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20-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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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和他的军队经过了儒家知识分子的改造，从此与红巾军本来所依托的明教、白莲社渐行渐远，向着夺取全国政权、成为天下正统的继承者的方向大步前进。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也就是大宋龙凤十二年，朱元璋在声讨张士诚的檄文中就说，元末农民起义是“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倡言之妄诞，误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其苦，聚为烧香之党”，而且“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从这番言辞激烈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朱元璋这个时候已经迫不及待地要跟以前的兄弟们划清界限了。
也就是在这年十二月，朱元璋派遣部将廖永忠将小明王韩林儿从徐州接到应天来。在瓜州渡江的时候，廖永忠凿沉小明王御座之船，韩林儿就稀里糊涂地淹死了。从此，朱元璋与以“弥勒降生、明王出世”为口号的红巾军完全脱离关系了。
但是，朱元璋在称帝后却仍然将“明”字定为国号，那些儒生怎么会容忍拿这么一个与“邪教”渊源甚深的字作为国号呢？
这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原因。一方面，朱元璋终究还是不能将反元起义的旧部人马一脚踢开，朱元璋军队及其归附者的主要成分是原红巾军将士，这些人参加起义，就是为了投奔“明王”或者迎接“明王”出世，不可能让他们马上抛弃原来的迷信思想。朱元璋不能让他们失望，以“大明”立国，就回应了“明王出世”之说，暗示自己就是明王，地位无可取代。
另外一方面，面对儒生们，这个“明”字又有了另外一番解释：明，义为光明，分为日、月，合则为明。历朝统治者所遵行的正统祭礼，都有“大明”、“朝日”、“夕月”这样的祭礼，这就使得“明”这个国号看起来堂堂正正，表明新皇帝乃是受命于天，与日月齐光。再者，按中国传统的五德终始之说，新朝建立在南方，南方属火，为祝融氏；北方属水，为玄冥氏。元起自北方，北方为水德，以火克水，以明制暗，正合传统的五行相生相克观念。而且，朱元璋的姓氏，“朱”字也与祝融氏拉上了关系。朱姓本是从远古祝融氏而来。祝融，本是颛顼帝之子，是帝喾（kù）的火正，就是掌管火的官。在远古，管火可是很重要的职务，因为祝融为天下安定立了大功，就被另行划分为一个姓氏，这就是祝融氏的来由。祝融掌管火，火就是光明。明朝得天统之正，因此以“明”为国号。为了宣扬朱元璋的大明王朝起自火德和火德之盛，明代的官私记载都对此大加渲染。《明实录》中对此一再加以夸大的记述描绘，民间的传说则越传越玄，总之，都是为了证明明朝乃是受命于天，兴于火德。
《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 第二部分明教与明朝（3）
这一番附会真是说得有板有眼，明受于天命，合于五行，得天统之正。因此，以“明”作为国号，也得到了信奉儒家学说的人的认可。
明朝建立以后，一再下令严禁白莲社，并将其写入《大明律》：凡巫师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神佛，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如此规定，为的是防止别人再借此来聚集民众，窥伺皇帝宝座，但白莲社还是在民间流传，并且仍有人声称“弥勒佛下世”，僭“明王”之号起而造反。这也正可看出朱元璋自己占据“明王”的位子，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韩林儿靠明教聚众造反，为什么自称“小明王”呢？作为皇帝，却被称为“小明王”，这是极不寻常的。前有大元，后有大明，这“小明王”的称呼是怎么来的，这中间透露出什么样的信息？
明朝人认为，国号前面加大字始于元朝。前面说过，元朝国号称作大元，取自《易经》“大哉乾元”之意。既然推倒了大元，继之者必然也要冠以大，因而称作“大明”。但反过来看，为什么韩林儿做皇帝却要称为“小明王”？既然朱元璋要建立大明国，“大明”二字就只能由朱元璋独享，韩林儿就不能不屈居于“小明王”的地位，不如此就不足以突出“大明”天子。
朱元璋在明朝建国前一年就为自己建了一个年号，但这个年号只有一个字，“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以一个字做年号的。朱元璋身边有不少足智多谋的饱学之士，不会连这点也不清楚。但，就是这一个字的年号，使朱元璋的来历露出了马脚。因为这一年朱元璋仍然使用着大宋龙凤，也就是“小明王”的年号。不久，由于小明王被淹死，龙凤纪年便显得无所依附了。这时新朝还没有建立，当然新的年号也就无法建立。既然这时朱元璋是吴王，便索性以“吴”作为纪年。尽管这个年号有些不伦不类，但总算有了纪年的标志。“吴元年”和“小明王”这两个词所表露出的正是当时政局风云变幻的痕迹。我们现在看到的史书，其中许多记载都是后来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而精心编写的。“吴元年”和“小明王”这些不合常理的字眼，值得人们玩味。
《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 第二部分朱元璋的治国理想（1）
朱元璋建立了大明，暗示明王出世了。那么，他是明王吗？明王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明王带给百姓的光明世界是什么样的？大明国是百姓的理想国，还是朱元璋的理想国？朱元璋要建立的大明国是个什么样的国？这些在他的北伐檄文中就有所宣示。在北伐檄文中，他高呼：“驱逐胡虏，恢复中华，陈纲立纪，救济斯民……拯生民于涂炭。”这些其实就是朱元璋的建国纲领，这几句话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推翻以蒙古贵族为主体的元朝统治；
第二、重建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
第三、把老百姓从艰难困苦中拯救出来，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这三项目标相互关联。“胡虏”，指以蒙古贵族为主体的元朝统治者以及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实施者，所以，不论是要重建社会秩序还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都需要“驱逐胡虏”。而不论是“驱逐胡虏”还是“陈纲立纪”，也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救济斯民”、“拯生民于涂炭”，则是终极目的。当然，这中间没有说到朱元璋要改变自身与家族的命运，因为这在家国一体的宗法君主制社会中，是不言自明的。
“驱逐胡虏，建立明朝”，现在朱元璋已经做到了。那还要怎么做，才算是“陈纲立纪、救济斯民”呢？朱元璋长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尝尽了官府刻剥和豪民欺压之苦，而由于天灾和长期战乱，百姓的苦难就更为深重。朱元璋对此有切身体会：他以前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只知道喝酒，不理政事，对老百姓的疾苦也是一概视之漠然。看到这种情况，朱元璋十分生气。作为一个皇帝，他对民间百姓生活的困苦、劳作的艰辛同样知之深切，他说：“农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农妇缫丝绩麻，缕积寸成，及登场下机，公赋私债索取交至，竟不能为己有。食惟粗砺，衣惟垢弊。”
朱元璋对百姓充满了同情心。在建国之初，面对长期动乱之后的百姓，他说：“百姓才力俱困，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当务之急，“在安养生息而已”。然而，“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他要求官员们对此“深念之”。但是，至于怎样才能使百姓安养生息，他和大臣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刘伯温认为：“生息在于宽仁。”朱元璋则说：“不能施惠，而概言宽仁，亦无益耳。”
他认为，宽仁的核心在于“阜民之财，而息民之力”，既生财，又节用。生财，使民富裕，就要发展生产；节用，就要求官府爱惜民力，减轻百姓负担。还有一条很重要，就是对百姓要明教化，对官员要禁贪暴，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可以说，这一段话概括了朱元璋全部的治国理念，它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发展生产，使民富裕；
第二、节约开支，省民之财；
第三、提倡教化，宣明礼仪；
第四、禁止贪暴，使百姓安生。
用朱元璋的话来概括，这叫做“严明以驭吏，宽裕以待民”。没有对官员的严厉控制，就不可能做到对百姓宽仁。只有做到禁止贪暴，做到名副其实的宽仁，才能使老百姓得以安稳地生活。所以，他执政的重点之一就是禁止贪暴，严厉打击贪官污吏。
朱元璋关于贪官污吏既害民又害己的行为，有生动深刻的描述：“若守己廉而奉法公，犹人行坦途，从容自适；苟贪贿罹法，犹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纵得生，体无完肤矣……”
他希望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不能浪费百姓的钱财，不能损害百姓的利益。廉洁要从节俭开始，他深知皇帝的提倡和表率作用，于是先从本人和宫中做起。他认为奢侈、节俭不仅仅是财富多寡的问题，皇帝作为一国之主，其表现是关系到品德与民间风气培养的大问题。他说，人主嗜好所系甚重。躬行节俭，足以养性。崇尚侈糜，必至丧德。
他认为，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即使对于富有四海的人主也不能不加以控制。
朱元璋自己的吃穿都很简单、节省，同时，他对后宫的要求也很严。有一回，他在后庭看见宫女丢下了一点点丝线，就把所有宫女召来，跟她们说蚕丝来之如何不易，民间交税如何艰难，责备她们不该无故丢失，并且立下严厉的规矩：再有犯者，定斩不饶。
又有一回，他看见两个宦官穿着新靴子走在雨中，他把他们叫来，训斥说：“靴子虽然不值钱，但也出自民力。老百姓做一双靴子，不是一早一晚就能做好的。你们为什么这么不爱惜？这样做，简直就是暴殄天物！”说罢下令将他们杖责一顿。
《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 第二部分朱元璋的治国理想（2）
洪武三年（1370年），一位姓刘的典史进京朝觐。朱元璋见他衣服破旧，十分高兴。他说，不少当官的人，为了衣食而搜刮百姓。刘典史如此贫穷，难道不是廉洁的官吗？于是，中书省官员向朱元璋报告说刘典史是如何如何廉洁，朱元璋命令赏给刘典史衣帛。
济宁知府方克勤，严格执行皇帝关于垦荒三年不纳税的规定，尽量减轻百姓的各种负担，受到当地百姓的称赞，但他“自奉简素，一布袍十年不易，日不再肉食。”洪武八年（1375年），方克勤在入京朝觐时得到朱元璋的称赞，并赐宴表彰。洪武时期的许多官员，都因为廉洁而受到朱元璋的表彰和赏赐，他们的行为不仅使他们在官场上如行坦途，而且得到了鼓励和嘉奖。
与此同时，朱元璋对贪污蠹民的官吏严加惩罚，决不手软。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会专门谈到。
朱元璋不许贪官污吏压榨百姓，也不许豪强欺压百姓、肆意兼并土地。当时的社会是一个贫富不均的社会，元朝末年尤为严重。朱元璋一家贫困无倚，迁徙无定，他自幼看够了富人的白眼，受够了富人的欺压。他也永远忘不了父母死无葬地时，田主对他“呼叱昂昂”的态度。现在他掌了权，他要限制富豪的横暴，让贫苦百姓得到保护。洪武三年（1370年），他召集各地的富民，对他们说：“近朕为尔等立法定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贫者得以全其生。尔等当循分守法，能守法则能保身矣。毋凌弱，毋吞贫，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兄，和睦亲族，周给贫乏，逊顺乡里，如此则为良民。若效昔之所为，非良民矣。 ”
他要求给予百姓赖以生存的土地，限制豪民占有更多的土地。他下令，因为战争而弃田逃荒的，回乡后，地方官要根据耕种能力分给土地，但若有丁力少而以前占田多的，“止许尽力耕种到顷亩，以为己业”，若回来时“丁多而旧田产少者，许令于附近荒田内，官为验其丁力，拨付耕种。敢有以旧业多余占护者，论罪如律”。也就是说，不论以前有无田地，也不论以前田地多少，一律按耕种能力分配田地。
元朝末年，土地兼并严重，许多贫苦农民失去了土地，朱元璋的这项措施是一场土地革命。于是，他多次派国子监生和官员到全国各地去丈量土地，核实田亩，禁止隐瞒土地，并编制鱼鳞图册，确认土地所有权。
此外，他还一次次地强行迁徙富民到中都凤阳或南京。他这么做，名义上是充实京师，实际上是使富民离开他们的老家，削弱他们的势力，把他们置于朝廷的控制之下。离开家乡的富民们，如果思念家乡，也只能偷偷地乔装成逃荒者回乡探望，他们对朱元璋的怨恨是可想而知的。这就是为什么歌谣中会唱道“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了。
虽然我们不能期望朱元璋建立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但作为一个拥有极端权力的统治者，他已做了他能做和想做的一切。
发展生产是富国富民、保证社会稳定的基本措施，因此朱元璋不仅一再下令减轻赋税，而且十分重视发展生产，奖励农桑。他还注重教育、教化，大办学校，采取各种措施敦厚风俗，务求建立一个讲究礼仪、和睦和谐的社会。他在开国诏书中“首重农桑学校”。凡是赴京汇报的官员，不报告桑株数目及学校情况的，“以违制论”。因此，明朝人都说朱元璋的要求“意良深远”。
在朱元璋的经营下，明朝初年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人民生活安定，国家经济实力大大加强。
《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 第二部分朱元璋重建礼仪教化的努力
在朱元璋理想国的蓝图中，他对百姓的教育和教化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这在历史上是十分突出的。他最初的出发点是要扫除元朝以来整个中国社会普遍弥漫着的胡风，纠正元朝末年颓废混乱的民风，恢复所谓“汉官之威仪”。而对于一个开国皇帝来说，法制和秩序的建立，社会的和谐和睦，会使大明朝立于更加稳固的基础之上。
前面提到朱元璋说过一句话：“民不教化则不知礼义。”那他怎么推行教化呢？刚才说，朱元璋的开国诏里首重农桑、学校，学校教育作为建立礼仪和推行教化的一项重大国策，在明朝一开国就提出来了。
明朝的学校制度非常完备，中央有国学，或称国子学，府、州、县等各级地方都有学校，一直到边远的地方，都没有例外。学校里的学生不仅要学习官定的四书五经，还要学习法律，即《大明律》。《大明律》是明代的基本法律，经过多年修订，到洪武三十年（1397年）才最后定稿。
在学校之外，朱元璋对老百姓的道德、法律教育一直深入到民间基层。他是怎么做的呢？他立了一个“教民榜文”，就是教育百姓的榜文，普遍地张贴、宣传。这个榜文有这么几句话：“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这是一个由官府颁定的百姓公约，它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