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20-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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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这是一个由官府颁定的百姓公约，它用简洁的语言概括了百姓要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除了张贴以外，朱元璋还要求每乡、每里各置一个木铎，在本里内选择年老或因残疾而不能从事生产劳动的人以及盲人，由儿童牵引，手持木铎，巡行本乡、本里，边摇木铎边呼喊教民榜文。如本里内没有这样的人，就在附近乡里中选取。这种巡行乡里的“直言叫唤”，每月举行五次，到秋天收获时节，由乡里按人数多少给巡行持铎呼喊者生活用粮，以资助之。朱元璋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百姓普遍知晓教民榜文的内容，“劝其为善，毋犯刑宪”。
此外，为了推行教化，朱元璋还在民间恢复了一种古老的礼仪，“乡饮酒礼”。《礼记·乡饮酒》里是这样规定的：乡饮酒礼“贵贱明，隆杀辨，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国矣。”
传说，乡饮酒礼在周朝的时候就开始实行了。明朝实行的乡饮酒礼更加完备，而且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乡饮酒礼规定，在每年正月初一的时候，由当地的里长或者是粮长召集村民坐在一起，让年最长的人坐在上座，为主宾，其他所有的人序齿，即按照年岁大小排列，由大家共同总结这一年各位村民的表现——庄稼种好了没有？是否孝敬了父母？是否做了不该做的事？如果有过错，当场就提出批评惩罚。过错轻的站着喝酒，不许坐下；再严重的，就站着，不许喝酒；如果有更严重的，就要给予惩罚了。通过乡饮酒礼，朱元璋把道德教化贯彻到社会最基层。
为了改变元朝以来宽纵和混乱的秩序，朱元璋编了两部书，其中一部书叫《大诰》，即把官府对违法乱纪的事情的处理作为案例编成《大诰》，其后又汇编成《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几本书。
朱元璋规定，这些书发到全国各地，要求每家每户必须有一本，而且都要学上面的道德规定。学校要拿这个来考学生，乡里要安排教师在学塾中讲授。同时规定，官府对违反法纪的人进行处罚的时候，凡是家里藏有《大诰》的，就可以罪减一等，没有大诰的，就罪加一等。朱元璋用这种方法鼓励大家学法、知法，从而避免犯法。他说，我公布这些案例，实际上是出于对你们的爱护，不是拿它来限制你们，而是意图“使知趋吉避凶之道”——你们知道什么是法律不允许做的以后，就不会犯法了，这样就保护了你们。当时，朱元璋推行讲习大诰的效果很明显：“于时，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天下先后有十九万师生来到京师讲读《大诰》，朱元璋都赐予他们钞币并遣还之。
由于普遍学习了《大诰》，人们不再轻易犯法，《大诰》所载各项严峻的法令都未曾轻用。后来，家有《大诰》可以减罪，就成了一个惯例。由于讲读《大诰》、学习法律已经形成普遍的社会风气，所以后来官府审案时，不问当事人有没有《大诰》，一律按家有《大诰》减罪。
可以看出，在朱元璋所设计的理想国的蓝图中，至少包括以下几个要素：富裕，有序，和谐。这样的社会即使达不到明教所说的光明世界，达不到儒家的最高理想境界，但对老百姓来说，已经足以让他们欢喜过望了，这样看来，朱元璋就是明王，就是圣贤。
但是，朱元璋所采取的措施并不都有效。为什么？因为已经成为统治者的朱元璋，不可能真正代表广大民众的利益，特别是朱元璋当国以后，又有一大批新的贵族形成。为他打天下的人，都要封公封侯，得到高官、大量的赏赐和土地、财产，朱氏子孙要封王、封公主、封驸马，他们成为与人民对立的一面。所以，尽管朱元璋自己想要建立那样一个明王出世的大明国，但是历史规律约束着他，使他无法逃出去。理想是一回事，客观现实又是一回事。
另外，朱元璋发展生产，建立秩序，严惩贪吏，限制豪强，仅仅是由于自己曾经经历过的苦难生活，仅仅是出于对老百姓的同情心吗？显然不是。他曾说：凡治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可见，作为一国之主，作为朱家天下的创立者，他最关心的是国泰民安，是统治长久，安民的目的是为了安国。
朱元璋深知“凡治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的道理，他借助于元末农民起义的洪流，推倒了元朝的统治。他比任何人都更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为了朱家皇朝的长治久安，他必须把剥削限制在农民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因此，他会对贪官污吏进行严厉打击，因为贪官污吏可能会把百姓逼上绝路，导致他们起来反抗朱明皇朝。同样，如果百姓真起来造反，威胁到他的朱家皇朝，他也会毫不留情地予以严厉镇压。
总之，作为一个开国君主，朱元璋所做的这些，都是为了实现他心目中的理想国，他希望自己家的江山能长治久安，希望在朱姓统治下，建成一个“光明世界”。很明显，他颁行的很多政策受到了百姓的拥护，他在很多老百姓心目中也已经成为一代圣主。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也是一个以严刑酷法和残酷杀戮为显著特征的雄猜之主，那他杀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为什么要杀这些人呢？下两讲，让我们一起看看让整个明王朝上下血流成河的明初大案。
《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 第三部分空印案之谜（1）
朱元璋曾长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对官吏的横征暴敛、贪赃害民，富民勾结官吏、仗势欺人的行为有深刻的感受。所以，他最了解贪官，也最痛恨贪官。在掌握了最高权力后，他采用了各种办法整顿官僚队伍，但贪污腐败似乎与官僚队伍难解难分，犹如铲除不尽的毒瘤，既困扰着百姓，也困扰着朱元璋。但他手中有一件法宝，那就是绝对权力，朱元璋把这种权力用到了极至，对手下的贪官污吏决不留情，宁可错杀也决不放过。
澄清吏治是朱元璋巩固政权和实现他的建国理想的一项重要措施。明朝建立时，朱元璋的重要谋臣、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刘伯温说，元朝以宽纵失天下，他支持朱元璋严肃法纪，整顿官僚队伍。朱元璋下令御史大胆纠劾贪赃不法官员，不要有所畏惧。中书省都事李彬因为贪暴犯罪，应当受到处罚，但中书省左丞相李善长袒护李彬，不欲将其治罪。刘伯温把此事报告给了朱元璋，朱元璋毫不通融，立即判处李彬死刑。开国功臣汤和的姑父席某，隐瞒在常州的田地，不交应该承担的税赋，朱元璋知道此事后说：“席某恃和势，不畏法，故敢如此。”这时大将常遇春也跑来为席某求情，但朱元璋不听，断然将席某处死。
朱元璋要通过“立纪陈纲”，达到“救济斯民”的目的，除了需要建立天下臣民普遍遵守的纲纪之外，最紧迫的就是要建立一套约束、钳制官僚队伍的制度，使他们不害民、不乱政，其核心就是对他们进行监督和考核。
朱元璋深知官僚队伍的治理之难，为了扭转元朝末年官场的混乱风气，朱元璋着手建立对官吏的监察、考核制度。明朝建立之初，他就不断派大臣到各地方考察吏治。他亲自宴请到京朝觐述职的官员，根据他们的表现，给以褒扬或劝惩。他亲手编订《诸司职掌》、《责任条例》、《到任须知》等规章条例，明确规定各级官员的职责、责任和禁令。他命令将《责任条例》刻板印刷，广泛张贴宣传，要求官员吏员永远遵守。到洪武末年，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官吏考核制度。
官吏的考核工作由吏部的考功清吏司和督察院的河南道担任，考核又分为“考满”和“考察”两种形式。考满是在官员本身任期内进行，每任满三年举行一次，第一次任满三年为初考，第二次任满六年为再考，第三次任满九年为通考，考核的依据是《诸司职掌》中所规定的内容。根据官员的表现，考核机关分别给予被考核者“称职”、“平常”、“不称职”的等级评定。
考察则不是针对某一官员的任期，而是对全国的官员进行定期考察，每六年举行一次，这种考察被称为“大计”。在大计中不称职的官员分八种类型：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这种划分法叫“丽以八法”。凡被列入八法之中的，就要降级或罢免，是京官的还要调出京城。在大计中受到处分，被官员视为最大的耻辱，有的终身不再被录用。
虽然明朝的考核制度十分严密，但对不法官吏的约束还是不能完全奏效。朱元璋在基层生活过，他知道，一个官员的好坏老百姓最清楚，因此，他发动老百姓监督官吏。最高统治者和老百姓联手监督官吏，是朱元璋的一大发明。朱元璋相信老百姓，老百姓也相信朱元璋。朱元璋把可以覆舟的洪水疏导成保证他平稳行舟的江河，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朱元璋声称自己爱民，就要求官吏不得害民，要做到这点，就是要以老百姓的是非为是非。他的逻辑很简单：大多数老百姓说好的就是好，大多数老百姓说坏的就是坏。因此，他要老百姓帮助他鉴别地方官员的善恶廉贪，鼓励百姓进京上告。
洪武十八年（1385年），他在《大诰》中下令说：“自今以后，若欲尽除民间祸患，无若乡里年高、有德等，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岁终赴京面奏：本境为民患者几人，造民福者几人。朕必凭其奏，善者旌之，恶者移之，甚者罪之。所在城市乡村耆民智人等，肯依朕言，必举此行，即岁天下太平矣。民间若不亲发露其奸顽，明彰有德，朕一时难知，所以嘱民助我为此也。”他认为，只要老百姓帮助他，“发露其奸顽，明彰有德”，当年就可以实现天下太平。他要求各地关津、隘口的把守者，只要问清是赴京面奏的，即使没有文引（通行证明），也要立刻放行，不许阻挡。阻挡者以“邀截实封”处罪，就是要以扣押弥封奏章治罪。朱元璋不相信官员的汇报而相信老百姓的上告，上告人越多就越相信。
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四川定远知县高斗南等人因事被关入监狱，当地耆民认为不公，就结队到京城反映情况。他们开列知县高斗南等人的善政，报告给朱元璋，要求撤消对高斗南等人的处罚，朱元璋听取了耆民们的报告，不仅撤消了对高斗南等人的处罚，而且对这几个官员进行了嘉奖，赐给袭衣、宝钞，又将他们派回原地任职，这几个人后来政绩更加显著。朝廷为表彰天下廉吏，刻印《彰善榜》、《圣政记》，高斗南也被选中。
《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 第三部分空印案之谜（2）
还有一次，永州知府余彦成，因为征税误期而要被逮捕处置，当地父老到京城请求朱元璋将他留任。朱元璋知道余彦成是因为爱护百姓、同情百姓，避免逼迫百姓强制征税才造成了征税误期后，赐宴嘉奖余彦成，让他还任，上告的父老们也一起得到了宴请。可见，朱元璋宁可国税不完，也不愿催逼百姓；余彦成等宁可冒遭到处罚的危险，也不催逼百姓，而且最后得到了皇帝的表彰，这在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现象。
朱元璋对待臣下极为严厉，地方官有一点小过错就会遭到严厉处罚，但当他得知官吏爱民时，也会马上予以奖励、提拔。这位平民出身的皇帝毕竟与其他帝王不同，这也是朱元璋执政的一个特点。
朱元璋深知，官员下乡往往会倚势欺人，趁机盘剥，即使官员本人廉洁清正，也会给百姓增加接待的负担，因此朱元璋禁止官员擅自下乡扰民。在《大诰》中，他对官员下乡扰民表示出强烈不满：十二布政司并府州县，往常官吏不时亲自下乡，扰吾良民非止一端，数禁不许，每每故违不止。于是，他对擅自下乡扰民的官员，予以严惩，将他们逮赴至京，斩首于市。
朱元璋关心民生，心系百姓，对百姓的疾苦感同身受。因而，凡有灾荒，他会要求及时赈济救助，如果没能及时赈济灾民，他不仅对不如实报告灾情的官吏深恶痛绝，而且会为之长时间感到歉疚。《大诰》中记载了他的一段话：湖州府官吏、乌程县官吏易子仁、张彦祥，不将被水灾人户赴京赈济，通同猾吏，当告水灾之时，以熟作荒、以荒作熟，以多作少、以少作多……致乌程县民傍湖者缺食，朕终不能明其数，所以赈不及之。至今慊慊，无可奈何。总之，从这些自我反省的话里，都可以看出朱元璋的平民情结。
著名史学家孟森先生在他的《明史讲义》中简明扼要地评价说：朱元璋以严刑苛法治理天下、驾驭群臣，为什么不但没像秦朝那样二世而亡，还奠定了明朝近三百年国祚的基础？就是因为他“不得罪百姓”。所以他说，平民出身的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在中国历朝历代中“得国最正”，就是因为他心系万民，懂得如何爱护老百姓。
然而，一般的监督和常规的制度并不能使贪官污吏感到震慑，为了反腐惩贪，朱元璋不得不一再对官僚队伍的腐败进行大规模的整治，掀起一个又一个大案。
下面我们说说空印案。明初，官员在考校钱粮时，使用盖有半个官印的空白文书，是官员们习以为常的做法，但在朱元璋看来其中藏有奸恶，为此他不惜大开杀戒。这就是发生在洪武九年（1376年）的一件大案——空印案。
明朝规定，各布政司、府州县对本地的户口、钱粮、军需等事项，要在年底时派人到京师的户部进行核对。地方官员携带的文书要加盖印信，逐级核对无误方可通过，如发现上下统计数字不符，户部要予以驳回。这时地方官员应回到原地重新填写，盖好印信后再来核对。因为各地离京城太远，往返费时，特别是边远地区，动辄数月，地方官为了方便，就在来京时带有预先盖好印信的空白文书，如遇到户部驳回，就在原地重新填写，不必再回本地盖印，以免往返之劳。这种做法行之已久，上下已经习以为常。
洪武九年（1376年），这种使用空印文书的做法被朱元璋发现了，他认为各地方官存心欺蔽，“其中有奸”，大怒，下令将所有掌印的官员处死，将副职一律杖责一百，发往远方当兵戍守。
宁海人郑士元牵扯到空印案之中，他的弟弟郑士利为哥哥郑士元上书诉冤，说郑士元刚直不阿，在地方上做过很多好事，而且使用空印文书不应治罪。他说：“陛下想要严厉处罚使用空印文书的人，是害怕奸吏借用空印文书，行文虐害百姓。而有效文书必须加盖完整的印信才可以使用，如今考核钱粮所用的文书册，是两张纸的骑缝印，不能和一张纸上一个印相比。即使奸人得到也不能行使，何况一般人还得不到呢？各地钱粮之数，府一定要与省相合，省一定要与部相合，经过多次核对，到户部才最后确定。省府离中央户部远的有六七千里，近的也有洄千里，书册核对完成后回本地加盖印信，往返必须要用一年时间。因此，就先加盖印信而后书写，这不过是权宜变通的办法，很久以来都是这样做的，怎么能对他们加以追究治罪呢？而且国家立法，一定要先把规定向天下公开讲明，以后有违犯的
