和艾芙·居里可享有继承权。自从波兰解放之后，玛丽心里就有了一个伟大的计划：她在华沙创设一个镭研究院，作为科学研究和癌肿治疗的中心。
她的倔强不足以克服种种困难。波兰在长期的奴役之后，元气刚刚恢复，一切都很缺乏：缺乏财力，缺乏专门人才。而玛丽没有工夫亲自安排，没有工夫亲自募集基金。
在一个睛朗的早晨，波兰共和国总统砌了研究院的第一块砖， 居里夫人砌第二块， 华沙市长砌第三块这些仪式毫无正规仪式的拘束！波兰元首斯塔尼斯拉斯·吴哲其耶贺夫斯基惊讶玛丽出国多年后，祖国语言仍旧说得极好；他这样说并非只是出于客气。
他在巴黎的时候，还是斯可罗多夫斯基小姐的同伴。
这位总统问她 ：“你还记得么？３３年前我带着秘密的政治使命回波兰，你借给我一个旅行用的小枕头，那个枕头很有用！”
玛丽笑着回答 ：“我还记得你忘了还我！”
过了几年，砖块成墙壁，玛丽和布罗妮雅的努力尚未完结；她们两个都已经把大部分积蓄用在这件工作上面，但是还缺款项购买治疗癌肿所必需的镭。
玛丽并没有失去勇气，她考虑了一下，又把注意力转向西方转向以前曾给她很大帮助的合众国，转向麦隆内夫人。这个慷慨的美国妇女知道玛丽爱护华沙研究院的心，不下于爱护她自己的实验室。她又作出一个新的奇迹，募集购买一克镭所需的款项——这是美国赠与居里夫人的第二克镭。一切又重新开始！
像在１９２１年一样，玛丽在１９２９年１０月上船前往纽约，代表波兰向合众国致谢。像在１９２１年一样，人们给她许多荣誉头衔。这次旅行中，胡佛总统邀请她在白宫住了几天。
１９３２年５月２９日，玛丽·居里、布罗妮雅·德卢斯卡和波兰国家共同的工作圆满完成；共和国总统摩斯齐茨基先生、居里夫人和瑞果教授，出席了庄严的华沙镭研究院的揭幕典礼。布罗妮雅的办事常识和审美观念，使得这座建筑宽敞，线条和谐。在过去几个月，这里已经用放射治疗法给病人治病。
这是玛丽最后一次看见波兰，看见她出生的城市的街道，看见她每次到波兰总怀着思乡情绪，差不多近于懊悔地去看的维斯杜拉河。她给艾芙写的信里，一再描写她的极热烈地依恋的这条河、这片土地和这些岩石。
玛丽每次旅行归来，总有一个女儿在车站的月台上迎候，等待居里夫人在特等车厢的一扇窗户前露面。
这个学者的样子，一直到死总像一个匆忙的贫穷妇人，她谨慎地拿着一个很大的棕色手提皮包，永远是这一个，这是多年前一个波兰妇女联合会送给她的，里面塞满了纸张、文件、纸夹和眼镜盒子。玛丽的一只手臂抱着一把萎谢了的花，这把很普通而且硬邦邦的花是路上有人赠给她的，给她添了许多麻烦，然而她不肯扔掉。回到家里，当她看邮件的时候，艾芙跪在几个敞开的小皮箱前面，替她清理带回来的行李。
每晚，居里夫人坐在地板上，周围散放着纸张、计算尺、小册子。她从来不按照一般“思想家”的习惯，在写字台前坐在圆椅里工作；她需要无限制的地方，才够摆开她的文件和曲线图纸。
实验室的“仆役”和工人，也和别的人一样，感觉到她那深藏不露、世上少见的吸引力。玛丽雇私人汽车司机时，人们可以看见乔治·波阿德热泪横流，因为他想到，从此以后每天把居里夫人由比埃尔·居里路送回白杜纳码头的，是另外一个人，而不再是他了。乔治原是研究院里的杂役，既是干粗活的工友和技工，又是汽车司机和园丁。
一种她不大表示出来的深厚的感情，使玛丽依恋所有那些和她共同作战的人，并且使她能够辨别出这个大家庭里的最热心最高尚的人。
每逢一个合作者的论文通过了，或是得了文凭，或是被认为有领受某种奖金的资格，她就为这个人举行一次“实验室茶会”。 夏天的时候，这种聚会就在室外花园的椴树下举行；冬天的时候，餐具的响声就会突然打破这座建筑中最大的屋子——图书馆的安静。
若是这个试验没有得到希望的结果，这个不幸就似乎把玛丽惊呆了。她坐在椅子上，两臂交叉，背是驼的，眼神是空虚的，她的样子突然像一个很老很老的农妇，因为遭了巨大的悲哀而沉默忧伤。那些合作者看见她这样，怕是出了事故，怕是演了悲剧，都来问她出什么事。玛丽凄然说出一句总括一切的话 ：“没能使锕X 沉淀”。
居里夫人时常谈到自己的死，她表面上很镇定地谈论着这一不可避免的事，并且预计到实际的影响。
她常常冷静地说这一类的话 ：“我的余年显然已经不多了。”或是：“在我去世后，镭研究院的命运如何，使我不安。”
但是她内心并不真正平静，她不甘心这样，她的全部本能都排斥“寿终”这个概念。从远处赞美她的人们，都以为她过了一生无与伦比的生活；但是由玛丽看来，她这一生无足轻重，与她担当的工作是不相称的。
三十年前，比埃尔·居里因为预感到死神要用偶然事故来夺取他的生命，就怀着一种悲剧的热情埋头工作。现在轮到玛丽，她也接受了这种隐晦的挑战。
为抵御她所害怕的袭击，她狂热地用计划和责任在自己周围筑起一道壁垒。她轻视那种一天比一天明显的疲乏，轻视压迫她的一些慢性疾病：不好的视力，风湿性肩痛，时常发作的耳鸣。
她异常匆忙地工作着，而且还带着她惯常所特有的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她严厉地要她的学生们作种种预防：用夹子拿装着放射性物体的试管，不碰没有遮护的试管。而她自己却永远不注意这些。她勉强遵照镭研究院的规则，允许人验她的血。她的血液成分是不正常的。这有什么关系！３５年以来，居里夫人一直在接触镭，一直在呼吸镭射气。在四年的战争期间，她还受过伦琴仪器发出来的更危险的射线。
她冒了这么多危险，使血液略有了变化，手上受了一些讨厌而且痛苦的烧伤，有时干枯，有时化脓，这也算不得很严重的惩罚！
１９３３年１２月居里夫人短期患病，这次的病给她比较深的感受。X 光照相显示她的胆囊里有一块结石，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就是死于这种病症！
玛丽为了要避免她所害怕的手术，这才注意饮食调养，稍微留心自己的健康。
这个学者许多年以来总不顾自己的问题，她计划在梭镇乡间建一所房子，在巴黎搬一个住处，但是一再迟延。直到现在才匆匆开始进行。她审查工程预算，毫不迟疑就决定支付巨额费用。只等天气好的季节一到，就开始建筑梭镇的别墅，并且到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就离开白杜纳码头的房子，搬到大学城里新建的一所现代化的房子里去。
玛丽原想作一次旅游，让布罗妮雅看看各处的美丽风景。但是走过几段路，到了她在加发来尔的别墅里，她就着凉了，觉得疲乏已极。玛丽冷得发抖，忽然感到失望，倒在布罗妮雅的怀里，像有病的孩子一样地抽泣。她担心她的书，恐怕患了气管炎就没力气把它写完。布罗妮雅照料她，抚慰她。到了第二天，玛丽抑制住这种精神上的沮丧，从此没有再发生这种情形。
后来阳光普照的天气安慰了她，并且使她感到舒服。等她回到巴黎的时候，她觉得身体好了一点。一个医生说她患流行性感冒，并且与过去４０年所有的医生说的一样，工作过度。玛丽不注意自己一直有低烧。布罗妮雅回波兰去，不知怎么心里总感不安。姐妹俩在开往华沙的火车前面，在那常到的月台上，最后一次互相拥抱。
玛丽时病时愈。在她觉得比较强健的时候，就到实验室去；在觉得眩晕软弱的时候，就留在家里写书。
每星期用几小时计划她的新住房和在梭镇的别墅。
但是健康的敌人抢到了前头了。她的热度更高，颤抖更甚。艾芙不得不耐心说服她，使她同意再请医生。玛丽总不肯请医生，借口医生们 “叫人厌烦”，而且“没有钱酬谢他们”， 因此没有一个法国开业医生得过居里夫人的诊费。这个学者，这个喜欢进步的人，却像村妇一样不喜欢治疗。
在１９３４年５月一个晴和的下午，她在物理室里工作到三点半钟，疲乏地抚摸着蒸发皿和仪器，这是她的忠实伴侣。她对她的合作者说 ：“我在发烧，我要回家去。”
从此她再没有起床。她的病没有确诊，有时说是流行性感冒，有时又说是气管：与这种病症的斗争令人失望，却迫使她接受一些令人厌倦的治疗。她突然以令人惊骇的顺从态度忍受这些，并且肯让人把她送进医院去作全面检查。两次X 光照相，五六次分析，仍使被请到这个学者床边来的专家们困惑莫解。似乎没有一个器官有病，看不出明显的病症。只有肺的 X光相片上有她旧有的病灶和有一点发炎的阴影，他们给她用湿包疗法和拔罐疗法医治。当她回到白杜纳码头的住房的时候，既不见好，也不见坏，她周围的人开始低声谈到“疗养院”。
艾芙担心地对她说了这个办法，玛丽又听从了，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动身了。她以为是城市中的喧嚣和灰尘使她不能痊愈，希望比较清新的空气能治好她。
她日渐衰弱。在试图把她移进疗养院之前，艾芙请法国最好的医生来诊视了一次。
她的病势突然加重，但是医生们仍劝立刻动身。
这次旅行痛苦不堪：到圣哲末的时候，玛丽在火车里就支持不住了。倒在艾芙和护士的怀里晕倒过去。等到把她安顿在桑塞罗谋疗养院中最美丽的一间房子里之后，又用X 光照了一些相片，又检查了几次：她的肺不是病因，这次移动全无用处。
她的体温超过４０度，这是不能瞒玛丽的，因为她总以学者的谨慎态度自己看水银柱。她差不多不说什么，但是她那黯淡的眼睛露出绝望的恐怖。立刻从日内瓦请来的罗斯教授，他比较了最近几天检验血液的结果，看出血里的红白血球数目都减得很快。他诊断为极严重的恶性贫血症。玛丽很忧虑她的胆囊里的结石。他安慰她，告诉她决不给她作任何手术，并且想尽办法来给她治疗。但是生命正以极快的速度离开这个疲乏的身体。
７月３日早晨，居里夫人还能最后一次用颤动的手拿温度表，看出表上的度数减低了——临终前永远有的现象。她快乐得笑了。艾芙告诉她这是痊愈的迹象，她现在一定快要复元了。她望着敞开的窗户，怀着动人的求生欲望，怀着希望，对着太阳和巍然不动的群山说 ：“治好我的不是药，而是清新的空气和地方的高度”
临终的时候，她发出一些可怜的痛苦呻吟和一些迷惘的、惊讶的叹息 ：“我再不能说明我的意思了我感到恍惚”她没有说到任何活着的人的名字。
她没有叫她的大女儿，没有叫艾芙，也没有叫她的近亲。在她那非凡的头脑里，只浮动着关于她的工作的种种大小挂虑，她断续说着 ：“各章的分段，都应该是一样的我一直在想这个出版物”
她注视一个茶杯，想用一把茶匙在里面搅动，但是这似乎不是茶匙，而是一把药刀——一种精巧的实验用具：“这是用镭作的，还是用钍作的？”
她已经离开人类去和她心爱的“东西”在一起，她已经把她的一生献给它们，从此将永远与它们在一起。
后来她只是再说了几句不清楚的话；医生来给她注射， 她忽然对他发出一个表示疲倦的微弱喊声 ：“我不要。我希望别打搅我。”
她临终的时刻，显示了一个只在表面上软弱者的力量和可怕的抵抗，显示了渐渐冷却的强壮的心，它仍在跳动，不疲倦，不让步。比埃尔·卢依大夫和艾芙每人拉着她一只冰冷的手；还有１６小时工夫，生命和虚无都不受这个妇人了。到了黎明，阳光已经把群山染成玫瑰色，并且开始在极明净的天空运行；灿烂的晨光充满了这间屋子，照着床上瘦削的脸颊和无表情的灰色眼睛。死亡已经使她的眼睛定住，她的心脏终于停止跳动。
科学还须对这个遗体宣布它的判断。那些与已知的恶性贫血不同的异常症状和几次验血，指出了真正的罪魁：镭。
瑞果教授后来写道 ：“居里夫人也许要算是她丈夫和她发现的放射性物质的牺牲者之一。”
在桑塞罗谋，涛贝教授写出了如下的例行报告：“居里夫人于１９３４年７月４日在桑塞罗谋去世。
她的病症是一种发展很快的发烧的再生障碍性恶性贫血，骨髓不起反应，大半是因为长期辐射积蓄而有了改变。“
这个消息由安静的疗养院传了出去，传播全世界，在几个地方引起极深的悲痛：在华沙有海拉；在柏林的一辆赶往法国的火车里，有约瑟夫·斯可罗多夫斯基和布罗妮雅，在蒙彼利埃有雅克·居里；在伦敦有麦隆内夫人；在巴黎有一些忠诚的朋友。
一些青年学者在镭研究院里死气沉沉地仪器前面哭泣。乔治·福尼埃是玛丽喜欢的学生之一，他后来写道 ：“我们失去了一切。”
居里夫人躲开了这些悲哀，躲开了这些激动和尊崇；她躺在桑塞罗谋的床上休息。科学家和忠诚的人一直在这所房子里保护她，不许生人进去看她，扰乱她的安息。没有好奇的人知道她去世后显得多么优美。
她穿着白衣服，白发梳向后面，露出她那极大的额部，她的面容平和、庄严而且勇敢，像一个武士；那时候，她是世界上美丽、高贵的人。
她那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