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20-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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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已经没有太大作用了，如果还让“小明王”压在自己头上，反而不利于自己的发展。
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十二月，朱元璋派大将廖永忠到徐州迎接小明王来应天。在瓜州渡江时，廖永忠凿沉了御船，小明王被淹死，大宋政权也就不知所终了。朱元璋抛弃了龙凤年号，把第二年称作吴元年（1367年）。这一年，朱元璋平定了东吴的张士诚，降服了东南的方国珍，并展开了与元廷争夺全国政权的北伐战争。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命中书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中书平章政事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二十五万北伐中原，与元朝做最后的决战，朱元璋召集徐达诸将讨论北伐方略。
当时天下形势虽然已经分明，但元朝的力量还不能小视，在中原以北地区，元廷还存有很强的势力：山东有王宣，河南有廓扩，关陇有李思奇、张思道，可见，元廷的兵力在北方诸省还可以说是星罗棋布。虽然他们对于元朝可能不够忠诚，相互之间也不免猜忌，但对于像朱元璋这样的反叛者来说，他们则是一致对外的。
针对这种情况，朱元璋说：“元祚将亡，中原涂炭。今将北伐，拯生民于水火，何以决胜？”
常遇春回答说：“以我百战之师，敌彼久逸之卒，直捣元都，破竹之势也。”常遇春主张置左右之敌于不顾，乘胜直捣元都。朱元璋不以为然，他说：“元建国百年，守备必固。悬军深入，馈饷不前，援兵四集，危道也。殊非吾利。”
与手下的大将相比，朱元璋看得更深更远，他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作战计划：我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移兵河南，破其藩篱；拔潼关而守之，扼其户槛，天下形胜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势孤援绝，不战自克。鼓行而西，云中、九原、关、陇可席卷也。
但是，朱元璋并不是把着什么都不撒手的人，他为部下指画大的方略，具体作战则放手让将领们发挥自己的主动能力，他特别相信古代兵法所说的“将在军，君不御者胜”的道理。其后，历时将近一年的北伐战争，完全是按朱元璋的规划进行的，诸将也不负所望，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总之，朱元璋洞观全局、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的韬略与远见确实是超乎常人的，他指挥调遣大军的收放自如，在中国军事史上也是罕有其匹的。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府即皇帝位，定国号为大明，建元洪武，并在钟山之阳“设坛备仪”，祭告上苍，一个生气勃勃的大明帝国诞生了。
此后，明军高举“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旗帜，克山东，收河南，拔潼关，一路取得胜利。六月，徐达欲北进大都，朱元璋再对徐达布置作战机宜——他说，北方地势平旷，有利于骑兵作战，你对此应有所准备，宜选拔副将带精兵作为先锋，你本人督统水陆之师跟随其后，用山东的粮食供给军饷，由河南进入河北，再转道山东临清，然后再向北，直捣元朝都城。这样，元朝外援赶不及，内部必然发生溃乱，一定可以攻克。
大军出发之初，朱元璋就晓谕将士：“此行非必略地攻城，要在削平祸乱，以安生民。凡遇敌则战。若所经之处，及城下之日，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或有遗弃幼孤在营，父母或亲戚来求者，即还之。”
北伐军接近元都时，朱元璋再次向徐达申明澄清天下、拯民于水火的志向，他说：“中原之民，久为群雄所苦，流离相望故命将北征，拯民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孙罔恤民隐，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辜？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诸将克城，无肆焚掠妄杀人。元之宗室咸俾保全。庶几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副朕伐罪安民之意。”
朱元璋一面强调军队要安抚百姓，不可以滥杀，一面强调要善待元朝宗室，继承中华正朔王朝“兴灭国、继绝世”的高贵传统，对失败者不搞斩尽杀绝的勾当，以表示自己的宽容与厚德。
该年闰七月，徐达率马步舟师进据通州。二十八日，元顺帝带领后妃皇子，开大都健德门（今北京市德胜门北）北走塞外。五天后，明军进入大都。除了将拒绝投降的淮王帖木儿不花等人处死以外，余不戮一人。徐达下令封府库，登记图数宝物，派千人把守宫殿各门，命宦官看护各宫人、妃嫔及公主，下令士卒不得侵暴。因此，大都城才得以“吏民安居，市不易肆”，这支进城的明军可谓仁义之师。
朱元璋建立明朝，成为全国的统治者，元朝在中原九十余年的统治宣告结束。
朱元璋创造了历史，历史造就了朱元璋的成功，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他顺应了时代潮流。朱元璋在北伐檄文中高呼：“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这就突出表明了朱元璋大军北伐乃正义之举，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他已经站到了生民救星的位置上，他将中原百姓从异族统治和阶级压迫下解救出来，新生的大明王朝的合法性不言而喻，中国历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么，与以往的王朝不同的是，大明之国号，并没有像汉晋唐宋那样以开国皇帝原先的封地名为国号，这个“明”，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后面再说。
《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 第二部分明教与明朝（1）
朱元璋在凤阳老家种地的时候，对自己贫穷的生活是束手无策的。当瘟疫、旱灾和蝗灾来临时，他的父母和大哥相继死去，他家穷得连埋葬亲人的地方也没有，在哀伤之余，他埋怨老天为何如此不公，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还可能改变。所以，当他做了三年游方僧之后，又回到了皇觉寺。然而，汤和一封信让他明白：这个时代即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他竟然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随着他在义军中地位的一步步提升，朱元璋也逐渐明白：有朝一日，他可以改变整个天下。
无论朱元璋后来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功，他对当年在社会底层的种种苦难有着切肤之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掌握了最高权力之后，自然会分外体恤百姓的生活。他不愿意看到老百姓再过他当年的日子，并非因为他天生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而是他的道德良心不允许他忘记过去。因此，朱元璋要使用他手中的权力来建立一个他心目中的理想国。
他不用发明什么新的理论武器，民间世代流传的——不论是传说中所有的还是各种各样的宗教教义里所描述的，各式各样理想社会的蓝图已经够诱人的了。而最能让朱元璋信服并愿意付诸实现的，就是无所不在的传统儒家的政治理想。中国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遗产，刘伯温这些人当年不是随便出山的，他们作为儒者，不仅要帮助朱元璋夺天下，而且还希望借以实现他们的儒家理想。这些，最终都成了朱元璋的理论武器，他兼收并蓄地吸收了中国传统各支文化的精神营养。那么，他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理想国呢？
国号，也许是诠释一位开国皇帝政治理想最简捷的途径。在以往王朝的国号中，有的标注姓氏、家族，有的标明地望、徽号。当然，有的国号也寄托了开国者的理想，比如元朝，其国号取自《周易》中“大哉乾元”这一句。这个顶天立地的“元”，不仅表明了元世祖的胸襟，也正是元朝最明显的特征——元朝疆域之辽阔，在中国历代皇朝中可谓空前绝后了。那么，明朝的“明”是什么意思，它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其实，人们很容易想到，明朝的“明”，来自于元朝末年的小明王。朱元璋最初投到郭子兴麾下，郭子兴的红巾军所奉之主就是小明王韩林儿。后来，即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朱元璋在大宋政权的旗号下先被封为吴国公，后又称吴王，在这期间他所用的年号都是大宋龙凤年号。“龙凤”，就是小明王韩林儿所用的年号。所以，明朝的“明”来自小明王的“明”，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为什么朱元璋抛弃了小明王，却要留下“明”字作为国号呢？那我们就首先说说，小明王的“明”字从何而来。
自唐朝以来，有那么一群又一群“吃菜事魔”的人，夜聚晓散，参拜着一个不为寻常人所知的“魔”。几百年来，他们世世代代，都希望摆脱现实的黑暗，他们祈求的是一个光明世界，在那里，人人相恤相助，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吃菜”就是吃素，那么这个“魔”是谁呢？就是明教崇拜的是光明之神。这个被称为“魔”的光明之神，与佛祖一样，也是外来的神，但它不像佛那样消极退让，因此为不满于现实的人提供了精神武器。对现实不满的人侍奉这个神，就是用他来组织民众、对抗政府。因而，他们一再被打入地下，只能夜聚晓散。为了保护自己，教众们用各种各样土生的以及外来的口号、形式装扮自己，但永远也不能改变与现实对抗、与官府对抗的本质。
小明王韩林儿本为韩山童之子，而韩山童则是元末活动于河南、河北一带的白莲教首领。《元史·顺帝本纪》记载：栾城人韩山童的祖父，曾以白莲会烧香惑众，遭到处罚后，被迁到广平府永年县去了。到了韩山童这一辈，他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河南及江淮一带的民众都翕然信从。与此同时，刘福通与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人也散布传言，说韩山童本是宋徽宗的八世孙，应当为中国主。于是，刘福通等聚众，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计划共同起兵造反。事情不慎泄露，地方官紧急搜捕，刘福通于是迅速起兵。韩山童被捕后，其妻杨氏、其子韩林儿逃往武安。
韩山童等人为了号召民众，还暗中雕刻了一个一只眼的石人，在石人背上刻了“石人一眼，天下四反”几个字，埋在河道里，结果被修河民夫挖出来，民众大为惊诧，更加相信“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之说。韩山童等约定起兵，以红巾为标志，造反的队伍被称为“红巾军”或者“红军”，这就是元末的红巾大起义。
我们可以看出，“弥勒下生，明王出世”的传说出自白莲会，那么白莲会又是什么呢？要弄清它的来源，还要弄清什么是明教。
明教即摩尼教，由波斯人摩尼（216—277年）创立。摩尼教的教义杂糅了祆教、基督教、佛教的教义思想，其主要经典有《二宗三际经》，“二宗”宣传明暗斗争，明终胜暗，达到安乐；“三际”则指过去、现在、未来。初际明暗相背，中际明暗相混，后际明暗分别。明是善、理；暗是恶、欲。摩尼教的神称为明使，也称为明尊，就是摩尼。摩尼教的经文中，就有“若有明使，出兴于世，教化众生，令脱诸苦”这样的话，明使引导众信徒树立各种美德，最终进入极乐世界。
摩尼教经典在唐朝武则天统治时的延载元年（694年）传入我国。当时，明教先是传入了回鹘，并且在回鹘获得很高的地位。大唐朝廷为了笼络回鹘，不得不优待明教，加上唐朝本来对于各种宗教都持宽容态度，因而明教一度在唐朝很得势。后来，唐朝击败了回鹘，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摩尼教也遭到了严厉禁止。
《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 第二部分明教与明朝（2）
从此，明教的活动转入地下，成为秘密结社组织，并且尽量与佛教拉上了关系，以求保护自己。他们诡称自己为佛教上乘宗，其教徒不吃荤，供奉摩尼夷数（耶稣）画像，反对摩尼教的佛教徒和官府便说他们是“吃菜事魔”的邪众。
后梁年间（907…923年），这个“上乘宗”曾发动起义，但遭到镇压。后晋时（936…946年），明教又开始在民间秘密传播。北宋时，《二宗三际经》被编入《道藏》，明教一度广泛流传。
但是，只要民间一遇水旱饥馑，百姓不满时，富有斗争精神的明教便会被利用来聚众造反，所以政府又不能不对它加以镇压。明教徒为了逃避禁律，便一再改名，或与其他宗教融合。到北宋末年，它便与出自佛教净土宗的白莲社、弥勒教合流了。弥勒教假托弥勒降生的传说，白莲社以西方净土白莲池为引诱，也都有秘密聚众、反抗官府的传统。元代宗教政策宽松，白莲教一度可以公开传播。到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元廷又先后下令禁止白莲社佛事，白莲社再次成为秘密结社。
红巾军以明教为起事的招牌，很自然要有一个现实的人来作为偶像，也就是需要一个活生生的明王。但明王毕竟是神，离现实还有一段距离。于是，为了增强号召力，义军又不得不给明王再加上一道光环，即称他为宋朝皇室之后——天下本是大宋的，只是后来被蒙古贵族夺去了。按照普通中原老百姓的理解，宋朝皇室之后有理由出来重掌天下。人们为了过上好的生活，不仅要消除阶级压迫，还应该消除民族压迫，于是，小明王就有了双重身份。
明王出世，战胜黑暗，就会给老百姓带来幸福。无疑，幸福生活是所有人向往的。世道越黑暗，幸福生活对穷苦老百姓的诱惑力就越强烈，他们迫切期盼明王出世。而在元朝，老百姓受苦受难的根源则是以蒙古贵族为主体的统治者，只有推翻蒙元政权，才能迎来光明世界。所以，小明王又以大宋政权的旗号作为号召，提出“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他们以此将各种反元势力和穷苦百姓团结到自己的旗帜下。红巾军要壮大势力，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具有双重身份的小明王就成为最好的招牌。
红巾军大起义以白莲社为聚众手段，活动的主要地区是汝、颖、蕲、黄诸州，进而蔓延到钟离、定远，也就是今天的湖北、河南及安徽北部地区。朱元璋作为僧人云游四方时，所到之地正是彭莹玉、杜遵道传教布道的地区，因此他也接触到了白莲教。
郭子兴、孙德崖等以白莲社烧香聚众，于至正十二年（1352年）在濠州起兵。其时朱元璋已二十五岁，在走投无路之际投入红巾军就是很自然的了。郭子兴要增强自己的权威，就要借小明王的牌子，遥奉大宋小明王为主。郭子兴死后，大宋政权授郭子兴之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佑、朱元璋为左右副元帅，他们都是小明王的部下。这样，朱元璋便与“明”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朱元璋也因为实力不够强大，还要借用小明王的旗号。但是，为什么他直到建了国、当了皇帝后还离不开这个“明”字呢？
朱元璋的队伍由于知识分子的加入，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从孔夫子开始就有“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这实在是一个很优秀的传统。历史上，儒家学说多次与佛、道发生激烈冲突，邪神、杂教更是儒生们抨击的对象，摩尼教（明教）、白莲社这样的秘密宗教会社更为儒家知识分子所不齿。前面我们讲过，刘伯温就强烈反对朱元璋在元旦时向韩林儿御座行礼。对于朱元璋来说，这么做固然有其用心所在，而在刘伯温看来，身为孔门弟子，凭什么要向一个“邪教教主”下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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